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与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发展循环经济论文,生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在创造现代文明的活动中，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人们依靠科技进步、对自然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实现了经济增长，拥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与此同时，人类却把自己置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之中，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在这种两难境地里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似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一、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问题严重、成果明显、还需大力推进。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经济增长伴随高环境代价、高社会代价一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以人的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取的物质财富增长，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反人性化”和“反生态化”问题日益严重。不注重环境保护问题，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成为企业生产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企业只考虑自己的私人成本，而不考虑环境资源这一类社会成本，将自己的利润建立在掠夺性开发资源和污染环境之上。重大的生态危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频出。千里淮河治污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花十年时间，耗资600亿，收效甚微。太湖、巢湖水域以及长江流域2007年5、6月份再次出现的“蓝藻”问题，一度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后果是地表沉陷、植被破坏、沙漠化加剧等一些环境危机。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GDP当中，至少有3％～7％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取得的。世界银行2007公布的《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空气、水污染而导致的GDP的损失达到5.8％之多。
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由此，我国进入了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据新华日报2009年6月6日报道，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6月5日会议指出，“十一五”的前三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0.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2009年一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89％，降幅上升0.27％。
但是，总的来看我国在生态建设和循环经济方面的投入还明显不足。发达国家的环保投入占GDP的2％～3％。我国在“七五”期间的环保投入仅占GDP的0.7％、“八五”期间为0.8％、“九五”期间为1％、“十五”期间为1.2％、“十一五”期间为1.35％。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难点还在于内在动力机制的不健全。以往的许多研究大多从生态危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出发，来论证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决策的主体是一个个的微观经济主体，这些微观经济主体显然是不能直接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虑生态问题的，否则就不会有外部性问题、生态危机了。因此，这种论述只解决了能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动机问题。而在我们看来，只有在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层面上确立了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动机，才能算真正建立了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机制。
而引导微观经济个体确立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动机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二是坚持用市场机制引导个体产生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动机。
二、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和循环经济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对生态和循环经济的关系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就意味着人存在于一种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人与自然实现了和谐共处。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显然，不是充分条件)。正因为这种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现实世界面临的两大任务之一。从这种关系的角度讲，马克思学说是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相统一的学说。循环经济对于促进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它能有效更新人的观念，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循环经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就要求人类必须正确处理自身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纠正和克服那种对自然界一味索取的错误做法，从而采取改造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提升人的素质。第二，它能有效推动全社会的科技事业，提高人们的科技素质水平，并对科技发展提供人文价值的导向。就技术层面而言，循环经济依赖于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的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技术、相关企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害材料替代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造技术等相关技术，这都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因此，循环经济必将激发人们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能力，提高社会的整体科技水平。同时，由于循环经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这也为科学技术绿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第三，循环经济将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促进人的道德境界的升华。循环经济遵循的理念是：此时此地此人之利，也是彼时彼地彼人之福。所以这不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营造出和谐的氛围，使人们在生态环境一体化的前提下善待他人、善待自然，使人由“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第四，循环经济将提高社会和人的各方面协调能力。循环经济紧密关联着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活动，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将使全社会更加协调、更加有机、更加系统化，从而促进全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的各种能力的提高。第五，循环经济可以提高就业率，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循环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延长生产链，而延长生产链的直接效果是增加就业。研究表明，再制造、再循环业每产生100个就业，采矿业和固体废弃物处理业就失去13个就业。两者相比，循环经济可以净增87个单位就业机会。第六，循环经济可以直接提高经济效益，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循环经济将3R原则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合循环的经济模式，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污染，从而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这也就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始的全球生态环境危害，强化了自然生态对人的内在意义。生态发展也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表现和基本条件，生态环境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发展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全面的人与社会发展问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属性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原因在于，自然条件在各个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从采猎业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自然条件所起的作用是一个日益递减的过程。但是，这一递减过程在当代发生了逆转。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日益引起重视。只不过这种逆转，是以一种生态危机的形态出现的，是从生态环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负面的制约角度表现出来的。工业社会之前，一种新的文明取代旧的文明从来都不是因为旧的文明形态出现了环境问题。而只有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遭遇了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导致了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人试图成为自然界的主宰，无度地向自然界索取，而同时也在破坏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相反，它还同时引发了生态恶化。在这种视角下，生态环境事实上已从人类生产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的一票否决的因素。人们终于发现自己是不能对自然界为所欲为的。因此，当今语境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其他文明形态语境下对应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生态之维第一次成为人类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相应的，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成为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终极目标。一切经济理论的精髓都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需要为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活动源于人的需要，人类的需要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人类的所有需要，或曲折或直接的，都是以对自然界的需要为基础。因此，人的需要的扩张，就一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更深层的利用。所以，分析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困境，更不能脱离人的需要来进行。我们并不要人类克制自己的需要，也不想就此陷入禁欲主义者的泥潭。而只是说，人类应该更加策略地安排自己的需要结构，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否则会顾此失彼、因小失大。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要大力提倡的。党的十七大指明了实现科学发展的目的，就在于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互动关系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变革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构建生态与经济和谐与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换言之，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建设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为核心价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循环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循环经济利用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降低废品的产生量，产生的废品一方面可以通过无害化处理返回大自然，另一方面通过再资源化进入加工环节。如前所述，我们要确立一种观念，即对自然的尊重，就是间接的对人的尊重。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否则在失去自然生态之维后的人的发展是片面的，并将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
二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要正确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社会的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着力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在我国的国情背景下，尤其重要。我国有长期计划经济的历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以国为本，不重视人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在主观上是反对个性发展的。而市场经济是另一个极端，极端注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市场经济体制人的全面发展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的制度背景恰恰就是市场经济。因此，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又不能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就需要我们挖掘市场机制中有益于循环经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而由政府机制引导市场向这些因素的方向加以引导。
再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依赖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循环经济的前提和保证。首先人的能动性的提高是人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能动性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发挥到了顶点，而是说明人类在发挥其能动性时没有处理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即没有相应地推进对于人自身无法摆脱的受动性的认识，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真正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前提条件的，从而导致人们不合理地片面地发挥人的能动性。从能动性本身来讲，它包括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的能动性，二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带有盲目性的意向和活动，在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引导下，能动性就会摆脱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最终会造成生态环境危机而祸及自身。因此，只有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处理好它与受动性的辩证关系，才能积极调整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证循环经济的良性运行。
发挥人的能动性有两个重要的表现，一个表现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另一个表现是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速提高利用自然的工艺水平，实现变废为宝。高新技术在以自身价值和功能影响人类及其社会的同时，对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环境科学技术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标志着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开始或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和手段。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要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短期利益和长期效益的矛盾；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探索一种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环境优化、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就是循环经济的模式。所以说循环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资保证，而人的全面发展也为循环经济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树立适度消费的观念。这种消费观念认为，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他人利益乃至社会的利益；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这就是说，发展循环经济还有利于树立可持续消费观。可持续消费观是一种环保理念，也是一种新的经济概念和文化概念，其着眼点是为一个民族、社会保护其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创造了一个生态安全的环境则是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可持续消费方式立足的原则是：承认地区资源的有限性和后代人的消费权利，当代人的消费不以破坏后代人的生存条件为前提。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因此，要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唯一的出路是实现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人们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促进公平理念的实现和公平环境的成熟。
另外，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树立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或者是“边发展，边污染，再治理”，19世纪英国的“雾都”就是这样形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从循环意义上发展经济，用清洁生产、环保要求从事生产。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的生产理念。清洁生产不但是指生产场所清洁，而且包括生产过程对自然环境没有污染，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清洁产品和绿色产品。
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是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用，达到废物最少化、资源化、无害化。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生产和消费，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这就要求企业在进行生产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更多地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尽可能多地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不可再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用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资源投入，努力使生产建立在自然资源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学家们则研究如何充分地把资源投入使用(full employment)，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财富，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产量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观。
循环经济学的经济观是把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化”发展为“最优化”：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优化资源，优化自然资源的利用，优化自然生态环境；人类在组织生产和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但要考虑生产成本，还要考虑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循环经济不是单纯地把效用最大化看做是来自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而是把优美和谐的环境也看做是人们获取效用的来源。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依靠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为了达到上述的最优化，循环经济要求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贯彻“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因此，循环经济是要求先进的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共生链技术以及废旧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等支撑的经济，而不是传统的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下的经济。这就要求在建立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上下功夫。
最后，传统经济的价值观是把自然环境看做是独立于人的经济活动之外的，大自然仅仅被看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大自然为人类服务，向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自然资源，人类活动的目的是向大自然索取，是要征服自然。这种价值观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反映就是在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或总量生产函数中，一般不考虑自然环境对(总)产出的影响。
循环经济的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看做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人和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而是融入自然环境之中；人类不能简单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要保护自然，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人类不能仅仅把大自然看做是可利用的资源，而是要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循环经济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要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和谐发展和共同发展，这是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
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我们人类自身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满足我们人类的长远需要和根本需要，使人类更好地、更持久地得到发展。这一点揭示了循环经济的本质，即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循环经济也需要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循环经济的运行。当今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究其最终原因而言，都是由人的自身引起的，是人的素质的问题，人的文化价值观问题。因此，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人的素质，才能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从而使人和自然环境得到和谐发展。
三、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将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变为人是自然的保护者①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人类文明早期，人类还不了解自然界的规律，饥饿、寒冷、猛兽、疾病、死亡威胁着人类，人类必须本能地同自然界斗争。火的发明和使用，工具的出现与普及，是人类生产力历程上的重要进步，也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强化。“不管自然展示和发出什么力量——严寒、猛兽、洪水、大火——来反对人，人也精通对付它们的手段，而且是从自然界取得这些手段，运用这些手段对付自然本身的。”②这种改造能力既是控制能力的增强，也是破坏能力的增强。不过由于人类文明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力是十分有限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对自然界的这种初期的损害还只不过是局部的。限于当时人类的技术能力，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有一半是无意中受到了限制。”③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突飞猛进。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技术成功将人类推进到工业文明的时代。新的蒸汽机替代了水磨推动的机器，新的大工业生产替代了旧的工场手工业，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变化、思想的传播、观念的普及，一步步将人类带入到过去时代难以想象的“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④
如果说在人类文明早期乃至于农业时代，人类必须要依赖自然、利用自然，那么，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便发展成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生产力”的概念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观念改变的一个缩影，它反映了人类进入到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越是能够征服自然，人的发展程度就越高；越是能够改造自然，人类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人是征服者，人是改造者，是凌驾于自然界的力量。当人类过分强调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物质力量的时候，它与自然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
伴随着人类从一个从属于自然、依附于自然的状态，转变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状态，自然被看做是一个机器、一个人类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自然也被看做是一个可以无穷索取的原料库、一个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进入20世纪之后，全球性的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突然使得人类意识到，工业文明一方面带给了人类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也给自然界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使得人类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做法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自然界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如同恩格斯在19世纪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失了。”⑤工业文明在带给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它们正一步步将人类推向深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工业文明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并逐渐走向全面失衡，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卡逊的研究详尽描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后产生的严重后果，她的研究引发了人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潮。1986年，在意大利人贝切伊的倡议下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当前和未来困境的问题开展研究。他们进行了关于生态危机问题的首次国际性研讨，提出了“人类困境”和“人类全球王国时代”的概念。贝切伊认为，人在地球上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技术的根本性改变引起人对自然的新作用。但是，人类没有意识到这种新作用，以及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由此出现了人类文明的全球性危机。
罗马俱乐部专家发表了10多份研究报告，对当代社会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米都斯(Tennis L.Meadows)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世界模型，提出“增长极限”和“全球平衡”等概念。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并引发热烈的争论。朱利安·西蒙曾发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针锋相对展开讨论。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肯尼斯·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spaceman economy)。他认为，地球与太空中的飞船一样，好比宇宙中的一个孤立无援的系统，两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断消耗其内部的有限资源，一旦资源殆尽，就会毁灭。为了生存，飞船必须不断重复利用自身的有限的资源，才能延长运转寿命……因此，应当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控制人口，调节消费品分配，合理开发资源，防止污染，保证地球能够持续运转。
在生态危机的打击下，人类不得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定在“人征服自然”是靠不住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寻求新观念的支撑。米萨诺维克(Mesarovic)认为：“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些基本观念在过去为人类进步铺平了道路，但也最终导致了目前的这种状况。目前，人类正处在转折点上，必须做出选择，是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人类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必须对若干旧的观念进行重新评价。”⑥
进入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不单停留在对原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检讨上，它更是沿着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向迈进，并从学术讨论进入到政治领域，构成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环境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理念得到认同和接受。比如，承认生命的多样性和内在价值的观念开始逐渐成为国际公约的有机组成部分。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⑦1979年，通过了《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界的伯尔尼公约》。公约指出：“野生动植物构成具有美学、科学、文化、创造性、经济和内在价值的自然遗产，必须保存它们并将之传给后代。”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自然宪章》。宪章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它还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再被视为自然界之上或之外，而是与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部分。“人类的文化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的极度尊重上，具有与自然一致的观念，并认识到人类的事务必须在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中进行。”
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公约和宪章开始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看做是公约和宪章的组成部分，它们承认环境的内在价值，而不再把人类看做是自然的征服者。这些公约和宪章的颁布表明，人和自然关系必须进入到协调和平衡的时代。人类不能外在于自然，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和自然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环境保护和人类环境研究新征程的一个重要起点，它提出并倡导一种能够将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提示我们，不仅应当追求同一代人的环境公平，而且还必须考虑代际之间的环境公平。换言之，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环境公平。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成为大会的主题，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依据、目标、活动和实施手段等方面提出的议程方案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大会希望将这些议程变为现实，推动将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号召“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同时，大会也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符合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损害后代子孙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再一次深化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确认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四大支柱。目前，可持续发展理论已被世界各国广泛理解和认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作为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大议题。从20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保护的实践和观念转变来看，在新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议题中，人类作为自然保护者的义务和责任将进一步突出，成为21世纪重要的主题之一。
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对自然的利用，才是合理的利用。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责任，这种对自然的开发才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需要，才有可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上的开发，也是人类自身走向成熟的标志。它表明一个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进入协调关系的新时代：人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者，责任的担当者，他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影响实现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保护自然也应当包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将保护自然纳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百年来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变，也是人对于自身认识的重要转变。在生态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子孙后代，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重新探讨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持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资源和生存条件。自然界不仅是人类实践的对象和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而且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从这一角度看，保护环境也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需要。
“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和保护自然”，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石。“认识自然”为科学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确立了基础，“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是改善人类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重要保证，“保护自然”则确立了人类的义务和责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应是协调而不是征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实际运用那些在理论上被接受的观点，即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把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基本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而循环经济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则可以使我们摆脱传统经济模式中人对资源的依赖，使人类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
总之，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以对自然资源最小化损害取得最大化收益为目标，在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落脚点必然是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它的经济目标同社会、生态目标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循环经济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仍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各种关系中完成的，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有在这种双重的和谐中，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现实的。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是人的智慧的发展和策略协调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唯一的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率、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而传统的发展观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片面的发展观、经济观。它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并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财富的无限增长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驱使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发展方式，形成了片面的发展观。它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把大自然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库，向它索取更多的东西，再把生产、消费中的废弃物返回到大自然，将之视为垃圾场。殊不知，这种无限的、片面的经济增长积累的结果是破坏了自然的生产力，破坏了自然的自净能力、再生能力、自我修复能力，使不同的自然系统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最终导致了生态系统这个自保持系统和自进化系统的运转和进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其结果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对环境的永久性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来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有益的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示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的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这一语道出了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中无视生态效益所表现出来的短视和急功近利行为。而作为一种既强调经济的可持续性，更重视生态的可持续性的经济方式，循环经济的出现无疑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模式和最切实可行的途径。因为循环经济正是利用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来调节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实现人类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并使之达到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的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它的3R原则能够尽可能地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生产和排放，从而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统一起来，实现就业、社会和环境的“共赢”发展。应该说循环经济使可持续发展不再停留在理论上，而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战略，因而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和必经之路。
从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的牺牲环境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效经济均衡。但是，实际上，这种低效均衡是一个纳什均衡。换句话说，是任何一个经济个体不能单独偏离的均衡。离开政府主导，市场不能自觉地实现循环经济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摈弃市场，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也不能实现循环经济。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为什么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循环经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是单纯是立场、视野使然，其中还包含了分析技术的局限。作为一种均衡分析，不能量化的变量显然是要被忽略的。即便是当代的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也是务虚者多、务实者多，唯独沟通两者的研究少之又少。而沟通的工作就是要在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层面上建立和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动机。在这里，第一步我们会看到，人们的行为之所以只能实现低效率均衡，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策略是协调失败的。
在形如(表-1)协调博弈的例子中，⑧我们会看到协调失败造成的低效率均衡。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NE)：(污染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环境)。两者可以进行帕累托排序。显然，相对于(污染环境，污染环境)而言，(保护环境，保护环境)这一NE是具有帕累托优势的。基于此，我们称(保护环境，保护环境)是帕累托占优的NE。但是，列局中人选择保护环境策略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行局中人不信任列局中人会同样选择保护环境策略，那么，行局中人就会选择污染环境策略。这对列局中人而言，支付就从550变成了250。同样的分析对于行局中人也是成立的。但是，均衡(污染环境，污染环境)就不会出现这一情况，因此我们称(污染环境，污染环境)是风险占优的NE。当然，这是一个最坏的博弈结果。这意味着如果所有的经济个体都牺牲生态环境、唯利是图，就会形成一种均衡，任何一个企业单独脱离这一均衡就意味着自外于这个群体，还会付出市场份额丧失的代价。因为，粗放的非循环经济显然比循环经济具有成本上的优势，单独实施资源的循环利用总是意味着高于同行的、额外的成本支出。因此不会有人单独偏离，这就形成了一个纳什均衡。所幸，这个均衡并不是一个强均衡。⑨在这个是否发展循环经济的博弈中，一旦有一个足够大的联盟(足够多的企业)实施了循环经济、保护环境，那么这个联盟就可以单独偏离最坏博弈结果，将博弈引向新的均衡。因为这个联盟将大到足可以左右市场定价的地步。
在表-1所示的博弈中，一旦博弈的结果是非帕累托占优的NE——(污染环境，污染环境)，就产生了协调失败。这种协调失败的含义是：一旦局中人可以用某种机制协调他们的策略，结果一定是帕累托占优的NE(保护环境，保护环境)。
在这里，所谓正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增加产出的策略会导致其他经济当事人获益的增加。假如某经济当事人增加产量的策略导致其他经济当事人的最优产量的增加，我们就称之为策略互补。后者主要强调了策略水平的相互影响。相应的，我们还可以用博弈的语言定义正外部性和策略互补。假设一个两人博弈，两个人的策略是单维度的。假如某个局中人的策略的增长会增加另一个局中人的支付，就称之为正外部性。(11)按照Bulow，Geanakoplos，Klemperer(1985)的表述(12)，假如局中人的策略增长引起了另一局中人的最优策略的增长，就称之为策略互补。前者涉及个体之间支付水平的相互影响，后者涉及策略水平的相互影响。
在进行了如上定义之后，Cooper和John发现了如下的性质。策略互补是存在多个均衡的必要条件。给定多重均衡和总的正外部性，则这些均衡可进行帕累托排序。换言之，局中人更偏好支付高的行动均衡。这点结论的现实意义是明显的。策略互补机制将启动局中人之间的轮番的策略增长，这将导致经济行为主体都采取积极的经济活动。大家都努力地实现对全社会有益的良好的生态型经济均衡，而不是去实现个人风险最小，社会利益最小的破坏生态的低效均衡。在策略互补的过程中，NE排列的顺序就是满足循环经济要求的经济产出不断提高直至最优NE(实现循环经济的均衡)的顺序。
总结以上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对于企业而言，实施循环经济、保护环境并非不可能，反而是必要的。关键是建立有利于企业实施循环经济、保护环境的外部制度环境，促使策略互补机制的形成。使企业认识到，只有实施循环经济、保护环境才能促进物质利益的追求。笔者认为，这种制度环境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利用现代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可以首先发展一批具有广泛正外部性的绿色产业，对这些产业的产品实施财政补贴，降低其成本，然后借助于这些产业的正外部性降低其相关产业部门的产品成本，而这些相关产业部门的成本下降又会回过头来惠及绿色产业。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并最终能脱离政府的引导，自我维持下去。事实上，企业实施循环经济、保护环境还会降低其他企业的资源环境压力，这也是正外部性的一种，是一种利他的行为。但是，在现代经济的多部门相互依赖的社会经济整体网络背景下，这种利他的行为会由于大家相互实施循环经济、保护环境而变成曲折的利己行为。一旦形成这样的策略互补过程，市场机制将最终实现良好生态的最优帕累托均衡。
五、政策建议
从人的全面发展目的和以上博弈论的分析出发，我们会发现政府在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就是作为协调博弈的局外人，通过自己的政策在客观上为协调博弈确立一个生成互补机制的制度环境，以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针对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循序渐进，发挥市场机制。通过对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国际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形势大多遵循了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这个3R原则也应该是我们遵循的原则。更重要的一条经验是：这些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也经历了四个阶段：污染治理阶段、废物回收再利用阶段、清洁生产阶段、生态化研发与设计阶段(13)。可以看到这四个阶段的过程是由自发向自觉过渡，由短期行为向长远规划过渡。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那种想跨越前面阶段，直达高级阶段的想法是幼稚和空想的。另外，发达国家在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市场为主导的方式。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市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离开市场力量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改变政府的绩效评价机制。部分地方政府本身对科学发展观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目的没有理解透彻和不甚理解，仍然将GDP作为政绩考核的唯一重要的砝码。在此情况下，部分企业为追求一己之利，而污染环境、违背循环经济要求就会得到不同程度上的默许和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持之以恒的环保执法行为实际上传递了相反的信息。建立绿色GDP的核算机制是势在必行的措施。但是，指望绿色GDP完全扭转目前的局面是不现实的。因为，绿色GDP还是没有脱离GDP的“阴影”。我们认为，直接用一些环保指标评价地方官员的政绩更可行一些，例如减排量等等。
第三，强化中央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强各地方政府间的策略协调。李猛(2009)指出，(14)若中央政府不从内在动力上引导地方政府的环境资源配置，几乎所有的污染排量在短期内都会大幅上升。这充分说明，地方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甚或是了解其重要性，但因眼前利益而不愿为之；或因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而不能采取统一、协调、有效的措施以实施之。因此，中央政府的引导，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就是打破这一怪圈的重要途径。
第四，通过政府的微观经济政策引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保护生态环境。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微观动机，关键在于彻底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将人们的追求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的消费习惯，转变成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绿色消费习惯。应当说，绿色消费的实质在于使人过上真正的符合人类本性及社会道德的生活。要想加速这一演进，政府通过微观政策在经济利益上引导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税收减免、对绿色产品的补贴等等。
第五，创新环保监督体制。政府以往的监督体制，监督成本太高，导致监督不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规模的不断扩张，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加强。这就形成一种局面，监督的人永远没有违规的人多。例如，在治理污染问题上，很多企业购置了治污设备仅仅是为了应付检查，除此以外是不使用的。可想而知，若想达到社会、政府所预期的监督效果，需要增加多少人、财、物的投入。因此，创新监督体制，提高监督效率是唯一可行的出路。而如何创新监督体制，是后续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之，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由之路和终极目标。正因为如此，在实现四者良好互动的意义上，政府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引导，主要是将被扭曲、误导的市场机制恢复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那种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循环经济是很难生存的。同样我们也反对在生态学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学的努力，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只不过是经济学的又一个核心题目而已。我们还是不能离开经济规律谈环保。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应该由经济发展来克服，舍此别无他途。
注释：
①②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
③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⑥米萨诺维克，帕斯脱克《人类在转折点—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刘长毅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第9页。
⑦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6至160页。
⑧该博弈引自Cooper等人1990年的试验，对策略作了简单的修改。见Cooper R W.R,Dejong D V.,Forsythe R.,Ross T W." Selection Criteria in Coordination Games: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 No.1(March 1990)p218-233.
⑨博弈中，任何联盟都不能单独偏离的纳什均衡称为强均衡。
⑩(11)Cooper R.,John A.."Coordinating Coordination Failures in Keynesian Model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August 1988):441-463.
(12)Bulow J.,Geanakoplos J.,Klemperer P.."Multimarket Oligopoly:Strategic Substitutes and Comple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3(1985):488-511.
(13)赵景华《德日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借鉴》，收于王勇军、陈灵主编的《循环经济论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4)李猛《污染减排的内在动力——给予地方政府视角的研究》，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2期第73至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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