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成因的新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成因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两年噩梦般的金融危机冲击后， 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转入稳定复苏的轨道。关于这次危机成因的论述，国内外的文章难以数计，但绝大多数都是从金融层面来解释内因与外因。应当说这种角度的剖析抓住了促成危机的一些本质性问题，然而一些谜团却无法揭示，例如，为什么危机会沿着发展水平阶梯而逐级传递？为什么危机止于日本而没有扩散至欧美？为什么危机国家表现各异？为什么东盟国家受灾最重，“四小龙”次之，而日本最轻？此外，这次危机的教训除金融制度安排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外，在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战略选择上，有没有更深刻的借鉴意义？
东亚危机结束了，但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东亚发展业绩褒与贬之间的大起大伏却耐人寻味。从一定意义上讲，东亚危机的表象是金融危机，实质是工业化战略模式的危机，是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欠发达国家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危机。在金融动荡的下面潜伏着产业依赖的千尺坚冰，不破除这种坚冰，东亚诸“小龙”和“小虎”，则只能永远滞留在“流汗经济”（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7年8月18日的《财富》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怎么了？》一文，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印证了“流汗理论”（perspiration theory）。 所谓流汗理论是指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黄油加面包”刺激下的努力工作、只会动手不会动脑式的苦干。）上。因此，东亚危机实质是发展危机。
本文第一部分以东亚地区两种产业分工体系为分析切入点，揭示东盟产业结构的脆弱性；第二部分刻画了东亚国家和地区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所潜伏的危机暗流；第三部分探讨了产业同构下的恶性竞争，相互倾轧的结果是经常帐户赤字普遍恶化，金融危机一触即发；第四部分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组织形式两方面解释了危机国家不同表现的原因；第五部分提出结论性评议及启示。
一、东亚地区两种类型国际分工体系
在一定意义上讲，东亚经济相继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状态的过程，也是雁形模式的发育与完善过程。战后先是日本在70年代率先实现工业化，并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向东亚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并带动了“四小龙”的腾飞，随后“四小龙”从80年代开始产业转型，加入日本对东盟国家投资的队伍，把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业大规模转移到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从而在时间上形成东亚排浪式的工业化追赶浪潮。
在东亚产业梯次转移和传递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分工体系，一种是垂直型分工，另一种是生产工序型分工。前者是指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欠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农副产品和初加工工业品；后者是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发展某一产业，但各侧重于生产工序的不同环节，发达国家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出口中间产品，进口制成品，欠发达国家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这两种分工形式和内容均不相同，但国家和地区组别却极为相似，即处于分工顶层的是日本，中间层是“四小龙”，底层是东盟。
1.垂直型分工
80年代以来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重化工业在东亚的移植和发育。但是，由于东亚特别是东盟国家重化工业的生成不是自身比较优势发挥的自然结果，而是源于先进国家直接投资而嫁接的跨国公司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基地，这是产业脱离于自身优势资源的深加工，因此，“四小龙”发展初期和目前的东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源开发产业与深加工产业严重脱节的“两层皮”现象。同时，日本和“四小龙”通过对东盟自然资源的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东盟初级产品的输出。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垂直分工广泛存在。1980年，日本从东亚进口最多的产品是农产品和原燃料，占进口总额的83.3%；出口最多的是重化工业品，占出口总额的81.8%。到1994年，尽管重化工业品贸易额显著增加，但贸易格局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农产品和原燃料仍是第一大类进口品（占41.7%），重化工业品仍是第一大类出口品（占87.5%）。（注：根据张捷：《奇迹与危机》（222页）表6—12数据计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生产工序型分工
日本在东亚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机电工业。从生产的工艺流程看，机电工业是融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序进行分解、组合。日本正是利用机电工业这一特点，根据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把原本需要由市场完成的分工，转换成跨国公司内部的生产工序分工，即一项产品的开发、设计定型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在日本本土进行，一般零部件转移到“四小龙”生产，而在东盟完成最后组装，产成品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一部分返销日本，一部分销往欧美市场。在这样的分工方式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不对称关系。一是“名”与“利”的不对称，即出口产品原产地标识为从事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后进国家和地区，并获得产品全部增加值中较低比例的组装加工费，相反，从事设计、零部件生产的先进国家和地区虽没有最终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名份，但却获得全部增值中的绝大部分；二是生产工序间依赖关系的不对称，即劳动密集型工序的繁荣完全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发展状况，而相反的依赖关系却不存在，同时，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区位选择既依赖于技术密集型工序的技术特点，又存在着同类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这两种不对称事实上把国际竞争的大部分风险转嫁到处于分工底层的国家，一旦遇到供过于求的国际竞争，从事组装加工成品的国家一方面要承担价格损失，另一方面又因为退出成本极高而难以迅速调整产业。1996年半导体国际竞争激化而导致的削价竞争，使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从事半导体后道工序组装的国家损失惨重，并引发巨额贸易赤字。
生产工序型分工在东亚的广泛展开，导致东亚地区产业内贸易迅速增加。1995年日本从东亚进口的工业品一半以上为零部件。另据1995年日本贸易振兴会调查，“四小龙”70%的日本企业、东盟78%的日本企业都主要从日本本土筹措、调配零部件和其它资本货物。（注：李晓：《论东亚区域产业循环机制》，载《世界经济》1998年第3期，30页。）胡春力在研究东亚产业分工关系时，举出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生产工序型分工的例子。日本在马来西亚投资建立了技术含量高的摄像机厂，日本母公司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及澳大利亚的日资企业向这个总装厂提供的零部件、设备占采购总额的91.3%，而受资国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能够提供的配套产品仅占2.1%。（注：胡春力用摄像机的例子说明东亚地区的垂直型分工，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垂直分工，而是生产工序型分工。参见胡春力：《外资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39页。 ）像摄像机这样通过生产工序型分工而生产的“多国产品”，在东亚已十分普遍，如计算机、汽车、电视机等。
二、嵌入式产业的双重依赖性
东亚后进国家在外资主导下大跨度地跃过结构转换的各种约束，在较短时期内迅速从出口木材、原油提升到出口摄像机、半导体。但由于这些产业完全是外资全盘移植的结果，并没有发挥受资国的资源禀赋，对当地产业的关联效应有限。这些产业是先进国家在后进国家镶嵌的技术高地，我们把它们形象地称为“嵌入式产业”。由于这种产业脱离受资国的国情，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两个弱点，一是技术依赖投资国，二是投入市场依赖于日本、产出市场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从而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埋下了巨大隐患。
1.技术依赖
东亚国家外资导向下经济增长（注：World Bank,1994,EastAsia's Trade and Investment:Regional and Global Gains fromLiberalization.）的一个致命弱点是，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统计，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中，技术供给的54.6%和65.3%来自于日本，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技术引进的1／5以上也来自于日本。
尽管90年代以来以人均GDP衡量， “四小龙”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东盟四国也雄心勃勃地希望在21世纪初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是由技术依赖所决定的产业依赖，使东亚各发展层次的国家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由产业虚高度化而带来的畸形发展。在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费形式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费的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 ）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 %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注：Lewis M.Branscomb andYoung-Hwan Choi,1996,Korea at the Turning Point:Innovation- Based Strategies for Development, Library of Congress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P45-46,U.S.A.）台湾地区也一样，其大型企业30%～50%的设备都要由国外购买，每年出口占世界市场25%的电子计算器所用的TC液晶显示器及太阳能电池基本都从日本进口。1996年，包括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等电子产品零部件在内的日本“机械机器”对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占日本对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70%、75%、79%、68%。
在东亚诸国和地区中，日本处于产业技术分工的最高层，但它在基础科学方面依赖于美国。“四小龙”经过80年代以来持续大规模资金注入和改良技术创新机制，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开发技术仍很落后。东盟则在各个产业技术上都缺乏自主性，对日资企业和技术依赖性最为严重。 （注：详细分析请参见[日] 三和综合研究所：《1998年的日本与世界经济》，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这种技术依赖实质是后进国把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列车拴到先进国产业发展上，依赖性越严重的国家越易受到侵害，经济衰退的打击就越剧烈。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以东盟各国损失最为惨重的原因即在于此。
2.市场依赖
由于东亚国家大多数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同时，国内市场狭小，这些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决定了东亚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产业。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2%、73.1%、23.9%和29.3%。
在东亚高度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东亚国家需要从日本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装再出口到北美和欧洲，其实质是日本出口导向型产业在海外的延续，是日本面向美国市场的加工组装车间。这种不平衡依赖关系反映在贸易收支上，就表现为对美国的长期顺差和对日本的长期逆差。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年份外，大多数时期对日本巨额逆差与对美国大量顺差并存。东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这样一种循环，即对美国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
三、产业同构性震荡与金融危机
1.产业同构下竞争激化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亚经济发展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发展陷入长期萧条之中，产业升级趋缓，在80年代中期就已确立全球主导地位的电子电气产品没有出现根本性进步，国内产业结构停留在制造业的深加工和精加工阶段，但与此同时，“四小龙”、东盟却继续沿着雁形模式的产业阶梯向上攀登；其次，日本在东亚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投资重点转向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机电产业，使东盟国家在电子产品上与“四小龙”的产业差距迅速缩小；再次，“四小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备了与日本企业一决高下的实力，在纺织、皮革、电器、精密仪器、钢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产业产品上，“四小龙”与日本的竞争十分激烈；第四，“四小龙”成为东盟最大的投资伙伴，加快了东盟结构转换与升级的步伐；第五，信息技术革命在全球展开，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迫使日本跨国公司不得不在较早阶段就把生产基地转移出去，并打破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到东盟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
上述五种现象的综合结果是起源于日本的产业国际传递机制出现了混乱。日本产业升级停滞，而“四小龙”和东盟的产业与技术追赶却加速进行，动态的产业梯度转移趋于静止化，而仅仅是已有生产能力和技术在“四小龙”和东盟的水平扩展和放大，特别在电子产品上，跨国公司的大肆扩张导致东亚各国产业结构迅速趋同。1995年马来西亚出口的50%、菲律宾出口的45%、韩国出口的40%、泰国出口的1／3均为电子产品。1995年全球64%的硬盘驱动器（HDD）、38 %的半导体在东亚生产。
由于东亚电子工业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建立起来的，本地企业也大多属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缺乏，难以形成差别化优势。在产品结构雷同、技术近似的情况下，竞争优势只能靠低成本实现。同时，该地区生产的电子产品绝大部分属于可替代性强的家电产品，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制度环境下，国内需求普遍不足，出口比重过大，出口市场又过分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达国家的需求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都极易引发东亚的结构性生产过剩和恶性竞争。1996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普遍供过于求，引发一场价格大战。这场恶性竞争使东亚损失惨重，出口大幅度下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日本及中国台湾省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从1995年的20%、23%、21%、10%、17%，急剧下跌至1996年的－1%、4%、 6%、－8%、4%。出口的大幅度滑坡造成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急剧扩大，外汇储备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2.产业同构下贸易互动与危机传递
随着东亚生产工序型分工的深化，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急剧上升。1990—1994年，“四小龙”、东盟四国及中国相互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32.9%上升到38.5%，相互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32.6%上升到37.1%。在投资流和贸易流的拉动下，东亚产业自我循环的能力不断增强，从研究新产品到组织零部件生产再到组装出口，很多产业都可以通过跨国和跨地区合作在东亚完成大部分工序，这种生产过程的区域化把东亚国家越来越紧地胶合在一起。
东亚产业自我循环机制的形成，使东亚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迅速跃升到与先进国家一致的高度，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了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家电工业、数字机床工业。然而，结构相同，本质却相异。例如，同样都有半导体工业，日本掌握从研发到封装的所有技术，而东盟国家除了在最后封装上拥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外，别无长项。由于产业技术积累量的显著差别，东亚不同发展层次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上差异很大，从事技术含量越少的工序的国家和地区，抵御国际市场价格、品种变动的能力就越脆弱，就越容易成为产业循环链条上的薄弱之点。
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使金融危机从泰国迅速传导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并使韩国大企业的巨额债务和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迅速恶化。同时，通过产业循环机制，源于东盟加工组装工序的混乱，不断上溯到“四小龙”直至日本，订单下降、产量减少，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和日本的金融动荡，最终把韩元和日元也拖入了大幅度贬值的困境。
四、创新能力与产业组织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所受到的冲击程度差异很大。日本、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基本上处于风暴的边缘区，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而东盟四国和韩国则是风穴，金融危机诱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动荡。东盟和韩国虽然都是重灾国，但成因略有不同。东盟率先引爆危机是技术创新能力匮乏长期积累的结果，而韩国则由于在产业组织政策上长期过分依赖于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成长缓慢，难以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这方面与韩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地区，它在危机中的优异表现凸显了中小企业灵活性强的有利一面。
1.创新能力强能够减轻产业依赖所衍生的金融风险
从技术创新能力看，日本在东亚国家中最强，“四小龙”次之，东盟最弱。日本在汽车开发技术、半导体开发技术、光电子开发技术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机电工业的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创新能力基础上，因而尽管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但是由于产业移出部分主要是加工组装工序，产业发展的研发部分仍留在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咄咄逼人。在这次东亚危机中，日本本土工业品的出口不但没有受挫，反而成为支撑经济运转的主力。“四小龙”的创新能力在长期高速增长中得到显著提升，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半导体封装技术、计算机外围设备技术、机电一体化硬件技术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创新能力。由于创新能力较强，“四小龙”产业多元化和出口多元化程度大大高于东盟国家，抵御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也随之提高。90年代中期国际贸易增速的减缓及半导体价格的狂跌，对“四小龙”有冲击，但并不严重（受影响最大的韩国，其经常帐户赤字占GDP 的比重也不曾突破5%的风险警戒线），如果东盟不爆发金融危机， “四小龙”完全有可能继续处在稳定发展的轨道上。如前所述，东盟主要产业均是跨国公司长期投资建立起来的，当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小，没有几家企业做到把它们的绩效提高到了国际标准，或者对它们的产品和生产系统进行了重大改进。工业部门迄今未能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生产结构；与之相反，形成了由许多制造公司孤岛构成的集合体，这些制造公司既缺乏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又缺乏与其它产业部门的联系。由于产业成长的技术动力完全依赖于跨国公司在母国的研发活动，因此，东盟各国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单一性——均发展组装加工的机电产品，在出口产品结构上表现为趋同性——均出口差异性很小的家电产品和集成电路；在出口产品区域指向上表现为高度一致性——均集中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市场。这种源于技术严重依赖的产业发展路径，使产业发展的利润空间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极其敏感，一旦遇到价格战，只能压缩利润而无法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因此，在半导体价格战中东盟各国损失最重，就不奇怪了。
2.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能够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
在东亚危机中，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表现迥异。以大企业为核心的韩国因债务危机诱发经济动荡，相反以小企业为核心的台湾地区面对周边国家金融混乱不但应付裕如，而且保持稳定增长。二者的差异反映了产业组织政策对结构调整的不同绩效。
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产业组织路线。韩国从发展重化工业目标出发，全力培育大企业，使其迅速达到经济规模，并从各自的核心产业急剧向周边产业拓展。在众多外力作用下，到1991年，韩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企业已有61家，在全球500强中，韩国占了81家，而其它发展中国家总共只有7家。1994年，韩国前30家大企业集团的生产总值占GNP的82.2%。进入90年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及韩国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韩国大公司纷纷实施雄心勃勃的规模扩张与多角化经营策略，大量拆借资金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竞相介入电子及半导体行业。其中很多的投资是重复性投资，或与投资企业本身基本业务毫不相关。这种情况下，韩国大企业的利润率持续下降，并迫使它们从国内外资金市场筹措更多的资金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例如，到1996年底，制造业企业的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超过了47%，负债股本比超过了317%，是美国企业同一指标的2倍，台湾地区企业的4倍。1997年韩宝、三美、起亚、海泰、汉拿等11 家大企业集团相继破产。由于这些倒闭的大企业负债规模巨大，随即便将其债权金融机构拖入了困境，也为一些国际投机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1997年11月，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000韩元兑1美元大关，金融危机爆发。
与韩国不同，台湾地区从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充分竞争的认识出发，始终把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作为调控经济的宗旨，不刻意偏袒大企业、不对企业规模“拔苗助长”。正是凭借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台湾地区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顺利地实现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电子信息业的三次结构升级，并保持了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目前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出口总额的70%，制造业增加值的50%以上。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90年代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中，台湾地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组织形式再一次顺应了知识经济的发展规律。一方面，中小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产业技术方向，把产业技术外源及时地由日本转向美国，从而搭上了美国信息产业一日千里的快车；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充分竞争的土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提供了适宜的激励机制，使台湾地区电子产品常出常新。由于中小企业比较好地顺应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经常帐户长期保持顺差，台湾地区外汇储备在1997年6月底高达900亿美元，外债仅1亿美元， 为化解金融冲击筑起了坚固屏障。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台湾地区几乎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台币贬值是一种防御性的竞争性贬值。
五、评论与启示
透过金融混乱的表象，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产业依赖导致发展中断的本质问题。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的惊世之作——《亚洲奇迹之神话》揭示的正是这种产业依赖的精髓，即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上，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提高幅度是有限的，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没有缩小。这种不是靠本国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随国内要素动员能力的衰减而趋于下降；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高速增长下隐藏的结构问题就将浮出水面，并在外部冲击下引发经济动荡。因此，产业依赖下缺乏技术进步的东亚地区发生金融危机，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它所折射出的借鉴意义远远地超出了金融制度安排不合理的范畴。从产业层面来反思发展教训，对中国更具现实意义。
1.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必须依靠民族企业
90年代前半期东亚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追随日本和“四小龙”成功的步伐，东盟四国急欲用更短的时间加入新兴工业化经济队伍。在技术匮乏、资金有限、劳动力素质不高、产业结构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东盟四国均把经济发展、结构升级的推动力转向跨国公司，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半导体、家用电器、汽车等机电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迅速提升。然而，由于结构提升完全依赖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工序型分工，技术的研发、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都在跨国公司母国进行，导致东盟本国企业基本被置于这种结构调整之外。技术源头的丧失，使东盟经济增长无法摆脱对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依赖，结构升级无非是从生产原材料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转向生产机电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序而已。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调整很快，1986年和1995年轻纺产品和机电产品相继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品。然而，在结构改善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正视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步东盟和“四小龙”的后尘。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63%是“三资企业”实现的，58%是进料加工贸易出口。目前一些支柱产业对进口设备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如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的70%要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程机械、胶印设备等高新技术机械装备市场的70%以上被进口产品所占领。（注：方晓霞：《在技术创新中寻求发展空间的机械工业》，载《1999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73 —174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依靠外国技术支撑的结构升级已严重地损害了非三资企业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如引进国外技术尚未消化吸收，卖出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已在我国国内投资了一个技术更为先进的工厂，造成引进技术企业的产品无法与跨国公司竞争），并加深对外资的进一步依赖。因此，我国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升级战略，加大对民族工业企业的扶持，协调外资政策与进口政策的关系，实施工业装备国产化和自主创新工程，鼓励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打通高技术产业化的各种体制障碍。争取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关键技术装备国产化、经济增长集约化的战略性调整。
2.科技与教育是支撑产业升级的原动力
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在迈向工业国的进程中，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科技落后的困境。由于缺乏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导致应用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向纵深挺进，并引发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产业发展的技术决定权不得不转向国外。从产业发展史上看，随着专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一国产业升级赖以支撑的技术进步只能源于本国的知识积累和教育抚育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一国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忽视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实现应用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双重跃进，但它迟早要遇到基础研究落后的制约，并在结构升级上陷入踏步不前的状态。当前的日本即是如此。
目前，我国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资金不仅占GDP比重很低， 而且绝对值也很有限。在1999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国际竞争力科技指标排行榜上（共47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名列第25位，其中R&D 支出占GDP的比重名列第37位，人均R&D人员总数名列第33位，人均R&D 企业经费支出总额名列第39位，获得合格工程师的难易程度名列第47位。由于技术创新机制僵化，造成企业研究与发展活动长期不能适应产品更新换代的要求，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使经济增长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要推动力的集约型增长，我国就必须提升科技国际竞争力。为此，需要大幅度提高研发投入比重，改革科研体制，创造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抓好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从师资队伍到教学科研方式向国际水平看齐，创造良好环境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维护技术创新人的合法权益。
3.技术依赖与市场依赖是开放经济必须防范的两个陷阱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过程中，为迅速提高出口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相继陷入了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两个泥沼。比较而言，市场信赖尚可通过多种努力摆脱投入与产出市场的单调性，而技术依赖却需要国家和企业长时间的配合才能逐渐走出困境。技术依赖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一旦技术依赖侵蚀了自主创新能力，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就像染上慢性病毒一样外强中干，并丧失自我调整、升级的能力。
我国目前正在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开放战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封闭经济的樊篱。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加深了对外国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在三资企业主导的小汽车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复印机制造业、工程机械制造业等行业，研发活动、关键零部件生产都依赖于外国；在大屏幕电视机、计算机等国内厂商主导的行业，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也必须依赖于外国厂商的供给。由于出口依存度长期接近20%，且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异常敏感，并引发各种贸易战。因此，从东亚危机的经验出发，我国需要处理好自我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不能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不能为区域利益牺牲国家整体利益、不能为企业利益牺牲行业长远发展。在开放经济中力求避免外资主导型经济的出现，引资政策和进口政策都必须服从提高民族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总目标。加快国内改革，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
4.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持续快速提升产业结构
金融危机使东亚特别东盟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并暴露了“四小龙”和东盟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下层的不利地位。依靠粗加工工业、依靠外资的组装加工工业，在国际竞争激化时最易受到伤害。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日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产业结构的调整决非一劳永逸，且必须有超前意识，要么占据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要么在传统产业保持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舍此两条别无他途。
我国没有被直接卷入亚洲金融危机，但并不能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我国与东盟一样，许多产业发展还处于粗加工状态，技术落后，精加工程度落后，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国际竞争手段还主要依靠原材料丰富、劳动力成本低。这在国际竞争态势急剧变化的时代是极其危险的。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1990）教授认为， 当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主要指天然资源和非技术、半技术劳动力）上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因此，我国必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迅速走出低水平产业国际竞争的危险区域。
5.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夯实实物经济基础、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东盟国家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外资企业，只有少数本国当地企业能够为跨国公司提供协作配套生产。同时，由于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管理差距悬殊，导致当地企业进入外资主导产业的壁垒极高。在这种配套不成、进入不可的双重挤压下，本国当地资本只好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经济的泡沫化，如泰国股票市值与GDP之比，1990年为27.9%、1995年升至85.4%， 即使不考虑GDP本身的扩大，仅比率就上升了2倍。有关资料表明，危机爆发前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金融机构贷给房地产的资金约占其贷款总额的50%、33%、30%和20%。（注：袁木、杨德明、孙学文：《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2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仍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要实现的主要任务，而不宜于过早地进入“后工业社会”。当前，还要为发展强大的制造业提供政策和舆论支持，要扎扎实实地培养实业家而不是投机者；要控制外资企业主导产业关联度高的行业的数量，为民族工业企业发展实物经济提供支持和激励手段；要保证储蓄流入实物经济部门，严格抑制资产价格的膨胀；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只能是“润滑剂”而不是“发动机”，不能靠人为地助长股票市场膨胀来制造虚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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