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的“史才三长”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时期论文,史才三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唐代刘知幾(661—721)提出有关史家标准问题的“史才三长”论之后，就不断有学者续作讨论和发挥，并直接应用到史学实践中。经过宋朝的推扬，不但讨论得更为具体深入，而且终成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史才三长”论的这一发展历程，从一个具体层面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深化演进的轨迹。但迄今为止，学界尚论述并不多见。故而笔者不揣谫陋，勉为试之，还请各位同仁批评是正! 一、唐代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才、学、识“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史家修养问题的理论论述。考察中国史学发展史可知，最早关注史家修养问题的是春秋末年的孔子。他在评价前辈史家时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①在他看来，古代的“良史”在记录历史时都是直书实录、无所隐讳的。这就从撰著态度方面提出了史家修养的问题。同在春秋时期，楚国史官倚相也被其君称为“良史”，原因是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史籍，②这是从史家的知识结构方面来考察的。西汉末，博极群书的刘向、扬雄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③这又兼及史家的撰史才能与史书文笔等问题。显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史家修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丰富。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42岁的刘知幾任职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这是他第一次身为史官。寻迁左史，参与修撰起居注。次年(703)正月，刘知幾又奉诏与李峤、朱敬则、徐坚、吴兢等参与国史纂修。七月，朱敬则上表“请择史官”，强调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请求访“良史之才”，并给予他们“得行其道”④的条件保证。礼部尚书郑惟忠则向刘知幾询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幾答曰：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此即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为与其中更为具体的“才”字相区别，学界也多有使用“史家三长”这一称谓的。其实质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史家标准”论。对刘知幾的论述，“时人以为知言”。⑤但也显而易见的是，刘知畿并未明确解释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及其内在联系，而是以比喻的方式做出论述的，这就给后人进一步深入探索留下了空间。究其意，史才是指史家的撰史才能问题，史学是指史家的知识结构问题，史识则是包括史家正直无私、善恶必书的品德修养和撰著态度在内。⑥这不但是中国史学发展史，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才、学、识三长的范畴。 七年后，刘知幾又在所撰《史通》中多次讨论“史才”问题，其中卷九《核才》开篇即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全篇专门对“史才之难”问题予以讨论，主旨即在“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可惜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时，尚未着手撰写《史通》，而《史通》写成后，又未能“修改删润”，进行“整齐划一的刊定”，⑦使得“史才三长”这一重要论述竟未能在《史通》中有集中阐释。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憾。 二、唐宋元时期对“史才三长”论的讨论发挥 对刘知幾关于“史才三长”亦即史家标准的论述，在他之后的唐朝学者，就已不断有人继续讨论探索。从笔者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直接沿用才、学、识三长概念来讨论史官、史家标准的，是唐德宗时期的史馆官员赵元一。建中四年(783)十月，因泾原兵变，唐德宗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直到次年八月才重返京城长安。事后，赵元一写成《奉天录》四卷，“总纪其事”，成为记载唐德宗避难奉天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序中说：“史官之笔，才、识、学也。苟无三端，难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窃凤皇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⑧虽然他所说“才、识、学”三个概念的前后顺序与刘知幾所论稍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他不但赞同刘知幾在八十年前提出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观点，而且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也正因此，其书内虽间有失实之处，但“叙事记言往往较正史详尽可信，可据以考订事实真相”。⑨ 此后，著名文学家自居易(772—846)也讨论了史家标准问题。他在《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中说：“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今兹命尔，其有旨哉!……尔先父尝撰《建中实录》，文质详略，颇得其中。尔宜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⑩这里一方面强调史官“甚难其选”，提出史官必须是“雄文”“博学”和“通识”三者兼备，否则就是“无以称命”，也就是不称职，这与刘知幾探讨的才、学、识三长一一对应，他虽然没有进一步指明怎样才能算是文“雄”、学“博”、识“通”，但这一提法显然要比刘知幾以比喻形式的探讨更为具体；另一方面，白居易同时也是以其标准来选择史官的，他认为授予沈传师史馆修撰一职是“其有旨哉”，即符合“雄文”“博学”和“通识”的三长标准，希望沈传师“继前志、率前修，无忝尔父之官之职”，这与刘知幾所说的“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也是相应的。 但是，白居易并没有提到刘知幾、《史通》和三长等名词概念。他是真的受到了《史通》的影响，还是暗合于《史通》而英雄所见略同呢?答案应该是前者。因为除对史家标准的探讨外，白居易还高扬刘知幾在《史通》中所大声疾呼的“直笔”“实录”精神，对此，张少康、刘三富认为：“白居易提倡‘直笔’、‘实录’，当然是由司马迁《史记》写作中的实录精神而来，但其直接思想来源则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11)陈允锋沿着这一思路，从史家精神与创作主体的品格、史家笔法与诗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详细考察了白居易诗学思想与刘知幾《史通》的具体关系。(12)这可见，白居易与刘知幾《史通》有着莫大渊源。可惜的是，白居易也和刘知幾一样，并没有对他自己所说的“雄文”“博学”“通识”的具体标准展开论述，相反，他甚至比刘知幾对才、学、识三长的论述更为简略，这实在令人遗憾。 唐代后期，自称是韩愈四传弟子的孙樵也对史学问题多有论述，(13)代表作即其《与高锡望书》。对孙樵此文，清代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它与《史通》的关系。清乾隆三年(1738)完成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二一收录了这篇文章，并在后面附录有清人储欣的评论：“史法略具于此，当与刘子元《史通》诸议论参看。”(14)此论言简意赅，既说明了二者的渊源关系，也说明了孙樵对《史通》有所发展和补充。其中起首所论涉及史才问题：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扬雄)。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韩愈)。吏部修《顺宗实录》，尚不能当班孟坚，其能与子长、子云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独，意语横阔。尝序义复冈及乐武事，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足下齿发未及壮，其所得如此，则不知子长、子云当足下年齿时，文章果何如也?(15) 这里所说的“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与刘知幾回答“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时所说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的论述，及《史通》卷九《核才》中说的“史才之难，其难甚矣”等论述，意旨相同。后面讲到的文字表述效果：“其说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数十字辄尽情状。及意穷事际，反若有千百言在笔下。”《史通》卷六《叙事》专门谈到史书的文字表述问题，主张：“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两相比较，孙樵显然是在刘知幾的基础上再做发挥，只是他这里所谈的主要是具体的写作才能问题，即才、学、识三长之中的“才”，而非总体讨论“三长”问题。 两宋时期史学发达，对“史才三长”论的讨论发挥更多，不但对其理论内涵阐述得非常详细明了，而且还很有深度。重要者，如北宋前期著名学者杨億(974—1020)说：“窃以良史之任，历代所难”，认为良史必须“通倚相(邱)[丘]、索之书，专羊盻《春秋》之学，博物稽古，多识旧章，变例发凡，深穷微旨；加以书法不隐，有骨鲠之风，多闻缺疑，无胸臆之论；三长之才识兼备，六家之论议所宗”。(16)杨億所说的三长，显然与他前面所说的“通倚相丘、索之书”等具体举例性要求有内容重合之处，因而由此也可知他对三长的一些具体认识，即在“学”方面必须“博物稽古，多识旧章”，在“才”方面必须“变例发凡，深穷微旨”，在“识”方面必须“书法不隐，多闻缺疑”。毫无疑问，他的认识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和《史通》中的有关论述是基本相同的，但他的具体说明则显然要比刘知幾的比喻式论述更为贴切得多。这是刘知幾之后，较早地对其“史才三长”论进行讨论发挥而提出的具体见解，拓开了后人对这一史学理论范畴的继续探索之路，值得重视。 苏颂(1020—1101)在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二月作《吕舍人文集序》，内中称吕夏卿(字缙叔)“少通经术，长而刻志史学，仕宦三纪，始卒史官，故其立言创意，深微婉约，不戾经传之旨”。“大抵独得胸襟，自成机杼，辞虽精奥而不取奇僻，理虽切著而不事抑扬。……其爱君忧国之虑远矣……表善抑奸之意切矣……明识独见，劝惩之意深矣。刘知幾有云：‘文之与史，其流一焉。’观缙叔所叙，汪洋闳衍，体制不一，然博学多闻，拾遗补艺，发幽隐，甄是否，使读之者知善恶之所归，其三长之最欤?”(17)这既是以三长称颂吕夏卿，同时也是对三长这一理论范畴进行讨论发挥。关于三长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刘知幾并没有明确解说。按照苏颂的理解，在“才”方面，为文记事必须“辞虽精奥而不取奇僻，理虽切著而不事抑扬”；在“学”方面，必须“博学多闻，拾遗补艺”；在“识”方面，必须“立言创意，深微婉约，不戾经传之旨”，“独得胸襟，自成机杼”，“爱君忧国之虑远”，“表善抑奸之意切”，“明识独见，劝惩之意深”，“发幽隐，甄是否，使读之者知善恶之所归”。在苏颂看来，做到了这些，就是三长兼备，而且是“三长之最”。这是第一次提出“三长之最”的说法，对后人对这一史学理论的继续探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为文铲剔瑕颣、卓诡不凡，能够下继欧阳修的刘弇(1048—1102)，则在策问中以三长发问云：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自刘知幾著“三长”、“五不可”之论，而操笔之士，卒莫有非其说者。 夫裒掇旧典，考览世故，成书既往者，信已难矣，而出乎其后者，又或恕心不存焉，耀己所长，訾累前作，迨如东家之矛、西家之盾，莫足以相入。是故，“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之诋马迁者以此；“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蔚宗(范晔)之诋班固者以此；而刘肃则并与二、三子而诋之，其论马迁也，与固之说略同，以为“班固序废兴则茂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蔚宗诎公才而采私论，拾典实而饰浮言”。由此观之，则是从事乎史者，类非全才也，可乎? 夫史之难既如此，而后世至乃取东观多为之员，举一代之事而责之以抄撮之众手，自以为庶几制作矣。今考诸(唐)太宗之《晋(书)》、令狐(德棻)之《周(书)》、魏王(魏徵)之《隋(书)》、五代刘氏(刘昫)之《(旧)唐(书)》，其失殆有甚于数子者，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诸君刓精史学久矣，若固之讥迁、晔之讥固，果亦有在于是乎?知幾之论、刘肃之评，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如曰不若成之众手，则历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胜议哉?要必有折衷焉而不苟者。愿揆之少一字诸君。(18) 这篇策问主要向士子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史才问题，一是史馆集众修史问题，但无一例外都是刘知幾和《史通》中提出的问题。策问的第一句话“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虽然用的是唐代孙樵的原话，但前文已经指出，这句话本身即是从刘知幾而来，而策问也随后就提到了刘知幾三长之论。策问的意思很明显，对刘知幾的三长之论，“操笔之士，卒莫有非其说者”，都认为史家必须具有三长，但大量事实表明，“从事乎史者，类非全才”，因此策问要求士子们回答，“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就是史家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三长兼备，“全才”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史馆集众修史的弊端，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以“五不可”明确提出批评，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史馆修史；刘弇这篇策问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坚持史馆修史，同时指出唐朝、五代时期官修诸史的失误也不在少数，他要求士子们回答，如何才能避免集众修史的弊端。 显而易见，前一个问题，是希望士子们对“史才三长”的理论进行发挥、完善，以求得史学“全才”；后一个问题，是希望士子们各尽其能，探讨和寻求避免集众修史的弊端的方法，以解决现实中官方修史存在的问题。这正是官方修史繁荣昌盛的宋朝，所面对并急需解决的两大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以刘知幾的史学理论来命题的策问，其必然结果，只能是积极促进和引导士子们加强对《史通》的重视和研读。就算这里提到的“三长”“五不可”是从《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知幾本传而来，但不能不引起士子们重视《史通》全书，因为要回答这些问题，毕竟首先还得熟读刘知幾的《史通》才是。这篇策问的出题人刘弇为北宋中后期人，不管此前怎样，但从此以后的宋代士子们，不见、不读《史通》怕是不行了。 南宋初期，吴垧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撰成《五总志》一书，中云：“史官谓才、学、识为三长，而三长之难，识尤居甚。”(19)这是第一次明确表达出三长之中有识为最难之意。 大致与吴垧同时，周麟之(约1160年前后在世)在其《海陵集》卷五《辞免差兼实录院同修撰札子》《辞免同修国史札子》中，几次申明，史官必须兼具才、学、识三长。在所作《杨邦弼、陈俊卿并除著作郎》中，更明确宣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昔人尝以是为笃论矣。才不胜则僿，学不充则殆，识不卓则胶。三者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20)不但以三长选人，而且还对三长进行讨论发挥，认为三长的标准是才胜、学充、识卓，才不胜就会文章鄙野，学不充就会内心疑惑而不能定夺，识不卓就会拘泥于他人见解而自己无所创见。应该说，周麟之的这一解说是非常精到的。特别是他还认为，三长“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这打开了将“史才三长”拓展应用于其他学术领域的思路，此后往往有学者对此发出应和之声。 南宋中期，魏了翁(1178—1237)在《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中说：“予尝妄谓子长之表，厥义弘远，而世鲜知之。以刘知幾之博通，犹曰表以谱列年爵，则余人可知。……今蔡公首摘大事以附年历，即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崇(宁)、(大)观、政(和)、宣(和)之事以为经，而上意之好恶、人才之消长，皆可坐见，与仅书拜罢而不著理乱者，盖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书之意，畴能及此?惜其中兴以后，大事未及记也。昔人谓作史者必有才、学、识三长，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21)对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表体，《史通》卷一《六家》、卷二《二体》中都仅仅提到“表以谱列年爵”的作用，卷三《表历》中更说：“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22)魏了翁则指出表体“厥义弘远”，直接对刘知幾之论提出相反意见，可惜并没有展开细说，未免缺憾。不过，他对蔡文懿《百官公卿年表》的高度评价，反映了他对撰写史表所持的原则和方法，其中特别强调，不能仅仅钩稽史料，而要写出史料背后所寓含的政治“理乱”，这样才能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弘远”见识。因此他赞同刘知幾提出的“作史者必有才、学、识三长”的观点，并指出三长是“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他和吴垧都像刘知幾那样，首重史识。 宋末遗民卫宗武(?—1289)在一首诗文中也讲到才、学、识三长，他说：“好士不论亲与疏，绝甘分少宁求余。孔程一见便倾盖，欢如故旧其非欤?世多奇俊无南北，平昔可曾致佳客?吾乡良友无出君，二仲之交犹欠一。青溪人瑞名闻扬，剑气上射牛斗光。淋漓笔下走风雨，其势浩浩声浪浪。……我家有竹门可款，植此不徒悦俗眼。批风抹月待嘉宾，绝胜肉食供朝晚。嵇吕交情虽似漆，千里相遇难再得。何如耆俊里社仝，时得亲薫才学识!”(23)显然，这里提到的才、学、识，更是古人从“通学”这个角度讲的，远远超出了史学这一个方面。 元朝对“史才三长”论的探索不多，但有些还是很有意义的。如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冯福京等撰成《昌国州图志》，冯福京在序言中开篇即云：“史所以传信，传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曰学、曰识、曰才，而后能传信于天下。盖非学无以通古今之世变，非识无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无以措褒贬之笔削。三者缺一，不敢登此职焉。”(24)冯福京所说的三长的具体顺序与刘知幾所云有所不同，对三长概念的解说也非常具体明了，反映了他对三长之论的进一步深入思考。特别是他强调，史家只有“必擅三者之长”，而后写出来的史书才能“传信于天下”；而史书也必须做到“传信”，否则“不如亡史”。这其实就是要求，凡是史家，凡是以史为职者，必须具备三长，也就是冯福京所说的“三者缺一，不敢登此职焉”。这与刘知幾在谈论三长问题时所言“史才须有三长”，“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的表述，并无轩轾。但冯福京从史书“传信于天下”的角度来强调“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则是他的新发展，比刘知幾单从三长之一的“识”方面来要求“善恶必书”要宽广得多。 三、唐宋元时期对“史才三长”论的直接应用 刘知幾在《史通》中虽然没有集中提到“史才三长”论，但书中的许多篇章，却也往往在运用才、学、识的标准来评史论人，其中尤以《核才》《鉴识》等篇为典型。因此刘知幾不仅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一史家标准论，而且也是这一理论的第一实践者。 此后，最早直接沿用才、学、识三长概念来讨论史官、史家标准的，是唐德宗时期的赵元一。他在《奉天录序》中的自述表明，他不但赞同刘知幾的三长论，而且也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因此，他是除刘知幾本人外，第一个应用这一理论成果之人。而之后的白居易，也无例外地代表朝廷用这一标准来选拔史官。 两宋时期官方史学发达，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逐渐成为朝廷选择史官的指导性纲领。还在北宋前期，著名学者王禹偁(954—1001)即在《上史馆吕相公书》中，用三长之论与人商讨史官人选。他说：“国子博士李觉，属以修撰二朝政事。……相公且曰史笔之难有三焉，才也、学也、识也。相公岂以馆阁诸生才、学、识见，皆不及觉邪?则舍此而取彼可矣。若犹未也，相公又何如哉?……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则某耻之，相公亦耻之。矧相公监修国史，得不留意乎?”(25)这是直接用才、学、识三长来评论史官，并要求以此来选拔史官，以史官不具有才、学、识三长为耻。从其所言可知，时任监修国史的“吕相公”也曾说过“史笔之难有三焉，才也、学也、识也”，所以王禹偁也就不必提出刘知幾的姓名，而是直接以“吕相公”之论还治其人之身，使其自相攻伐，迫其真正以才、学、识三长来选拔史官。才、学、识三长论当然是刘知幾的专利性创发之论，因而不管这里是否提到刘知幾的姓名，都足见其“史才三长”论影响之大。 百余年后，刘安世(1048—1125)在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弹劾新任著作郎欧阳棐不堪史才时，则径直以“刘知幾之论，以才、学、识为史官之三长”为理据，认为欧阳棐不具三长，不可“叨窃误恩，列职太史”，并称“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26)请求追还任命，别加遴选。奏上，诏“从之”。(27)而北宋末张扩所云“真儒通天地人，良史兼才学识”，(28)以才、学、识兼备的“良史”和兼通天地人的“真儒”相提并论，更可谓是对三长论的高度褒美与阐扬。 南宋前期，每自比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等前贤，并为大儒朱熹、张栻所雅敬的王十朋(1112—1171)，也对“史才三长”论予以明确肯定，并用来评价有关史书。其言云： 洙泗大儒既没，褒贬之笔失传。龙门太史公不生，实录之笔遂绝。嗟乎!世衰道微，非独圣人不得而见，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国朝四叶，人文最盛，欧阳(修)、宋(祁)二公以巨儒修史，号为得人。《(新)唐(书)》、《(新)五代(史)》二书，法度森严，议论至到，真可与马迁争衡，使班(固)、范(晔)北面，奴仆命陈寿以下也。然读二史者，亦不能无疑于其间。唐太宗固不世英主，然惭德在父子兄弟间，史赞不少加贬，反捃摭其好大喜功与复立浮图二事，赦大罪而贬小恶，岂《春秋》褒贬法，良史直录笔耶?陈子昂乃一代儒宗，其劝武后兴明堂太学，实盛典也，史乃谓其言甚高、殊可怪笑，比之荐圭璧于房闼。苟谓武后不足以王道劝，则孟子以仁义劝战国之君，又宁逃怪笑之域耶?肃宗复两京，李泌之谋居多，论者谓功大于鲁连、范蠡，史赞泌乃略不假借，方且异其为人，谓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何薄泌之甚也?刘蕡廷对过汉晁(错)、董(仲舒)，最布衣之所难言，亦忠臣义士所当言者，史乃讥其太疏直，谓蕡不先以忠结上而后为帝言之。蕡草茅士，何阶可结上耶?《五代》本纪，区区求合于《春秋》之法，又从而释之曰：“此《春秋》意也。”以史拟经，吾恐后世以僭窃之罪归之矣。呜呼!良史不难得也，才、学、识。如二公，其议论去取之际必不苟，愿求其用心处。(29) 刘知幾在谈到“史才三长”论时曾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30)王十朋说“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但也“不难得”，只要具备才、学、识三长即可，这与刘知幾所言是同一意旨。刘知幾又在《史通》卷九《核才》中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王十朋在文中，批评欧阳修、宋祁主修的《新唐书》对唐太宗“赦大罪而贬小恶”、称陈子昂“殊可怪笑”、“薄”李泌“之甚”、讥刘蕡“太疏直”等做法，认为《新唐书》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疑于其间”，也就是识见不高；又认为欧阳修独撰的《新五代史》效法《春秋》是“以史拟经”，犯有“僭窃之罪”，当然也是无识了。可见，王十朋不但明确赞同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论，而且实际上也是在运用三长，特别是以其中“识”的标准，来评价《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并要求学生们也从才、学、识三个方面，去讨论《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议论去取之际”和“用心处”。这当然是对“史才三长”论的推广和应用。 洪迈(1123—1202)在《辞免兼修国史奏状》中称：“史官之权，从昔所重。……臣三预编摩，两叨修纂，初无才、学、识之三长，以裨笔削。”(31)周必大(1126—1204)也曾请辞史官之职，但朝廷不允，原因是他“执简于编年，兼才、学、识之三长”。(32)周必大在《高宗实录误字》一文中，从正反两方面论曰：“史官宜用才、学、识三长，又须专任，乃无抵牾。近世止作兼职，人人为之。《高宗实录》成，尝求外祖王给事中靓列传观之，殊可叹。”(33)指出史官一定要专门选用才、学、识三长兼备之人，否则所修史书必然抵牾错出，并举例说《高宗实录》之所以会出现错误之处“殊可叹”的情况，原因即在于此。这是以正面讲道理和反面摆事实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史馆在选官用人时，必须秉持“史才三长”论的原则。 而据李心传(1167—124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庚寅，宋高宗曾问宰执大臣：“三朝国史何日可进?”陈康伯对曰：“帝纪已成，列传未就。”高宗曰：“史官才难，刘知幾谓必具才、学、识。卿宜谨择之。”(34)这是以皇帝的身份，要求选择史官必具才、学、识三长。 此后，许应龙(约1174—1264)《东涧集》卷三《袁甫除著作佐郎诰》、真德秀(1178—1235)《西山文集》卷十六《辞免兼修史状》、徐元杰(1196—1246)《梅野集》卷六《李性传授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制》、李曾伯(1198—1265至1275间)《可斋续稿》卷二《谢尤内翰四六札》、方逢辰(1221—1291)《蛟峰外集》卷一《除著作郎诰》等文，都以才、学、识三长为史官标准，用许应龙的话说，就是：“专司论撰，非兼才、学、识之三长，曷膺是选?”(35)而朱熹三传弟子、浙江金华人王柏(1197—1274)在《悼蔡修斋》中，称永嘉学者蔡范“不沽直而不徇时”，“以节用爱人”，“以静重为威”，“直方大之德、才学识之长”。(36)从其全文可知，主要还是从史学方面讲的。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其中把“德”与才、学、识三长并列，并冠于三长之前。王柏如此做法，或许属于“无心插柳”的偶然所为，但无意间开启了“史家四长”讨论的渊源。不知后来同样信奉朱学的清代浙江会稽(今绍兴)章学诚，是否曾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在才、学、识三长之前，明确补以“史德”?而近代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对这四个范畴的具体排序有所不同，对其具体内涵的阐释也有所差别，但仍然坚持把“德”冠于“四长”之首，与王柏的做法并无不同。 在具体学术实践中，明确把“史才三长”推广到史学之外的，是宋末民族英雄谢枋得(1226—1289)。他编有《文章轨范》一书，共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六十九篇。每卷有小序一篇，讲明本卷录文要旨及为文之法。对每篇文章，各有批注圈点，“凡所标举，动中窾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37)其中卷六小序云：“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叶适)曰：‘文章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也。’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38)内中辑录诸葛亮《前出师表》、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韩愈《柳子厚墓志》、元结《大唐中兴颂序》、柳宗元《书箕子庙碑阴》、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辛弃疾《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李觏《袁州学记》、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范仲淹《岳阳楼记》十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相关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但也毋庸讳言的是，没有一篇属于正规的史学文章。由此可知，谢枋得已经把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才、学、识三长标准，用在教人如何学习古文之法的文学领域了。清代袁枚(1716—1797)曾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39)郭沫若指出：袁枚将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40)而从上述内容可知，袁枚“诗亦如之”“识最为先”的两层论述，都可以从宋代学者这里找到源头。 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终于成为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元朝史学不盛，但不论私人史家，还是朝廷选择史官，都沿袭了“史才三长”这一传统。由宋入元的文学家王义山(1241—1287)为北宋初期著名学者王禹偁之后，他曾指出唐朝杜佑《通典》、北宋官修《续通典》都“有可议者”，但随即又谦称：“余何人，斯无才、学、识之长而敢论史?多见其不知量也。”(41)金元时期，北方著名理学家刘因(1249—1293)在送王之才赴史馆编修时，盛称王之才“擅才、学、识”，认为他担任史馆编修一职，是“公躭史癖今史荣，奸魂夜哭崔浩直。善恶磊磊轩天地，笔头休放波涛息”。(42)对三长兼备的王之才寄予了厚望。 四、结语 显而易见，随着由唐至元的时代发展和两宋时期史学的兴盛发达，“史才三长”论的理论内涵明显地呈现出不断深化、进步的趋势，不但对才、学、识三个范畴的内涵阐述得越来越具体、详细，而且三者之中识为最之意也被明确地揭示出来，这使才、学、识三个范畴之间又有了主次轻重之分、基础与核心之别，从而使“史才三长”这一史学理论的系统性更为严密。从外延方面看，“史才三长”论最初只是作为“良史”的史家标准而提出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南宋时，人们不但在思想上打开了将其拓展应用于其他学术领域的思路，而且还在具体学术实践中，明确将其推广到史学之外，典型代表就是宋末民族英雄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一书，将原本属于史学领域的三长标准，向外延伸、推广，用在了教人如何学习古文之法的文学领域。这可见，清代袁枚将“史才三长”论又推广到诗学领域，并称“识最为先”，都可以在宋代学者这里找到源头。 除了从理论上对“史才三长”论展开进一步探索外，唐宋元时期也直接应用这一理论于史学实践之中。就刘知幾本人说，他不但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而且也是第一实践者。此后，唐代的赵元一、白居易，或是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或是用这一标准来为朝廷选拔史官。北宋王禹偁、刘安世、张扩，南宋洪迈、周必大、许应龙、真德秀、徐元杰、李曾伯、方逢辰等也无不如此。王十朋则要求学生从才、学、识三个方面，去讨论《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的“议论去取之际”和“用心处”，这当然也是对“史才三长”论的推广和应用。而宋高宗则以皇帝的身份，要求选择史官必具才、学、识三长。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终于成为史家标准论的不二法门。元朝史学不盛，但不论私人史家，还是朝廷选择史官，都沿袭了“史才三长”这一传统。而南宋后期的王柏，不但以兼具“才、学、识之长”赞誉蔡范，而且将“方大之德”冠于三长之前，最早开启了德、才、学、识“史家四长”的讨论，后来章学诚与梁启超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总之，在刘知幾以比喻的方式提出“史才三长”论之后，唐宋元时期都是“史才三长”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但其文雄、学博、识通或称才胜、学充、识卓，“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的基本内涵得以确定下来，而且三长“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的外延也被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而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论终成中国传统史家标准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