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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2日， 伊拉克中北部萨拉赫丁省萨迈拉市的什叶派穆斯林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到炸弹袭击，致使清真寺金顶和宣礼塔严重毁坏。这一事件使伊拉克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伊拉克教派结构的历史性难题再一次发酵，凸现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
一、教派矛盾与国家建构困境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树立新国家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美国在伊拉克的国家建构难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认同性问题，即如何把领土范围内种族、宗教、历史各异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新的“国家民族”，并培养出对现行国家政权的效忠意识。第二，协调性问题，即如何将伊拉克国内的石油资源在各个利益单元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促使国家经济结构的有效、公平运作。第三，稳定性问题，即伊拉克能否建立起治国安邦的政府，构建合法认同的政治实体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共同情感体验和文化心理。但是，在这些层面的有效解决中，伊拉克教派结构的合理构筑是首当其冲的现实命题。
（一）教派矛盾导致伊拉克政治认同的缺失
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中惟一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一般学者认为伊拉克是亚国家形态，即教派的归属情结超越于统一的伊拉克国家集体认同。特别是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基本呈三分天下（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之局。美国“大中东民主化”战略使伊拉克长期压抑的教派矛盾得以释放，教派矛盾成为伊拉克国家整合的结构性难题。
从教派分布的地理方位来说，南部是什叶派，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中部是逊尼派，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 Mattar）曾经写道：“研究伊拉克历史的任何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① 也就是说伊拉克缺乏地缘政治学家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基石，即共同的领土、宗教、语言和种族等要素。因此，历届伊拉克政府试图构建一种政治认同，来加强民众的整合力。哈希姆王朝时期，伊拉克国家教育突出强调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试图通过建立军队，完善国家机器，缓和教派矛盾，加强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认同，但是收效甚微。其最终结果是军人干政、政变频繁，成为中东政治中的又一乱局。复兴党上台以后，这种促进国家认同的宣传越来越强。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到1982年，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精英仍然痛斥“教派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将统一的社会撕成碎片。”② 目前，伊拉克国内两派的冲突实际上还是伊拉克教派矛盾导致政治认同缺失的客观反应。正由于伊拉克存在如此相互重叠的多重政治认同，才使得伊拉克国家整合文化力量涣散。这种异质宗教文化和观念的历史资源导致美国在伊拉克政治重建步履维艰。美国研究民主问题大师李普塞特曾经说过，如果政治“博弈”的结果不是将实权定期授予某一集团，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不稳定、不负责任的政体。③ 这种情况在伊拉克的实践表现是难以建立一个达成共识、代表全民的民主政府，其主要特点是常常在互相有主要利益和价值冲突的教派间结成软弱的联合政府，其客观后果是在民主的政治生态中，很难找到一个众望所归的民主精英。
（二）“黎巴嫩化”的政治结构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权势错位
伊拉克尽管已经建立了一套现代权力控制体系（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但是政治重建后的政治结构正在逐渐显现“黎巴嫩化”。在前黎巴嫩，总统由马龙派教徒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政府部长以及议会席位也是根据各民族与教派在人口中所占比重分配的，而这个比重是根据1932年人口普查结果确定的。随着黎巴嫩人口结构的改变，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酿成了1975年至1990年的内战。“黎巴嫩化”的政治模式对于教派结构复杂的伊拉克政治发展尤为不利，客观上加剧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在目前的伊拉克新政府中，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一手遮天，昔日的掌权者逊尼派受到排挤。如在2005年4月28日组成的临时政府中，逊尼派只得到5个无足轻重的职位。议会表决结束后，逊尼派议员米沙安·朱布里说：“看到本届政府如此怠慢伊拉克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我感到非常痛心。”主管宗教基金的逊尼派领导人阿德南·杜莱米声称，逊尼派在新政府中“受到排斥”④。
二、教派矛盾对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制约
首先，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在国家的价值取向、政体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矛盾并非一时可以化解。在2006年初的议会选举中，什叶派政党占有多数议席，逊尼派也首次拥有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使得双方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这种矛盾并未缓解，伊拉克各派领导人2006年3月24日就组建联合政府继续举行会谈。参加2005年12月大选的各主要政党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总理人选等分歧性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更何况一些什叶派官员和军警利用其地位对反美的激进逊尼派分子进行或明或暗的压制和镇压。因此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拉克已出现内战的迹象，这并非空穴来风。伊拉克要消除以往独裁的伤痛，建立真正民主的机制和架构，实现各民族、教派的和睦共处，避免“黎巴嫩化”的结局，教派问题的解决仍至关重要。
其次，什叶派支持对地区权力的加强，逊尼派则竭力反对联邦制。伊拉克宪法导致一个软弱联邦制度的诞生，联邦制将成为伊拉克未来基本国家架构。对于多年中央集权的伊拉克，联邦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提出来自于什叶派。2005年8月11日，什叶派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公开表示在“伊拉克实行联邦制”，并得到了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认可。逊尼派反对分散政府权力和联邦制度并非完全基于缅怀过去统治伊拉克的美好时光，而是有着充分和务实的经济理由。实际上所有伊拉克政府的收入都来自石油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没有充足石油收入来源的省份来说，它们的前途是黯淡的。但是，新宪法中没有保证逊尼派地区可以获得石油收入的内容。相反，它还强烈暗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最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思潮代表伊拉克两种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影响最大的两大精神资源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作为过去居统治地位的逊尼派成为伊拉克统一的捍卫者。逊尼派阿拉伯人反对政府权力分散和实行联邦制，主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分散政府权力，加之铲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去复兴党化”措施相当于逊尼派丧失权力，从而使他们担心自己将永远成为二等公民。而目前政治上得势的什叶派政党一直主张扩展伊斯兰教在政府中的作用，它们认为《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应成为未来治理国家的基础。在什叶派控制的南部地区，伊斯兰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宪法规定的范围。如在巴士拉禁止饮酒，不许听音乐，妇女外出要披上长袍。正如当地一位妇女所说：“过去是萨达姆，现在是宗教政党和民兵。对他们来说，妇女微笑都是一种犯罪”⑤。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以及远离世俗的政治宗教化倾向，与逊尼派的固有观念已渐行渐远。
三、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两难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发表文章称，由于教派矛盾，伊拉克内战已经打响，其特点是游击、绑架、刺杀和“种族清洗”。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伊拉克战略陷入某种“现实困境”，这使得美国处于战略两难的境地。
第一，美国战略目标与战略后果的差异。《伊拉克致胜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在伊拉克的安全战略目标：即帮助伊拉克建立安全部队和根除恐怖主义；保持和巩固伊拉克政府的影响，提升和改变以前萨达姆控制和影响下的市民社会和法律秩序。⑥ 但就目前来看，自从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就陷入动荡的局面，安全形势一直没有改观。
目前主导伊拉克政治结构的是什叶派为主导的宗教力量，这是美国所始料不及。伊拉克新政府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明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渐行渐远。最近伊拉克和伊朗突破长达几个世纪的“安全困境”态势，缓和两国关系。伊拉克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于2005年7月16访问伊朗，伊拉克总统也在11月与伊朗总统内贾德握手。两国“安全合作”的趋势是伊拉克新政府对美国遏制伊朗战略目标的挑战。伊拉克和伊朗关系正日益靠近，显然是美国方面极不愿意看到的。正如《华盛顿邮报》日前预测的“2006年美十大政治讽刺新闻”中所说：“政府将看到伊拉克取得稳步的‘进展’，即使伊拉克新政府的第一个举动就是与伊朗签订友好条约。这些‘进展’将使一些美军士兵今年夏天或者秋天就可以回家。不幸的是，2005年11月中旬的中期选举过后，他们就要再被派到伊拉克。”
第二，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伊拉克局部战略的矛盾。很大程度上，伊拉克的局部战略目标已经牵制和削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在于遏制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棋手，实现“新帝国”的繁荣。美国学者爱德华·吉尔平指出帝国要长期生存下去，其统治者必须注意不要过度扩张其边界。⑦ 如果帝国扩张超过能力范围，将会因霸权统治成本超过收益而导致霸权的衰落，历史上任何帝国的扩张都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美国在伊拉克局部战场的过度投入，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全球层面力量的分布，制约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资源配置。
第三，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战略将处于“战略进攻”与“战略撤退”两难境地。美国在伊拉克的进攻战略一直在进行，从攻占巴格达，到清剿“迈赫迪”军，打击渗透到伊拉克的基地组织。美军尽管为“进攻战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效果很不理想。伊拉克爆炸事件接连不断，美军和伊拉克军民伤亡屡见不鲜，恐怖主义似乎愈反愈烈，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反美的基地。《伊拉克致胜战略》指出，美国在伊拉克的任务就是赢得战争，任务一旦完成美国军队将返乡归国。2005年11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文章透露，五角大楼已制定出“比较乐观”的撤军计划，即在2006年撤出超过1/3的军队，驻伊美军从目前的16万人缩减到10万。⑧ 驻伊美军高官马丁·登普西2006年3月24日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将在今年7月接替美军管理伊拉克所有边境线的安全工作。驻伊美军二号人物彼得·基亚雷利中将也曾说，计划在2006年7月让伊安全部队负责伊拉克75％领土的安全任务。⑨ 但是，就目前伊拉克教派冲突和恐怖爆炸袭击的混乱局势，距离美国界定的目标相距甚远。西方学者认为：一旦美军结束占领，伊拉克独立以后，伊斯兰激进势力将很快统治伊拉克。⑩ 如果美军实施撤退战略，就等于输掉了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将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
四、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文化缺失
按照布什的逻辑推理，民主衍生和平，专制滋生暴力，这是所有社会都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而不管其固有的政治文化土壤。但是，伊拉克确实缺乏一种民主得以正常运行的合法程序和政治文化，而这种传统文化是不能够用高压和干涉的方式来置换和消除的。英国学者柏克曾经说过：“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而且也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11)
首先，伊拉克缺乏一种民主得以生存的“文化体系”，在社会生活精神结构中突出表现为伊斯兰宗教信仰与西方世俗民主内核的矛盾认同。美国《伊拉克致胜战略》报告中提出，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说，伊拉克人民与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时间考验也会逐渐接受民主的奖赏。(12) 但是美国在这里忽视了伊拉克属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宗教文化的“中东—伊斯兰”地缘政治范畴的属性，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政治参与性，宗教包容政治，政治包容宗教。中东被西方称为“民主的沙漠”，其政治文化是以伊斯兰教为载体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阿拉伯或伊斯兰教的传统政治观与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例如它强调神圣而非世俗的政权。有一句阿拉伯谚语生动地说明了伊斯兰教的这一特点，“宁可忍受一年的暴君，也不可一夜没有君王”。已故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曾经表示，民主对伊斯兰来说是舶来品，伊斯兰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参与和治理传统，不需要借助西方的民主理念。(13) 作为宗教范畴的伊斯兰教与作为世俗特质的民主体系， 二者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认同。在伊斯兰社会内部，对妇女的歧视，宗教少数派的不利地位等理念和客观事实都是民主的天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如果一种政治系统不以允许权力“和平竞赛”的价值体系为特征，民主就会变得混乱无序。(14)
其次，伊拉克集权专制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遗产，也不存在培育民主机制生长的文化沃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涌动起伏，但是对以集权为政治模式的伊拉克影响甚微。尽管在1989年伊拉克复兴党做出推进“民主改革”的姿态，但是伊拉克国内的民主尝试不久就昙花一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认为文化结构优先于物质结构，国家体系的文化结构建构了国家。(15) 在西方历史传统上，专制状态具有临时性质，是特殊情势使然，而伊拉克集权文化的历史传统建构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指出，中东政治是部族政治、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不同政治传统的结合。它使统治者权威至高无上、绝对顺从成为伊拉克政治结构的常态。因此，美国推行的西方经济模式和社会理念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伊拉克效果很难预料。
最后，民主政治文化的生成需要长期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代西方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政治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要标识。因此，从理论逻辑的演绎趋向来分析，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西方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并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来说，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是政治文化；先接受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是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当然这些只是建构在理论的合法推理基点之上，但是在实践中，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我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因此，以西方文化为标识的民主化在推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当地积累厚重文化的强大反推力，造成地方传统文化的伸张和反弹。目前，伊拉克反美主义的强大声威就是这种理论的现实例证，其惯性逻辑的持续发展可能导致集权政体、神权政体和君主政体在伊拉克的复活。
五、美在伊的战略目标前景黯淡
伊拉克原则上有可能成为布什总统希望的：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国内局势稳定，与邻国和睦相处，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可供仿效的榜样。事实却截然不同，一个几乎丧失功能的伊拉克正在出现：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各地区高度自治；北部相对世俗，由库尔德人控制；南部宗教气氛浓厚，由什叶派控制；西部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由逊尼派控制；以首都巴格达为核心的中部是各族人混居的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伊拉克政府于2006年2月28日发表声明说， 因萨迈拉什叶派穆斯林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炸弹袭击引发的教派冲突已造成379人死亡、458人受伤。目前，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矛盾的恶化使得伊拉克政治局势向内战的趋向演化。尽管布什总统一再否认这种说法，但是伊拉克教派关系恶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亨廷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说过，独裁政权的灭亡并不能保证民主政权的产生。事实上，伊拉克反美武装愈挫愈勇，反弹强烈。伊拉克教派矛盾日益突出，“黎巴嫩化”政治结构更加脆弱。伊拉克经济重建虽有进展，但前景变幻莫测，民众生活水准下滑。在教派矛盾难以遏制的情势下，伊拉克国家的文化整合更加艰难，中东的地区政治生态会悄然生变。
2006年3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美国将与伊朗谈判稳定伊拉克局势的问题。这充分说明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战术运作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其民主化战略的深层结构性难题正在逐渐显露。从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基本目标、实施空间和政策趋向来看，美国在伊拉克将会处于遥遥无期的政治博弈之中。
注释：
① 阿迪德·达维萨：《萨达姆伊拉克的认同和政治生存》，《中东杂志》1999年秋季号。
② 阿马特日·巴拉姆：《伊拉克新部族主义：萨达姆侯赛因的部族政策，1991～1996》,《中东研究国际杂志》1997年2月29日。
③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4页。
④ 法新社巴格达2005年4月28日电。
⑤ 田文林：《联邦制·议会制·伊斯兰法：伊拉克政治模式关键词》， 《世界知识》2005年第17期。
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获胜的国家战略》，2005年11月，20页。
⑦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中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68页。
⑧ 《华盛顿邮报》2005年11月22日。
⑨ 新华网巴格达2006年3月25日电。
⑩ 马里木·萨巴宾：《进退两难》，《中东》2003年第5期。
(11) ［英］柏克：《法国革命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4页。转引自田文林：《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
(12)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获胜的国家战略》，2005年11月，14页。
(13) 约翰·L·埃希珀斯托等：《伊斯兰和民主》，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3页。
(14)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4页。
(15) ［美］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文化和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7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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