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内外资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论文,业内论文,差异论文,效率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劳动和资本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分配比例取决于二者的产出弹性和配置效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二者的地位是不完全相同的。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是要素跨国流动，但不同要素的流动性不同。资本相对于一般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二者流动性上的差异产生两种现象：一是经济全球化下总是资本向劳动所在地流动，实现要素的组合；二是因为资本流动性高，所以其国际价格趋同显著，而劳动由于流动性较低将保留价格的巨大国际差异。考虑到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带来的收益各按其投入要素分配，我们更关心全球流动的外资能否通过自身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带来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使我国资本配置与劳动配置协调并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极少涉及。经济学从要素投入结构角度分析资本和劳动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其流向是否正确为评价资本或劳动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现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思路：
一是根据新古典的“要素边际收益率均一化”准则，即认为根据标准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率的时候，资源配置才是完全有效的，经济整体达到“帕累托最优”。由此可以得到第一个资本或劳动配置效率的评判标准，资本或劳动配置效率表现在资本或劳动在各产业间的高效流动，高效流动的结果将使各行业的边际产出率相等，但是现实中的边际产出率却很难直接得到。所以实证研究中一般采用“函数估计”法，程序是先假定一个总量生产函数Y＝（K，L；x），用总产出（Y）、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等统计数据对方程进行回归，估计出相应的参数值，最后计算得到不同行业（地区）资本或劳动的边际产出：F[,K]＝
Y／K，F[,L]＝Y／L；再比较某一事件发生前后各行业（地区）之间边际产出差异程度判断资本配置效率或劳动配置效率变化。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国外Atsku Ueda（1999）和Cho（1988）研究了韩国的资本配置效率，Basudeb Guba-Khasnobis et al（2000）研究了印度的资本配置效率，Kaboglu研究了土耳其的资本配置效率[1—3]；国内龚六堂、谢丹阳（2004），蔡昉、王德文（2002）对我国各省之间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进行了研究[4—5]。
二是“套利准则”，即Jeffrey Wurgler（2000）在计算资本配置效率中提出的在高资本回报的行业（项目）内继续追加投资，在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及时削减资金流入（资本对行业增长的反映系数）是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表现，由此得出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6]。国外Thorsten Beck,Ross Levine（2002）利用这一方法；国内韩立岩、蔡红艳（2002、2005），刘赣州（2003），潘文卿、张伟（2004），沈能、赵建强（2005），方军雄（2006）利用Wurgler思想计算了产业或者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7—12]。
本文利用Jeffrey Wurgler的思想，在计算了我国制造业内资和外资（三资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将这一思路拓展到劳动力的配置上，即认为在高增长行业继续追加劳动力，在低增长行业（项目）内及时削减劳动力（劳动力对行业增长的反映系数），从而使各行业劳动力边际产出均等是劳动配置效率提高的表现，得出总体、内外资劳动配置效率并与资本配置效率比较，寻找资本配置与劳动配置协调发展的机制。
二、模型、变量的选取及方法描述
（一） Jeffrey Wurgler思想、模型与方法
Jeffrey Wurgler认为资本能否向投资回报率高的经济单位（行业和部门）流动，是判断资本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志。据此他提出了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继续追加投资，在低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适时撤出资本。这样，就可以用资本对于行业增长潜力的敏感性，作为衡量社会资本配置效率的主要指标。他从这一思想出发，得到了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值，并发现：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非由于吸收了更多的资本，而是由于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本文根据Jeffrey Wurgler的思想，用截面数据模型计算我国制造业总体、内外资年度资本配置效率。计算公式为：
根据Jeffery Wurgle资本配置效率的思想，我们提出了劳动配置效率的概念，即劳动力向回报率高的经济单位（行业和部门）流动是劳动配置效率提高的表现。据此我们提出了直接衡量劳动配置效率的方法，基本思路是：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在高劳动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继续追加劳动力，在低回报率的行业（项目）内适时撤出劳动力。这样，就可以用劳动对于行业增长潜力的敏感性，作为衡量社会劳动配置效率的主要指标。根据这一思想，用截面数据模型计算总体、内外资年度劳动配置效率。计算公式为：
在计算各年内外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配置效率）时我们直接采用OLS方法，在计算2000—2005年总体、内资和外资产业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时本文根据F[,1]和F[,2]检验和Hausman统计量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
（二）变量和数据
我们在行业选择上主要考虑行业的重要性及行业数据的可获得性，取30个制造业行业中的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即：1.食品加工业；2.食品制造业；3.饮料制造业；4.烟草加工业；5.纺织业；6.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7.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8.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9.家具制品业；10.造纸及纸制品业；11.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12.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3.石油加工及炼焦业；1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5.医药制造业；16.化学纤维工业；17.橡胶制品业；18.塑料制品业；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金属制品业；23.普通机械制造业；24.专用设备制造业；2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我们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对固定资产年均余额和工业增加值的价格进行平减。时间跨度为1999—2005年（选择这一时间跨度主要因为资料的可比性①）6年28个行业168个观测值，本文的外资是指三资企业，总体包括内资和外资。
三、我国制造业内外资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的差异
（一）我国制造业内外资年度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差异
将上述统计数据代入上式（1）、（3），用Eviews3.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得出2000—2005年各年我国制造业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见表1）。第一，与大多数年份我国制造业总体、内资和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相比，我国制造业内资和外资的劳动配置效率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较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的表现：一是目前我国不存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一定限制。在有关部门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调查中，按8类地方保护主义形式划分，无论是企业调查对象，还是非企业调查对象，都认为劳动要素流动限制和无形限制是最严重的两种形式[13]；二是垄断对行业的保护还非常严重，这使得劳动力价格不能得到正确的反映，同质劳动力由于市场的分割将得到不同的工资。而且，垄断部门的高工资，往往体现不出代表该部门生产效率的高水平，与这些垄断部门较高的收入水平相对应的，却是他们服务与经营的低效率。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比服务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高2—3倍。然而，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平均利润率水平却比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平均利润率低[14]。第二，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各年均显著，除个别年份（2005年）低于内资外，其它显著高于内资；但劳动配置效率则与之相反，除2005年显著外其它年份均不显著。总体、内资和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都优于劳动配置效率，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优于内资的资本配置效率，在劳动配置效率上外资并不显著高于内资，但外资的劳动配置效率具有提高的趋势。外资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劳动配置效率的原因除二者的流动性（资本全球配置、劳动力国内配置）差异外，政府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分析政府政策对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不同影响，我们查阅了1999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优惠政策，发现：一是国家对FDI资金方面的优惠政策多，对FDI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少。在FDI相关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税收政策中，几乎全是针对资本的，极少提及劳动力就业和劳动力结构优化的相关的内容。二是对FDI的资金方面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其对解决就业方面问题的重视程度。包括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对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的减免税优惠、再投资退税、亏损弥补和境外所得已纳税款的扣除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是有利于资本的。实际上，各地自己出台的优惠政策也主要是针对资金的，例如在转让的过程中，在地方政府对农民征地补偿标准很低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获得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加上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的开发成本②。而对FDI在保障劳工权益、改善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金缴纳，保护环境等方面的内容极少提及，外资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远低于内资企业[15]。地方政府对资本表现出的极度青睐和扶助，在劳资关系中失去公正的立场，过度保护外资的利益，其根本原因是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在各地经济增长依赖招商引资、对外资资本关注程度和政策优惠大大超过劳动时，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必然明显高于劳动配置效率。
（二）我国制造业总体、内外资不同产业的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的差异
为了分析我国制造业总体、内外资不同产业的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的差异，我们用模型（2）、（4）分别计算了我国制造业总体、内外资及其不同要素密集产业和不同技术密集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配置效率（见表2、3、4），由此可见：第一，我国制造业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但内资的劳动配置效率高于外资。2000—2005年我国总体、内资和外资资本配置效率、总体和内资的劳动配置效率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外资的劳动配置效率不显著。与外资资本配置与行业增长的相关性0.619相比，外资的劳动配置与行业增长几乎不相关。因为资本配置效率与外资的利益更密切，而劳动配置效率与东道国的利益更密切，全球高度流动的资本与我国的劳动力在我国结合生产GDP，但各自按其投入要素获得收益。外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关注的是资本配置效率，要实施资本配置与劳动配置效率上的和谐统一、确保产业结构的高效化，必须防止资本权力的强化与劳工权利的被侵害和被剥夺，防止外资利润侵蚀工资。第二，国家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外资、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技术密集产业的自发投资有一定积极作用，说明国家对资本配置的重视，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1999—2005年我国总体、内资和外资资本配置效率的截距项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2），总体和外资劳动密集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截距项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表3），总体、内资和外资在高技术密集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截距项在5％、5％和1％的水平下显著（表4），表明其自发投资水平是显著的。而且外资自发投资水平高于内资，劳动密集产业的自发投资水平高于资本密集产业，高技术密集产业的自发投资水平高于中低技术密集产业。影响自发投资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内市场竞争关系等因素。上述计量结果说明较之于内资，外资的政策优惠多、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资本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高；较之于中低技术产业，高技术行业国家的支持政策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作用大；较之于资本密集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更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上述因素作用下这些行业自发投资水平较高。在我国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市场机制不能够完全识别高成长行业的条件下，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在资金上支持上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必须保持劳动配置与之协调。第三，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内资自发劳动配置显著为负，外资劳动配置主要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进行，自发配置水平显著高于内资。虽然外资（见表2）及不同要素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外资（见表3）的劳动配置效率不显著，但截距项显著为正，说明外资自发劳动配置水平显著且明显高于内资，即增加值以外的其它因素例如优惠的工资待遇、良好培训条件和市场化配置机制对外资劳动的自发配置具有正向影响。同样，内资和总体的劳动配置效率（表2），包括不同要素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产业（表3）、不同技术密集（高技术与中低技术）产业（表4）的截距项显著为负，说明增加值以外的其它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包括城乡分割、行业和区域分割、体制内外分割，例如财政分权和社会保障地方统筹体制下对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福利排斥、对外来人口设置的“流入壁垒”，国有垄断部门主导、排斥外来劳动力与本地竞争部门劳动力竞争等制度[16—19]，严重影响了总体、内资的劳动配置效率。这与蔡昉（2002）得出我国物质资本的流动性和市场发育状况要好于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市场发育状况又好于人力资本市场[5] 的结论一致。第四，内资在劳动密集产业和中低技术密集产业具有较高的劳动配置效率（表3和表4），一方面反映了在我国目前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条件下，二者与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的适应性，这对解决就业问题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结构变动对内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的效应为负，劳动更多地投入到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密集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导致制造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即“结构负利假说”现象③。如果不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投入）、提高资本密集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劳动配置效率将可能最终影响制造业总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提高资本密集产业和高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配置效率需要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的标志除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外，劳动报酬是否反映人力资本和劳动努力，工资水平是否反映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制造业过低的工资水平虽然能够发挥劳动力廉价的比较成本优势，但可能造成人力资本的绝对竞争劣势。另外，外资在高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配置效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4），反映了外资高技术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逆向变动，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可能是在高技术增长行业随资本深化和劳动力资本装备系数的提高，存在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从而导致资本分享更多的高增长红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越严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越明显，资本所得的比重越大，劳动所得的比重越小。二可能是高技术增长行业面临人才资源瓶颈，这也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而人力资本的提高首先需要劳动合理定价。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以资本较劳动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为特征，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吸收FDI的竞争、我国各级政府重资轻劳的行为，使资本较之于劳动日益居于有利地位并导致二者配置效率的差异。与大多数年份我国制造业总体、内资和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相比，我国制造业内资和外资的劳动配置效率不显著；外资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但内资的劳动配置效率高于外资。国家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外资、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技术密集产业的自发投资有一定积极作用；内资在劳动密集产业和中低技术密集产业具有较高的劳动配置效率，一方面反映了在我国目前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条件下，二者与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的适应性，这对解决就业问题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结构变动对内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的效应为负，劳动更多地投入到低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密集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导致制造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因此，第一，建立资本市场与劳动市场协调发展、内外资资本和劳动得到同等重视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制造业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于资本市场、对外资资本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劳动重视程度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的重视程度要求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通过立法，强制企业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与劳动环境符合一定的标准，以保护劳动者的健康；通过立法，强制企业与受雇佣的劳动者签订信息较完全的合同，以避免劳动者以低于成本价格供给劳动，以及雇主利用合同信息不完全损害劳动者利益；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以保证法律能得到有效实施，劳动者权益受损时，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第二，拆除劳动力市场的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是提高劳动配置效率和促进就业、减少失业的根本途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会使劳动力根据工资水平高低自由流动，使厂商完全遵循劳动生产效率原则决定劳动需求，使同质劳动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价格一致，确保收入分配公平。也会使全社会劳动力的总产出最大化，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政府应该加快放宽户籍制度的限制，改变大城市户口、非农户口的条件，直到彻底以居民身份证制度或社会保障号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减少城乡之间、大城市的地区市场壁垒。彻底改革国有企业和行业的用工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拆除行业制度壁垒使劳动力能够公平地参与竞争。第三，强化人力资本竞争力，变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为人力资本竞争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的“结构红利”。一方面要完善资本与劳动合理的定价机制，防止收入分配中利润侵蚀工资，确保人力资本投资必要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政府要高度重视发展教育，建立国家和民间分工明确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家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是基础教育，企业和民间投资的重点是专门技术的高级人力资本要素。
基金项目：本论文得到黑龙江社科基金资助、哈工大文科基金（05B0068）和国家“985”工程二期创新平台TPM资助。
注释：
① 1999年以前制造业分行业指标是以全部工业企业统计，1999年后只包括规模以上企业。
② 以吸引外资全国第一的苏州地区为例，其总面积为8488平方公里，水面占42％，里面国家级开发区有5个、省级开发区11个。为吸引外资，各开发区拼地价、拼免税，随意承诺优惠政策。苏州将地价从原来的每亩20万元降到了15万元，昆山则由原来的15万元降到了10万元，而无锡甚至降到了2万—3万元。而事实上，长三角一带，每征一亩地必须上缴国家6万元征地费，再加上老百姓的补偿费、搬迁费和“四通一平的建设费用”，一亩地的成本至少在12万元以上。据估计，光是拼地价一项就送出去几个亿。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三联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14页。
③ 假设经济中存在多余的劳动，随着更多的劳动投入到具有更高生产率增长的现代经济当中，总的生产率水平将不断提高。“结构红利假说”后来被广泛用来解释工业行业的发展；由于资本密集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相对于劳动密集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本和更高的生产率，因此，劳动从劳动密集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和高技术密集产业的转移将导致总生产率的增加。“结构负利假说”即与之相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