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处，于1994年11月在北京举办了“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会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助理总干事波尔、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副主任韦钰分别到会并讲话，来自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一、既是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也是国际教育界关心的热点之一
－－关于会议主题的选择
以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仕元在专题报告中分析了这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它既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推动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进入了一个重点实施的关键时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郝克明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她说，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进一步促进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民受教育的总体需求水平也随之进一步提高，这都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改革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迎接21世纪的挑战，就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教育改革的诸多问题，为此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教育研讨会，既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多了解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成功经验。联合国教科文教育事务助理总干事波尔博士在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在他看来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与中国文化相一致的，而不是照搬某种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结果很明显，中国取得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率，而采取不同政策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则遭受了连年的国民收入的衰减。为此国际组织和世界许多国家急于了解中国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经济社会整体改革的新动向。当中国教科文全委会提出举办以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后，立即得到教科文总部及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全委会的支持。这次会议围绕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投入与分配、教育教学改革三项议题所展开的热烈而又富有成效的讨论表明，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这一主题，使中外双方找到了共话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契合点，对于会议主题的选择，成为此次国际研讨会成功的重要基石。
二、教育改革要适应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进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于市场与教育关系的总体认识
研讨会上，中外专家学者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之中，然而对每个具体问题的讨论，无不首先反映出与会代表对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关系的总体认识。发言表明，中外专家学者就此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即研究分析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的关系，必须了解市场经济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绝无统一的模式，研究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改革必须十分注意各自国情特点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2)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着它对社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对于教育改革的影响也是如此。
首先，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所谓经济转型国家进行教育改革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此波尔博士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说，纯粹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大学的教科书里找到。事实上，即便是在最资本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既不自由，也不完全囿于经济本身的范围。在西方，所谓适应“市场”模式的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是一个历史发展形成的，由各种经济、教育规则制衡的体制，是为保护多元利益所作妥协的产物。波尔就此尖锐地指出，从理论上说，由于计划经济不适应迅速的变革，并碰到了许多困难，一些国家实行经济与教育体制改革是必然的。遗憾的是，许多以市场经济的名义进行的所谓改革完全忽略了当地的历史、文化、经济及政治环境。这些改革是舶来品。实际上，一部分中欧、东欧和发展中国家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理论家们简单化市场经济思想的实验室。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教科文资助的研究和其他的研究都表明，改革措施一方面看来解决了一些弊病，而另一方面却恶化了其他方面的危机，这其中包括教育，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和经济都很脆弱的国家更是如此。
其次，市场经济的两重性告诫我们，研究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改革，不能简单围宥于市场与教育之间寻求一一对应的关系，应当十分注意市场与教育之外的各种边界条件，例如政府在国家长远利益与市场短期行为之间、社会公平与效益之间所具有的协调能力；社会在要求教育在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之外，还要求教育承担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等方面的社会责任，等等。为此，英国比较教育专家考文博士分析了世界范围内四种不同的教育体制模式，提出在理顺市场机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政府所做的工作大多具有双重关系，例如，在教育“外部环境”中，政府应着力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性，在教育内部则要积极鼓励学校及各种教育间的竞争，注意教育消费者的利益。
面对市场经济十分复杂的现实，中国进行教育体制全面改革的着眼点自然为大家所关心。中国代表普遍认为，在我国研究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改革问题，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点，中国过去15年和今后都不会改变。(2)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要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主要是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生产要素全部进入市场。构建经济体制要从这两个基本特征出发，构建教育体制也要注意这两个基本特征。中国代表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必将要求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不仅要求人才培养的数量、结构和质量规格上能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求相应地进行教育改革，转换教育运行机制，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要借鉴国际上有益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走出自己的路子。要转变教育思想，深化教学体系、内容、方法、制度的改革，努力克服学校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的脱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象，更好地发挥教育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教育改革要围绕育人这个根本目的，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全面处理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全面发挥教育功能。郝克明同志就此提出，从教育改革实践的角度，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1)要处理好教育发展的特点与市场调节的短效性和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教育既着眼于当前，又要面向未来，为下个世纪做好人才准备。(2)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范围、方式不尽相同，教育改革必须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具体特点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3)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这就决定改革不能一种模式、划一要求，要在确定改革长远目标的同时，从不同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步实施，逐步到位。(4)要全面处理好学校、社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三、更着力于在实践上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
－－关于专题讨论的基本内容
（一）市场经济与教育体制
1.教育运行环境的变化，形成了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中国代表周稽裘就此提出，培育和建立新的教育运行机制，目标在于调动政府、社会（包括企业、各种社会团体）和公民的办学积极性，优化全社会的教育资源配置。为此，必须通过法律监督、财政审计、政绩考核等办法，确保各级政府履行办好教育的职责；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企业法规、税收政策等措施，引导企业承担职业教育和培训，真正使以劳动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劳动资源管理制度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岗位资格规范及相应的考核聘任制，激发劳动者学习知识和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体现个人参与教育的责任；继续实行发展校办产业的优惠政策，鼓励一部分学校特别是职业学校走产教结合的道路。
2.办学体制的变化带动着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在明确政府、社会及公民办学责任的同时，教育管理的权限有待于进一步明确，这是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中国专家陶增骈指出，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波动性和盲目性，尽管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具备了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进行自我调节的功能，政府的计划调节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他用辽宁省的教育实例说明了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总量控制、优化结构、合理布局方面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于我国中央产业部门办学这一特殊问题，中国电力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许英才说，从中央产业部门办学的历史、现状及问题来看，部门办学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实现投资多元化、办学主体化、管理法制化。特别要明确改革的核心是“把学校建成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同时，可以通过成立学校董事会等形式吸引企业支持和参与教育工作。
3.通过学校教育的全面改革，使教育真正成为社会的基础性产业，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的办学实体。波尔博士提出，在教育制度中，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进一定程度的市场导向，特别是基础教育后的教育与培训，但必须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引进市场导向？”就此，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游心超说，教育是一项特殊产业，可以利用市场的某些机制，但教育不能市场化，由于教育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单纯靠市场调节供求关系，将出现“高收费”、“乱收费”等不良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经济的密切结合可能是一种大趋势，但这不是使教育与经济融为一体，淡化或模糊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是指两者必须实行有机结合，以提高教育与经济的整体效益。
（二）市场经济与教学改革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改革应处理好教育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的关系，中国学者潘懋元就此指出，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但教育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培养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通过多种教学活动来进行，所以教学改革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他认为，近年来我国教学领域改革取得很大成绩，但总的说还嫌薄弱，其原因包括认识问题、实际困难以及理论指导的贫困等。国外一些代表认为，在管理体制上划分义务和责任比较容易，改变人的行为和作法相比之下困难得多。通过教学改革促进社会、学校、教师、家长教育思想的转变以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正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正是出于对教学改革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共同认识，与会代表就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1.关于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
使我国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首要任务是从“应试教育”切实转到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轨道上来，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谈松华就此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校更应办出特色，学生更应发展个性，基础教育教学中尤要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规定性与选择性、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的关系。
一些专家指出高等教育教学，尤其是在技术应用学科方面，对人才的培养应注意参与市场竞争意识。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和北大方正集团的成功，是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人才培养的比较好的典型。市场对技术改造和创新的需要可能激发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引导促进技术学科的发展。适应市场需要从事发明创造的过程，也是教师带领学生熟悉技术学科发展前沿的过程。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兼方正集团总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选教授在会上生动而又详实的发言中称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才”“财”互动互进的良性循环。
2.关于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
对此有代表提出，中小学不仅应开设学科课程，而且应开设综合课程；应适当增加选修课，注重语文、数学、外语和计算机等基础课和工具课；高校应减少专业设置、拓宽专业面。同时，学校课程教材要反映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科学技术文化的最新发展，反映社会进步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办事处教育顾问艾尔费克博士介绍了“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他认为，这一工程在课程上具有既严格又灵活，重视宏观控制和间接控制的特点，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极大促进中国教育发展和达到全民教育目标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3.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与会代表认为，终身教育观念和终身教育制度的确立，向那种由学校传授知识再到社会运用知识的传统观念和教育方法提出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社会是学习化社会，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必须开发学生的智慧潜力，为此必须进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成功教育、创造教育、愉快教育、尝试指导效果回授等是近年来各地进行的有益探索。上海市实验学校开展了充分挖掘儿童少年智慧潜力的实验，以求用8-10年的时间实现12年的教学目标。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多媒体、远距离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大规模、高效率传授知识成为可能。“90年代上海紧缺人才培训工程”也正是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社会效益。
4.德育的重要性及其改革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和正在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德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去适应和引导目前的转轨？中国学者鲁洁教授认为，在德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适应论，其一认为德育要着眼于使受教育对象形成经济市场所需要的各种意识、品质与行为；另一则认为德育的着眼点还应放在培养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完善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上。第一种适应论是经济泛化和市场泛化，第二种适应论才是正确的适应论。她强调说，道德行为不同于市场行为的特征在于它具有利他性，着重精神道德的高尚而不是经济利益；与市场文化价值取向不同的道德文化不仅不会阻碍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德育也不应该以市场经济为唯一服务对象，学校德育总是指向未来，它总是倡导一种社会的道德理想和理想的道德人格。
英国代表考文博士在讨论中提出“与市场相联的教育”和“市场渗入的教育”，从另一种角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适应论。“与市场相联的教育”，强调公平意识、时间意识、效率意识等等；而“市场渗入的教育”则是走入歧途，它注重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还有代表关心道德教育结果的评价问题。
（三）市场经济与教育投资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投资体制、分配机制以及学生资助制度的改革是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1.适应市场经济，改革教育投资机制
中国代表提出，要从根本上确保《纲要》提出的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及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等具体指标，就必须建立一个能确保教育投资持续稳定地增长的教育投入体制。为此，财政体制改革要与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其目的和着眼点不仅仅是解决当前教育经费上所面临的困难，而是应形成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满足我国教育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所需求的教育投资体制。
首先，加强对教育事业的性质和战略地位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认为，在西方经济学中，教育事业同国防事业一样，都被看作是公共事业，因而在政府财政支出中优先保证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泰国吞西瑞先生也指出，教育是公共事业，政府应对教育采取激励机制，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泰国与中国的情况相似，教育发展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
其次，以法律形式保证政府主渠道投入。许多学者认为《纲要》提出的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比例要求应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各级财政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的比例也应当尽快明确，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特别要注意经费项目和计算口径一致。
第三，拓宽教育投入渠道，增加教育经费。中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拓宽筹措渠道，如发展私立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保证基础教育以上各层次教育的投资回收、吸引国外及国际财团的贷款和资助等。北京大学陈良
教授指出，目前，在中国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已在全部教育经费中占有很大比例，以北京大学为例，1993年政府拨款占47%，其他渠道筹措的教育经费占53%，已超过政府拨款。还有代表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所取得的成就与效益，证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已成为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2.改革教育经费拨款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中国代表提出，要实行教育经费单列，促进政府的教育拨款与教育发展的需求相协调和平衡，促进教育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经费分配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王善迈教授认为，目前我国的经费预算分为类、款、项、目四级，教育经费在第二级即款级。实行教育经费单列的方法是：通过教育财政预算等级的提高，建议将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第二次分配升格为第一次分配，即从款级提高到类级；同时扩大教育部门在教育预算编制上的权限，将教育经费的分配权和管理权划归教育部门；另外鉴于我国是中央、省、地（市）、县四级财政，“单列”只能到县，不能到乡。
关于改革教育经费投资、融资机制。国家教委财务司副司长许琳介绍了设立教育银行的设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用金融机制来减轻国家负担，促进教育拨款机制的改革，同时可以在解决教师住房、校办产业和学生奖、贷学金等方面实际发挥作用。设立教育银行，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目前的工作尚在可行性分析中。作为准备阶段，我国已经成立了教育信托投资公司，进行相关试验。
关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海智力开发所所长蒋鸣和教授认为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优先投资于基础教育的“努力程度”。但是，近几年中国中小学教育拨款所占教育拨款的比例变化不大，1993年仅占51.4%。因此，必须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优先投资于基础教育。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泰国的吞西瑞博士介绍，泰国教育经费的50%用于基础教育，国家注意到教育经费的配置与教育投资回收效益不相一致的问题。澳大利亚佩克教授介绍了维多利亚州在中小学教育方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做法。例如，保证学校有控制资金自主权，政府直接将经费拨到学校，由学校董事会分配资金。中央政府和州政府支持校长具体负责资金使用。
关于高等教育拨款实行基金制问题，北京大学陈良教授认为，《纲要》把基金制作为改革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中心环节，是与国际趋势相一致的。基金会应注意的问题是：第一，高教基金应分为普通基金和专项基金。普通基金包括一般基建费和事业费等，专项基金用于高校重点项目和学科建设等专项用途。第二，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议设立中央、省、地区三级教育基金会，实行基金会向高校拨款的机制。第三，确立基金分配的具体方式，建立监控和反馈系统，掌握运作周期。
3.高校学生贷学金制度
目前，中国高校学生资助体制的问题有：第一，学生的贷款意识不强，申请人数明显低于实际需要人数，且呈下降的趋势。第二，缺乏一套完整的机制来保证贷款的偿还。第三，贷款的数额较低。鉴于上述问题，中国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四川联合大学王雪生教授提出，贷学金的发放范围和额度应作合理调整，酌情设立贷学基金，建立法律保障的偿还机制，以支持学生求学和高教改革。华东师范大学赵中建博士认为，目前亟待建立新的学生资助制度。第一，以学生贷款为主，辅之以奖学金和助学金。第二，制定和颁布有关学生贷款制度的法律文件。第三，建立完善的学生贷款管理系统。第四，加强咨询和引导，以增强学生的贷款意识和还贷意识。北京高教研究所所长耿学超介绍，北京市高教局新近成立了城市信用社，管理办法正在逐步完善。学校可向信用社申请并向学生借贷，平均每人1000元／年。这项举措将分两步走，一是学校向信用社存入学杂费、校办产业的资金，二是国家拨给学校的经费也存入信用社。
在还贷问题上，国际经验引起大家注意，有代表介绍美国学生还贷拖欠率高达17%，而日本则低于2%，香港和新加坡不超过5%。看来相关政策很重要。澳大利亚的对策是给按时还贷者以优惠，对拖欠者处罚。
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的教育改革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
继续探索的新课题
－－关于代表发言与提问的焦点
此次研讨会给人启迪之处不仅在于与会者发言中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更在于提问和讨论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引起了更深入的思考，进而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有待继续探索的课题。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办学”和“学校办企业”的走向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此解决企业办社会的任务之一，是将普通中小学校从企业中分离出去。目前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从长远看这也是趋势。另一种看法是，企业办学有国际性，韩国浦项钢铁厂就办有质量很好的中学，并已办起一流的大学，同该钢铁厂的现代企业性质并不矛盾。我国有些大企业也不愿在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把原本质量很高的附属学校转交给地方去办。在吸引企业支持教育方面的对策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教育的部分方面市场调节发挥不同程度作用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如何发挥作用？例如市场需求信息预测该由谁来做；政府在课程设置问题上该做些什么，做到何种程度；政府如何通过教学质量评估去关心教学过程、评价教学成绩，等等。代表们认为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如何处理如政府宏观管理与市场对某些人才供求调节关系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操作性问题有待于实践探索。
－－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如何认识学校董事会的性质、作用？有代表认为，学校董事会不同于企业的董事会，也不同于西方学校董事会，它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含有一定权力的非权力机构，主要起审议、监督、服务作用。另有代表认为，将高校设立者、管理者、办学者分开，有利于理顺管理体制中的问题。学校管理者的代表是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者的代表是学校校长，那么设立者的利益谁代表，为此董事会只起咨询作用，不明确权益，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教育结构整体改革进程中，如何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有代表提出在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与普通中等教育的比例大体为10-30%，而中国的比例已达50%以上，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应当采取的形式值得深入研究。澳大利亚代表介绍说，鉴于雇主用人更多地关注素质，偏重技能的职业教育比重有所下降，着力于人的基础文化知识的普通中学更受欢迎，职业培训往往放在中学毕业后到企业中去培训两年，再上大学。韩国代表也讲述了本国职业教育需求下降等问题。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代表介绍，1993年成立了国际职业教育组织，中心议题是加强产业与教育的联系，寻求产业部门的有效参与。看来发展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问题，是通过产学合作发展职业教育。
－－改革教育拨款体制涉及到的经费编制问题，引起代表的关心。中国代表提出，《纲要》已明确规定了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但原有“基数＋增长”的经费编制计划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改进教育经费编制工作，特别要做好生均教育成本的测算，而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迫切需要深入研究。
－－如何确定教育银行的性质更有利于教育发展？会议代表，尤其是国外代表十分关注中国筹建教育银行的动议，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主意。国内代表对教育银行性质的认识存有分歧。主张政策性银行的人认为，可以由财政部核定基准金、拨改贷，吸收教育部门及各单位的预算资金，发行债券。主张商业性银行的人认为，商业性银行融集资金比较好，可以在资金运作上打时间差，可以搞证券买卖和商业投资、收放奖学金和贷学金，并可以向国际金融界进军。另有专家认为，二者都有局限性，各有利弊。国际组织代表则建议尽早培训从事银行工作的管理人员。
－－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战略构想是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之间差别的扩大，需要更多地关注处于不利地位的贫困地区的教育。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泰国代表谈到，甘肃的情况与泰国东北部地区的情况很相像，为此国家调控很有必要，鼓励人才转向贫困地区需要时间，立足当地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更为重要。中国代表提出，应当从教育与经济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角度探讨贫困地区教育问题。80年代造成中国西部发展滞后有两个因素，一是开放优惠政策有地区差别，二是价格扭曲不利于占资源优势的西部地区。90年代开放优惠政策在更大范围实施，原材料价格不断调整，资源优势逐步得到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采取什么战略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如何带动当地教育发展，这是有待于实践去完成的大文章。
此次研讨会，在广泛比较借鉴国际教育经验的条件下，围绕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进行实证性分析，无疑为中外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借鉴、学习的好机会。印度尼西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展教育、马来西亚着力进行价值观教育、韩国适应市场变化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德国不断充实职业教育、泰国重视教育资源分配、澳大利亚利用自筹资金办学等经验都给代表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教育发展与改革方面，改革措施间的差异往往更引人注意。例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分权与集权问题，中国的思路一般是宏观管好、微观放活，比较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省级）政府分级决策、分级管理，关注学校自主办学，关注社会中介组织在教育管理方面发挥作用；而美、英等国家则特别强调教育管理的分权与集权同时并行，因而更关心中国政府如何在课程、师资培训、教学质量评估方面实施有效的影响。此外，国际上同样的改革思路可能出现不同的对策。例如重视教育投资多元化明显具有国际共性，许多国家为此强调发展私立学校，而中国代表认为不一定通过办私立学校才能保证投资多元化，现行的联合办学、委托培养等措施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同样是鼓励私人办学，国际间的对策也不同，多数国家政府采取各种办法补贴私立学校，而韩国的私立学校在政府那里则是分文不取，正是这样的学校，在大学阶段却容纳了85%的学生。
鉴于国际教育改革政策的差异，代表们对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表示高度认同，即取得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其价值观而不是某种模式，每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只能是自己设计，而不是进口别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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