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层次演进与判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次论文,国外论文,旅游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过度开发所引起的旅游资源破坏、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旅游效益降低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无论是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都与社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所以从社区的角度来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和管理，谋求旅游与社区的共同发展被认为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旅游与社区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的社区旅游逐渐被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关注，并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作为社区研究的延伸，西方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关注早于国内，相关研究工作是随大众旅游研究的兴起而出现的。
一、萌生与思索：旅游发展对社区的影响研究
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大量的社区旅游研究集中于旅游业对社区各方面的影响上，米切尔、史密斯(1960)对旅游的自然、社会环境影响研究，霍尔德对加勒比海的研究，杰弗里·沃尔辛等对旅游的自然环境影响研究[1]。有关旅游业发展的利与弊、功与过问题便不断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Young，1972)，引起人们的深入思索。Frederick W·Lange(1980)揭示了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冲突；DymphnaHemans(1981)以Cambrils的案例说明旅游业在商品消费、资金积累、地价上升等方面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Philippos J·Loukissas(1982)分析了旅游业对希腊38个岛屿经济发展的影响；Maria kousis(1989)发现旅游发展在妇女地位、结婚年龄、性观念、家庭领导权等方面对希腊Grete岛的居民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Brian Archer等(1996)、Perver Korca(1996)、K·Ragnraman(1997)也分析了旅游业在税收、就业、价格、收支平衡等方面的经济影响。Pam等[2]对澳大利亚北昆士兰旅游社区的研究指出，旅游业既给当地带来了积极影响(如地方文化的复苏、就业机会的增加、跨文化理解增强、福利条件改善)，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社区互动减少、文化变质、资源过渡使用)。
通过大量的案例比较，学者们认识到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剑，其“不仅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鹅，而且也会弄脏自己的巢”[3]，对社区产生了正面、负面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社区的整体发展，并且影响到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Ross[4]调查表明旅游发展削弱了澳大利亚凯恩斯居民间的友谊，Perdue等[5]、Milman和Pizam[6]的研究均表明，旅游发展导致旅游交通阻塞、商店或其他场所人员拥挤、犯罪率提高，从而干扰旅游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以上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的影响自大众旅游出现以来，就引起学界的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的日益凸显，一些学者对此深表忧虑，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批评。从一些作者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所选用的标题中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观点，例如，纳什的论文标题是“作为殖民主义的旅游”[7]，特纳和阿什则把他们评论旅游发展的著作标题定为“成吉思汗的马队”，德·卡特则发出了“旅游；是发展的通行证吗？”[8]的疑问。由此可见，学者们从思索“旅游发展的影响”领域，转向“旅游与社区发展”关系的反省，“社区参与”迫在眉睫。
二、状态与考量：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
作为社区的主体，社区居民的态度对旅游发展具有“敏感指示”。Arthur[9]认为在旅游发展初期，居民对旅游发展一般持支持态度，但伴随旅游业发展，居民态度也随之转变。Allen等(1988)、Perdue等(1999)的研究发现处于更高发展阶段的社区居民对旅游者及旅游业持更为反对的态度。Ap(1992)指出，当居民与旅游业之间资源交换的程度很高而且倾向于居民一方，他们对旅游业则持积极支持态度；反之，则转为消极反对。在居民对社区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方面，Prentice(1993)、Lank-ford和Howard(1994)指出，从旅游业中获益的居民与不获益的居民相比，前者感知的经济影响较后者强于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感知。John和Rob(2001)将居民的不同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热爱者(Lovers)、厌恶者(Cynics)、中立者(Taxpayers)和漠视者(Innocents)，发现最不赞成社区旅游发展的居民群比其他居民群感知旅游负面影响更为强烈。此外，学者们也探讨了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Murph(1985)认为：主客体交往的类型和程度、旅游业对社区的重要程度、个人对旅游的依靠程度，以及社区旅游发展的总体程度都将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Brayley、Keogh和Faulkner等[10-12]认为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与教育水平、了解发展计划的程度、旅游者类型、季节性因素、参与旅游的程度、社会经济特征、居住地距离旅游中心区的远近等相关。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促进旅游地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旅游地带来了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社会文化破坏、旅游业收益分配不公平等。社会居民被动承担了过多的旅游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没有因此获得应有的补偿或权益，这对社区居民不公平。长此下去，会引起社区居民的怨恨，出现多克西(Dcucey)所说的现象，即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欣喜、冷漠、恼怒和对抗几个阶段，最后社会文化和环境遭到破坏(申褒嘉，1999)。因此，仅仅从旅游者角度、旅游管理者角度或旅游研究者角度，很难解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很多旅游地的发展都要依托社区，只有从社区的角度出发，处理好社区与旅游发展的关系，才有可能使旅游发展获得新的突破。
三、切入与探求：社区参与旅游规划的研究
由于传统旅游在追求最佳经济效益时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旅游景观吸引力的发掘上，社区方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旅游业涉及面广，单独依靠旅游管理和经营部门很难保证旅游的顺畅、高效进行。旅游目的地的良好形象，不仅依赖于其迷人的景观，还依赖于良好的社区环境、热情友善的民众、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良好的社会治安、高效的管理运作等，都是保证旅游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因此，旅游开发要重视旅游目的地社区功能的完善，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社区化势在必须。Murphy在旅游规划中倡导社区方法，探讨了如何从社区角度开发和规划旅游，并构筑了一个社区生态模型[13]。社区法把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地规划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和规划内容本身的一部分，充分考虑了居民在当地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世界旅游组织编写《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也多次提及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规划方法，提出了居民参与地方旅游规划一般程序[14]。从而，来寻求解决旅游发展与社区矛盾的办法。社区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旅游的方法，意味着受益人被鼓励参与自身的发展，通过动员他们自己的资源，明确自己的需要，并做出他们自己如何参与的决定(Stone，1989)。在东道社区中所做大量旅游影响和居民态度的研究，已经成为增加公共参与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一个带有更多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Keosh，1990)。西方学者们认为社区方法指的是当地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旅游规划和旅游决策过程，并达到一定的可行性和合意度，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实际发展和旅游管理中，并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Inskeep，1991)，进而认识到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Simmons，1994)，把社区导向看做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WallC，1997)，并从社区参与的视角研究合作理论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Tazim，1995)。
虽然社区参与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方法的旅游规划过程，但这一过程本身并不能直接、自动地给社区居民带来额外的收益[15]。并且，在实际中，除通过参与经济活动获取收入以外，由于民主意识淡薄、经济发展落后、知识水平有限和参与意识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16]，制约了社区居民参与的程度。如何保证“参与”的有效性，不仅与社区的内在特征相关，而且受制于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仅仅关注社区参与旅游的过程、形式等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旅游社区一体化思想的提出更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17]。
四、互动与整合：旅游发展与社区一体化研究
对于旅游社区而言，发展旅游是实现社区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社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是社区的最终发展目标。社区旅游在开发时，不仅考虑旅游景观、旅游环境，而且考虑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建设，将旅游开发融入当地的社区建设中，追求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和最优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外学者在实证研究的推动下，紧紧围绕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主旨，以当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利益均衡分配为前提，借鉴相关管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生态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的理论，试图建立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及利益相关者参与互动的实施、监管、感应、评价、整合方面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18-20]，从而标志社区旅游研究进入互动与整合阶段。Reed(1997)研究了社区旅游中的权力关系的作用机制，Getz和Jamal(1994)在借鉴组织互动理论基础上，将社区旅游发展视为代表社区、产业、环境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为共同的目标实现共同抉择。Mitchell(1998)、Pinel(1998)、Reid等(1993)试图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一体化(整合)理论，阐述并建立一种社区旅游开发自我评价工具，为评价社区发展(启动)旅游规划和控制增长提供了量化工具[21-23]。
就当前的研究内容看，无论是探讨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还是社区参与的机制、模式或类型，研究者们更多的是将社区参与作为一种经济或技术过程，“一种更好地指导社区接受和认识由外部形成的旅游发展议程所带来的好处的技术”[2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步步维艰，社区参与的提倡多停留在字面上、建议上，无法落实在行动上。基斯(Kiss，2004)就表达了对社区参与旅游的质疑，他认为由于影响的范围小、涉及人数不多、利润有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经营成功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以及旅游业竞争和特殊的属性等原因，社区参与旅游对当地的保护和发展贡献是有限的。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有的在取得短暂的成功后由于种种原因而衰败，如四川的白马社区[25]，有的步履维艰地前行，如云南的吉沙村[26]，有的则还没有成型的研究结果。普遍忽略了社区参与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与外部力量的抗衡取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权的过程，也即社区参与的本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仅仅将社区参与视作完成目标的一种技术手段或行动纲领，而不去理解政治以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就参与论参与”的狭窄的“参与观”。正是这种研究视野的局限导致了研究者们所开出的“药方”，只可能“治标”而不能“治本”[27]。
五、路径与抉择：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保障研究
旅游产品的最终形式是政治家、社区和商业伙伴之间权力互动和合作程度的展示[28]139，仅仅考虑参与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因为有权参与并非等于一定能获得。参与权的实现还要依赖于相应的控制权[29]，应将社区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主体、开发主体甚至管理主体来对待，由此，社区居民参与过程中的权利问题是目标可达关键因素，有效解决的方法就是向居民赋权。阿克马(Akama J)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赋权的必要性[30]。而在此之前，许多旅游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权力关系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如皮尔斯(Pearce)指出在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任何讨论中，权力及其影响问题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28]245。瑞德(Reed)引入组织理论论证了权力关系是了解社区旅游规划特点和因果关系不可或缺的因子，是协作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变量[31]。但是他们都没有将赋权理论与其分析和研究联系起来。
1999年，斯彻文思(Scheyvens)正式将赋权理论引入到旅游研究中。他明确指出，旅游赋权的受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赋权框架[32]。2003年，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在《赋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empowerment for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33]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旅游赋权的概念。他指出，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相应的政治发展不可分割，在任何关于旅游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分析中都应当包含对于政治和权力的研究。赋权作为一种参与、控制、分配和使用资源的力量和过程，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赋权根植于旅游发展的政治学之中。在旅游发展中，由于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制度安排的原因，相对边缘化的农村社区缺乏实现自我利益主张的权利和能力。作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中之弱势群体的社区，亟需予以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能力。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通向更多参与、更加平等、更大影响的行动过程。没有赋权，社区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是难以达成的。许多国家的社区被置于决策过程之外，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和决定并不是经过他们而做出的，因此而导致了由政府、规划者和开发商执行政策并主动保持可持续性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情形应该由社区赋权来改变。至此，赋权理论为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行的理论参照。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社区参与旅游研究从孕育、发展到引起广泛关注的过程，也看到了其研究内容从社区影响、规划方法到旅游社区一体化和目标可致途径的不断拓展过程，还看到了其研究层次从浅显的表象描述到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探究的不断深入过程，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