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神话与现代文化启示——艾特玛托夫创作民族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启示论文,托夫论文,神话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个民族都背负着自己的文化遗产，其中不乏神话和民间传说。它传达着一个民族的记忆、生活经验、所信守的道义和理念。许多历史文化悠久、书面文字发达的民族，其神话、传说大多被记载下来，而对于象吉尔吉斯（注：该民族在我国新疆地区称柯尔柯孜。）这样一个长期没有书面文字的游牧民族，其神话传说是通过说唱艺人和德高望重的长者口头吟唱和叙述，代代相传下来。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带有情感的延续性。
艺术大师艾特玛托夫从小就生活在吉尔吉斯这种神话、民歌和传说的海洋里。幼年时祖母优美的童话，乡民嘴里神奇的草原传说，辽远深沉、如泣如诉的牧歌以及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都赋予了他独特的审美感受，使他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和创作灵感。他曾经说过，他的创作立足于“本民族的经验和历史”（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5、177、178、249、76页。）， 他深信故土的“全部力量”（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5、177、178、249、76页。）。尤其是他发现， 中亚山国吉尔吉斯的民族观念中蕴含着对伦理道德的高度赞扬和对人的生命意义的精辟理解。他看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在无形中深刻地左右着乡民的精神世界，规范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使他们严肃认真而又正直地按古训、按良心生活着。这与生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和现代都市文明中自私自利、感情淡漠、灵魂空虚而孤独的现代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是现代文明照耀不到的地方，其民风越是淳朴。作家因此获得了对艺术表现内容本质上的把握，在创作中将触目惊心的现实与历史神话传说结合起来，从而使民族性内容获得了新的现代文化启示。
作家最初使神话传说扮演一种现代文化启示的功能是在中篇小说《别了，古里萨雷》之中。作家在小说中运用了两首悲愤、哀怨、古老的吉尔吉斯科穆兹琴曲《猎人之歌》和《骆驼妈妈的哭诉》来渲染主人公塔纳巴伊的内心追求和痛苦挣扎。琴曲叙述了两个悲伤的古老传说：一个老猪人被迫杀死亲生儿子之后的忏悔和一头母骆驼为寻找迷失的幼崽的痛苦呼唤。这两首古老的琴曲哀怨婉转，之所以流传至今，就在于这两个传说表达出了深刻的忏悔和执著的探索精神。而小说主人公塔纳巴伊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深刻悔过和探索精神的牧民。他听从革命的召唤，为建立一个团结友受的“白石”农庄而苦苦奋斗了一生。无论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还是在失去朋友、情人、爱马古里萨雷、甚至是在失去了党的信任的情况下，都不改变他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同时，塔纳巴伊又诚恳地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及由此给好友乔罗、哥哥以及村民带来的痛苦，有时甚至痛心疾首地自责。塔纳巴伊从科穆兹琴曲那扣人心弦的旋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启迪，在苦斗和忏悔中保持住了纯洁的良心和个人的尊严。
从中篇小说《白轮船》开始，艾特玛托夫显然有意识地从现实和传说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地表现神话传说的现代启示意义。小说中长角鹿母的传说构成了一个单独完整的古老悲剧故事，并与现实中发生在护林所的悲剧事件相对称。长角鹿母的神话故事叙述了作为吉尔吉斯民族中的一支布谷族部落的起源与堕落。鹿母曾经因为拯救过面临绝境的部落首领而获得族人的崇拜和尊重，成为他们的图腾物。但后来的布谷族子孙却为了追逐钱财、炫耀富有而杀害鹿母的后代。鹿母只好带着孩子们伤心地离去，并发誓永远不再回到吉尔吉斯的山林。时隔千年以后，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吉尔吉斯山谷中又出现了一头母鹿和小鹿。然而母鹿和幼子却被凶恶的护林员奥罗兹库尔枪杀，并被做成鹿肉宴。作家通过小说中少年主人公无名男孩眼睛的天真错觉将现实与传说艺术地结合起来，将神话传说中的“鹿母”与林中的母鹿等同起来，从而表现出惊人相似的一幕。它告知世人：古老的布谷人的堕落与现代人的堕落有着某种超时空的一致性，古今邪恶是相通的。长角鹿母的神话故事里所包含的这种道义、良心的尺度正是作家所关注的中心，它超越了这一吉尔吉斯传说本身的图腾观念而获得了深刻的哲理性内含，形成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折射。
中篇小说《花狗崖》是艾特玛托夫第一篇不以家乡吉尔吉斯为背景的作品。小说完全抽去了现实性内容，代之以前所未有的超时空假定性。它以纯传说的形式（无任何神话性内容）描写了偏远的远东鄂霍茨克海岸的一支尼福赫族。作品选择了一个戏剧性浓重的环境来考验人处于极端困境中的人性。小说叙述三个尼福赫人离开家乡“花狗崖”去远离陆地的大海捕鱼而不幸迷失于大雾中。在暴雨和浓雾的笼罩下，危急关头爷爷奥尔甘、叔叔梅尔贡和父亲艾拉姆英，为了将仅剩的一点淡水留给男孩基里克斯，先后投海而死。小男孩在海中乘船漂流，最终在北极鸥的引导下获救。小说事件、时间的模糊性更增添了神秘的传说色彩，但它传达的思想理念却是清晰的。作家在小说中显然赞美了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小说的重要意义还不仅于此。作家在创作中以超时空的假定性和浓厚的象征色彩留给读者以某种感悟：陷入大海迷雾中的一叶扁舟的孤儿使人联想起充满暴力与邪恶的世界——地球在茫茫太空中的位置；那总让老猎人的孙子基里克斯在海中魂萦梦牵的“花狗崖”，则如同迷途的人们渴望回归的精神家园——大自然。爷爷奥尔甘“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都是一个命”（注：《艾特玛托夫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的话语道出了传说的深刻寓意：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它只有一个。我们对它应负什么责任？特别是在危机四伏的今天，我们能否象老猎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一样表现出应有的精神风范，将生命延续的希望留给后人？小说《花狗崖》中的尼福赫民族传说，对处于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当代人不啻是长鸣的警钟。
大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兰雷小站》（又译《风雪小站》、《一日长于百年》——笔者注）被评论家们誉为创作上追求向“更高的高峰攀登的路标和最新动向的标志”（注：《观点的开阔》，苏《新世界》，19981年第6期，第88页。）。这是一部真正的、以几种主题和时空的平面对照为基轴的“交响乐式”的小说，其内容远远超出了伦理道德范畴而表现出对历史、传统、人类本性、世界及未来的哲理性思考，但决定小说意义的中心主题乃是作家对“曼库特”传说的特殊诠释和理解。
“曼库特”的传说原型，流传在中亚与吉尔吉斯相邻的哈萨克族中。在遥远的时代，中亚地区曾经发生过狂风暴雨般的历史事件，各民族生活在世代仇视之中。在柔然部落中，一种残酷的游戏十分流行，沦为俘虏的异族年轻人被毒打、折磨，最后被戴上一种用骆皮制成的头罩“希利”，长出的头发穿不透“希利”便弯转回去，深深地扎进头颅中，刺激并损害了大脑，从而使俘虏逐渐失去了对亲人、民族、祖国的记忆，失去了人的特征，变成百依百顺的劳动工具。这种人在哈语中被称作“曼库特”，意思是丧失记忆的人。有一个“曼库特”就这样在仇敌的指使下射杀了千里迢迢去探望他的母亲乃曼·阿娜。大师将这一可怕的传说加以艺术再创造，赋予它以哲理性的现代文化启示功能。修改后的传说不再仅仅是发生在遥远的荒蛮年代的灾难故事，而成为一种具有现代启示的悲剧。在艾特玛托夫看来，“记忆是个性的尺度，是人的精神的尺度”（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5、177、178、249、76页。） “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没有历史，没有古代的神话、传说铭刻下的精神印记，就注定他在精神方面是低下的”（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5、177、178、249、76页。）。而现实生活中就有象“曼库特”那样精神低下的人。作家在小说中展示了一个对科技文明无限崇拜的“官迷”萨比特让的艺术形象。他宣扬用机器左右人们的思想、情感，幻想人类进入一个行为上盲从上级命令的机器人世界。作家试图以此来表明：在科技文明与现代工业社会中并不乏失去记忆、在人性、道义方面堕落甚至丧失殆尽的现代“曼库特”和高度机械化的“柔然人”。他们的心灵在物质和功利主义的条件下逐渐异化，丧失了对个性自由的追求，最后变成了没有人格尊严的驯服工具和压制、统治别人的机器。作家透过哈萨克草原“曼库特”的传说，向世人发出了回归自我、珍视个性，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和心灵完整的呼吁。
作家运用民族神话传说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现代社会中的人。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是为读者准备的“最高启示录”（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5、177、178、249、76页。）， 使读者明白人生的要义。八十年代初期大师的又一力作《死刑台》（又译《断头台》——笔者注）大概就是迄今为止作家奉献给读者的“最高启示录”。《死刑台》是作家继《布兰雷小站》之后经过数年对社会、现实、世界、人生、命运的深入体验和严肃思考的产物。他在小说中触及了宗教问题，运用了犹太民族的基督神话。这对作家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因为作家本人是在深重的伊斯兰教文化氛围里长大的。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作家对宗教的认识和对文学表现内容本质的把握是凝聚在对现代文化启示意义的追求这一创作主旨上的话，便不难理解作家的用意。在他看来：伊斯兰教不具备基督教的启示色彩和警示功能。基督教深刻影响着世人的心灵，使那些非信徒也对它怀有亲近感，其原因之一在于其丰富的道义和启迪内容。上帝是否存在或对教规遵从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认识。作家将上帝的爱子基督看作一种崇高的精神——爱的尺度。他在《死刑台》中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悲剧性的受难者，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丰富情愫、以自我牺牲来促使世人幡然顿悟的人道主义者。小说中耶稣对死亡充满末日般的恐惧，对母亲充满人子的柔情，同时对世人的迷途和罪恶忧心忡忡，但他明白天上之“父”派他降临人间的目的是让他用十字架上的鲜血来唤醒道德上“沉睡”的世人，引导他们趋向爱和善，趋向生命的完美，所以他能坦然面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大师通过基督的艺术形象呼吁人们以高尚的道德标准生活，接受精神意义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为了更鲜明地表达“上帝的启示”这一主旨，作家还刻意塑造了俄巴底亚这一现实人物形象。俄巴底亚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不是“圣徒”，他试图改革宗教，破除禁锢人性的教规而被红衣主教革出了教门。他性格宽容、温和，心地纯洁善良，自觉担负起拯救世人灵魂的使命。他不厌其烦，甚至近乎可笑地规劝、哀求毒品贩子和围猎羚羊的人改邪归正，幡然悔悟，以致被扔下火车，最后被吊死在莫云库草原的一棵枯树上。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以道德感化方式拯救这个充满暴力、吸毒、邪恶与罪孽的世界。作家将俄巴底亚刻画成一个“现代耶稣”，他的传道经历、受难方式都与耶稣极为相似。小说中俄巴底亚在昏迷中与他的导师基督耶稣的神奇相遇，将历史与现实、古老与现代的瞬间艺术地重迭起来。作家试图通过这一艺术的契合，在时空的交汇中通过俄巴底亚这一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为现代人寻找一条通向“上帝”这一至高无上的“爱”与“善”的唯一有效途径：像俄巴底亚一样追求理想，充满道德责任感地生活。
艾特玛托夫创作中既有其母族吉尔吉斯的传说，又有与吉尔吉斯相邻的哈萨克族的传说，还有犹太民族的基督救世神话，甚至遥远偏僻的尼福赫族的传说也得到作家的垂青，但从总体上看，中亚民族性内容是主要的。即使那些外族神话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在作家笔下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吉尔吉斯民族文化简洁、质朴、明快的风格特征。作家成长于东方伊斯兰教的文化氛围里，他以中亚人的心理感受和眼光体察、审视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并在创作中将它们融入自己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它们所表达出的道德劝谕性、深刻的悲剧性、丰富的民族性和情感的浓重等无不具有地道的吉尔吉斯风格。他的作品堪称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
然而作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囿于民族文化的框框里。民族神话传说的地域主义特征、异国情调并非他所关注的惟一内容。他以唯物的、历史的眼光清醒地看到：神话传说毕竟是一种落后的、非理性、充满情感主义的东西，在形式上是原始的、古朴的和混沌的。它们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作品具有现代启示特征的活的内容。作家曾经说过“神话传说应成为传达我们今天思想的工具，对它们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否则对神话的关注就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责任”（注：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225、177、178、249、76页。）。在作家看来，民族性文化内容如果没有现代启示意义就没有价值。在对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艺术再创造方面，作家是出色的、独树一帜的。他从当代思维的广度出发，拓宽了民族意识的疆域，突出强调了神话与传说对人的训诫、劝善作用。古老的科穆兹琴曲、鹿母的神话故事、耶稣的神话、“曼库特”的传说以及尼福赫人的海难事件都不再具有它们当初的地域性意义。大师彻底地抛弃了神话传说的图腾崇拜观念、神化的自然以及有灵论、泛神论思想等，肯定了并艺术地发展了其中永恒的、普天同一的人类精神和道德内涵，如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个性、自由等，从而实现了他追求民族文化现代启示意义的创作主旨。
大师对神话传说等古老民族性内容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以及企图通过对神话传说道德因素的肯定来启示世人、感悟世人的真诚愿望。如同许多严肃的道德题材作家一样，他对现代工业社会以及都市文明持反感、排斥的态度。在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最大悲剧是人们对先人恪守几千年的道德信条、立身准则失去敬畏。物质消费意识、功利主义、市侩习气扭曲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正常和谐关系，打破了宁静自然的生活节奏，使人丧失了对传统和历史的记忆以及对前人道德经验、个性价值的珍视，使人的心灵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原”。他认为当今世人应重新认识、丰富和完善自己，而古老的、为人们几乎忘却的神话传说里所表达的深刻人性、道义价值，对陷入迷茫、疑惑和相互冷漠中的人们是一种极大的启发和触动，神话传说无疑是震憾当今世人心灵的古旋律。
为了更深刻地表现神话传说的现代文化启示功用，作家还塑造了一系列深悟神话传说的真谛、并为追求这种真谛而执著进取、慷慨献身的类似“英雄”的人物形象。《别了，古里萨雷》中的主人公牧民塔纳巴伊苦苦抗争、奋斗了一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传说故事中，老猎人的声声悔过和骆驼妈妈为寻找幼驼的声声呼唤化作强烈的生命节奏曲回荡在他耳际，鼓舞他坚定、有尊严地生活。《白轮船》中的无名男孩天天用望远镜盯着游弋在伊塞克湖里的白轮船，期盼着传说中的鹿母能带给姑妈一个生命的“小摇篮”，甚至不惜以死来与护林所杀鹿的暴行抗争。《布兰雷小站》中的叶吉盖老人不能容忍军队把传说中被“曼库特”儿子射杀的母亲乃曼·阿娜的墓地毁掉，更不能接受现代“曼库特”萨比特让以机器操纵人的荒唐说法。他始终信守古训，保持对道德的敬畏和对历史的记忆，将草原上偏僻、严寒的布兰雷小站变成一个充满互助、友爱精神的大家庭。《死刑台》中的俄巴底亚更是以耶稣基督为行为的楷模，甘愿以死来证明自己的生命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神话传说中所宣扬的真、善、美的化身，通过神话传说与历史和先人实现“天人感应”，获得心灵的启迪。同时，他们又是改革现实、唤醒世人的实践者，试图恢复人类对道德的信念、弥补人类精神上的缺憾。
作家在一系列神话传说中还融入了一种浓厚的悲剧意识。无论是老猎人的忏悔、骆驼妈妈的哭诉、长角鹿母的誓言、尼福赫人的海难，还是“曼库特”母子的不幸和耶稣的受难，所表述的都是一个个悲伤的、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它们唤起读者的不是欢快的情绪，而是沉重的叹息、深深的惋惜和心灵的强烈震撼。然而，这些悲剧性的“没有出路的结局”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赋予神话传说广泛的现代文化启示意义的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悲剧中传达出的丰富的人类精神内涵，是故事中高扬的道义原则。对大师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话故事和传说有怎样的结局，而是事实上崇高精神的胜利，其美学意义表现为对读者心灵震撼后而产生的艺术感化作用，唤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唤起人们去反抗邪恶，去珍视、信守美好的东西。把握神话传说的这种悲剧性的现代文化启示意义，成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崇高的使命和创作追求，同时也成了他创作上超出一般地域性民族作家局限而获得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
总之，艾特玛托夫在创作中通过对民族文化遗产——神话、传说的挖掘和艺术加工，给读者构建了一个绝好的道德原型和精神楷模。如同一个精致的罗盘，它时时校正着人类文明方向的座标，给陷入堕落、绝望的沼泽中挣扎的世人指点迷津、超度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