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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
萧吉，字文休，本籍南兰陵（今江苏常州武进）。本传见于《北史》卷八九《艺术》上、《隋书》卷七八《艺术》和《通志》卷一八三《艺术》三。传称萧吉出身齐梁宗室，祖父是梁武帝萧衍之兄、长沙宣武王萧懿。
据《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萧懿之父萧顺之，南齐太祖萧道成（479～482在位）的族弟，历任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等宫廷要职。生子十人：萧懿、萧敷（永阳昭王）、萧衍（梁武帝）、萧畅（衡阳宣王）、萧融（桂阳简王）、萧宏（临川静惠王）、萧秀（安成康王）、萧伟（南平元襄王）、萧憺（始兴忠武王）、萧恢（鄱阳忠烈王）。武帝即位后，尊萧顺之为“文皇帝”。长子萧懿，字元达，南齐著名将领，早年袭爵临湘县侯；历任晋陵太守、梁南秦二州刺史、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中书令）等职，称得上是朝廷重臣。后受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8～501在位）忌害；危急关头仍竭尽忠诚，拒绝叛逃流亡的建议，昂然声称：“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与弟萧融一起服毒， 死得极其从容。 南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追赠萧懿司徒、太傅衔；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追崇丞相，封长沙郡王，谥号为“宣武”。
据《梁书》、《南史》的记载，萧懿至少有九个儿子，长子至五子为萧业（字静旷，事见《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萧藻（字靖艺，与萧业同传）、萧猷（谥“灵”，事见《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朗（字靖彻，与萧猷同传）、萧明（字靖通，与萧猷同传），第九子为萧象（字世翼，与萧猷同传）；第六、七、八三子名号、事迹不详。《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称萧懿七子，恐怕有误。
由上所知，萧吉的祖父萧懿是梁武帝的长兄，南齐一代名将；其父是萧懿九子之一（很可能是第六、七、八子之一）。据江苏丹阳《开沙萧氏族谱》，萧顺之是西汉丞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则萧吉当为萧何的第二十八世孙。（注：《开沙萧氏族谱》卷十四《古谱存疑录》，近支世系图。宣统二年（1910）第四次重修。）萧吉与他叔伯父、从兄弟之间的交往关系不明，文献上未作任何记载。
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 《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注：郑樵《通志·职官略》第七，文散官第十二。）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注：《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 ”北周宣帝宇文贇（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 《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周静帝（579～581在位）。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 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推翻北周，建立了杨氏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注：《文献通考》卷六六，职官二十。）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注：《职官略》第四，诸卿第七上。）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注：《汉书·艺文志》。）《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注：《隋书·经籍志》。）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
萧吉入隋后一段时间内政治上不太顺利。《北史》本传说：“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沉，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与杨素不协”才是问题的关键。杨素是隋朝元勋，不会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萧吉；在一贯负手向天的杨素面前，萧吉也不能不觉得气短，因此，只能闭门读书，以求一逞。不过，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的特长，终于为他提供了机会。他发现隋文帝“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 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文帝书，投其所好，大谈符命徵祥，显然是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所获心得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在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遊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
上书中有许多文句或文意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说，见于《五行大义》卷二“第七论德”关于“十德”的论述；“行年，与岁合德”之说，见于卷五“第二十三论诸人”之二“论人遊年年立”关于“年立即是行年”的论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说，见于卷二“第八论合”关于“五合”的论述。《乐汁图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乐纬·汁图徵》篇，《隋书·经籍志》有《乐纬》三卷，宋均注，已佚。本传所引与《五行大义》所引，同为该书之佚文。《阴阳书》或为专书，或为同类文献之泛称，难以确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阴阳说》。《洪范传》即刘向所著《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今本卷五引为《洪范五行传》。《灵宝经》不知为何书，也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类著录有《灵宝经目序》一卷（陆修静撰）、《灵宝度人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五星秘授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玄微妙经》一卷（作者不详）等，都可略称为《灵宝经》。道教教派中也有一个创建于东晋末年的“灵宝派”。安帝隆安年间（402年左右），葛洪族孙葛巢甫附会引申，作《灵宝经》三十余卷，并胪列了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云及其后嗣的传经系统。至南朝刘宋时，陆修静进一步增修，创制了灵宝派斋醮科仪书一百余卷。从萧吉的学问修养和知识系统来看，他引证的如是这类著作也并不奇怪。
由于这份上书与《五行大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推测，萧吉向文帝的上书很可能就是《五行大义》，（注：《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序论，26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另请参见第二节所引李约瑟的意见。）而上书之年的594年， 也就是《五行大义》的创作之年。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导致了594年的上书， 而且上书与《五行大义》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若以上书等同于《五行大义》，或以594年为成书之年，其理由还有待商榷。
上书颂扬帝、后与日月岁命合德，不仅是对帝、后个人的捧场喝彩，更重要的是论证统一王朝所拥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础。“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纪三。）萧吉的周密推理、广征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称滥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虽远不够丰厚（当时文帝出手豪阔，赏赐动辄千段、数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对萧吉政治地位的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上书内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萧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阴阳书”，在阴阳术数领域内成绩斐然，已能融汇贯通，有了很深的造诣。《五行大义》资料的积累和初稿的编撰，很可能就开始于这一时期（ 584～594），何时完成则难以估计。不过， 《五行大义》既不避“坚”讳，也不避“广”讳，至少可以说明594 年所上之书不是《五行大义》，最多只是《五行大义》的一些节录。《五行大义》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阅读对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已入老境的萧吉凭靠在当时已经算不得显学的阴阳术数、五行终始之说，（注：参见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四编第七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毕竟当不成“帝师”，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对于萧吉来说，他总结考定历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当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文帝“思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本传：
及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今吉卜择葬所。 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
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萧吉上奏劝谏：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按《通志》作“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
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扬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 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二， 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亦使文帝早亡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现在，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杨广即位后（605）， 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这个官职离炀帝许诺的“富贵相报”当然差距很远，但总算没有赖帐食言，或杀人灭口，毕竟论功行赏了。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 年前后。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注：《文献通考》卷六六职官二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青年时昂首为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注：参见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七章第三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二
在萧吉本传中，著录了萧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它们是：《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十二卷，《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板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现根据有关目录对其内容作大致的推测。
一，《金海》三十卷。《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萧吉撰”；《旧唐志》兵书：“《金海》四十七卷，萧吉注”；《新唐志》兵书类：“萧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金海》卅七卷，隋萧吉撰”。著录的卷数互有差异，亦有“注”“撰”之别，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其真实性。据各目录分类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兵法专书。
二，《相经要录》一卷。《隋志》五行部：“《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通志略·艺文略》五行三：“《相经要录》三卷，萧吉撰”。“相”类文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相人》、《相宝剑》、《相六畜》等。萧吉在《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一节中也提到并引用过《相经》中的文字，因此这部《相经要录》的内容肯定不是在讨论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关系方面。
三，《宅经》八卷。《旧唐志》五行部紧接“《五行记》五卷，萧吉撰”下，有“《五姓宅经》二卷”；《新唐志》五行类亦于“萧吉《五行记》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经》二十卷”；《通志略·艺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经》一卷，萧吉撰。”虽然卷数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术数类二，有《宅经》二卷，《提要》：
旧本题曰《黄帝宅经》。案《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考书中称黄帝二《宅经》，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宅经》二十有九种，则作书之时本不伪称黄帝。
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谭廷献《复堂日记》五云：“中有避唐讳及‘位至台省，高道齐人’云云，盖唐人书。”此《宅经》可以肯定不是萧吉所撰之《五姓宅经》，但内容应大同小异，都是以阴阳之理来判断家宅方位的优劣。
四，《葬经》六卷。《旧唐志》有“《葬经》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萧吉撰。”同名书现存数种，《艺文略》五行四有“《葬经》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葬书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萧吉本传中也曾提及萧吉对葬法的造诣。
五，《乐谱》十二卷。《隋志》乐部：“《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又：“《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旧唐志》乐部：“《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新唐志》乐类：“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艺文略》乐类第三：“《乐论》一卷，萧吉。”《隋书》卷七八，《万宝常传》：“开皇之世，有郑訳、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隋书》律历志上征引了萧吉《乐谱》四段文字，亦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一“经编乐类”所收“隋萧吉撰《乐谱集解》一卷”中。以上几种书为同一类著作，都是讨论南北朝以来音律学上的各种问题。南朝萧梁时代，音律学的研究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梁武帝就著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等。萧吉的著作可能是对南朝音律学的某种总结。
六，《帝王养生方》二卷。《隋志》医方部：“《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萧吉撰。”《隋志》以后已不见著录。
七，《相手板要决》一卷。《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经》六卷”，无作者；《艺文略》五行三同。《隋志》于此书下附记：“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手板（版），即笏板。臣见国君时用以记录国君口头命令和旨意的细长木板。根据手板（用白直檀、剌、榆、桑制成）的长短、宽窄、厚薄、形状、纹理来预卜吉凶、富贵、灾祸的方法，据说出于汉朝萧何，到六朝时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系统的理论。《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经》一卷（作者阙名），收录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萧吉所作《要决》，估计也是对这一制度和技术的总结。
八，《太一立成》一卷。《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飞鸟立成》一卷”，无作者，可能即为萧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类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宫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顾名思义，“立成”应为“要略”、“简说”之类。全书的内容、体例已难以窥知。
以上是本传中提及的八部著作。虽然已经全部亡佚，却说明萧吉学问所涉猎，除阴阳五行外，还包括了兵法、相学（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医药等广阔的范围，本传赞其为“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之人，确非妄语。另外，《宋志》兵部，有“《孙子》三卷，萧吉注”（原注：“或题曹萧注”）；《通志略·艺文略》兵家，有“《孙子兵法》一卷，萧吉注”；《艺文略》五行类，有“《洪范五行消息诀》一卷，萧吉撰”，等，未见传世。顺便指出，萧吉虽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孙子》，则无确证。
萧吉最重要的著作当然就是《五行大义》。但该书未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和《文献通考》，却以“《五行记》”之另名，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宋史·艺文志》正式称为《五行大义》（《宋志》五行部著录时作者为“萧古”。按：“古”当为“吉”之笔误）。这似乎说明《五行大义》具有未定稿的性质，当时并未确定正式的书名，流传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以至于643 年李延寿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书》时， 尚不知（或忽略了）萧吉著有此书。另外，该书未定稿的性质，在目录的用语上也表现出来。如：
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
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
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
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
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
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
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
“就此分为”几段云云，显然不应在一部已经完成的正式著作的目录上出现。据此，笔者判断今本《五行大义》是一部尚未最后写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义》一书在唐、宋时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过。《旧唐志》、《新唐志》著录了“萧吉《五行记》五卷”，即是其证。《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间（940～945）；《新唐志》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此《五行记》无疑就是《五行大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会昌二年（842）正月， 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
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嵩《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见王溥《唐会要》卷十“九宫坛”条。
萧嵩，或为“萧吉”之笔误。据《旧唐书》卷九九本传，萧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女亲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加集贤殿学士知院士，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与萧吉的身份完全不同。并且辈份也不对。按《开沙萧氏族谱》的世系记录，萧吉是萧何第二十八世孙，萧嵩则是第三十三世孙，尚在萧吉六世以下。王应麟编《玉海》时就纠正了这一笔误。卷六二《黄帝九宫经》条：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会要》会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
以上关于“九宫”的引文散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五“第二十论诸神”一节。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义论》曰：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其体暖昧於未。又时物向成，皆有气味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一释名”之二，“论支干名”。其文为：
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暖昧也，故曰：“暧昧於未”。《三礼义宗》云：“时物向成，皆有气味”。
《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体性论》云：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德（谓金、木、水、火），积尘成实。气则有间，故水或成实，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又曰：土苞四德，故其体兼虚实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二辨体性”：
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行，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含容，成实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土苞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
《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论》曰：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太平御览》卷二八“时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论》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两段引文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二“第四论相生”之三，“论四时休王”。
《太平御览》所引《五行大义论》，可能就是《五行大义》在宋代的一个流行本；与今本字句虽略有差异，但应即为萧吉所著之同一书。这也说明《五行大义》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尚流传于一定范围之内。同时， 这个版本也可能就是元朝脱脱、阿鲁图等人于1343～1345年间修撰《宋志》时著录的那个本子。但稍早于脱脱等的马端临在元代中期编著《文献通考》时（马氏自序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却未提到《五行大义》，则说明原书已经在983年以后散佚。《宋志》的著录仅是存其书目而已。
《宋志》的著录是中国正史中对该书的最后一次著录。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从中国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上消失了；一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才由德清许宗彦根据日本林述斋《佚存丛书》所收之《五行大义》翻刻回来。一个亡佚、复归的间隔，竟长达460年！不过， 湮逝的岁月也成就了《五行大义》的特殊地位：书中引用的文献许多已成佚书，引用的语句许多已成佚文。萧吉无意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指出：
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是594 年萧吉所写的献给隋朝皇帝的《五行大义》。这本书讨论的科学问题比后来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讨论的算命都更少。（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5页。）
除了几处史实上的失察应加以纠正以外（如《五行大义》的成书年代非594年；该书不避隋皇名讳，亦见并非进呈御览之书）， 李约瑟视此书为“关于五行的最重要的中古时代的书籍”，实为不移之论。该书不仅是隋以前传统五行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研究中国整部五行思想发展历程的必读之书。据萧吉《五行大义序》称，为著此书，他“博采经纬，搜穷简牒”，下了极大的功夫。中村璋八编订《五行大义》引用文献一览，（注：《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第一章，41～54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其中：
经部：《周易》类14种，《尚书》类6种，《诗经》类6种，《礼》类12种，《乐》类3种，《春秋》类5种，《孝经》类2种， 《论语》类5种，谶纬类28种，经解类6种，小学类13种；
史部：正史类13种，杂史类10种，职官类2种，杂传类3种，地理类4种；
子部：儒家类9种，道家类7种，法家类2种，杂家类11种， 农家类2种，小说类1种，天文类3种，兵书类2种，五行类5种，艺术类1种，杂事类2种，医术类4种；
集部：集类4种，其他类4种。
所引文献共4部，30类，173种。在这些被徵引的书目中，有目存文佚的古籍，如《三礼义宗》、《黄帝九宫经》、《河图》、《星图》、《乐纬》、《龟经》（以上俱见《隋志》）等；大量的则是不见于今本的佚文和异文。如《帝系谱》、《相书》、《太玄经》等，《太平御览》虽有引用，但文句有很大的出入。另如宋氏《易》、《尚书大传》、蔡邕《月令章句》、翼奉《齐诗学》、《礼三正记》、《五经通义》、《春秋释例》、《太康地记》、《三五历纪》、《甘公新经》、《石氏天官》、《六艺论》、《五经析疑》、《圣证论》、《字书》、《帝王世纪》、《尸子》、《文子》、《桓子》、《新论》、《物理论》以及各种纬书的零散文句，虽大多已收入清朝学者的辑佚类著作中，但还有不少为《五行大义》所独有。清儒陈乔枞著《齐诗翼氏学疏证》，（注：有道光二十四年《左海续集》本。又见于《清经解续编》卷一一七六。）就是充分利用《五行大义》所引翼奉《齐诗学》片断校勘今本的典型。兹引数段以为佐证。
《齐诗翼氏学疏证》卷上：“故其声贬以疾，其和平以均。”
枞案：“均”旧讹作“功”。今据《五行大义》订正。
“其声疾以虚，其和短以散。”
枞案：“疾”旧讹为“散”，“短”旧讹为“断”。今并据《五行大义》订正。
《汉书注》：“木刑在未，水刑在辰。”
枞案：两“刑”字旧讹作“利”，“未”讹作“亥”。据公休引翼氏风角言木落归本，未者木之所葬，是归其根，知“亥”字为“未”之讹也。《五行大义》引翼氏说，云“木刑在未，水刑在辰”，足证两“利”字是“刑”之讹。
以上是正面肯定《五行大义》的文献价值。但陈乔枞也清楚其局限，指出：“萧吉《五行大义》本传自外国，中多舛误，兹校其可知者为订正焉。”（同上书，卷下）明显属于萧吉传讹的一例是：
《五行大义》云：“郑注《礼·中庸篇》，言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诗纬》等说亦同。枞谓：《诗纬》皆用《齐诗》说。翼氏治《齐诗》者，其言五性以智属水，以信属土，则《诗纬》之说亦当与翼氏同。萧氏所见《诗纬》，盖文讹耳。……据此，则《中庸注》亦皆文讹可知也。
除陈乔枞外，孙诒让也很成功地利用了《五行大义》。他引《五行大义》校勘《文子》，（注：《札迻》卷四《文子》徐灵府注，蒋氏景宋刊本、钱熙祚刊本、杜道坚缵义本、顾观光校勘记校、俞樾《读文子校》。光绪二十一年（1894）籀膏刻本，光绪二十年（1895）修版。）主要有以下成果：
《九守篇》：“二月血脉……四月而胎。”
案：萧吉《五行大义》论诸人篇引“血”作“而”，“胎”作“肌”，余并与今本同，则隋唐旧本已如是。
“肾为雨，肝为雷。”
案：《五行大义》引此及《淮南子》并作“肾为雨，肝为电”。
“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
案：《五行大义》引作“与天相类而心为天”（此字误）。上文两以天与人相比况，而不及地，则此句似本无地字，萧本为善。
《微明篇》：“天有五方，地有五行。”
案：《五行大义》论诸人篇引作“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前《九守篇》亦云“天有四时五行”，足证今本以五行属地之误。
“上五有神人、真人……中五有公人、忠人……次五有士人、工人……。”
案：《五行大义》引此二十五人，惟“上五”与今本同，以下作“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忠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完人”，与今本差异。萧氏又备释二十五人之义，与所引符合，则今本为传写之误明矣。
“所谓道者无前无后。”
案：《五行大义》引“道”下有“人”字，是也。此以上并释“上五神人、真人、道人、圣人”之义，故萧吉云：“《文子》发言二十五人，论止有四”是也。今本脱“人”字，则似泛论“道”字，上下文意全不贯属矣。
由于《五行大义》的创作本旨不是辑佚，因此，虽然它对于某些残缺古文献的校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对其价值进行认定的基础，仍然不能认为主要是文献学的，而应该是思想史的。萧吉的广徵博引、包罗万象，为后人清理出了一条追寻隋以前中国五行思想发展历史的清晰脉络。在这个意义上，萧吉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五行思想的一位杰出的总结者。
三
现在我们应当讨论《五行大义》的传播过程和几个重要版本的源流。
日本国内最早提到《五行大义》的文献，是成书于公元797 年（延历十六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的《续日本纪》。该书卷二十“天平宝字元年十一月”条（757 ）记载孝谦（称德）天皇主持制定《诸国博士医师任用法》。其文是：
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
孝谦天皇是圣武天皇的女儿，749年～757年在位；“藤原仲麻吕之乱”后取淳仁天皇（758年～764年在位）而代之，重祚为称德天皇，执政至770年。757年所颁法令中出现《五行大义》，说明《五行大义》传入日本的时期，当在这之前。由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 ）魏徵编撰《隋志》时《五行大义》尚未出现，因此有可能见到《五行大义》并带着这本书回国的，应该是656 年以后出使中国的日本遣唐使及其随行的留学生或学问僧。在时间上具有可能性的，有以下几次：
第四次遣唐使坂合部石布，659年（斋明五年）出发，661年（斋明七年）返日；
第五次遣唐使守大石，665年（天智四年）出发，667年（天智六年）返日；
第六次遣唐使河内鲸，669年（天智八年）出发，返日时间不明；
第七次遣唐使粟田真人，702年（大宝二年）出发，704年（庆云元年）返日；
第八次遣唐使多治比县守，717年（养老元年）出发，718年（养老二年）返日；
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733年（天平五年）出发，734年（天平六年）返日；
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752年（天平胜宝四年）出发，754年（天平胜宝六年）返日。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后三次。随第八次遣唐使于717年入唐的， 有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等人；18年后，吉备真备、玄昉随第九次遣唐使于734年归国， 而阿倍仲麻吕在归途中遭遇海难，从此失去了回国的机会。他后来返唐永居，取名朝衡，770年死于长安。第十次遣唐正使藤原清河回国时也遭遇了海难， 脱险后滞留中国，但副使船却征服了风浪回到日本，著名的唐朝鍳真和尚就是随这次副使船于754年抵日的。据此看来， 有可能携带《五行大义》到日本的，或许是717年入唐、734年回国的吉备真备和玄昉。日本史书记载，两人经过近20年的留学，不仅领会和掌握了许多精深的学问，而且还带回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图书，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条可能的路线，是从陆路经由朝鲜半岛、渡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但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作进一步的推论。
天平宝字元年（757 ）提到的《五行大义》显然是日本最早的一个版本（以下略称为“天平本”），并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萧吉未刊原稿的一个本子，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 ）以后宗教思想与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或许就是这个本子。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注：藤原佐世著，我国有遵义黎氏校刊，古逸丛书本。）在第36 类中著录了“五行家”汉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义》一”（未提及作者）。“一”，当为一册、一部之意（如现存《常州先哲丛书》中的《五行大义》就是五卷一册），应该也是指天平本。当时日本的贵族、僧侣和政治家，多以能直接从《五行大义》中摘录文句，作为政治、观物、养生、服色、医疗、礼节、仪式的权威依据为时髦。中村璋八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日本许多古代典籍中搜寻《五行大义》的踪影，发现了大量的线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 ）阴阳寮的奏言中有“萧吉九篇”的记载；在菅原为长的《管蠡抄》（成书于901～930年）中有《五行大义》四条引文；在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抄》（成书于991 年）中有十二条引文； 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书于一条天皇年间， 986～1011）残卷中有四条引文和重要的发挥； 在汉文诗人藤原公任（966～1041 ）的《北山抄》中有一条引文。 平安后期， 在藤原赖长（1120～1156）的日记中有他阅读和引用《五行大义》的多处记载。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义》的范围更为扩大，如在《诸道勘文》（平安末年辑，《群书类从》本）中有八条引文；在沙门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有七条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内阁文库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医家千字文注》（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贺茂在方的《曆林问答集》（群书类从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传》（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丰原统秋的《体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条引文，等等。镰仓后期至南北朝时期（1331～1392），菅原、藤原两个贵族集团甚至竞相利用《五行大义》中的文句来确立年号，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据《五行大义》“国家安宁，长乐无事”之句提出“安长”年号，藤原资名则根据《五行大义》“顺天之化，长养万物”之句提出“长养”年号。据《元秘抄》、《改元部类》（宫内厅书陵部）等文献的记载，从花园天皇庆长元年（1311）开始，此类争斗共发生了15次。（注：详见村璋八《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第二章，155～163页。明德出版社，1976年。）
天平本的原本估计已经失传，但在流传过程中派生了一系列抄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本子：
第一，元弘相传本五卷（略称“元弘本”）；
第二，天文抄本五卷（略称“天文本”）；
第三，高野山旧三宝院本（略称“高野本”），仅存第五卷；
第四，旧宝玲文库本（略称“宝玲本”），仅存第五卷后半部分。
中村璋八对以上各抄本的源流、特点，有非常详细的研究，（注：主要有《五行大义》，明德出版社，1973年，中国古典新书之一；《五行大义的基础性研究》，明德出版社，1976年；《五行大义校注》，汲古书院，1983年；《五行大义全释》上卷，明治书院，1986年；《五行大义》，明治书院，1998年，新编汉文选之七，以及论文多种。）现综合译述如下。笔者的补充则以按语的形式穿插其间。
元弘本。元弘本的原本现收藏于爱知县丰川市为町竹本长三郎的“穗久迩文库”，因而又称“穗久迩文库本”。为五帖折本（按，美浓纸48张为一帖，半纸20张为一帖，洋纸24张为一帖）。各帖内页均有“元弘三年闰二月廿五日，相传毕，智圆”的尾题（卷二缺“毕”字，卷三缺“相传毕”三字），说明该书由智圆于元弘三年（1333）抄写完毕。卷一、卷三尾题末另记有“顿觉坊”三字；卷二、卷五尾题末记有“雪下顿觉坊常住”七字；卷四尾题末记有“雪下顿觉坊”五字。各册扉页全都盖有“雪下相承院”、“谈峰寿命院”、“青莲王府”、“久迩宫文库”的印章，提示了该抄本的流传收藏过程。在该书正文的行间，记有当时与这部抄本进行过对校的其他版本，如所谓“亻本”（共51条）、“他本”（共36条）、“清本”（清原家本，共1条）等，共80 余处。这说明，除了元弘本以外，当时显然另有二、三种不同的本子存在。此外，书中还有大量的表记（头注或脚注）和背记，这也就使该抄本成为《五行大义》唯一的一部注释本。
元弘本的临摹本现有两种，其一藏于伊势神宫文库（五卷，卷子本，略称“神宫本”），估计是元弘本收藏于京都青莲院时被住在院内的某人所临摹，另有明治二十七年林崎文库印。昭和十七年（1942）东方文化研究所用伊势神宫藏本影印出版（按，笔者使用的神宫本即此影印本）。其二藏于宫内厅书陵部（卷子本，仅存《五行大义》萧吉序，旧桥本家藏。按，笔者未见此本）。
天文本。天文本为袋装五册，句读本。该抄本各卷卷末附有抄写日期和版本收藏过程的详细尾记。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大致理清天文本抄写、句读、校勘和收藏的经过。按年份先后略言如下：
康治元年（1142），为藤原赖长所有，并用“家本”对校；
天养元年（1144），三善朝臣抄写一遍，同时据安倍家族收藏的“一本”断句；
久寿二年（1155），据某一“秘本”校正；
保元元年（1156），安倍泰弘重抄一遍；
永历二年（1160），安倍泰弘重读，收藏。
建久二年（1191），安倍泰忠珍藏；
元久三年（1206），卜部兼守以安倍广基本为底本，抄写第五卷，由卜部兼直校对一次，收藏于卜部（吉田）家；
建保二年（1214），据藤原朝卜尹范本校订；
正嘉二年（1258），重抄；
文永七年（1270），又校一次；
天文九年（1540），十二月三日，卜部（吉田）兼右（1516～1572）抄毕卷二，随后依次抄毕卷三、卷四和卷五；
天文十年（1541），六月廿二日，抄毕第一卷；
天文十七年（1548），据“证本”标点；
天文二十四年（1555），对抄写时未加标点的卷三以下各卷重加标点，并与“证本”对校一遍。
按，卷一尾记不见“康治元年”纪事，尾记中只有“以家本见合了。内大臣藤原朝臣（御判）赖长”的记载。但藤原赖长（1120～1156）康治元年八月十六日丙午条日记，则有读《五行大义》的明确记录：“《五行大义》见了，所劳疗治间，不能早速终功。”据此日记，可以确定尾记中藤原赖长读“家本”的时间为康治元年。
据上可知，这部抄本从1142年开始，至少经过413年的漫长岁月， 经由藤原家、三善家、安倍家的许多人之手，最后由卜部兼直、兼右等加工完成。由于这部抄本保存了当时其他抄本（如：“亻本”、“或本”、“秘本”、“他本”、“本”）的大量异文（据统计达168条）， 因而在校勘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天文本现由奈良府天理市天理大学图书馆内的吉田文库收藏（按，笔者影印和使用的就是这一抄本）。
属于天文本系统的抄本现有两种。一为江户初期的转写本，现藏于京都的阳明文库（略称“阳明本”）；一为宝历五年（1755）卜部兼雄的转写本（按，最后完成时为宝历六年），现藏于天理图书馆内的吉田文库。
高野本。原由高野山三宝院收藏，现收藏于高野山灵宝馆，仅存第五卷，为粘页装订的残本。在其卷末记载有“宝治二年九月中旬校点之”，“宝治二年至天保十五年，五百九十七年，此本可珍重也”等字样。据此推测，此本是镰仓时代后深草天皇宝治二年（1248）以前的古抄本。据中村璋八将之与元弘本对校，发现仅第五卷就有466处异文， 因此可推断为属于不同于通行本（包括元弘本和天文本）的一个独立版本。昭和七年（1932），该抄本由高木利太氏影印出版，同时附有内藤湖南（虎次郎）所作的解题。（注：写于昭和七年五月，现收录于筑摩书房《湖南文存》卷五，题为《古钞本五行大义残卷跋》。）江户后期有这一抄本的影写本，由曾于明治十三年（1880）担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随员的著名学者杨守敬收藏，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杨氏观海堂）。
宝玲本。现收藏于奈良府天理市的天理大学图书馆，该抄本每半页8行，一行约18字，为无框断句本， 仅残存第五卷后半部分（即从“第二十三论诸人”中的“一论人配五行”开始到卷五末，中间还另有缺页、缺行，共约160字）。卷末记有“元久三年（按，1206 年）二月廿八日，以阴阳权助广基卿本，令前阴阳权守兼守书写了”，“同廿二日，比校了，神祗权少，卜兼直”，最后盖有“宝玲文库”的印章。另外，留在封面上的“足利中期书写本，清原宜贤自笔附训校合”的字样，是后人加上去的。宝玲文库原是美国外交官佛朗克·荷莱的文库，昭和三十八年（1963），转归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由于这部抄本与天文本卷五书后所写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与天文本同一系统的一个本子。
日本《五行大义》的活字刻本有元禄刊本（略称“元禄本”）和《佚存丛书》本（略称“佚存本”）两种。
元禄本是一色（前田）时栋于元禄十二年（1699）校勘出版，共五卷，断句本，美浓版。按，书后跋文称：
（此书）文章古雅，决非隋唐以下之作也，仍加校定，镂版公之天下。元本释子所誊写者，出于相州镰仓之古刹，跋其书后，云元弘三年癸酉书。按，元弘，后醍醐帝之历号，纪元仅一年。其岁帝蒙尘于芳野，光严帝即位于长安，改元正庆。癸酉是当于正庆二年，无所谓元弘三年者，盖此时天下瓜分，南朝、北朝各持鹬蚌之势；北朝改元，南朝犹用元弘历号乎？
一色时栋明确说明元禄本以元弘本（虽然“元弘”纪年有问题）为底本。元弘誊写本，就是指元弘本。元禄本对元弘本作了大量的校定，不仅对元弘本正文中有疑问处（约30处）加上了“当作云云”、“或有脱简”、“衍字”、“误字”等顶注，还修改了470多个异体字； 再加上误字和误抄，约计361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底本的原形。 这一刊本，有元禄十二年（1699）的两个刊本，和天保四年（1833）的一个重刊本。现收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诸子大成》第六辑的，（注：古典研究会，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即为元禄十二年刊本（按，笔者使用的就是这一刊本）。
元禄本出版100年后， 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林述斋（衡）于宽政十一年（1799）将《五行大义》收入《佚存丛书》第一帙，是为佚存本。林氏号“天瀑山人”，《题五行大义后》称：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案，《隋书》本传载其著述之目，而独不及此书，魏郑公偶未见之耳。唐、宋《艺文志》亦不著录，岂早逸于彼欤？（引者按：《旧唐志》、《新唐志》有《五行记》，《宋志》有《五行大义》）书中所论皆阴阳五行之书，不过汉儒余论，然其文章醇古，非复唐以下所能为。而其所援证，往往有佚亡之书，今不可得见者。且萧以阴阳算术著称，见其本传，则此书之出萧手万无一疑。世之相距千有余年，而此书独完然乎我焉，其亦奇矣，安得不校而传之乎？己未竹醉日天瀑识。
《佚存丛书刊记》又称：
皆为彼佚而我存者，虽世有整版，不复编入乎此。
据题跋与刊记所说，林述斋在将《五行大义》编入《佚存丛书》时，似乎没有注意到早已存在的元禄本，同时也没有表示佚存本以哪一版本为底本。但是，佚存本与元弘本的不同，除有470多个异体字以外， 另有485处，而与元禄本的不同却只有151处，并且几乎全部订正了元禄本在点校、刊印中发生的错误。由此可以推测，佚存本也许并未直接依据元弘本以及别的抄本，而是以元禄本为底本。
按，关于元禄本、佚存本的版本源流问题，内藤湖南为高野本所作跋文中有扼要的说明。兹略引如下：
隋萧吉《五行大义》，久佚于禹域。我邦旧刻有二。一为元禄己卯一色时栋所刻，云原本出于镰仓古刹，元弘三年所书，流传已尟；一为宽政己未林述斋祭酒活字印本，以（已）经清朝学者称引覆刻行世，独广述斋跋，不言原本所由。校之一色本，不甚见歧互殆，乃由一色本出，非别据一古本也。古钞本见存者，久迩王府所藏，独为完全，以其系亲贵珍袭，无人能借校。昭和辛未，荻野学士仲三郎在高野山三宝院获一古钞，止有卷第五一卷，有宝治二年九月一僧人跋。浪华高木先生利太会养疴山中，闻之欲付玻璃板，以分饷同好，以记验其疾差之喜，属余跋之。因与一色本校读，其可以正刻本之
者甚多。……昭和七年五月仲五，内藤虎书。
此本与久迩王府本皆著录于《经籍访古志》，此本尝经小岛宝素影摹传录；而《访古志》所云粟田青莲院本乃久迩王府本也。久迩宫朝彦亲王初称尊融法亲王，以天台座主住青莲院，文久间天子命蓄发，称中川宫，后改久迩宫。是以青莲院藏书往往移入久迩王府，《五行大义》亦其一也。其书尝藏于镰仓相承院，后转入大和寿命院，再入青莲院。元禄间一色时栋就相承院迻录印行，乃一色本也。嚮余作跋匆卒，未及检《访古志》，因补记于此。壬申八月念（廿）六，虎。
如上所述，日本的《五行大义》在传播过程中共产生了天平本、元弘本、神宫本、天文本、阳明本、卜部本、高野本、宝玲本、元禄本、佚存本等10种主要的抄本和刊本。其中最接近萧吉所著、因而版本价值最高的天平本已经失传。其余版本各有千秋，可互作参校。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最大的，是属于元弘本系统的佚存本。根据当时德川幕府的命令，《佚存丛书》被专程送到中国。中国现存的几种《五行大义》版本，就是根据佚存本发展而来的。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最后一次正式著录《五行大义》的文献目录，是《宋史·艺文志》，时间在1343～1345年间。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佚存丛书》进入中国，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一与故土阔别460 年之久的珍贵典籍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于是迅速作出了反应。
清嘉庆九年（1804），德清许宗彦根据佚存本翻刻《五行大义》五卷（范氏古欢堂），这是自《宋志》著录《五行大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印行此书。此时距《佚存丛书》的印行仅仅5年。 许氏《叙录》称：
《唐志》“萧吉《五行记》五卷”；《宋志》“萧吉《五行大义》五卷”，藏书家均未著录。近日本国人刻《佚存丛书》，此书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误舛。宗彦校其可知者，改定数十字，余仍其旧，俟知者而别梓之。……观吉之书，文朴义质，徵事咸有条理；秘文坠简，多世希觏。推五行之数，合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约而不僻。虽其麤涉津涯，未足究神秘、探奥迹，融畅于大道；以视术家所诵习，则倜然远矣，岂可以传世无绪、来自远方而忽之哉？
嘉庆本以佚存本为底本，版式也与佚存本大致相同。虽然自称“改定数十字”，但实际改动多达407处。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编选《宛委别藏》进呈。原稿共174 种，总目中有：“《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日本《佚存丛书》本”。据阮元为《宛委别藏》各书所撰之提要，（注：即《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行大义提要》，《揅经室外集》卷二。）称：
是编日本人用活字板摆印。前有自序，称“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云云。……今观其书，文义质朴，徵引谶讳诸籍，有条不紊。且多佚亡之秘籍，尤非隋唐以后所能伪为也。
据《故宫善本书目》，《宛委别藏》160 种藏于养心殿（目二函，书百函，共160种，其中由阮元所进者157种，与诸家所记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故宫博物院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选印宛委别藏》40种时，因《五行大义》一书已有嘉庆本等刊本传世，故未收入。（注：《选印宛委别藏缘起》：“嘉庆迄今百余年，原进诸书什刊七八，故宫博物院择其未刊者四十……”。）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按原目录影印《宛委别藏》120册， 收《五行大义》于第70册。经笔者对勘，宛委别藏本与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应视为一个独立的版本。当然，在考察《五行大义》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时，阮元以其文坛权威的崇隆地位对《五行大义》所作的积极引介，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义》的影响迅速扩大。与许宗彦、阮元同时的孙星衍“尤好斯学”，已藏有《五行大义》；（注：《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卷三“五行术数部”，有“《五行大义》五卷”。光绪九年，1883年，李氏木犀轩重雕，陶濬宣署。据许宗彦嘉庆本叙跋，孙星衍“尤好斯学”，所藏《五行大义》应为佚存本。）《续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则将“隋萧吉《五行大义序》（日本国本）”作为古文范本予以郑重推荐。（注：《续古文苑》二十卷，嘉庆十七年，1812年，冶城山馆藏版。）
嘉庆十八年（1813），歙县鲍廷博编辑《知不足斋丛书》，收《五行大义》于第二十六集（略称“知不足本”）。这是嘉庆本问世以来中国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义》。鲍氏作短跋于书后：
隋萧吉《五行大义》失传已久。近德清许氏得自日本《佚存丛书》中，既校而刊之矣，惜传之不广。因重寿梓，以公同好云。
另据严一萍《百部丛书·影印说明》称：“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订”，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还是佚存本。其版本的进步，体现在对底本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庆本多了24处。由于《知不足斋丛书》印行数量很大，《五行大义》对学术界，特别是对清代和近代的文献考据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前引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孙诒让《札迻》外，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赵在翰《七纬》、黄奭《黄氏逸书考》、陈立《白虎通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刘家立《淮南内篇》等，也都先后引用了《五行大义》。
光绪八年（1882），日本《佚存丛书》在上海由黄氏出版木活字排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选辑编印《常州先哲遗书》，在第一辑子部中再次收入《五行大义》（略称“常州本”）。盛氏跋称：
《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此书不见于《隋·经籍志》、《新唐·艺文志》，惟《旧唐·经籍志》五行类有“萧吉《五行记》五卷”，当即此书，但名小异。……《四库》未著录，阮文达从日本《佚存丛书》录出进呈，知不足斋又刻之，外间稍稍传布。
盛氏读书不细，《新唐志》“五行类”明明有“萧吉《五行记》五卷”。同时，在述及版本源流时只提《宛委别藏》和稍后的知不足本，而未称及此前建有首创之功的嘉庆本，也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常州本所用底本即便为佚存本，嘉庆本也显然是其最主要的参校本。许氏改定的成果，常州本全盘吸纳；不同于嘉庆本之处，全书正文共51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常州本确实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它的一些修改颇具眼光。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日本宽政至文化年间印本《佚存丛书》，未作任何校勘。（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据上海涵芬楼刊本影印者，亦为此本，并非《佚存丛书》1799年初刻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商务印书馆出版铅字排印本《丛书集成初编》，又收入《五行大义》（略称“集成本”）。出版说明指出了集成本所使用的底本：
本馆《丛书集成初编》所选《佚存丛书》及《知不足斋丛书》皆收有此书。知不足本重刊佚存，故据佚存本排印。
据笔者在校勘过程中的统计，集成本不同于嘉庆本、知不足本和常州本共40处。集成本的最大贡献是对《五行大义》作了比较精确的句读，从而使《五行大义》初步具备了现代定本的某些形式。本次整理、标点也参考了集成本的句读。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第十集第五册，（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亦收入了集成本《五行大义》。
自日本《佚存丛书》传入中国以后，共产生了上述四个《五行大义》版本（宛委别藏本未形成独立的版本，故不计）。各版所用底本均为佚存本，嘉庆本则是后三个版本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参校本。在无任何一种日本早期抄本可供比较的情况下，各中国刊本能达到那样的水准，许多涉及基本文意的校勘，竟与最古老的元弘本、天文本相合，实属不易。
四
笔者于1995年至1998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图书馆影印佚存本5册； （注：《佚存丛书》宽政十一年初刻本第一帙，原编号为命、将、辞、国、非。）又在奈良府天理市天理大学图书馆影印了吉田文库所藏之天文本。这两个版本在《五行大义》的流传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前者是联结日本元弘本系统与中国各刊本的关节点；而后者则是不同于日本元弘本系统的另一系统，是进行参校、对勘的主要文本。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