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望论文,冲突论文,时期论文,评价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职业声望调查结构简述
社会学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有三种维度，即财产地位（经济地位）、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比较而言，财产地位和权力地位的认定要容易一些，因为它们都有比较明确的客观指标；声望地位的确认则因为涉及主观的评价而较为复杂。对于声望地位的确认，一般通过声望调查完成。在声望调查中，最常见的就是职业声望测量。
近年来国内对财产地位和权力地位的研究较多，而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则比较少见。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所能查到的这方面的研究有1982年对上海市高中生的职业声望调查；1983年谢文先生在北京市城区的调查；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洪彪在北京市城区的调查；1990年蒋来文等对北京、广州两城市职业声望的研究。（注：参见蒋来文等《北京、广州两市职业声望研究》，载《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年第4期。）由于职业声望调查较少，多数中国人对职业声望评价还较生疏，因此，评价的标准常常因人而异。这就造成评价的等级顺序和声望分值不够稳定。
1997年至1998年，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社会分层与流动》课程的同时，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生，在北京地区专门进行了两次职业声望调查，本文采用的是其中一次的数据。（注：这两次调查的结果十分相近，由于第二次调查的数据在核对上有些欠缺，所以，本文采用的是第一次调查的数据。）此次调查样本的选取采用配额方式，依据的是北京市居民职业分布比例。共完成有效样本468个，其中，男性占55.7%，女性占44.3%。年龄结构为18-29岁占8.9%，30-39岁占21.0%，40-49岁占22.2%，50-59岁占17.7%，60岁以上占30.1%。调查量表选择了能反映北京职业结构的100种职业。表中所提的问题是：“请您根据心目中对于各种职业地位高低的综合性评价，给下列职业打分”。调查后，采用诺斯—海特计算公式核算分值。北京居民的评价结果见表1。
表1.北京市居民职业声望调查
等级 职业
声望等级 职业
声望
等级 职业声望
顺序 分值顺序分值
顺序 分值
1
科学家 88.95 35 公司经理64.04
69
电工50.34
2
大学教授86.37 36 幼儿园教师 64.03
70
环卫工人50.17
3
工程师 82.97 37 护士63.93
71
炼钢工人49.85
4
物理学家81.94 38 空中小姐63.76
72
兽医49.79
5
医生79.98 39 大企业厂长 63.55
73
裁缝49.51
6
经济学家79.23 40 消防人员63.25
74
出租汽车49.04
司机
7
社会学家78.57 41 会计63.10
75 居委会主任48.91
8
法官78.25 42 公安人员62.13
76
采购员 48.57
9
飞行员 76.84 43 外企高级雇员61.91
77 寻呼台小姐48.44
10 检察官 76.82 44 农业技术人员61.85
78 房管局管理员48.43
11 律师76.58 45 大饭店厨师 59.49
79
木工48.14
12 建筑师 74.96 46 银行普通职员58.95
80
纺织工人48.12
13 高级军官74.95 47 交通警 58.50
81
售票员 47.93
14 大学普通教师 74.94 48 演员58.48
82
专职炒股人员47.37
15 银行行长47.47 49 电脑经销商 57.67
83
矿工47.34
16 翻译73.40 50 工商税务人员57.50
84
个体户 47.15
17 音乐家 72.74 51 国家机关普
通职员 57.16
85
流行歌星47.06
18 作家72.27 52 邮递员 57.03
86
建筑工人46.88
19 画家71.45 53 士兵56.97
87
印刷工人46.30
20 教练员 71.33 54 房地产商56.38
88
小商店业主46.03
21 记者71.22 55 导游56.07
89
小餐馆厨师45.75
22 编辑71.00 56 出版商 56.03
90
售货员45.60
23 电视节目主
持人70.64 57 美容美发师 55.47
91
乡镇企业工人43.64
24 电台播音员 70.39 58 图书馆管理 54.96
92
进城经商的 42.21
人员 农民
25 运动员 69.27 59 单位工会主席54.68
93
单位保安人员42.20
26 国家机关局长69.19 60 小企业厂长 54.55
94
进城做工的 41.71
农民
27 公司董事长 68.71 61 保险公司业务员54.07 95
搬运工 41.22
28 导演68.44 62 外企普通雇员 53.38 96
保姆38.80
29 中小学教师 68.31 63 公共汽车司机 52.05 97
包工头 37.63
30 中级军官68.03 64 车间主任 51.94 98
废品收购人员36.61
31 服装设计师 67.39 65 种田农民 51.57 99
人力车夫36.51
32 国家机关处长65.64 66 时装模特 51.39 100 传达室人员 36.37
33 海关工作人员64.98 67 汽车修理工
51.11
34 地质勘探人员64.23 68 列车乘务员
51.09
下面笔者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1.对于职业声望评价，人们常常询问，这样的分值是否合理。我们知道，声望调查测量的是每一个人的看法。事实上，被调查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会完全相同，从这次调查的数据看，对于每一项职业既有打最低分的，也有打最高分的。我们计算的是所有人评分的累加，这正是民意调查的特点，即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会对最终结果发生影响，但每个人也仅能影响一个微小的值，最终的分值是所有人的评价合在一起的结果。因此，这种最终的评价还是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见，其评价本身并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只要调查的设计、过程、计算是认真的，评价就具有价值。
2.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物理学家、医生等排在最前面，这反映出人们在评价职业声望时，首先考虑的是高知识、高技术、高教育的因素。凡是与这些因素联系密切的职业，往往得到很高的分值。在这一点上，各阶层的看法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3.对于官员的评价不高。在职业声望的国际评价中，人们往往对于那些象征正义的职业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最高法院法官常被评为第一位，政府高官的声望也常被评得很高。而在北京市的职业评价中，对于官员的评价却显得低了一些。传统上，中国社会官本位盛行，官员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这次调查官员却普遍受到批评。有人说，一提起当官的印象就不好。对工商税务人员的评价也不高，原因是多被认为有以权谋私和敲诈勒索的行为。由此可见，由于腐败行为盛行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于官员地位的评价大大降低了。对于这一点，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4.以往人们总以为农民的声望地位很低，而调查结果却证明人们对种田农民的打分并不很低，其分值甚至高于时装模特。这反映了人们在评价一种职业时，比较重视这种职业对社会的贡献。同样，对于士兵的评价也不低，打分甚至高于房地产商、出版商等。
5.人们总是先设定了自己的职业地位，然后从自身所处的地位来看待其他人的职业。这样，人们对自己职业的看法便会影响到对他人职业的评价。在调查中发现，多数人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例如在机关中所做的调查表明，机关干部对局长、处长、普通职员的打分高于其他群体对这些职业的打分。又如进城农民工给自己的打分较高。当然也有人出于自暴自弃的态度，给自己的职业打很低的分。
6.个人的好恶也会影响一个人对某一职业的评价。例如，经历过医生“收红包”的就对医生打分低；看到电视上报道干部受贿的就对干部打分低；一些人对售票员的评价低，认为他们对自己态度不好。又如，汽车司机对交通警察评价低，认为他们总找自己的麻烦。再如，一个效益不好的工厂的工人觉得厂长贪污、挥霍、没有能力，把工厂搞得一团糟，所以便给厂长打很低的分。北京人对于外来农民工的评价低，认为他们造成了城市交通紧张、导致犯罪率上升并抢走了城里人的饭碗；相反对种田农民打分较高。一般说来，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有接触的职业，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的经验、经历来评价。但由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各种职业打分，其结果还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侧面记录了下来。
7.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宣传、传播的观念仍然对人们的评价有影响。如对清洁工人、环卫工人的评价是非技术类工人中最高的，甚至高于炼钢工人、木工等。
8.与以往的调查相比较，在此次声望调查中，有些职业地位的变化非常大。1990年，北京职业声望评价的第1位是作家，而此次调查中作家却跌至第18位，画家由第7位跌至第19位，服装设计师由第11位跌至第31位，流行歌星由第47位跌至第85位，时装模特由第48位跌至第66位。也有些职业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例如，在1990年和本次调查中，教授、工程师、物理学家、医生都排在了前5名以内。
二、不同群体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国际比较
在国内，人们对声望的理解有很大的分歧。这一方面是因为此类研究比较少，人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声望的看法也发生了冲突。比如，此次调查结果发布后，有些人就问，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对社会生产的贡献也很大，为什么他们被排在较后的位置上？这显然是将贡献与声望地位混为一谈了。其实，一个人的贡献与其财产地位、权力地位也常常是不一致的，贡献与声望地位是两回事，一个人的社会贡献大但社会地位低下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声望调查所测量出的人们的声望地位，是综合了所有被调查者的意见，每一个被调查者对最后的综合评分只能起到微小的作用。
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态度如此之不同，人们一般以为，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不同的群体会有较大的差异。然而，国外一些职业研究的结果却是相反的。著名社会学家、职业声望专家D.特雷曼(D.Treiman)对于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研究证明，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受教育高的还是低的，也无论是何种职业的人员，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均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么，为什么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会有较高的相关性呢？D.特雷曼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做出解释，即认为职业声望次序的排列，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决定的，换言之，他认为职业声望虽然是一种主观的评价，但制约人们评价其位次高低的还是客观的社会结构与功能。那么，我国的情况如何，它是否符合国际上的一般情况呢？
下面根据此次调查的数据，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群体4方面，分析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性（以下使用的均为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1.性别与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性。根据此次调查数据，男女两性对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为0.972(p＜.0001)，可以说是高度相关了。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均证明，男女之间对于职业评价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在美国为0.98，丹麦为0.99，菲律宾和赞比亚均为0.98。（注：D.特雷曼：《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美国学术出版社1977年版，第67页。）
2.年龄与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性。笔者将被访者分为3组：(1)18-29岁青年组；(2)30-49岁中年组；(3)50岁及以上老年组。3组的相关系数如下：
青年组与中年组：0.965[****]
中年组与老年组：0.942[****]
青年组与老年组：0.929[****]
＊＊＊＊p＜.000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不同年龄组对于职业声望的评价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数据也反映出年龄差距较大的两代人，确有声望评价上的差异。年龄相近的组，相关系数就高；而年龄相距较远的组，相关系数略低。如青年组与老年组，相关系数就比另两组低。我国年龄群体的差异，大体上可以从时代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代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工人农民评价较高。另一代是29岁以下的青年人，对新兴职业评价较高，对传统职业评价较低；对高收入、高风险职业打分稍高一些。相比之下，国外不同年龄组的相关系数要更高一些，根据美国重要社会调查组织NORC的调查，美国14-20岁组与40岁及以上组的相关系数为0.96（注：A.J.赖斯：《职业与社会地位》，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1年版，第189页。），可见，美国年龄差异较大的组，声望评价却仍然高度一致。
3.教育水平与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性。笔者将被访者按教育程度分为4组：(1)小学及以下组；(2)中学组（包括初中和高中）；(3)大专组；(4)大学及以上组。4组的相关系数如下：
小学组与中学组：0.933[****]
小学组与大专组：0.933[****]
小学组与大学组：0.928[****]
中学组与大专组：0.951[****]
中学组与大学组：0.951[****]
大专组与大学组：0.985[****]
＊＊＊＊p＜.0001
以上数据依然显示受过不同教育的人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即使是教育水平相差很大的人，比如受过小学教育的与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其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仍高达0.928。国外不同受教育组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则更高，根据前述的NORC调查，美国受过8年教育及以下组，与受过大学教育及以上组的相关系数高达0.98。（注：赖斯：《职业与社会地位》，第189页。）
4.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笔者将被调查者按职业分为10类：(1)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2)高级和中级专业技术人员；(3)一般科室职员；(4)蓝领工人；(5)个体户；(6)商业、服务业职工；(7)大学生和研究生；(8)离休、退休人员；(9)农民；(10)家务劳动者。这10类人员对于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见表2，表中的职业用号码和缩略语代表。
表2数据显示，虽然总的来看，不同职业群体对声望评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有些职业群体之间的相关程度则偏弱。比如商业、服务业职工对职业声望的评价，与其他职业群体的评价相比相关性就较弱，其相关系数基本上为0.6以下。根据NORC的调查，美国不同职业群体对49种白领职业的评价，相关系数最低的为0.973；对30种蓝领职业的评价，相关系数最低为0.968。其他国家不同职业群体对职业声望评价的相关系数，澳大利亚为0.99，阿根廷0.96，丹麦0.98，西班牙0.97，菲律宾0.96。（注：D.特雷曼：《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第61、65页。）与这些国家的数据比较会发现，我国不同职业群体的相关性系数明显地低于其他国家。所以，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如果简单地运用结构相似的理论来解释各群体评价的一致性，显然是有欠缺的。
如果换一种比较方法，比较一下被不同群体排在声望表前5名的职业，结果可见表3。
表3.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群体所评价的处于职业声望前5名的职业
不同群体组前5名
1
2 3
45
性 男性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经济学家 物理学家
别 女性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物理学家 医生
年 青年人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经济学家 医生
中年人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物理学家 教练员
龄 老年人 科学家 大学教授
物理学家经济学家 工程师
教 小学及以下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飞行员
物理学家
初中与高中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教练员
物理学家
育
大学本科及以上科学家 经济学家
大学教授物理学家 工程师
农民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物理学家 银行行长
个体户 大学教授
科学家 工程师 物理学家 律师
职 蓝领工人
公安人员
教练员 科学家 作家 大学教授
业 商业、服务业职工 教练员
科学家 大学教授农业技术人员 工程师
大学生研究生 经济学家
科学家 大学教授工程师
物理学家
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 科学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物理学家 社会学家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的性别、年龄和教育组，对于前3名的选择是比较一致的，第4、5名的选择有一些差别：妇女更关注健康，因此将医生列入前5名；中年人将教练员列入第5名；受较低教育者将飞行员列入前5名。但不同的职业群体对于前5名的选择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比较突出的是，蓝领工人将公安人员列为第1名，将教练员列为第2名，这里就明显看出了评价标准的重大差异。列公安人员为第1名，恐怕是出于对英勇擒凶犯的公安人员的尊敬，但公安人员在总的评价表上却仅列第42名。由此可见，蓝领工人与其他群体在公安人员的声望评价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可见，前述D.特雷曼对职业声望评价一致性的结构功能解释，并不足以说明我国职业评价中的现象。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分化，几种截然相反的社会评价体系共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价值观的分化反映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就是不同群体的评分出现了重大分歧，而确有一些人选择的是两极型指标。由于职业声望评价用的是综合分，也就相当于“均值”，结果掩盖了两极型指标的巨大差异。在以下关于标准差的分析中，还会进一步揭示这一点。所以，如果在此种情况下仍一味强调客观结构的重要性、强调职业评价的一致性而忽视人们观念上的重大冲突，就会在阐释中出现严重失误。
三、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
前述世界各国的声望研究证明，不同社会群体对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是非常强的。相比之下，我国的职业评价差异性偏大，有时甚至出现了根本冲突的评价。原因有如下几点：
1.评价观念上的冲突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居民对待职业声望的根本观念存在着冲突。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各种职业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价值观的影响，不少人形成了一种“外在观念”，即一方面感到各种职业声望不应有高低之分；但在其内心深处，又确实存在着对不同职业地位高低的评价。如涉及让自己的孩子选职业，这种职业地位的“内在观念”就会表现出来。很明显，主张无差异的“外在观念”与主张有差异的“内在观念”是冲突的。调查中一些人在填写问卷时也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他们常常反问道：不同职业的地位应该相等，不应该打不同的分呀！然而最后，他们还是打了不同的分数。这种表现在同一人身上的矛盾反映出改革前的“平等观念”与改革后的“差异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不同的被调查者身上的反映则是特有两种观念的人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打分完全不同。笔者在调查中曾遇到个别极端的“无差异论者”，甚至给一些有明显差异的职业打一样的分值。
2.评价标准上的冲突
调查显示，北京人在如何评价各种职业的声望地位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在评价农民的声望时，有些人给农民打很高的分，认为农民为大家种粮食，地位重要所以声望应该高；另一些人则认为农民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人愿意当农民，所以打很低的分。可见在评价职业声望时，人们所依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主要冲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经济收入、权力地位上的冲突。尽管职业声望讲的不是收入与权力，但是人们在评价声望地位时，总是会联想到这方面的因素。而在考虑到收入、权力因素时，北京人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给高权力者、高收入者打高分，因为他们地位显赫。另一种则基于对某些职业中存在的不法行为的厌恶，而给这些职业打低分。比如，一些人给局长、处长、厂长、经理打了很低的分，问其原因时，他们说，当官的很多都贪污腐败。有些人给高收入职业打低分，说因为他们获取的是不义之财。还有的人给银行行长打分很低，说因为这些人贪污公款。由此可见，人们将对腐败现象的不满迁怒到职业声望评价上来，由此引起了职业声望评价标准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性的职业声望评价”，在国际职业声望研究中是十分罕见的，由此更说明了中国目前职业声望评价的特殊性。
(2)相对而言，人们在职业评价上看法最为一致的是技术标准和教育标准。北京人普遍给那些技术、教育含量高的职业打高分，而给技术、教育含量低的职业打低分。即使同为工人，人们对电工、修理工这类技术高的工种评分较高，而对搬运工等技术低的工种打分较低。再比如，同是音乐领域，但认为音乐家的知识水平高，因此比流行歌星的评价就高很多。当然，对技术、教育的标准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被调查者就说，大家的地位应该平等，于是给高技术与低技术的职业打一样的分。
(3)在社会贡献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按照社会贡献评价声望高低。而在考虑贡献时，很多人更注重该职业的辛苦程度、劳动强度、工作环境。比如，对环卫工人、农业技术人员、地质勘探人员都打了高分。与此相关，一些人的打分是根据劳动贡献与收入之比来评价的，他们认为相比之下，劳动贡献越大，收入越少的越应打高分。这里表现出北京居民的社会公正观念。与持此种观念相反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辛苦、贡献有什么用？越是辛苦的、条件差的、贡献大的工作，越被人看不起，于是便给这些职业打了较低的分值。所以，职业声望的评价反映出人们在观念上的两极分化趋势。换言之，虽然笔者做的是职业声望调查，但在中国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反映出的是社会分化和观念分化的问题。
(4)伦理道德型评价的分歧。调查发现，很多人的评价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成分，比如，被访者对他们认为是勤劳致富的职业打高分，而对其认为是非法牟利的职业打低分。如对包工头，不少人把他们与克扣工钱、压榨工人、偷工减料联系起来，所以给打低分；结果包工头的总评分列为第97名。调查中一些人还明确表示，要对那些廉政的、清白的职业及从业者打高分，而对有可能贪污腐败的职业和从业者打低分。也有一些人较少受伦理道德的影响，于是，两种倾向便产生了评分上的分歧。
3.冲突性的职业评价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剧变时期，社会群体的分化和利益的冲突导致了观念的冲突，在对有些职业的评价上，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可将其称之为“冲突性的职业评价”。从数据上看，这些职业评价的“标准差”很高，即一些人对同一职业打分很高，另一些人却打分很低。这类职业有时装模特、演员、流行歌星、公安人员、交通警察、大企业厂长、公司董事长、地质勘探人员、环卫工人、矿工、炼钢工人等等。对低标准差职业和高标准差职业的比较结果见表4。
表4.一些职业的声望得分均值和标准差
职业
声望得分均值（按10级评分，最低1分，最高10分） 标准差
科学家
8.90 1.47
大学教授 8.64 1.57
工程师
8.30 1.60
时装模特 5.14 2.26
流行歌星 4.71 2.76
公司董事长
6.87 2.32
房地产商 5.63 2.59
交通警察 5.85 2.37
公安人员 6.21 2.25
种田农民 5.16 2.95
矿工 4.73 2.63
由表4可以看出，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属于低标准差职业，即对这些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分歧较少。而时装模特、流行歌星、公司董事长、房地产商、交通警察、公安人员、种田农民、矿工等职业，标准差均比较大，说明对这些职业的评价差异性大、分歧大。
笔者试将上述具有冲突性职业评价特征的职业分为4类：即新兴职业，高收入、高权力型职业，公众服务型职业，体力工人型职业。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4类职业进行回归分析，以了解人们的评价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差异。从回归数据上看，所分析因素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因此分析是有意义的。当然，回归数值并不高，这主要是受到了问卷背景问题设计的局限，可对比的群体只有性别、年龄、教育和职业，相比较而言，职业群体的评价差异稍突出一些。
(1)新兴职业
新兴职业是指那些社会上新产生的职业。由于是新事物，对它们的看法就容易产生差异、对其评价的离散度也较大。从表5可以看出，对“时装模特”、“歌星”这些娱乐型的时髦职业，文化技术稍低一些的职业的从业者，如个体户、农民、商业服务业人员倾向于给予更高的正向评价，而文化技术稍高一些的职业的从业者，如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白领职员则倾向于给予较低的评价或负向评价。调查中发现，打分高的人认为这些工作名声大、时髦，收入又很高；打分低的人则认为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对社会的贡献与收入不相匹配。
(2)高收入与权力型
由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失范”问题严重，一些人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很多暴富者以偷税漏税、巧取豪夺、侵吞国有资产等不法手段致富。公众对这样的行为愤愤不平，因此，在对高收入与权力型职业打分时自然会产生分歧。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对这类职业打分时趋于两极化，要么出于对其地位的羡慕而打高分，要么出于对其腐败的憎恨而打低分。从表6可以看出，对公司经理的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评分最低，而个体户的评分最高。
(3)公众服务型
公众服务型职业一般是为公众所熟悉的职业，公众对他们的评价并不困难。但在具体评分上也出现了分歧（参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对“交通警察”的评价有明显的职业倾向性，如商业、服务业职工由于其本身就是从事公众服务工作的，深知这类工作的难处，因此评分高于其他职业。而高中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白领职员等，均给交通警察以较低的评分。调查中发现，对公众服务型职业的评价也有两极化倾向。评分高的是因为赞许其为公众服务，评分低的常因曾有遇到其服务态度不好的经历。对于公安人员、交通警察等，打分高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辛苦，打分低的人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职权为个人牟利。所以，也遇到了前述社会不满情绪转移及冲突性的社会态度等问题。
(4)体力工人型
对体力工人型职业评价的分歧在于，评分高是认为其总体贡献大；评分低则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差、收入低、让人家看不起。结果见表8。
从表8可以看出，蓝领工人对体力工人型职业的评价较高，如对“矿工”的评价蓝领工人高于农民。又如对“炼钢工人”的评价，几乎所有职业群体的评价都低于蓝领工人且都是负值。由于蓝领工人自身就属于体力工人型职业，因此，此种态度反映出该群体对自身所属职业的正向性评价。调查中发现，不少蓝领工人对近年来“工人”地位的下降是有情绪的，他们对自身职业打分高也是其对社会评价的一种反抗。更进一步说，如果每个职业群体都对本群体的人打高分，对其他职业群体的人打低分，那么，其结果就会形成分裂性评价。
四、理论总结
在职业声望研究中，人们通常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职业声望地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研究证实，社会转型时期冲突性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是造成声望评价差异的重要原因。那么，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在理论上有何意义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有关职业声望地位差异的几种理论。
1.戴维斯和莫尔(K.Davis & W.Moor)的功能论（注：K.戴维斯、W.莫尔：《分层的一些原则》，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0卷（1945年4月号），第242-249页。）
戴维斯和莫尔认为，职业地位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其原因在于一些职业在功能上比另一些职业更重要，更需要有特殊才能和技术者去承担。为了使人们愿意接受这种特殊才能和技术的培训，这些功能重要的职业就必须具有足以吸引人的特点或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包括职业的报酬以及舒适性、消遣性、自我尊重性、自我扩张性等。因此，职业地位的差异和职业声望的差异，起因于职业本身功能的差异性。
2.帕森斯(T.Parsons)的共同价值观与首要社会机构论（注：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1页。）
帕森斯认为，不同职业声望、身分的高低是人们道德价值观评价的结果，评价的根据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而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是由社会的首要机构所塑造的。如在注重经济机构的社会里，人们崇尚财产地位，收入高、经济地位高的职业社会声望就高。又如在注重政治机构的社会，人们以高政治身分为荣，政治地位高的职业声望就高。再如在注重家庭、宗族的社会，族长的声望高。在注重宗教的社会，宗教职业者的地位高。根据这种理论，职业声望的差异是由共同价值观体系和首要社会机构所决定的。帕森斯还认为，至于究竟哪一种机构能成为首要机构，则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因素决定的。
3.R.辛普生与I.辛普生(R.Simpson & I.Simpson)的教育、技能、责任论（注：R.L.辛普生、I.H.辛普生：《职业声望的相关与评估》，载《美国社会学季刊》第66卷（1960年9月号），第135-140页。）
R.辛普生与I.辛普生对职业声望做了实证研究，他们分析了美国以往职业调查中的90种职业，再让21位大学研究生任评判员，从不同职业所需的训练、教育、技能、责任、个人自主权等方面做出评价。结果他们发现，正是不同职业所需的教育、技能、责任的差异导致了职业声望地位的重大差异。于是有人提出，可以根据职业所需的教育、技能、责任的差异编制一套职业声望地位指数。实际上，R.辛普生与I.辛普生所关注的是职业自身所需条件的差异，而并非评判者方面的差异。所以，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与戴维斯和莫尔功能论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尽管其具体观点有所不同。
4.D.特雷曼的职业声望结构论（注：D.特雷曼：《职业声望比较研究》，第5-12页。）
前述特雷曼用数据证明各国对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职业声望的排序并不因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差异。那么，不同职业声望地位的差异又是什么造成的呢？特雷曼认为，职业声望的差异是由社会结构自身所决定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分工和每一种职业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在各国都很相似。另一方面，人类的组织能力受到自身生理的限制，因此，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形态也非常相似。这就导致了各国职业分工的结构也大体一致，而不同职业所能控制资源的差异结构也大致相似。结果，每一种职业所享有的特权程度在各国也就相当一致，而其所拥有的声望也都相似。所以，特雷曼实际上认为，职业声望的差异是由纯粹的客观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它们不因评价者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以上观点可大致归结为客观和主观两种角度。戴维斯和莫尔的功能论、两位辛普生的教育技能责任论以及特雷曼的职业声望结构论属客观角度，即这些理论均认为，职业声望地位的差异是由于这些职业本身就存在着结构、功能或条件方面的差异。客观论注意到声望差异的客观原因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即它忘记了职业声望本身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评价，既然是主观评价，就不能忽视作为评价者的一方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与此相反，帕森斯的共同价值观体系和首要社会机构论属主观角度，即他认为是人们主观的价值观念体系决定着其对客观职业地位的评价。
本文的研究视角与帕森斯的理论视角是一致的，即都是试图从人们的主观评价上发现声望地位差异的原因。但在理论观点上却与帕森斯等人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因为无论是帕森斯、两位辛普生还是特雷曼，他们都主张社会上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对职业声望的评价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笔者的研究却证明，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规范，属于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人群会在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产生根本对立的观点，以至产生分裂性的社会评价。
以往关于职业声望的研究，多在已经完成了重大社会变迁的西方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处于产业革命和城市化完成以后的稳定发展时期，研究中也就不可能提出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的问题。而此次北京调查的结果与上述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即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低于这些国家，而冲突的、分裂性的评价高于这些国家。可见在职业声望的研究中，仅从结构功能的角度解释不同社会群体对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是不够的。虽然对任何一个稳定的制度体系来说，一致性的解释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对急剧变迁的制度体系来说，则要重视声望评价上的不一致性。此次北京调查就证明了，制度变迁和由此引起的观念冲突，是造成职业声望评价不一致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说，虽然笔者所做的是职业声望调查，但它所反映出的却是处于急剧分化中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
最后，让我们回到职业声望的“本原”问题上来，即为什么要评价职业声望。笔者认为职业声望评价表明，在任何社会中，仅仅靠金钱和权力两项并不能最终决定社会地位，人们的主观评价也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即不是有钱者、有权者社会地位就一定高。社会地位的高低，最终还要看民众对此社会群体是否支持、是否尊敬。一个社会群体可以在经济上很富有，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赞同，其社会地位还是上不去。这就是令许多“大款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社会上的巨富层常常大笔捐款，也是期望得到社会舆论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
所以，所谓职业声望评价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舆论，它是公众对社会各群体的一种舆论。声望地位与金钱地位和权力地位相抗衡，三者的合力决定着人们真实的社会地位。也可以说，职业声望对金钱和权力起着平衡和纠编偏的作用。所谓纠偏有两层含义：一是其对金钱和权力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此种调节下，一些金钱和权力地位不高的群体可以处于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些金钱或权力地位较高的群体却会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二是它可以调节公众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由此可见，冲突性的职业评价是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