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命运与未来的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命运论文,思想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二十世纪末期，我们来回顾一下儒家伦理思想在我国（大陆）的变迁和所受的遭遇，以及展望一下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前途，我想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在分裂、对抗、革命斗争、战争（热战）和冷战之中度过的。中国亦不例外，他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相一致，亦是处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是在革命，内外战争，对抗斗争之中走过来的。而在我国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动荡和剧烈的斗争，又往往与如何对待传统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密切相联系。这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对抗乃至战争，常常都是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地要碰到如何解决传统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以此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斗争，几乎都与我国传统思想的集中代表——儒家的伦理价值思想相联系，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决不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而应当向西方的先进工业国学习，学习它们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管理制度，乃至先进的政治经济、哲学等学说。这就是历史上我们所说的“西学”。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是由儒、佛、道三教思想所组成，而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从社会上层直至社会下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的伦理价值思想。这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以宗法制的家庭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等级制的农业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同时儒家伦理思想还集中地反映了我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的性格，反映了我中华民族调谐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共同的道德准则。以此儒家伦理思想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之表现，她具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品格。一般人们把她称之为“中学”（应当说是“中学”的主要代表）。中国的现代化究竟应走西学之路（西化），还是应走中学之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呢？伴随着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在现代历史上出现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一纠纷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直至延续到今日，也尚未止息。我想认真地总结这一纷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实现现代化是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一、儒家伦理思想在二十世纪的遭遇和命运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儒家伦理思想前后受到了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在本世纪的上半期受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一次是本世纪下半期受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总的说来，前者是一次顺应社会前进的启蒙运动，后者是一次社会的大倒退运动。随着这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过去，儒家伦理思想又相继出现了两次复苏的机遇，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的儒家的重建运动（现一般称之为“现代新儒学”），一次是“文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的对儒家伦理思想的重新评价和提倡宏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活动。这可称之为二十世纪在中国（大陆）儒家两落两起的曲折的遭遇和命运。这是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所仅见的。在先秦时期，儒家曾经遭到了法家和道家的猛烈抨击，但这仅是学派之间的纷争，并未出现整个社会的批判思潮。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使得儒家遭到了厄运，但也反是一种行政压制手段，而未出现社会的批判浪潮。对儒家的思想大批判，确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又把批儒批孔的运动推向了极点。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纷争动荡的反映，是二十世纪的特有的产物，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反儒运动，就其直接原因来说，是针对着当时的守旧保皇派们鼓吹尊孔读经，建立孔教，复辟帝制而发的；就其更深刻的原因而言，则是为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新道德，反对专制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而为。以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我国传统的旧文化思想。由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它整整统治了我国达二千年之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深深地禁锢着人民的思想。因此人们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使我国走向现代工业社会，首当其冲就是要开展对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这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所必须的。没有这种思想批判运动，人们的思想就得不到解放，新的文化思想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五四”时期新文化与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当时的对立或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按照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所载的一篇文章所说：“所谓新者无它，即外来的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新青年》一卷一期载汪淑潜《新旧问题》）并认为这两种文化“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中之余地。”（同上）新旧文化就是西洋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对立，而新的西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得最清楚。当时由于《新青年》受到很多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攻击，指责他们犯下了罪行，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新青年罪案答辩书》一文，文中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确实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旧时期的中国缺乏民主和近代的科学精神，要提倡民主与科学，就必须要打倒封建专制主义，而儒家，尤其是汉代以来的儒家宣扬的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封建家长专制和封建夫权专制主义的。以此新文化运动的矛头就要直接指向孔家店，这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当时批评儒家的最激进的人物要推吴虞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定之害》等文，猛烈地抨击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他尖锐地指出：“儒家的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连接之根于”（《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又说：“忠孝二字，就是拿来连接专制家庭的一个秘诀”（《墨子的劳农主义》），“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总之，儒家宣扬的忠君孝父就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正由于吴虞猛烈地攻击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所以当时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人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的批判，具有启蒙作用，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无疑在当时带有十分进步的意义。但我们也不必讳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带有着严重缺点的运动。他用简单的二分法则，把西洋文化皆说成是新的、好的，而把我国的儒家文化乃至我国整个固有的传统文化皆斥之为旧的坏的，并把西洋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化视作为两个根本相反不可调和的文化，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之中。正如陈独秀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吾人最后的觉悟》，《新青年》一卷六期）又说：“吾人倘以新输入的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的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新青年》三卷一期）这是一种极端的片面的观点，带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如果沿着这条思路走，其结果必然要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以此而后的胡适和陈序经等人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就正式提出了全盘西化说。陈序经是全盘西化的主要代表人，他著有《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书中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他的理由是：“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纪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因此结论为：“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化”，要彻底地全盘西化就要彻底地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即要彻底的抛弃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是有损于民族的自尊、自强精神的，所以他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赞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之后，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对“五四”激情式的批儒运动作了反思，他们一般都不同意“五四”彻底否定儒家的做法，而提出了“本位文化”的思想，提出了复兴儒学的主张。这些思想的提出也与当时的时局有关。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于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吞并了我国的东三省，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我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复兴儒学，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的精神，成为了时代的课题。以此不少学者开始做重建儒学的工作，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新儒学”的当时的一些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他早在“五四”时期就不同意新文化运动的反儒思想，而提出要过孔家生活的主张，之后他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村治建设的实践之中。梁先生主张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为本位，同时又吸收西方文化。梁先生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乡村建设论文集》第86页）梁氏还主张中国文化、孔家生活的态度要保持不变，必须要在孔家生活态度的基础上全盘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要对其进行改造，防止其弊端，以迎合中国的固有文化。由此可见，梁先生是主张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本位文化论者，但他也并不全部排斥西学。冯友兰先生则在1939年出版了他的《新理学》一书，明确表明自己的“新理学”是接着旧理学即程朱理学讲的。正如冯先生自己所说：“程朱理学和新理学，都主张‘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上’。”……就理论方面论，都主张‘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主张，是使它们成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原因。”（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第250页）可见冯先生是继承和发挥了程朱理学思想的。冯氏哲学的最终目的则是要给人们提出“安身立命之地”，这“安身立命之地”就是他在《新原人》中所讲的“天地境界”。在这里很明显冯先生讲的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但冯友兰先生在阐发自己的“新理学”思想时，也已加进了西方哲学主要是新实在论的内容。从梁、冯等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对待固有文化（儒家文化）的态度上，已大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那些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等人，对儒家采取了坚决批评的态度，他们把新学（西学）与旧学（固有文化）当作是绝对对立的东西，要新学就不能要旧学，在他们身上带有西化的倾向，割裂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新儒学不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他们在三、四十年代的儒学复兴活动中，开始克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缺点，不再把儒学文化与西方文化看作是绝然对立的东西，一般都在提倡儒家文化时，同时又这样那样地主张吸取和融合西方的文化，以此使西方文化为中国社会所用，这应当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提倡儒家宏扬本位文化在三、四十年代，对振兴民族自尊意识，克服崇洋媚外的态度，抵制学术界中一些人所提倡的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应当说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推尊的是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他痛恶当时社会上的媚外风气，菲薄自己，“一意袭外人肤表”的西化时风，提倡自主、自立的民族精神。他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十力语要初续》第16页）这是何等崇高博大的胸怀啊！他的身上充满了我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熊先生的哲学则由研究佛学而转入儒学，其思想以儒为宗，揉合佛学，主张发挥《周易》、宋明陆王心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建立了一个“体用不二”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由其弟子们传播到港台，熊先生并被尊崇为当代新儒学的宗师。当然梁、冯、熊等现代新儒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推崇儒学，然而又缺乏对儒学思想的分析批判，缺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我们应当看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有着精华与糟粕的两个方面，分析批判在于抛却其糟粕，继承弘扬在于光大其精华，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缺一不可的。就其缺乏分析批判性来说，儒学复兴运动，又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倒退。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究竟如何对待孔子和儒学呢？我国现代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往往总是与这一问题的争论交织在一起的。本世纪的上半叶是这样，下半叶亦是如此。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肯定儒学，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向运动，这种否定与肯定的往返运动，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文化思想界又得到了再现。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文化思想界学者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活动，尤其强调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学者们普遍采用阶级的观点来研究孔子和儒家，当时的学术空气尚较自由，对孔子的评价，有取基本肯定的，亦有取基本否定的，在肯定中也有否定，在否定中也有肯定，评价也较冷静和客观。但当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已经开始带有了教条主义的毛病，而且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国家还愈演愈烈。以此在对待我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越来越认为，似乎在学术上较多地肯定孔子儒家思想的就是保守的学者，批判孔子儒家的则是革命派人士。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的驱使下，到六十年代中期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把历史上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一律斥之为“四旧”，斥之为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腐朽文化，而要彻底的扫除干净。这种极左的思想发展到七十年代，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批孔运动。这是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孔子的运动。他们宣称要把孔子和儒家彻底的批例批臭。他们把孔子说成是反革命复辟派的总代表。他们把原本是孔子的道德修养的思想“克己复礼”的学说，斥之为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总之，他们要彻底否定孔子，否定儒家，否定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以实现一些人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它与“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是决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他们都举着反孔的旗帜，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反的。但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上则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都对历史文化持有极端的态度，他们都割裂了历史，一个要打倒孔家店，一个要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彻底批倒批臭。不过在对待孔子问题上还是有差别的，“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运动要彻底地消灭儒家包括孔子本人在内的一切文化。而“五四”时期的反儒运动，还是把后来的儒学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了一定的区分的，他们一般都表明自己只是反儒教而并不是要打倒孔子。如当时的吴虞、李大钊等先生皆持这一看法。吴虞说：“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吴虞文续录·经疑》）可见吴氏虽说是位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但对孔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区分了孔子与后来的儒家的不同，这一见解还是有见地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1979年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人们从极左思想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评价了孔子和儒家思想，绝大多数学者又重新这样那样地肯定了孔子和儒家的伦理价值思想，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是本世纪第二次大规模的否定儒学之后的再一次肯定儒学的运动。这次肯定儒学应当说还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复兴儒学运动。一般学者皆能以科学的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孔子，分析儒学，他们不再采用简单的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做法，而是既肯定孔子和儒家在我国历史上的功绩，并揭示其思想的现代意义，同时又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和那些不适用当代的陈腐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继承的原则，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不下数十次地召开了地域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孔子和儒学学术研讨会，尤其常与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切磋儒家的思想，弘扬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次重新正确评价儒家的活动中，也出现过一股小小的否定儒学的逆潮。这一逆潮在八十年代下半期闹得最为剧烈。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从而对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观念旧传统提出了挑战，以此人们又重新讨论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出现了一股文化热。在这一“文化热”中，有一些人不适当地夸大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他们把传统文化与实现现代化对立了起来，认为只有抛弃传统，走全盘西化之路才是现代化的唯一正确之路。很显然这些人又重新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的老路。他们的思想方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犯了割裂历史、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然对立的错误。不过这一逆潮只是八、九十年代重新评价重新肯定孔子和儒家活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并不影响整个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二、儒家伦理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展望
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是十分坎坷的，经历了前后两次大的打击，而一时沉寂了下去，但儒家并没有以此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它在两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又都能重新复苏，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这说明儒家的未来是有希望的。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对抗、战争、冷战交织在一起的世纪，是个剧烈斗争动荡的世纪，而儒家的精神正与这种形势相反，提倡的是和谐、仁爱、秩序，以此儒家在二十世纪遭到了厄运。今天充满着战争与冷战气氛的年代已经过去，代之而起的将是人类所期望的建立一种充满着和谐、稳定、发展新秩序的二十一世纪（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还要靠人们的努力）。这一新世纪的到来，将会给儒家带来复兴的新机遇。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即是说，二十一世纪将是重新寻找儒家智慧的世纪，儒学将在世界上重新辉煌。这是就整个世界而言的，由于这一问题太大，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作深入的探讨了。至于中国（大陆）亦与世界发展形势相一致，克服了过去只讲革命不讲和谐，只讲运动（动荡）不讲稳定的极左思想，而代之以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年代已经过去，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亦得到了纠正。将来像这种大规模的反儒反孔运动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出现，因为产生这种运动的主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以此可以断定儒家在今后的历史上不再可能受到大规模的猛烈的攻击和批判，但儒家究竟能在社会上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其未来的命运又会怎样呢？这些问题的解答关键还在于儒家思想本身，看能否适应我国实现现代化社会的需要而定。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新教伦理的关系，认为新教伦理是产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历史因素，新教伦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韦伯又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对于这一观点学术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有人敢于起来对韦伯的理论提出挑战。随着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学者们纷纷起来重视对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他们批评韦伯把儒家当作实现现代化的障碍。未来学家凯恩认为：儒家文化使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迎接未来挑战的文化优势。儒家文化倡导忠诚、献身精神、责任感、集体主义，这些文化价值为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参见张世平：《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载1994年《社会学研究》第3期第65页）以此韦伯的障碍论越来越为人们所批评和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文化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的观点。
那么儒家伦理价值观对实现我国现代化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在上文中已经谈到儒家文化是具有两重性的文化，我们应当承认儒家文化中确有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如它所提倡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等级特权思想、男尊女卑思想等就是与现代化社会的民主、平等观念不相容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文化价值观中，又有着能适应和促进现代化所需要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只要我们稍加新的诠释甚至不加诠释就能为我们所用。如：和谐协调的思想、群体观念、自强不息的精神、勤俭好学思想，以公克私的献身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和精神对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皆是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的。具体地说儒家伦理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对我国现代化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1)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或首要前提。没有稳定，社会整日处于动荡混乱之中，是不可能设想经济得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沉痛的教训，十年浩劫把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以此没有社会的安定，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治平天下国家的，它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思想、仁爱忠恕的思想，“克己复礼”的思想都是为了治平社会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礼”字，作现代的诠释就是指一切社会的规章制度，克己复礼也就是要人们自觉地遵守制度，使无秩序的社会走上有序的有纪律的社会的。由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确实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2)有利于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道德的滑坡问题。在一些人眼中看来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能讲道德，他们认为道德不能当饭吃，只要赚到钱，一切卑鄙肮脏的勾当皆可以干，其实并不是这样，发展市场经济决不是不要讲道德，何况我国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更需要提倡道德，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的发展。而孔子的儒家伦理思想中有许多的内容只要稍加诠释就能与健康地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如儒家提倡的勤俭节约的思想，自强自立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讲诚实讲信用的思想等等。我们应当提倡勤俭致富、节约办事、反对挥霍浪费；应当提倡自强不息勤奋创业，反对投机取巧坑害国家和人民以肥私利；应当提倡合理竞争，公平买卖，诚实经商，信誉第一，反对弄虚作假，欺诈豪夺，欺骗国家和人民，到头来最后也坑害了自己。那些不正当、不合法、不道德的一切损人利己的行为必须扫除，我们要发展的是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里儒家的许多道德观念正是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
(3)有助于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社会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还包括有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精神文明的建设，又与提高现代人的素质密不可分，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又在于人的现代化。提高现代人的素质除了提高人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提高人的道德觉悟。古代儒学家所提出的教育要以“德教为先”的原则，时至今日也还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我们进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新的道德教育，为此就要求我们尽早地建立起一系列的新的道德规范和新的伦理思想体系。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以往几十年中我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理论，但以往的理论是不完善的，而且应当看到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以此现有的道德规范和理论应当进行调整和充实新内容。不必讳言，以往的社会主义伦理学说，由于极左思想影响很少吸取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新的道德规范和新的伦理学说，一方面必须要建立在现实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必须要吸取数千年来人类道德伦理学说。就我中国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是我民族数千年来道德生活经验的最集中的反映、儒家道德思想极其丰富，为世界思想史上所仅见。它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伦理学说的所有领域：道德行为规范（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学、道德修养学、道德形上学（道德哲学），及其道德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关系理论等等，皆有着极其丰富而又十分深刻的思想。它是我们建设新道德学说的一个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应当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全面地认真地收集和研究古代儒家的伦理思想资料，剔去其已经陈腐了的糟粕，吸取其适应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精华，建立起适应于我们时代要求的十分完备的新的道德思想体系，为建设我们现代的精神文明而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认真地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积极地吸取儒家合理的伦理思想内容，大力地弘扬我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乃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以此做好这件工作必将成为我国二十一世纪思想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在本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已经开始，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将会进一步地推进这一工作，儒家的现代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研究儒家弘扬儒家的优秀精神，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重要课题。儒家在二十世纪所受到的坎坷遭遇已经结束，痛苦已经过去，光明正在来临。从某种意义来说，二十一世纪确实将会是儒家重新赢得光辉的一个世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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