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民族文化论文,爱情诗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3-0207-05
本文所说的北朝爱情诗，不包括北朝民歌中的爱情诗和出于玩弄和猥亵女性而笔涉轻艳、格调卑下的艳诗(又称宫体诗)，而专指北朝文人所创作的抒写纯真爱情和婚姻的诗歌。
在数量上，北朝爱情诗远不如南朝多；在艺术表现上，也不如南朝爱情诗来得精致和富于变化。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这类诗歌的光辉：它们以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和艺术特色，足以补充南朝爱情诗的不足并与之争奇斗艳，从而为南北朝诗坛增添光彩。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北朝爱情诗尚没有进行系统的考察。几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等有关论著，对北朝文学的论述多集中于那些“辞义贞刚，重乎气质……理胜其辞”①的指斥时事、倾述不平的讽喻性作品，而无暇顾及爱情诗。作为第一部北朝文学的专史，周建江的《北朝文学史》对爱情诗虽有涉及，但并没有进行系统考察，因而也未能从总体上揭示其特征和成就；在论述和评价作家时，对爱情诗虽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但一些观点值得商榷。鉴于此，本文根据北朝爱情诗的具体情况，拟从作品与时代、历史和社会文化关系的角度，考察其不同于南朝乃至其它朝代爱情诗的基本特征和成就，以展示它的本来面貌。
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证明，时代历史、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乃至制度、风俗的发展所导致的环境背景的变化，对于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以及某一门类中不同类别作品的影响，不是均衡和同等的。特别在时代历史和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有的门类和类别可能首当其冲，深受影响；有的门类和类别可能受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么，具体到北朝时代的诗歌情况又是如何呢？从总体上看，北朝诗歌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包括诸多不同的类别，例如山水诗和爱情诗就是其中数量较多的两类诗歌。比较这两类诗歌可以发现，受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变化影响较大、较深刻的是爱情诗，而不是山水诗。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爱情诗的性质、特点有直接关系的。
爱情作为两性个体之间最强烈和深沉的爱慕之情，从主观方面看，与人们的道德精神、价值取向、性格特征以及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从客观方面看，爱情和婚姻总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民俗背景等等。这两个方面内在地决定了爱情婚姻以及反映它们的爱情诗与时代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受到的制约和影响也更加突出和深刻。爱情诗因而也成为文学史上最富于鲜明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的作品之一。所以，要正确和深刻理解某一个时代的爱情诗，就必须深刻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特征，特别是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有关的思想观念和民俗背景，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时代历史和社会文化对北朝爱情诗发展影响最大者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汉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南北朝时期，多民族的异质文化经过激烈碰撞、相互学习和交流，最后达到相互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在各民族杂居的北方尤其显得突出。少数民族占领中原地区，同时也带来了具有原始风俗余绪的边地习俗；而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广大汉族人民，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所谓“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②。不同民族的杂居，则为不同文化习俗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必要的空间。所以，从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政治上分裂的那一天起，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就开始了。到了北魏后期，南北朝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民族矛盾逐渐淡化，南北之间的“矛盾性质主要已转变为割据政权间之斗争”③。这就是说，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之外，不同民族在经济贸易、生产生活、宗教活动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更加频繁和密切了。这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并加速不同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
二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始时代风俗习惯的遗风。北方少数民族原是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缓慢，直接导致了其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也十分缓慢。就历史上曾与匈奴交融的鲜卑族来说，直至北魏、北周王朝建立以后，其婚姻形态还深受野合群婚的原始习俗影响，所谓“俗好淫秽，处女犹甚。将嫁之夕方与淫者叙离，夫氏闻之以多为贵……”④鲜卑民族中这种不受礼仪约束、任情而为的习俗和开放的原始性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生活在北方的汉族诗人，并在其爱情诗创作中反映出来。《北齐书·魏收传》记录了北魏高官魏收的一些轶事：“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⑤这则记载说明，“善胡舞”和“为猕猴与狗斗”这些胡人的娱乐方式，已经走入汉族文人生活中。可以想象，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其它文化风俗的相互渗透和习染，也大致是如此。
以上两点可以说明，由原始时代习俗的遗风和不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构成的全新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使北朝时代与对立的南朝以及以前的两晋、汉魏乃至先秦时期完全不同。新的环境背景必然孕育出与旧传统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北朝爱情诗于是应运而生。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为北朝爱情诗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并决定了它与南朝爱情诗迥然有别的内容和特征。概括讲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追求和向往自由而浪漫的爱情以及和睦、融洽的夫妻关系。
应当说，追求和向往美好的爱情是爱情诗的基本内容之一，在历代爱情诗中多有表现，这本不新鲜。不过，北朝爱情诗不是简单重复这个主题，而是另有新的追求，表现出不同的婚姻观念。卢询祖《中妇织流黄》：
别人心已怨，愁空日复斜。然香望韩寿，磨镜待秦嘉。残丝愁绩烂，余织恐缣赊。支机一片石，缓转独轮车。下帘还忆月，挑灯更惜花。似天河上景，春时织女家。⑥
本诗是以乐府旧题写新事，以织女为比写夫妻离别之怨。从字面上看，仿佛是思妇诗，但其情志内涵却与一般的思妇诗完全不同：由夫妻离别之怨转而为向往、追求自由浪漫的爱情和幸福和谐的婚姻。这在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南北朝时代，可谓超尘拔俗。诗歌是通过“然香望韩寿，磨镜待秦嘉”中的韩寿、秦嘉这两个典故表现这一点的。韩寿是晋代有名的美男子，他与尚书令贾充之女之间有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不平常经历。《晋书·贾充传》曰：
韩寿，字德真……美姿貌，善容止，贾充辟为司空掾。充每讌宾僚，其女辄于青璅中窥之，见寿而悦焉……女大感想，发于寤寐。婢后往寿家，具说女意，并言其女光丽艳逸，端美绝伦。寿闻而心动，便令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赠结，呼寿夕入。寿劲捷过人，逾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觉其女悦畅异于常日……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⑦
韩寿与贾充少女的结合，不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而是大胆自主追求的结果。此事因而成为历史上一桩罕见的自由、浪漫的美好爱情和婚姻。“然香望韩寿”，既是诗中女主人公对于贾充之少女深情地望着韩寿的历史画面的美好想象，更是女主人公愿意效仿她大胆突破封建礼教束缚，自主追求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写照，从而深刻而又巧妙地表现出她深埋于内心的“隐秘”：要撇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制和礼俗，自己选择和追求意中之人。不止于此，这位抒情女主人公对于婚后的夫妻生活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即诗中所说的“磨镜待秦嘉”：夫妻之间应当和睦情笃，相敬如宾，就像汉代的秦嘉和徐淑这对夫妻一样。秦嘉和徐淑彼此伉俪情深，曾互相赠诗，表达离别的悲伤和彼此殷切思念、关切之情。由此不难看出，在她的理想所认定的夫妻关系中，妻子不是丈夫的奴仆，而应当互敬互爱，真诚相待。
可以看出，这位抒情女主人公对于美好爱情婚姻的追求和对于完美人生的渴望，使她不自觉地背离了“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封建礼教的戒条。
本诗直接反映了作者卢询祖的思想倾向。《北齐书·卢询祖传》说：“(祖)自负其才，内怀郁怏……毁谤日至，素论皆薄其为人。”⑧时人还将他比为古代狂士，所谓“询祖有规检祢衡”⑨。由此可以知道，诗人具有逾闲荡检，不守传统礼制的思想作风。这一点使他更容易接受北方民族不拘礼义的风俗习惯。他在诗中对突破封建礼教的自由浪漫的爱情婚姻予以大胆的肯定和赞美，应当说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直面人性的普遍欲求，大胆肯定夫妻之间的燕私之欢，并从夫妻被阻隔的角度批判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违背人性的荒谬和不合理。
我国古代诗歌中对于夫妻的燕私之欢多有回避；偶有所及也是轻轻点到，写得十分含蓄。北朝的爱情诗则突破了这个思想界限，大胆闯入“禁区”，直接面对并肯定夫妻之间的这种欲求和欢乐，显示出有别于历代爱情诗的另类特色。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当属北魏邢邵的《七夕》，原诗如下：
盈盈河水侧，朝朝长叹息。不吝渐衰苦，波流讵可测！秋期忽云至，停梭理容色。束衿未解带，回銮已沾轼。不见眼中人，谁堪机上织？愿逐青鸟去，暂因希羽翼。
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以牛郎织女神话传说为题的诗歌很多。这些诗歌都是写牛郎、织女被阻隔的痛苦和彼此之间的殷切相思以及对于相会团聚的期盼，几乎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本诗虽然也是以此为题材，但由于受到北方民族原始遗风的文化习俗及观念的影响，没有落入前人的窠臼而别具特色。这些特色主要有三：一是没有简单地复述故事内容，而是重在抒发内心情怀；二是敢于直接面对并肯定夫妻之间的燕私之欢；三是对于未尽夫妻燕私之欢即被迫匆匆别离的不幸遭遇表现出深切的同情。
当秋期来临，织女“停梭理容色”，兴高采烈地前去与牛郎相会，结果却是“束衿未解带，回銮已沾轼”，令人十分懊恼。有人将这二句诗理解为牛郎织女相会的时间很短，即匆匆分别，因而无限悲伤。这种理解没有注意到“束衿未解带”的具体含义，不完全符合诗意。实际上，“束衿解带”又称为“襟解”或“解襟”，在古代典籍中有其习惯性的含义。《史记·滑稽列传》：“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解襟，微闻薌澤。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⑩文中的薌澤又称香澤，是指带有香味的润发油，多为女性化妆所用。桓宽《盐铁论·殊路》：“毛嫱，天下之娇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后容。”(11)可见，“襟解”即“束衿解带”，多与行男女之欢有关。这样看来，“束衿未解带，回銮已沾轼”实际是说：织女未及宽衣解带，未与牛郎亲昵温存行夫妻之欢就被迫返程，因而无限悲伤。如果诗歌真的没有这样的意思，而仅仅是表示很快就离别，那么，“束衿未解带”岂不成为了赘疣？
细审全诗可以知道，本诗虽直接触及男女私情但与流于淫荡浮靡的南朝艳诗根本不同。它完全是把男女之欢作为人之常情，从正面严肃地加以抒写，而没有任何轻薄亵慢之意。事实上，这样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去写织女，会使织女的形象更加真实和人性化，因而更加富于感人的艺术力量。
总而言之，本诗完全突破了一般“七夕诗”仅仅局限于夫妻之间相互思念的固定模式，而从人性普遍欲求的角度肯定了牛郎织女相会的愿望和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批判了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违背人性的荒谬和不合理，以及诗人从人性欲求的角度出发对于牛郎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
第三，北朝爱情诗不受或较少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在追求爱情、充分享受爱情的欢乐中，任感情自由发展，十分突出地表现了大胆、真率和热烈的特征。
北朝爱情诗程度不等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王德的《春词》：
春花绮绣色，春鸟弦歌声。春风复荡漾，春女亦多情。爱将莺作友，怜傍锦为屏。回头语夫婿，莫负艳阳征。
这是一首写夫妻春游的爱情诗。诗中夫妻关系明确，不属于表现“婚外情”的艳诗。本诗任感情宣泄的大胆、真率和热烈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是诗的题目用“春词”二字。春词即春情之词、怀春之词，亦即男女情欲之词；以此为题，丝毫没有“有伤风化”的顾忌和掩饰，感情色彩十分浓烈。其次，诗中称妻子为“春女”。“春女感阳气而思男”(12)，是一个带有浓重爱欲色彩的称呼，在诗中用以指称自己的妻子，直接袒露对于妻子的爱欲，同时也是对于妻子女性美特征的欣赏和赞美。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对于春情的表达：“回头语夫婿，莫负艳阳征。”妻子不但自己春情荡漾，沉醉于爱河当中，而且明确提出要求，希望其夫不要辜负她的一片春情，而与自己共享爱的欢乐和幸福。以上三点，无论是标题和称呼中情欲色彩的浓烈，还是夫妻之间对于爱的直接欲求，在封建礼教和传统婚姻观念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都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的。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男女双方的精神和感情还受着压抑和束缚，根本不可能把爱的欢乐和幸福表现得如此淋漓痛快。这样的爱情诗不可能出现于南朝和其他朝代，而只能产生于封建礼教及婚姻戒律观念比较淡薄、原始习俗余绪尚存的北朝。
另一首由北魏胡太后写的《杨白花歌辞》也是如此。杨白花即杨华，系魏名将大眼之子，也是北魏胡太后的意中情人。“华少有勇力，容貌瓌伟，魏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而南逃降梁，“胡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蹄歌之，声甚悽断”(13)。诗歌咏杨花以寄情，诗意双关，特别是结尾“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意即愿意化作比翼双飞的燕子，共筑爱巢。全诗表现出对于爱情的强烈向往以及对于情人的深切思念。诗歌直白平易，没有任何顾忌而一任真情宣泄，显然具有明显的北朝爱情诗的特征。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产生于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融合历史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具有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南朝爱情诗根本不同的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和艺术特色：由于对人性普遍欲求和张扬人性的肯定以及封建礼教束缚的相应弱化，诗人的感情得以任意宣泄，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浪漫的情怀以及大胆、真率和热烈的风格特征。造成北朝爱情诗这种独特风貌、气质和特色的根本原因，在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原始文化成分对于封建礼教以及有关观念的不自觉的冲击和突破。原始文化是建立在人的本性基础上的文化，符合人的本性欲求，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摧残人性、违背理性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婚俗可谓水火不容。生活在这样的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北方作家，受封建礼教和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和约束自然也比较少，其作品表现出对于“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封建礼教的不自觉背离，那么对于自由、浪漫婚姻的追求以及对人性欲求、夫妻燕私之欢的肯定，等等，也就是必然的了。
以上分析的是北朝爱情诗中明显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诗歌。除此之外，北朝爱情诗中还有一些受儒家文化影响，保持传统特色的作品。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高允的《咏贞妇彭城刘氏诗》。本诗所写是发生在作者身边的一对异族夫妇封卓和刘氏的真实故事：诗人“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乃为之诗”(14)。诗歌虽采用封建时代表彰“贞妇”的传统形式写成，其中确实也含有封建思想因素，但与一般专事歌颂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烈女诗”有所不同。其基本内容还是正面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及其所体现的美好品德，而不是封建道德的说教，因而具有向往美好人生的精神境界，远远地超越了宣扬封建礼教的教化诗。
此外，还有一些表现思妇的相思痛苦和孤寂的思妇诗，也是北朝爱情诗的组成部分。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温子升的《捣衣》。此诗写思妇对于从军在外丈夫的思念，并通过秋天捣衣声烘托其处境的孤独和凄凉。思妇无法改变自己和家庭的悲惨处境，只能在默默忍受痛苦中无奈地期待战争早日结束。诗歌从这个角度反映了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他们向往和平生活的强烈愿望。战乱和灾难背景的凸显，赋予本诗以较明显的现实意义，这在思妇诗中是比较突出的。北朝思妇诗中还有裴让之《有所思》、邢邵《思公子》等。
在以上所说的北朝爱情诗的两类作品，即深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诗歌和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较深，保持传统特色的诗歌中，更能代表和体现北朝诗歌的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和艺术特色，因而也更值得重视的，无疑是前者，即深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诗歌。这些诗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有其重要而特殊的价值：不但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北朝爱情诗的文学史意义，而且也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确曾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而这一点，以前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①魏征：《隋书·文学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730页。
②魏收：《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580页。
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页。
④令狐德棻：《周书·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897页。
⑤⑧⑨萧子显：《北齐书·魏收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95、321、321页。
⑥本文所引北朝诗歌均出自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⑦房玄龄：《晋书·贾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2—1173页。
⑩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9页。
(11)桓宽：《盐铁论·殊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页。
(12)郑玄笺《十三经注疏·诗·豳风·七月》，中华书局，1980年，第389页。
(13)李延寿：《南史·王神念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535—1536页。
(14)张溥：《汉魏六朝诗百三名家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