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本》成书年代问题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本》一书，是中国古代十分值得注意的史籍，中国史学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先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对此书均不能无所涉及。因此，考清《世本》的成书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以往史学界有过不少探索，但皆没有得出系统、明晰而正确的结论。有些论述一起步就陷入误区，有些考述则在临近得出确论的边缘颠仆，十分遗憾！由于《世本》成书问题未能正确解决，已经导致史学上的不少错误论断，有鉴于此，本文首先申明研究后的结论：《世本》并非先秦时期所成的史书。
一、《世本》及其成书年代问题
《世本》为中国古代著名史籍，记载先秦时期史事是其主要内容。据南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姜嫄简狄》① 条所言：“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大致可以判定《世本》佚失于宋代。后历有辑佚者，至清代文献辑佚和历史考据大兴，出现了多种《世本》辑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清人辑佚的《世本八种》，统观各种辑本，虽各家篇目不一，但大多是除了有记上古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的篇目之外，还有诸如关于姓氏源流的《氏姓篇》、记述都邑的《居篇》、记发明创作的《作篇》等等，俨然是史事的分类组合。《世本八种》的“出版说明”指出：“总的说来，出处错漏，引文伪脱，以及误入非《世本》文字，是各本普遍存在的情形，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这就是说，《世本》的各种现行版本，都已经严重脱离佚失前的原书面貌，虽其中史料尚可为先秦史研究所择用，但据之作为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方面的研究，则会很容易地出现谬误。
在《世本》成书年代的问题上，不仅历代史家、文献学家记述歧异，而且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也众说纷纭，今仅择重要的几种见解条列如下：
（一）左丘明所书。此说见于《颜氏家训·书证》：“《世本》，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自注称“此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近代章太炎信从之，其《訄书·尊史第五十六》云：“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胠翼，近之矣。”这个说法本无依据，无足征信，连“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的传统说法也为学术界所否定，更不用说《世本》的作者了。对于“左丘明”作《世本》之说，清人孙星衍、近人陈梦家皆有驳论，今可从略。
（二）楚汉之际好事者所录。此说源自晋代杨泉的《物理论》，其书虽久佚，但清人从宋代马总的《意林》和《太平御览》引文中，辑出其“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的记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言：“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是唐代尚有此说流传，而现代学者齐思和在《黄帝之制器故事》② 一文中也倾向于此说。这种说法本就扑朔迷离，并无确指，已有许多学者对之辩难，似难成立，但既长期流传，亦不可简单否定，应当探析其因由。
（三）战国末年赵人所作。这一观点最早见于清人张澍《辑〈世本〉序》：“《王侯大夫谱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迁’，是作者犹值赵王迁时”，③ 近代学者陈梦家《〈世本〉考略》④ 一文见解亦同。此说影响甚广，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仅凭“今王迁”一语，不足判断全部文献的形成时间。
（四）古史官记述。此类说法见诸于古籍记载，例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西汉刘向之言称：“《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⑤《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这种记载模糊笼统，时代宽泛，不足以直接解决具体历史文献的考订问题，但如果结合语境认真地分析其中蕴义，则很有裨益。
（五）《隋书经籍志·史部》径直著录曰：“《世本》二卷，刘向撰”，因此学术界也有人主张《世本》为西汉刘向成书说，如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认为：“最早校定《世本》成书的是刘向……刘向校正之后，才有《世本》这一种书名出现。”⑥ 但持这种见解者缺乏系统的论证，遭到反对意见辩驳也未作回应。
由于《世本》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记载纷纭，难以考定，另有一些零星异说，如认为是西汉初年张苍所撰等等，全凭推想而并无实据，为学界所不取，这里不作详论。而当前流行于史学界的观点，是将《世本》归结于战国时期的史籍，即其成书于先秦时期。例如《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所载赵生群撰写的《世本》评介，⑦ 即认为“《世本》成书，应在战国末年”。更细致的一些论述，如王玉德认为：“《世本》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仅是记世系的谱牒书。现存《世本》中诸篇成书时间不一”，例如《作篇》，“产生于战国末期的可能性较大”，⑧ 即实际仍是战国时期成书。这些看法都是不允当的，排除《世本》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之说，对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解决《世本》成书年代问题的关键
考察《世本》的成书问题，史料不多而纷杂歧异，历代学者做过各种探索，得出十分不同的见解。今欲研讨有所推进，不能不从理念、方法上予以重新思考，是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关于《世本》的成书年代，由于没有任何记载可以直接地说明真实状况，而需要在深入进行史料辨析的基础上作严格的逻辑推断，就首先必须在学术宗旨、研究方法上纠正不可靠的与偏颇的做法，树立以下几个基本理念：
第一，《世本》这样流传中历经佚失和辑存，且版本复杂的古籍，判断其成书问题不能以其内容为主要依据。对此，许多学者业已指明：不能因为书中有“今王迁”一语，就判断是战国赵王迁之时赵国人所撰，不能根据其中有汉初史事和人物，就判断为西汉张苍所撰等等。赵生群的前揭之文提出：“今本《世本》有后人孱入的成分。因此，考论其成书年代，应当系统考察其内容，而不能仅据个别资料。”然而，对一种书籍“系统考察其内容”，就一定能够解决其成书年代吗？笔者认为这是不可靠的，道理甚明，如《四库提要》著录《宋遗民录》一卷，认为此书“或元人所撰，或明初人所撰，均未可知”，⑨ 即不能根据其内容判断成书年代。
第二，判断书籍的成书年代，在没有可靠的直接记载情况下，与书籍的辨伪一样，必须追踪其来历与流传轨迹，看它在相关时代其他文献中有怎样的记述，在史料仍然十分缺乏的状况下，就需要联系大的文化背景予以分析。对《世本》一书的记载，最早出现于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汉书·司马迁传》提到《世本》，《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世本》。《汉书》既然将《世本》与司马迁生平联系一起，那么司马迁的史学活动对考察《世本》成书问题即为关键之一。《汉书·艺文志》的许多内容承袭了西汉刘向整理图书的成就，恰好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片断地引述了刘向对《世本》的说明。因此，《汉书》中对《世本》的记述是最重要的史料，刘向对朝廷所藏图书、文献的整理，是与《世本》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
第三，现存的较为可靠的文献，对《世本》来历的记述皆十分简略，需要结合这些史料的语境予以深入分析，发掘意蕴，避免误解。例如《史记索隐》引用的刘向之言，应当出自他整编《世本》所撰叙录之中，这种语境，应当作为深入考析的依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世本》之文，亦须与刘向之言对比，以有助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剖析。
第四，考察《世本》的成书年代，研究宗旨亦须有确当的学科定位。《世本》的成书年代问题，可以归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然而历史文献学不是一个统一系统的学科，其组成之中如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虽互有知识上的联系，但各具独立治学体系，即单从治史资料出发的所谓“史料学”，也可以聊作文献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以历史文献学的定位来研究《世本》，就可能漫无标的，导致不自觉地游移失据。研究《世本》，应当置于中国史学史的学术层次，只有这样定位，才能将其与整个史学发展流程相联结，与前前后后相关史书、相关史学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考析。当然，在史学史学科层次的研究，必须是真正认真的重新探讨。
以上四点，并非仅仅托之空言，以下的考析，即将贯彻这些理念，当可引导到《世本》成书时间的正确解决。
三、《世本》乃刘向编辑的图书之一
现存最早提到《世本》的历史文献是班固撰写的《汉书》，其中《司马迁传·赞》的一段文字十分重要：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⑩
解决《世本》成书时间的问题，必须正确地解读班固的这一段论述。许多学者根据此处“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的描述，便将《世本》成书时间着意说成先秦时期，实际乃是对班固之言未作深层剖析而产生的误解。班固这段话的主旨，在于说明司马迁《史记》写的资料来源，而所谓“采《世本》、《战国策》”，乃是从班固本人所见史籍出发，其完整的说法应是：“采录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世本》、《战国策》书中所包含的资料”。当然，古人用语简约，是不会如此讲究的。
关键的问题是：司马迁是否真的见到过《世本》其书？前辈学者对此早有考订，司马迁对自己所知、所读、所用典籍皆有记述，而整部《史记》绝无提到《世本》之处，这已经为学界公认。据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11) 一文附录《史记》材料来源列表，司马迁自称曾阅读过的“五帝德”、“帝系姓”、“谍记”、“历谱谍”、“五帝系谍”、“春秋历谱谍”等等历史文献，(12) 而这些文献大多未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著录。这样就形成一个反差：班固说《史记》采用了《世本》，司马迁竟未曾提到，司马迁自称参阅的许多文献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却没有登录，最可能的原因是司马迁所见“谍记”之类的资料，已被人整理、编辑为《世本》一书，而进行过这项工作的只能是刘向。
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6），刘向主持下的“校中秘书”，即校订宫廷内藏书的活动，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大事。在此之前，先是“求遗书于天下”，随即“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即对每一书皆撰写说明该书篇目、内容、源流以及整理经过的“书录”，上奏朝廷。刘向卒后，其子刘歆奉旨接续工作，刘歆完成图书分类性的解题目录学著作《七略》。(13)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次图书整理，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校对与订正，而是包含着大量图书汇编、排纂命名及其中各篇命名的工作，即利用已有资料，纂辑了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书籍，《世本》乃其中一种，具体理由及相关问题条列如下：
第一，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述刘向之语：“《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14) 这项史料的可靠性不成问题，则刘向是第一个道出《世本》书名的古人，应是此书名称的实际命名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出现称为“世本”的史籍，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第二，这部《世本》，刘向等人是为现成的书籍命名？还是经过自行编纂后命名？虽史料缺失，但可以推断。刘向为《世本》撰写的别录，全文久已佚失，上述《史记索隐》引用刘向之语，应即出自《世本》别录，但过于简略。查今存刘向《战国策书录》达1100多字，叙事详明，《世本》之别录不应仅仅片言只语。班固称“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这里对《左传》、《国语》用“据”字，而《世本》与《战国策》同列于“采”的范围，则班固可能熟知《世本》与《战国策》具有多方面的相同性质。而《战国策》同样未见于司马迁《史记》，乃刘向等人将当时所存“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15) 的众多零星文献修补校订，编辑为一书，得三十三篇，命名为《战国策》。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类似《战国策》内容的27篇文献，其中16篇不见于今《战国策》书内。此墓下葬时间早于刘向整理图书100多年，更证明了刘向之前没有《战国策》其书，而只有散存的游士说词、谋略等多种独立文献。《世本》的十五篇，在先秦时期也应当是些散见零星文献，不具备一本书的性质。故刘向之前，司马迁只见到“谍记”、“历谱谍”、“五帝系谍”之类散存文献。因此，《世本》与《战国策》一样，都是西汉季年刘向编辑而成，此前并无其书。
第三，《史记索隐》引述的刘向之语：“《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这里的“世本”，也是指其中各篇的具体资料，而“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更不是指一时一人，今学者大多也承认《世本》乃长时期间多人积累撰成。在战争频仍、天下分裂的战国时期，不大具备将分散于各国的帝王、诸侯、卿大夫家世谱系文件汇编成一本书的条件。况且这些家世谱系文件一般应为各国上层秘存，不会比纵横家的说辞、谋略更流行于世，既然纵横家的零散谋略都未能在战国时期编成一书，那么当时没有汇编《世本》成书，就不难理解。
第四，《汉书·艺文志》乃是直接承袭了刘向父子整理图书的成果，为深入了解刘向的编订图书工作与《世本》的成书时间，有必要细致分析《汉书·艺文志》对史籍的相关著录：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16)
……
从上引资料可看出，虽有先秦史籍《国语》存在，刘向仍然将其分割、重编为《新国语》五十四篇。随后的《世本》、《战国策》、《奏事》三书，应都是刘向等利用零散资料编辑成书。这种编纂方式有利于文献的留存，但却因刘向所撰别录和刘歆《七略》原文的大量佚失，往往令人不明编辑历程以及成书的时间。
第五，在刘向整理、编辑之前，官方或私家典藏文献，也可能将内容相类似的书简或帛书存放一起，但这并不等于已是一书。因为历史文献学对于将资料编辑“成书”，应有其严格的概念，它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经过取舍，确定了收录范围与篇目规模；2、确定了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序；3、给全书分予以命名，即具备可资登录的书名。
有的学者明知刘向之前还没有“世本”这个书名，却引述春秋时期就有“世”、“周谱”等谱牒之类名目的文籍，将之说成《世本》的“滥觞”，把各种零散文籍混淆为完整的一书，等于偷换了概念。进而甚至强自为说，举出司马迁《史记》曾称“太史公”、“太史公书”相比附，认为“《世本》在先秦也无定名……不称‘世本’，并不等于无其书”，(17) 这就完全成了狡辩。《史记》一书的名称确实前后有变，但无论如何称谓，都有其自己的特定书名、都确指司马迁纂修之书，都是包含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合一的一百三十卷通史。请问在刘向整编图书之前，称作“世”、“周谱”、“谍记”(18) 等等一类文籍，有哪一个是包含了“帝系”、“氏姓”、“谥法”、“居篇”、“作篇”等分门别类内容？如此重大而显著的区别，焉可蒙混过关？
综上所述，我们结论是：1、《世本》是西汉季年刘向编辑成书，其中收揽了战国时期的许多零散文献。2、《世本》书名为刘向拟定，各篇篇名也是刘向重拟。3、刘向排纂的《世本》，虽确定十五篇的规模及篇章次序，但仍然是互相独立文献的汇集，各篇之间不具备相互配合的有机联系，因此仅仅为“资料丛编”而已。
总之，《世本》是西汉刘向根据散存文献编辑而成的史书，作为一种史籍，如此判断，并不涉及其史料价值，判断记述的真伪、虚实，另当别论，因为它本来只是汇编了先秦时期的资料。但成书年代早晚，在中国史学史上则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历来对其成书年代的错误认识，已经造成很大的学术混乱，现在必须予以纠正。
四、误判《世本》成书年代的学术教训
刘向编成的《世本》连同书录，因日后佚失而内容已经无法备知，后世重新辑佚，乃大失原貌。佚书的辑佚，除了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某些书籍之外，一般不可避免的是内容残缺、支离，难以恢复原貌。但《世本》的辑佚，却非惟残缺、支离，而且肿胀、变形。所谓“肿胀”，是指把大量史料无根据地辑入《世本》，使其篇幅、内容皆膨大起来。所谓变形，是通过编排、命名和评议，改变《世本》原书的性质，抬高其地位。
清人辑本中或多或少都具有“误入非《世本》文字”(19) 的倾向，而尤其以秦嘉谟的《世本辑补》为甚。秦氏将《左传》杜预注、《国语》韦昭注等等言及世系、姓氏之类内容者，皆算作《世本》文字，而为了填充卷四的内容，更武断地认为《史记·世家》内容乃取自《世本》，径行“援《史记》成文以补之”。(20) 这已经算不得辑佚，简直就是随意地另编一书了。
刘向将零散文献汇编一起之际，定书名为“世本”，共分15篇，也给每篇拟定一个篇名，各篇之间仍是互相独立，并非形成什么统一体系和逻辑结构，因为各篇原本就不是作为一部著作的组成部分来规划成书。秦嘉谟《世本辑补》分为十卷，各卷篇名依次是“帝系”、“纪”、“王侯谱”、“世家”、“大夫谱”、“传”、“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这些名目是否与刘向编辑的《世本》篇目完全符合？连秦嘉谟本人也不敢担保。但这一点已不必深究，因为各个篇名无论是完全出于刘向拟定，还是其中包含了清人臆造，都是司马迁去世后的产物，在《世本》一书之所以有“纪”、“世家”、“传”等组成部分，其名目乃参照了《史记》，但秦嘉谟反而说：“太史公书采《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21) 真是颠倒错乱，莫此为甚！本来刘向编辑《世本》，收录不同内容的零散文献，仅聚拢资料，便于留存。班固称司马迁“采《世本》、《战国策》”，是指采用内中包含的史料。而到了秦嘉谟等清人这里，就将《世本》变形为先秦时统一规划、颇具整体义例的著作，并且将司马迁“采《世本》”解说为在著作体例上因袭《世本》，甚至断言“夫《春秋》为编年，《世本》为纪传，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自《史记》始也”。(22) 后出的《世本》明明是后人参照《史记》拟定出“纪”、“世家”、“传”等篇目，却反诬《史记》体例模仿了司马迁不曾见到过的《世本》，这种怪论，其总的根源，就是硬将《世本》定为先秦成书所导致的恶果。
清人对《世本》多加夸诞，是主观上具有嗜古、崇古的情结，今天不能再蹈那种旧辙。客观如实地考察《世本》，不仅应当确认为西汉后期刘向编辑成书，而且对其内容的史料价值也不可估量过高。刘向编辑的《世本》，揽取先秦零散文献，汇集分篇，内容是相当驳杂的。其中记述商周以下王侯大夫世系、谱牒，很可能源自各政权官方官员的记录，自有其宝贵的史料价值。而所言黄帝至尧、舜的所谓帝系，均为黄帝直系血亲后裔，岂可据为信史？至于“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破其右胁，三人出焉”(23) 之类，在古代也属于怪力乱神、妖言左道。即所谓“作篇”中的素材，随便漫言“伏羲造琴瑟”、“神农作琴”、“蚩尤作兵”、“黄帝造火食、旃冕”、“史皇作图”、“胡曹作衣”(24) 云云，把许多事物的发明归于臆造的远古帝王将相，其荒诞无稽且自相冲突，岂可曲意赞称？在《世本》尚未佚失的唐朝早期，主编《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就指出：“今之《世本》与（司马）迁言不同，《世本》多误，不足凭依”。(25) 看来刘向在《世本》内收编的零散资料，有许多是战国时期民间流行的传闻杂记，秽乱芜杂，其后来全部佚失，并非无因。
清代以降，学术界凡将《世本》视为先秦成书者，大多有意无意地抬高《世本》的价值和意义，在历史文献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上造成严重曲解和迷误。以梁启超之博学强识，居然也相信《世本》“为《史记》之蓝本”，称其“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绪。彼能将史料棕切横断，分别部居，俾读者得所比较以资推论也”。(26) 时至当今，类似“司马迁之《史记》，不论于材料上有取于《世本》，以至其所‘开创’之纪传体，亦受《世本》之影响”(27) 的言论，仍在流播，颠倒错乱之见，还在延续。实际上，司马迁《史记》才是第一部“将史料棕切横断，分别部居”的历史著作。梁启超的错误，很明显是误信《世本》成书于先秦、误信清人关于《史记》体例模仿《世本》谬说。其他未加查考而随声附和之说，更是流弊极广，以至许多中国史学史的著述和教科书，均将《世本》列于先秦史籍加以述评，甚至认为在历史编纂方面颇具创意，“被视为综合体通史的先驱”。(28) 可见西汉季年刘向编辑的此书，被混迹于先秦史籍之内，竟然造成多么大的混乱！
将《世本》误判为先秦史籍，造成的学术教训应当总结，今后的史学研究，必须在以下几个理念上提起特别的注意：
第一，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必须对史料、文献、史籍，必须严格区分零星史料、散存文献、汇编之书与系统著述的不同性质，绝不能彼此混淆。以《世本》为例，本来先秦并无此书，只有零散史料和文献，待刘向汇编为书，仍是各篇独立存在，不能侈谈有什么精深的义例。因其佚失，清人秦嘉谟等再次搜罗编辑，即硬说成是系统性著作，强作为先秦之书，一步步深深地陷入谬误的泥淖。在文献研究上，这样导致学术谬误的例子不止《世本》一例，只是《世本》造成的混乱极大、错误更加积重难返而已。
第二，《世本》判断上的错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影响甚大，已如上述。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史学史研究不能现成地借用史料分析、文献评介等方面的旧有结论，必须尽力重新审视文献学上的具体成说，避免承讹袭误。因为史学史就其学科本质而言，就是要重新审视历史学的一切成果和全部历程，予以系统地评断与定位，这其中也涵括对史家、史籍、历史文献等等具体问题的深入考订。
史学史研究，应当比历史文献学具有较深的理论层次、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视野，这就是我们上文所强调的：应当把《世本》置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层次来重新研究的理由。
注释：
①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七“姜嫄简狄”条，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74页。
② 齐思和：《黄帝之制器故事》，童书业、吕思勉编：《古史辨》第七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1－451页。
③ 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第五种，张澍稡集补注本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页。
④ 参见陈梦家：《〈世本〉考略》，《西周年代考》与《六国纪年》合印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5－141页。
⑤ 《史记》卷末附录，裴骃《史记集解序》第2页注［五］引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 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⑦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90页。
⑧ 王玉德：《〈世本〉成书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⑨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宋遗民录》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1964年版。
⑩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7－2738页。
(11) 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文史哲》，1955年第11期；又载于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 参见《史记》之《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表序》。
(13) 以上见《汉书》卷三○《艺文志》总序。
(14) 《史记》卷末附录，裴骃《史记集解序》第2页注［五］引司马贞《史记索隐》。
(15) 刘向：《战国策书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战国策校注》卷首。
(16) 《汉书》卷三○《艺文志》。
(17) 王玉德：《〈世本〉成书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8) 先秦时期所谓的“世”、“谍记”等等，乃此类零散资料的笼统称呼，非书名亦非篇名。
(19) 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卷首《〈世本八种〉出版说明》：“误入非《世本》文字，是各本普遍存在的情形，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
(20) 秦嘉谟：《世本辑补》卷四《燕昭公世家·案语》，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第四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1页。
(21) 秦嘉谟：《世本辑补》卷首《诸书论述》，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第四种，第2页。
(22) 秦嘉谟：《世本辑补》卷首《自序》，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第四种，第1页。
(23) 参见茆泮林辑本：《世本》第一篇《帝王世本》，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第七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页。
(24) 均见于茆泮林辑本：《世本》第五篇《世本作篇》，商务印书馆汇编：《世本八种》第七种，第50－51页。
(25) 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五二，昭公二十七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2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27) 见陈建梁：《〈世本〉析论》，《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8) 谢保成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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