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态势及其伙伴国外贸出口的战略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态势论文,伙伴论文,国外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FTTA（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地区主义对全球贸易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多边贸易合作的缓慢进展（Bhagwati，2008）、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Mansfield et al.，2002）、地缘政治稳定性的诉求（Matin et al.，2010）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Harvie et al.，2006）等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发生，使得各国纷纷改弦易辙，在双边层面上积极与贸易伙伴国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1]
截至2012年1月15日，向WTO通报的FTA数量已高达511个，其中319个FTA已经开始实施。①FTA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进行双边经贸合作的潮流与趋势。一方面，FTA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优化了FTA区域内的生产布局与资源配置。但同时，FTA的实施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与“意大利面条碗”等消极现象②也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构成了新的挑战。
为了促进外贸发展，调整外贸结构，增强外贸的综合竞争力，中国于21世纪初开始实施FTA战略。2001年5月，中国加入亚太贸易协定（曼谷协定），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贸易协议。以此为标志，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全面展开。此后，中国陆续签署了中国—东盟FTA、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CEPA、中国—东盟FTA、中国—巴基斯坦FTA、中国—智利FTA、中国—新西兰FTA等多个FTA。目前正在与冰岛、挪威、海合会、澳大利亚以及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14个国家进行FTA谈判（见表1）。
FTA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这里依据中国同其180个贸易伙伴国的10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FTA战略产生的外贸出口效应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贸易引力模型以其形式简单、估计结果稳健而被认为是一种估计双边贸易流量的有效方法，并一直在相关的国际贸易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贸易引力模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进行了量化分析，为国际贸易理论在计量领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FTA产生的贸易转移、贸易创造以及福利效应等领域的研究。1962年，Jan Tinbergen第一次运用引力模型进行了针对国际贸易流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此后诸多学者运用该模型对经济一体化的效应进行了分析。
（一）国外研究文献
国外学者往往将FTA区分为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进行研究，两种方法的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1.外生性研究
外生性研究发现了许多FTA对成员国贸易促进的证据，例如，Aitken（1973）、Abrams（1980）、Brada & Mendez（1985）、Thursby & Thursby（1987）等运用引力模型发现，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研究的计量结果在经济学和统计学上都非常显著。后来Frankel、Wei（1993、1995）和Frankel（1997）利用1970～1972年的数据，发现了亚洲与北美贸易集团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证据。Soloaga & Winters（2001）也发现了19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贸易集团贸易创造的效应。Rose（2000）、Feenstra et al.（2001）和Frankel & Rose（2002）也发现FTA从一般意义上具有贸易创造的功能。[2]
但是，另一方面，外生性研究结果并不总是显著的，甚至有文献发现了相反的证据。例如Jan Tinbergen（1962）的研究结果表明，FTA对贸易流动的平均处理效应在经济学上并不显著。Bergstrand和Frankel Stein & Wei的研究同样发现欧共体一体化进程对成员国的贸易流动影响并不显著。[3][4]Frankel运用引力模型对安第斯联盟和欧共体等一体化的贸易影响进行的检验结果发现：安第斯联盟对成员国贸易的影响不显著，欧共体对成员国贸易具有负影响。[5]
2.内生性研究
FTA外生性研究的不显著效应对FTA的功能和效应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得学者另辟视角，引入了FTA的内生性问题。FTA内生性研究者认为：FTA的建立并非偶然，而是国家间经济关系、战略关系、贸易特征和贸易结构等内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具有某种内在必然性。需要对FTA的内生性进行控制，然后进行计量分析，这种内生性的研究方法往往发现FTA对成员国贸易流向具有较大的影响，从而对引力模型的解释力进行了有效的补充。
代表性的研究如Mansfield & Pevehouse（2000），Baier，Bergstrand（2002，2004b），Magee（2003），Magee（2008），Baier Scott L.& Bergstrand Jeffrey H.（2006）等。Baier & Bergstrand的研究表明：FTA的缔结与国家间的地理距离、经济规模大小以及人均收入等国家的内在特质具有潜在的相关性[6]，这为FTA的内生性研究提供了证据。Holmes（2005）的研究也证实了“商业利益”对于FTA形成的重要性。此外，部分学者在经济决定因素之外，还研究了影响FTA缔结的非经济性因素。Mansfield & Reinhardt（2003）的研究为FTA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政治视角的解释，丰富了内生性研究的内涵。Mansfield & Pevehouse（2000）的研究首次将“地缘政治稳定性”视为FTA构建与形成的原因，并指出FTA的形成有利于区域性的稳定。该观点与欧洲一体化最初构建的动因不谋而合。此后，Vicard（2008）与Martin et al.（2010）经验性研究分别证实了这一看法。
（二）国内研究文献
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FTA战略产生的贸易效应研究已经开始出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FTA与多个FTA的研究两个方面。
1.单个FTA的研究
杨洪强（2005）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新加坡FTA的研究证实了FTA对贸易流量的积极作用和影响；郎永峰、尹翔硕（2009）和李根生、岳伟（2010）也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东盟FTA的贸易效应，发现中国—东盟FTA对区内贸易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同时对非成员与中国—东盟成员间的贸易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陈汉林、涂艳对中国—东盟FTA（CAFTA）的研究证实中国—东盟FTA下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中贸易转移效应远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且二者之间的差额逐年增长。[7]陈雯的研究显示，CAFTA的建立将促进中国同东盟的进出口贸易，即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CAFTA对中国进口的推动作用大于其对中国出口的推动作用。[8]庄芮（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CAFTA给中国带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且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马莉、胡超（2011）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了2009年CAFTA的贸易效应。其结果显示，2009年CAFTA的贸易创造效应十分显著，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
2.多个FTA的研究
蔡宏波运用引力模型，以韩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为样本，虚拟测算了中国与七个国家或地区构建FTA产生的贸易流量效应。[9]高越、李荣林（2010）考察了APEC成员结成的FTA的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发现APEC成员间的FTA通过贸易创造扩大了它们之间的贸易，没有产生对于非成员国的贸易转移，而且使得非成员国也获益。[10]荣林、赵滨元研究发现：中国参与的FTA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较少。[11]
回顾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文献研究所包括的研究对象往往仅涉及一个或几个FTA，而并未将中国与其FTA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流向变化放在中国外贸的整体环境中进行考察，即文献中含有的中国对FTA伙伴国的贸易量所占中国外贸总量的份额较低。由于样本量较少，缺乏合理的参照系，对于中国FTA战略产生的贸易效应测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这里通过选择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作为研究背景（样本贸易量约占中国历年外贸出口总量的90%以上），将FTA伙伴国放在这一宏观体系下进行分析，通过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综合考察中国FTA战略的贸易出口效应。同时运用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方法进行对比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新的尝试。
二、模型建构与实证分析
在FTA贸易效应的定量研究中，学者们常借用引力模型。这一方法通过在标准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FTA变量，估量FTA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和变化。标准的FTA引力模型公式如下：
这里立足于中国的FTA战略实践，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加入FTA变量③，以中国对全球180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10年间（1999～2008）双边贸易出口为样本，分析FTA战略对中国出口产生的影响。模型中的出口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流向数据库④；各经济体名义GDP和人口数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年度数据库（2009）⑤；双边FTA虚拟变量选自WTO区域经济一体化数据库和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⑥；其他变量指标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等网站数据⑦。
（一）FTA引力模型的构建
运用联合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应用R软件分别对以上方程进行回归。三组不同设定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符号都与先前的预期基本一致，并且通过了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见下页表3）。模型（一）中，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仅三个解释变量），在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和两国的GDP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相符。FTA的符号为正，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对其FTA伙伴国的平均双边出口量将比一般情况下（中国和其贸易伙伴国之间没有政策变量干扰下的正常贸易量）增加26%（根据Jeffrey M.Wooldridge对虚拟解释变量系数的解释原则，26%反映了在一般情况下中国对其普通伙伴国出口量的差异）。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FTA的平均出口促进效应。
由于人口变化会影响一国的整体消费和进口能力，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口变量；同时考虑到共同殖民史、国家相邻、语言相同等历史、地缘和文化因素对两国贸易量的影响，在模型（二）和（三）中，分别增加了两国人口、Contig、Comlang、Colony等变量。同时为了测度FTA的签署对出口的影响，模型（二）用
代替了
模型（二）显示，随着模型更多解释变量的引入，模型的解释能力在增强（调整
值在升高）。FTA的签订同样会促进中国的出口（增加17.8%）。一般情况下，FTA实施之前，相关贸易主体会预测到FTA范围内未来市场发展的机遇，调整内部的经营战略，从而促进FTA成员国间贸易量的增加。模型（三）表明，中国FTA的实施将会使得中国对其伙伴国的出口比正常情况下平均增加73.9%。三组模型都表明：FTA战略对中国出口产生了显著影响。随着FTA战略的实施，由于FTA成员国范围内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迅速降低，中国产品在FTA成员国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增强，从而增加了中国对FTA伙伴国的出口量。
（二）固定效应模型
然而，用引力模型进行的贸易流量测度本身具有诸多缺陷。Wonnacott & Lutz（1999）、Krugman（1991）的“天然贸易伙伴国”理论认为：国家倾向于同已经存在巨大贸易量的伙伴国缔结FTA。Magee的研究已经证实：具有较高双边贸易流量的国家之间更容易签订FTA。[12]这样，FTA哑变量便不仅衡量了FTA的实施产生的贸易效应，而且度量了国家间的某种固定特征。正如Soloaga和Winters（2001）所说：高水平的FTA区域内贸易除了归因于FTA本身的推动以外，也反映了FTA成员国之间某些特定的历史和政治关系。[13]因此，包含FTA变量的引力模型易于产生内生性，从而使得模拟结果产生偏差。尽管在模型（三）中增加了部分哑变量以解释这些特定的关系，但是整体解释能力有限。为了更准确地度量FTA对中国外贸出口产生的效应，这里采用固定效应（FE模型）控制不同国家组的固定特征（无法观测到的）。在模型中，一旦不随时间变动的国家组固定特征被剔除后，FTA变量所反映的贸易出口效应将更为准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原因主要在于选择的数据中的单位N（180个中国出口伙伴国）大，而T（时间，仅10年）小，而且中国贸易伙伴国的选择不是从大样本中随机选取的，而是涵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量。根据Judge et al.的观测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效应模型将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同时，通过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同样支持了固定效应的适宜性。
根据上述计量经济学原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模拟，回归结果见表4。
双边固定效应模型假定中国与不同贸易对象国之间的贸易量分别具有不同的特质，从而使得模型中特定贸易组的模型截距不同，即模型考虑了特定贸易组的固定特征。对比模型（一），可以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四）的拟合优度上升到57%，并且变量的显著性在增强，而且该变量的系数明显增大。但是，当继续将解释变量增加到五个变量和八个变量时，可以进一步发现：尽管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略有增强，但是FTA变量对中国出口的解释能力和贡献作用却在变弱。并且在八变量模型中，变量未能通过统计学的检验。这表明：“共同殖民史”、“国家相邻性”以及“语言相同性”等解释变量本身涵盖了双边贸易国家的固定特征，在已经包含这些哑变量的计量模型继续采用固定效应的分析方法，对模型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八变量模型内在的结构性冲突，让模型的解释能力不但没有随解释变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强，反而使得部分核心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发生了异化和偏离。基于上述考虑，这里认为模型（四）最能够解释与描述中国FTA战略实施的实际效应，因此，将模型（四）作为FTA内生性研究的基本模型。通过模型（四）FTA变量系数进行计算的结果证实：中国FTA战略使得针对其FTA伙伴国的平均出口效应增加203.5%。FTA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大。
三、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外生性研究方法表明：中国的FTA战略促进了中国与FTA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中国FTA战略的签订和实施使得中国对其FTA伙伴国的出口平均增加了17.8%和73.9%，FTA实施后的贸易效应更为显著。FTA战略促进了中国对其FTA成员国出口量的显著性增加，这一结论与一般的理论预期和研究成果基本一致。中国FTA战略的实践结果也同样证实了这一观点。2004年是中国东盟FTA早期收获实施的第一年，当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同比增加38.7%。增幅明显高于2003年同类产品的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2004年中国总体贸易的增长速度。2007年是中国—智利FTA生效后的第一年，当年中国对智利出口也增长迅速。同时智利对中国出口也大增了98.3%，大大超越了2006年的14.7%。
第二，中国的FTA伙伴国具有某种程度的内生性特征，即中国筛选了某些国家并与之签订FTA，中国FTA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取决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政治、地缘、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关系。为了剔除FTA的内生性因素，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回归。筛选的基本模型模拟结果显示：通过平均效应测度，双边固定效应模型预计：中国在1999～2008年实施的FTA战略使得中国针对FTA伙伴国的平均出口促进效应增加203.5%，内生性研究结果证实：中国FTA战略对其外贸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面临全球FTA迅猛发展的趋势与金融危机下全球贸易壁垒的加强，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快发展FTA战略，增强中国的外贸竞争力。通过利用FTA战略，推进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经济融合和贸易结构优化，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结合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尽快落实中日韩FTA的签订与实施，同时探索中国与欧盟、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签订FTA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由于存在原产地等FTA规则，FTA战略的优惠措施并不必然产生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由于许多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FTA规则和优势缺乏认知，各国针对FTA的实际利用程度有限。因此在中国实施FTA战略的同时，必须大力宣传FTA的相关知识和规则，通过制定各项配套政策和服务措施，主动降低企业利用FTA的遵从成本，全面促进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FTA战略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注释:
①参见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②贸易转移理论最初由加拿大经济学家瓦伊纳（Viner）于1950年针对关税同盟提出，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FTA。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由巴格沃蒂（Bhagwati）于1995年提出，是指全球泛滥的FTA产生的不同原产地规则会由于认知成本的提升而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
④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data。
⑤参见http://econ.worldbank.org/。
⑥参见http://www.wto.org/。
⑦参见http://www.cia.org/。
⑧很多学者将两国GDP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这里将两国名义GDP的乘积取对数后作为独立解释变量；距离变量是指两国首都间的距离。计算方法是运用大圆公式，计算两国首都的地理坐标距离。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舍弃了人均GDP变量，而用人口变量进行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