中国农户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敏感性论文,农户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理性预期革命以前，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模型（LC/PIH）一直是研究居民消费行为（储蓄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根据LC/PIH模型，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消费者会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量，未来的消费计划取决于未来收入和财产的平均值。这一结论是在确定性条件下得出的，故被称为确定性均衡理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在西方经济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然而在资本市场极不完善的中国，尤其是在几乎不存在任何消费信贷的中国农户经济中，居民的消费并不是平滑的，流动性约束、保险市场的缺失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对LC/PIH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无论是生命周期理论还是持久收入假说都很难被应用于分析中国居民特别是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
按LC/PIH理论分析，两种消费函数本质上都应该是前瞻性的，但弗里德曼（Friedman）及摩迪里安尼（Modigliani）所进行的模型设立和变量计算的方法却是后顾的。1978年霍而（Hall）为了克服这种矛盾，采用理性预期假说，用随机方法修订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模型，即
C[，t]=C[，t-1]+ε[，t]（C[，t]表示第t期的消费，ε是随机变量）
随机游走假说意味着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与消费的预期增长率无关，在每一期预期的下一期消费都等于当期消费，有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没有影响。Hall的随机游走假说与传统观点严重地抵触。在随后的经验研究中，大多数经验检验却发现消费的变动并非不可用收入来预测，大量实证研究成果证明消费变动与收入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也即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如臧旭恒的研究就拒绝了随机游走假说，验证了消费的“敏感性”。
针对霍而假说，1989年坎贝尔（Campbell）和曼丘（Mankiw）对“过度敏感性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假设λ比例的消费者按照经验规则行事，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1-λ）比例的消费者服从LC/PIH模型，消费由持久收入决定，这里λ可称为过度敏感性系数。如果λ=0则消费与收入变动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消费者完全遵循随机游走假说，若λ≠0则至少有一部分消费者 的消费对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在这种假设下，消费的变化可表示为：
△C[，t]=α+λ△Y[，t]+（1-λ）△ε[，t]
式中C[，t]、[Y，t]分别表示当期消费和收入，△ε[，t]指消费者从t-1期到t的持久性收入估计值的变化量，也即对消费造成扰动的“白噪声”，α表示常数项。
如前所述，过度敏感性是指消费对本期收入的变动反映敏感，当收入出现正变化时，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当出现负变化时，相应地减少消费支出。这种消费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是由农户本身的谨慎消费心理造成的，也即过度敏感性反映了农户消费的谨慎性，谨慎度（谨慎系数）与过度敏感性系数的变化是同方向的。本研究将在实证分析我国农户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基础上，提出农户的消费水平与其谨慎度关系的“浴盆”曲线假说。
二、农户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分析
（一）模型说明
模型△C[，t]=α+λ△Y[，t]+（1-λ）ε[，t]中，解释变量△Y[，t]是随机的，且cov（△Y[，t]，ε[，t]）≠0，从而会造成λ的估计偏差较大，这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所得到的模型参数估计值不仅有偏和非有效，而且还不具有一致性。理论上，工具变量法是克服随机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时产生的OLS法失效的有效方法，所以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cov（△Y[，t]，ε[，t]）≠0对模型的影响。根据工具变量的先取原则，一要与随机项不相关，二要与所替代的变量高度相关，我们选取△Y[，t-1]为工具变量，因为cov（△Y[，t-1]，ε[，t]）=0且ρ△Y[，T]·△Y[，t-1]≈1；根据工具变量计算方法可以得λ的估计值为：
λ=∑△Y[，t-1]·△C[，t]/∑△Y[，t-1]·△Y[，t]
（二）数据及检验。
我们选取1978年至1999年我国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年度数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自相关等现象我们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平减，剔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农户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人均纯收入分别记为C[，t]、Y[，t]如下表：
表1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纯收入及生活消费支出 （单位：元）
年份
农户人均生活消农户人均纯收
年份
农户人均生活消农户人均纯收
费支出（C[，t]）
入（Y[，t]） 费支出（C[，t]）
入（Y[，t]）
1978 116.06
133.57 1989
263.21
295.73
1979 131.87
157.03 1990
281.48
330.43
1980 150.06
176.99 1991
290.03
331.56
1981 172.37
201.84 1992
292.63
348.13
1982 195.24
239.46 1993
301.94
361.56
1983 216.85
270.54 1994
327.79
393.61
1984 232.63
301.89 1995
367.98
443.06
1985 247.79
310.38 1996
416.11
509.81
1986 262.85
312.05 1997
424.67
548.88
1987 273.36
317.47 1998
428.78
582.90
1988 276.00
315.54 1999
438.42
614.32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
运用工具变量法，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得滞后一期中国农户消费敏感性模型为：
△C[，t]=0.484△Y[，t]+△ε[，t]
各统计检验值为：t=4.473 F=37.775 DW=1.585
从回归结果看，t和F的检验值均较显著；查表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du＜DW＜4-du （d[，L]=1.20，du=1.41），所以DW值也说明不存在自相关现象，该模型的拟合结果是理想的，有接近一半农户的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消费基本由当期收入决定。滞后二至六期的消费敏感性系数的估计值见表2。
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游走模型与实证资料存在着数量上大而且统计上显著的背离，我国农户消费行为表现出了较强的谨慎性（过度敏感性），λ的平均值为0.62，说明有近62％的收入是集中在受流动性约束限制的农户手中，他们的消费是短视的，其消费心理是较谨慎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户预期收入的不稳定，而预期收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首先，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农户要种植多种农作物以便在满足自身消费和市场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协调。但多种经营对规模经济的限制却影响了农业产出效率的提高，预期收入水平降低。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农户的劳务报酬收入很不稳定，具有暂时收入的特征。此外，相对于长期内较高的农产品供给弹性，其需求弹性较低，需求的惰性变动与供给的较易变动必然引起供求的较大波动，从而影响农户的预期收入。
农户预期收入的不稳定以及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使农户在安排其消费（储蓄）活动时处处谨慎。不确定性的大量存在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我国农户特有的谨慎消费心理，下面笔者将进一步解析农户消费谨慎度（过度敏感性系数）与其消费水平的关系。
图 中国农户消费水平与谨慎度的关系
三、“浴盆”曲线假说的主要思想
我国农户收入增长前景不明、预期消费困难；消费的生命周期阶段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强的流动性约束（集中表现为信用消费制度约束）等共同构成了转轨时期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朱信凯2000），从而更强化了农户消费的谨慎度。而谨慎心理是农户消费水平的重要解释变量，因此我们必须揭示农户消费的谨慎度与其消费水平的关系。“浴盆”曲线阐述了这一关系，其中心思想是：在一定时期内，农户消费谨慎度由小到大的变化，使农户消费水平经历了一个由急剧下降到缓慢增长的过程。
1954年英国计量经济学家R·store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将理性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分为基本消费支出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其中，基本消费支出（C[，0]）不随预算及消费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要。而非基本消费支出是指超过基本消费以外的消费，它反映了一定时期个人的消费水平，是可变的、非必需的。以下分析将在此假设前提下进行。
当谨慎系数为0时，即消费者对收入不存在任何敏感性，此时农户的消费行为是前瞻性的，消费安排是跨时预算的，也就是说农户现期支出以及一生不同时期计划的消费支出均不受流动性约束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偏时θ=0，农户甚至会动用包括以前的储蓄在内的所有当期收入用于消费。从而消费水平达到理想预期的最大值C[，max]。这种状态很少发生，尤其是对我国农户而言，由于存在信用市场、保险市场缺失而产生的大量不确定性使得农户消费行为是谨慎的。
随着农户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增加，其消费谨慎度不断提高，在消费的时序选择上，即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上，农户较看重现在消费，从而消费的时间偏好θ＞0。但此时农户可以通过转移部分非基本消费支出（C[，max]-C[，0]）用于储蓄来平衡当前的不确定性及未来风险，这正是当前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所解释的现象。随着谨慎度的不断增加，会导致农户预防性储蓄持续提高，而这只能通过不断减少当期非基本消费支出来实现。在“浴盆”曲线上表现为谨慎系数在[0，λ[，0]）的区间变动。
谨慎度不断增大，预防性储蓄持续攀升，当λ=λ[，0]时，农户要将全部的非基本消费支出用于预防性储蓄，此时消费达到最低点C[，0]（即只能满足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此时农户对不确定性的承受也达到了极限。因为不确定性的继续增大，会迫使农户减少基本消费支出来增加储蓄，但这会影响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因而是不可能的（齐天翔2000）。
大于λ[，0]以后，谨慎度的增加，会严重挫伤农户的谨慎心理，农户将对其收入产生强过度敏感性，他会将某些预期消费提前，以提高当前消费水平，因为人们不可能靠减少基本消费支出来增加储蓄，预防未来风险；另一方面，面对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将全部额外消费转化为储蓄，人们也难以保证未来的消费能够全部实现。所以随着过高的谨慎度的持续提高，农户会逐步将越来越多的非基本消费支出用于当期消费，从而使农户消费水平大于基本生活消费支出（C[，0]）。反映在“浴盆”曲线上就是[λ[，0]，∞）区间内农户消费水平的缓慢增长，λ的继续增长而产生的无限大谨慎度必然使农户的谨慎心理崩溃，从而导致消费无谨慎，也即其对未来感到渺茫，丧失信心，并将当期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如果农户拥有资产，还可能出现负储蓄行为。
总之，谨慎系数λ代表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对预期未来的消费增长的边际作用，该值越大，就表明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持的谨慎程度越大，当期本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的量就越大，所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当未来出现不确定性时，作为风险厌恶的理性人，农户会正确预期到这一点，并产生消费谨慎心理，从而牺牲当前部分非基本消费以增加预防性储蓄。但同时农户很清楚，要满足最低层次持续发展的需要——生存，其必须保证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所以预防性储蓄必然以基本生活消费支出（C[，0]）为限。如果农户的谨慎心理受到严重挫伤或崩溃，则其宁愿进行更多的当期消费，而不会冒险储蓄。
四、“浴盆”曲线假说的经验验证
来自实际的调研资料支持了“浴盆”曲线假说的主要思想。我们利用的实际资料是分别对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容城乡、新沟镇以及枣阳市南城、北城、环城办事处、鹿头镇等八个乡镇的800个农村家庭进行的有关消费储蓄问题的问卷调查。分析整理得有效问卷526份，调查资料汇总见表3。表中的未来预期水平指农户对其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能够反映出农户面临的包括收入预期等在内的大量的不确定性，以及农户消费心理的谨慎性。因为如上分析农户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其消费心理就越谨慎，从而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越小。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由农户自我报告其未来收入的主观风险估计的方法来测度农户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及农户消费的谨慎度，这种方法虽然受限于被调查农户对被询问问题的理解程度，从而使调查结果不甚精确，但其却避免了使用间接替代风险的弊端（如有学者使用收入的方差来代替不确定性等）。问卷反映出来的农户未来预期水平与其消费储蓄的关系，充分表明了“浴盆”曲线的显著性。
从下表可以看出，农户借入、借出资金较之手持现金及金融机构存款则处于较低的水平。其借入、借出资金活动的总量基本相当于典型农户年总收入的1/10，并且主要是用于农业及日常消费活动。从而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缺失，农户处于低负债水平，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使其不得不维持较高的手持现金以满足日常生活消费支出。表中近70％的农户预期水平不高。
表3 农户消费储蓄问题调查问卷汇总表①
未来预期水平 样本户数 手持现金（元） 金融存款（元） 借入资金（元） 借出资金（元）
[1，0.9] 3123500
31200 26055 23640
[0.9，0.8]
4618065
10700 8120
7506
[0.8，0.7]
67755015500 4670
4174
[0.7，0.6]
7356004600
2419
1625
[0.6，0.5]
8832005700
1765
1033
[0.5，0.4]
7418503760
1430
756
[0.4，0.3]
53619 1350
465313
[0.3，0.2]
40385 614194209
[0.2，0.1]
39256 590266197
[0.1，0] 15295 0 6.520
考虑到农户存款之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短期储蓄目标，我们分析农户手持现金与其未来预期水平的关系，因为农户的手持现金主要是用于日常消费支出。表3中随着农户未来预期水平的不断下降（农户消费谨慎度增加），其手持现金数量不断减少。当未来预期水平为0.1—0.2时农户的谨慎消费心理达到了极限，继而相对于更低的未来预期水平，其手持现金数量明显增加，“浴盆”曲线得以经验验证。此外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户大约97—98％处于“浴盆”曲线的[0，λ[，0]]阶段，2—3％左右的农户处于消费强过度谨慎阶段，其对未来感到渺茫，几乎丧失信心，基本是“得过一时且过一时”的消费心理。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农户还出现有变现现有资产以维持当期消费的负储蓄现象。
五、结论
本文不同于传统消费理论的地方在于解析了谨慎度与农户消费的关系，强调了农户的谨慎心理是影响其消费的重要解释变量，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疲软的形成机制，制定有效的启动内需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上分析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和政策取向的判定，对此本文作如下归纳：
（一）创造理性的“消费示范”是转变农户传统消费观念的起始点。
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国人“崇俭黜奢”的保守消费观，使得其对花钱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在误导着他们的消费。从而使每个农户都尽量不从外借钱，形成“无债”的封闭式预算约束。在这种预算约束下，中国农户消费表现出了典型的谨慎性、短视性、间歇性特点，尤其当前农村渐进制度变迁使这一特征更加突出。保守的消费观、非理性的消费攀比和示范效应对消费需求的非良性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控制消费需求的非良性发展也应从理性的“消费示范”做起。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强农民消费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消费观念，鼓励合理消费是根本。宣传媒介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宣传不能只渲染吃、穿、用的变化，而要注意介绍科学的消费知识、规范和经验，帮助农民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培养其把握消费的自主意识及合理进行消费决策的能力。以减少消费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弱化重名不重实的消费荣誉感对消费行为的刺激。
（二）为农户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
与西方经济现实不同，中国农户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农业保险、农村投融资体制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短缺使风险厌恶的中国农户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必然会谨慎性消费、预防性储蓄。所以应尽快完善包括农村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给农户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市场预期，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而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有利于他们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以改变其对长期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只有在长期内消费支出比较稳定的情形下，农户才会根据其收入合理分配近期与长期的消费支出。否则任何降低居民储蓄，刺激消费的政策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三）逐步开放消费信贷市场，“熨平”农户消费波动。
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关键在于我们并未根据农户消费波动的内在规律找到有效“药方”。答案只能是在逐步转变农户传统消费观念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熨平”农户谨慎消费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对农户家庭和社会产生的效用而言，开放式预算约束远大于“无债”的封闭式预算约束。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农户家庭还是宏观社会发展，如果主要依靠高储蓄、高积累作为持续发展的基础，代价太大很不经济。所以从思想上转变我国农户的消费观念，变封闭式消费观念为开放式消费观念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起始点。而开放式预算约束的实施要通过开放消费信贷市场，引导居民科学消费，为此必须加快建立横向的个人信用体系，作为“熨平”农户消费波动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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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明：调查表中我们对农户未来预期水平设置了“最好（1）、很好（0.9）、好（0.8）、较好（0.7）、不错（0.6）、一般（0.5）、还行（0.4）、不太好（0.3）、较差（0.2）、很差（0.1）、基本没有（0）”等11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一个量化指标，由农户自己选择或直接填写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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