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激进经济学——On the Western Radical Economics，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经济学论文,Western论文,Radical论文,Economic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重点已逐渐脱离哲学领域，西方激进经济学的崛起正是这一新动向的具体体现。
一、激进经济学概况
西方激进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激进经济学一般泛指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或权势（establishment）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少数西方学者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也应包括在内。[①]它甚至可追溯到自有政治经济学以来便存在的反对当时的正统或主流经济学的早期激进经济思潮或“持异见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sent）[②]。狭义激进经济学则专指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流派。它继承了“老左派”经济学家的传统，从美国的巴兰、斯威齐、麦格道夫和英国的多布、米克等老一辈的左派经济学中吸取养料。它一方面尖锐地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当代主流经济学或正统学派，并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在美国则有“激进政治经济联盟”（1967年），并拥有《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和《每月评论》出版社。在英国则成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1970年），并出版定期刊物《资本与阶级》。在法国、比利时、前西德、日本等国都有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或类似组织、学派和刊物。这种从60年代美法等国的学生运动中产生的狭义激进经济思潮，往往冠以“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等称号，甚或称之为“独立的”、非传统、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以区别所谓官方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狭义的激进经济思潮在70年代得到较大发展，迅速蔓延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
现代激进经济学在早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激进经济学派之间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也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间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左派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美国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1967年成立的“美国激进政治学联盟”（URPE）很快在美国一些大学站稳了脚跟，乃至被称为“校园马克思主义学派”。1968年12月，他们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全国性会议，并于1969年3月由密执安大学会员结集出版了大会论文集，作为该联盟出版物的创刊号。其成员不久已逾2000人。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CSE）在1978年已拥有会员1300人。瑞典经济学家阿萨·米德贝克的《新左派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1971年）较早地对他们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界对该书十分重视，曾为此举行专题学术讨论会。萨缪尔逊在该书序言里也不得不承认激进的经济学家乃是一个重要的流派。激进经济学在经过80年代的冷遇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现再度复兴的迹象，逐渐趋于成熟。并且，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形成一整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如果说美国著名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林德的《反萨缪尔森论》（1974年）是早期一部全面分析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鸿篇巨著，“美国激进政治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霍华德·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1987年）、英国激进经济学家马尔科姆·索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1989年）则是美英激进经济学派系统阐释其理论体系的主要教科书。
二、激进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
这里讲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进行自由竞争、能够自动调节的、阶级关系和分配关系和谐的经济体系。从20世纪40年代起凯恩斯主义代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战后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否定了新古典理论关于总需求总是等于充分就业时的总收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会自行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的基本论断。50、60年代以来，尤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滞胀”现象的产生，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活跃，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新古典综合”，从而成为当代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与主流派经济学的分歧和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主要表现为：
1、后者侧重于均衡、平稳以及局限于某一结构之内渐进变化的数量分析。拒绝考虑变化是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的格言是“自然界没有突破”。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则拒绝承认改革社会组织能够消除基本的经济问题，而乞灵于价格体系。他们的保守主义特征实质上是强调所有的人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统一的理想（这种分析的核心是达到最佳均衡市场作用的自我调节机制），因而得出否认任何形式的阶级对抗的存在的结论。而激进经济学则是从动态角度强调对抗、演变和质变。
2、后者仅考虑一种制度关系内的增长变动，而激进经济学家既考虑一个制度内的增长变动，又考虑一个新制度的完全变化，从而通过完全的变革最终实现“可行的”社会主义。
3、后者把经济学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把它与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以及与对抗分离开来。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拒绝把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问题看作是整个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激进经济学家则把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作泛化处理，认为如果离开人的关系就无法了解经济，而人的关系是与政府、家庭等相联系的。
4、后者没有关于剥削的理论，而是把包括分配在内的整个经济看作是完全和谐的，把均衡作为其主要的分析工具，把“边际生产力论”（即在资本主义完全竞争制度下工人和资本家所获得的收入刚好等于他们各自提供的“边际产品”）和福利经济学作为其分配理论的基础。激进经济学家把经济看作是对抗的舞台，一些人被另一些拥有强权的人所剥削。
5、后者在对性别、种族和异化等问题进行分析时，认为资本主义竞争可以自动消除所有的歧视和异化现象，从而把这些问题与整个政治经济的阶级关系分隔开来。而激进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竞争以及资本家使利润最大化的做法（通过分而治之）看作是导致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根源。
6、后者是赤裸裸的政治“多元论”的鼓吹者，把政府定义为不同利益集团决定的总和，是由大量的选举人选举出来的，如同消费者用美元作选择一样，政府还被赋予公断者的职能。激进经济学家则把政府看作是冲突的舞台，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或阶层通常在政府事务中居统治地位，亦即把政府视为资产阶级在其中居统治和支配地位的政府。
7、后者没有关于周期性危机的科学理论，而是把每一次危机看作是对自动充分就业的偏离，这种偏离趋势是由错误的政府政策所导致的，或者仅仅把这种趋势作为不合理的变形（货币主义者）。激进经济学家认为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带制度性的基本矛盾，而并非仅仅是政策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所造成的。
8、后者把垄断看作是对纯粹和完全竞争的小小偏离。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则把垄断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大公司居支配地位，许多经济规律都发生了变化。
9、后者宣扬“纯粹”和“完全”的竞争性经济活动将导致各种资源的最优化分配和使用的论点（主流派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因而把环境破坏问题看作是对亚当·斯密所预言的那种各方面的最佳结果（通过竞争实现）的小小偏离。激进经济学家把企业外部的负效应（私人获利并不考虑对环境的破坏）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10、后者总是力图从个人的本性出发，构筑其经济理论体系的，而把人又视为利己主义的、善于趋利避害、具有惰性和个体性或有限的合群性倾向的人，因此，各种经济问题（如种族主义、资源配置）都归结为个人的偏好。激进经济学家则把个人的偏好放在社会结构里加以解释，强调种族主义一类的经济现象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11、后者鼓吹斯密的市场神话，把竞争的市场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而把任何集体计划（如免费医疗制度、教育）看作是降低效率和个人福利的祸根。激进经济学家承认市场的优点及缺陷，并认为在许多方面（诸如教育和医疗保健项目）都需要用合作和计划来代替市场与贪欲。[③]
激进经济学派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对我们分析和研究后者具有参考作用。但他们中间有的却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若干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其思想影响。激进经济学虽然在理论的系统化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但并没有取代新古典综合派的实力（在现有制度下也不可能问鼎主流派宝座），至多对它们发起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成功地削弱其影响。
三、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批判
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的分析批判，是现代激进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揭露资本主义运行的弊端是激进经济学分析批判的重点。他们把产生歧视（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异化、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城市贫困化（即生活质量下降）与就业不足、周期性失业危机和滞胀等弊端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制度。赫伯特·金提斯在60年AI写作的《异化和权力》一文是异化论的代表作。他认为异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不仅仅是心理状态。霍华德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则指出，消除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人利润制度，代之以一种社会拥有和指导的制度。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主办的刊物，则出版关于经济危机的最新经验性论文专辑（1986年），从而表明他们的危机理论有走向多元化分析的倾向，诸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灭论、消费不足论、投资过度论等。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由此得出最终消除资本主义运行不稳定状态及其各种弊端的途径就是结束资本主义制度。
阐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激进经济学分析批判的又一重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价格、工资和利润范畴与体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人、社会与阶级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剥削和不平等的关系。他们一致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因为后者强调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利润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从而把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视为一种无质的差别的纯技术关系。但是，激进经济学者虽然在对导致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的说明有广泛一致的意见，但对如何构成一个连贯一致的量的方面的理论（即对剥削关系进行数量分析）方面却存在分歧。有的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有的认为用劳动价值量度来说明剥削要比斯拉法的商品量度更易于理解，但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某些修改。斯拉法主义者却对边际生产率论和劳动价值论都持批判态度。
激进经济学家还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进行了分析。他们一致承认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应根据新的经济现象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其中包括国家干预空前加强的新趋势；大垄断资本主义公司在经济生活中乃至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行为（如垄断价格行为、追逐高额利润）增加不稳定的危险性；跨国公司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组织形式，并对各国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资本积累的跨国化趋势（这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中心”资本主义剥削“外围”资本主义即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使后者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以及世界体系论等。这无疑为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此外，狭义激进经济学者还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们区别于其它激进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主张结束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挽救、改良和稳定这种制度。他们倡导“历史动态学”，并通过对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合乎逻辑地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并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部分激进经济学者批判苏联的“中央集权的经济统制主义”，得出了无论是中央计划还是市场都不是好的经济制度的结论，并在努力探索市场与计划的最佳结合问题，从而在激进经济学派内部开展了关于“可行性社会主义”（Feasible Socialism）与“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的论战。前者以亚历克·诺夫、谢尔曼为代表。他们对可行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目的作了下述规定：这种政治和经济结构可以产生民主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最佳结合，可以解决好微观经济问题（如效率）和宏观经济问题（如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而对企业实行的有效程度的政府控制和工人控制，则可取得民主、效率、宏观均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最佳效果。但是他们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的论证。后者如曼德尔、安德森、查托帕德海伊等人，都对诺夫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如曼德尔认为民主计划优于苏联经济的官僚计划（独裁+中央计划+政府所有制），所谓民主计划就是公有制+中央计划+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总的来讲，大部分激进经济学家继承老左派经济学家的传统，反对易滋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尤其反对崇尚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新古典复辟思潮。
四、《反萨缪尔逊论》对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的全面批判
美国激进经济学家马克·林特是《反萨缪尔逊论》（1974年出德文版，1977年出英文版）一书的作者，他在60年代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曾是美国左翼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现执教于丹麦罗斯基里大学。该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美国著名主流派经济学家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批判。作者总结了当年学生运动失败的根源，认识到“我们的目的在于：不是通过抽象地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是通过指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当今的资本主义，才能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④]。”他之所以以《经济学》为批判的靶子，则是鉴于《经济学》一书是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的综合）的奠基之作，从而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正统派或主流派经济学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并且是畅销于西方世界的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教科书。它迄今已再版十三次（1948—1989年），被译为十几种文字，发行量已逾三百万册。萨缪尔逊还被吹捧为“经济学的爱因斯坦”，并获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反萨缪尔逊论》一书的问世，可以说是激进经济学对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说体系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认真而有力的挑战。
林特对“稀缺性概念”（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学产生于稀缺性）所显示的反对历史主义、反对阶级分析的错误的分析批判，是一个典范。萨缪尔逊认为稀缺性具有超历史的绝对性，即以不存在社会阶级这一假设为基础，但又企图解释其相对性，因而产生两个重大错误：“第一，把稀缺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基础意味着私有财产产生于土地缺乏所引起的贫穷（关于人口过剩的同样想象构成了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但是，实际上私有财产不是产生于‘稀缺性’，而是产生于超过按某种传统消费水平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剩余。因为这种剩余使一个不干活的所有者阶级的存在成为可能，而财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如果我们考察一个较后的发展阶段，即西欧所谓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我们就会看到，对农民直接的（而且往往是暴力的）剥夺并不是稀缺性的结果，而正是这种剥夺引起了（绝对的）土地稀缺，从而导致了这些失去自己土地的人的生活资料的稀缺。因此，不研究历史—社会状况，就无法理解人的‘需要’与自然禀赋的丰富或稀缺之间的关系。”[⑤]
《反萨缪尔逊论》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有的人认为它“对现代主流派经济学的那种与历史和政治毫不相干的狭隘性是一副有用的解毒剂”[⑥]。林特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剖析和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并抓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方法论的实质，如形而上学、折衷主义、超阶级、超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在现象上兜圈子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尽管《反萨缪尔逊论》是一本论战性和跟踪性批判著作，因而并未建立起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在某些方面有欠缺之处，但它毕竟是对资产阶级正统派经济学的首次有份量的开火，从而为建立激进经济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激进经济学派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现有制度的不满，也是对居主流派地位的庸俗经济学失去信心的一种反应。他们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和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对现代资本主义新问题、新现象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贵探索，虽然有不少不足之处，但仍具有一定的价值，不仅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并对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释：
① 参阅索耶：《激进经济学的挑战》第3页，Harvester Wheatsheaf公司1989年版。
② 参阅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第559页，1977年英文版。
③ 参阅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第1章，M.E.Sharpe出版公司1987年版。
④ 林德：《反萨缪尔逊论》上册序言，第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⑤ 同④，第18页。
⑥ 罗伯特·戈登：《反萨缪尔逊—来自左派的抨击》，载《纽约时报》197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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