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及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新中国论文,年来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9)06-0042-06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取得了辉煌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深入理性地考察和梳理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阶段划分的观点及评析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期。这一结合已经走过了60年的征程。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程的阶段划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1]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把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这也是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为划分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思想是奠基阶段，邓小平理论是再创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阶段。这种观点把第一阶段的下限设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了两个阶段。[2]随着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有学者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探索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后一阶段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
第三种观点，以时间演进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阶段；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是马克思主义的“准中国化阶段”；遵义会议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阶段。[4]这种观点把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起归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阶段，没有再行细化。
以上划分都有其合理之处，放在各自的标准下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划分又显得过于笼统，既不足以彰显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也不利于吸取遭受挫折的教训。笔者认为，对于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根据“化”的实际效果来划分阶段。以此标准可以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相博弈，但最终被后者战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重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着理论创新，并自觉地注入“当代化”元素。
二、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良好开端的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篇章。怎样建设新中国？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因为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5]，在这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党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另一方面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等条件成熟再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6]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党提出并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调整，它将原来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和国有化，改为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尽管探索之初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色彩，但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率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及中共八大的召开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这一时期极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它比较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经济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根据条件的变化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是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先声。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前行但又遭受重大挫折的阶段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探索。1957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思想在中国的实际运用。但是，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生了逆转。首先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包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主要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教训。此后二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这两个趋向，相互竞争，交错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错误的发展倾向彻底压倒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倾向，使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个别阶段、个别领域仍然得到顽强的坚持，但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已经被严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举终结了此前20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徘徊、停顿甚至倒退的局面，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改革开放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重大飞跃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拨正历史航程的方向，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紧紧抓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在这个伟大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7]10-11在这个伟大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把涵盖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7]11。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收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良好开局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生机勃发的成功经验，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受重创的教训。但是不管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其指导思想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使这种探索曾经误入歧途，但它们都已经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着历史的借鉴。
三、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史经验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三个阶段有很多的相同点：首先，三者的原则相同，即都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三者的要求相同，都主张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再次，三者的目标相同，都为了实现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三个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局却完全不同。中间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严重误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路高歌猛进，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非凡成就。因此，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其意义不同寻常。
首先，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也谈不上“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诸多波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可能就此徐徐拉开。自5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虽然在主观上仍高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但实质上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思想，也偏离了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转到阶级斗争方面，结果是始终不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自己的路”的愿望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历史的拐点，直至陷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泥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全面反思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8]63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8]116。江泽民、胡锦涛也提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9]。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才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理论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是否认清中国国情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国情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基本依据。能不能和善不善于认清中国国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问题，也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但国情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同时期国情也不一样，因此党对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必须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国情进行了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所采取的政策和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有比较清醒认识的结果，实践中使得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而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及后来错误地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失误，都是与党不能正确认识当时国情和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党对国情进行了重新确认，明确指出：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8]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要深刻认识国情和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基于对国情再认识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标志，也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石。
再次，能不能搞好“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与否的关键。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大经验之首，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要求。实践也证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的结合史。什么时候“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结合”出了问题，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发出了“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号召，但“结合”的实践搞得很不好，结果犯了冒进、“大跃进”等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的错误，理论上逐渐形成一套“左”的东西，进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提“第二次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63“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3由此可见，在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解决后，如何“结合”就是一个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总之，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进程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
最后，实现“当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民族化和当代化共同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丽图景，两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之中。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世界格局的调整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新变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应该说，中共八大前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初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眼光。但由于对时代特征的误判和对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机械照搬，随后的“大跃进”开始背离这一趋势，直至“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被人为置于与人类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不再彰显当代化的视野和元素。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赋予观察外部世界的宽广视界，不断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汲取营养，“当代化”元素开始强烈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原生态”，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两次历史性飞跃”时，指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强调的“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就是注入“当代化”元素。“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7]9。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当代化”，并形成了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内在品质的直接揭示。可见，如果说“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逻辑的话，那么“当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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