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强[1]2006年在《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产业投资研究》文中指出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发展进程表明,产业投资活动是重要的。产业投资是资本的形成途径和发展动力,而资本是保证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最重的生产要素之一。同时,为了提高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需要不断地进行资本的流量和存量调整,也需要通过产业投资活动来实现。但意识到投资与资本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是认识到了投资问题的一部分,要全面认识投资活动,就必须认识投资活动进行的制度背景,必须认识投资活动的具体运行过程,因为投资活动在不同制度下的运行方式和运行绩效是不同的。本论文试图建立一个“投资的产业性质——产业投资的制度性质——转轨经济产业的投资流量——转轨经济产业投资的融资渠道——转轨经济的存量资产调整”转轨经济产业投资研究简明框架,并且在这个框架下分析转轨经济产业投资的运行特征、特别是我国工业行业投资的运行特征,从寻求经验启示,以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这也是本文最终目的所在。一、论文基本结构及章节简介本论文一共由七章组成,除作为导言的第1章和作为总结的第7章之外,第2章到第6章是本论文的主体。所以,论文在一个导言的导引下,分五个章节对转轨经济的产业投资进行详细的论述,最后一章对各章节研究进行结论性评述作为结束。其中,第2章研究是投资的产业属性、第3章研究的是产业投资的制度性质、第4章研究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决定因素、第5章研究的是产业投资融资渠道变化的效应、第6章研究的是产业存量资产调整。可以看到,本论文每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但各个单元又在转轨经济背景下构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产业投资分析框架,分别涉及投资的制度、投资的流量、投资的存量和投资的融资渠道等产业投资的主要问题。各章的研究内容大致概括如下:在第2章中,分析被目前大多数产业经济理论研究所忽视的内容——投资的产业属性。由于很多研究将产业投资纳入产业政策范畴或
李一花[2]2002年在《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研究》文中认为对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的研究历来是我国财政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一现状己受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世界范围内财政分权化的冲击。其次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需要发挥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作用。再次是“十五”期间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不能依靠市场自发进行，必须发挥各级政府投资的能动性。最后从建立公共财政来看，以往政府投资的范围、结构也要进行调整。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地方政府投资作为研究的主题，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关于投资内涵的界定有多种。本文作者认为，投资是由融资(聚财)、投资(用财)、回收(生财)三阶段构成的一个连续的资本形成过程。融资是投资的基础；投资的中心环节是运用资金，即用财，而用财，从宏观来说包括规模和结构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生财是投资的目的，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健全的投资决策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围绕投资的此种理解，本文的内容框架是这样安排的：第1章导论。首先对论文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投资、地方政府投资进行界定，此后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分析方法加以说明，继而阐明论文的主要观点，最后说明论文的结构安排。第2章分析地方政府投资的理论依据及其职能作用。本章作为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首先要回答地方政府投资存在的必要性，这就涉及到公共财政与“吃饭财政”的关系问题，正是剖析了公共财政所含有的生产建设性因素，本项研究的意义才得以成立；而且地方政府投资是否退出竞争性、盈利性领域也与本章的主题密切相关，对此文中有详细的分析。最后集中探讨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的职能和作用。第3章讨论地方政府融资。投资(用财)必需先聚财(融资)。本章首先阐明地方政府融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后分析了地方政府融资的特点和方式，接下来对融资来源(预算内建设资金、财政周转金、预算外建设资金等)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府融资的现状进行评析(直接融资渠道受阻变窄)，由此引发出如何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讨论，那就是近期发展间接融资如贴息、BOT、ABS，远期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为了借鉴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融资的经验，文中主要介绍了日本政府融资的情况。 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研究 第4章讨论地方政府投资适度规模问题。首先界定了衡量投资规模的两个指标，即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接着分析了影响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继而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发展变化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地方政府投资规模普遍降低但地区之间不均衡，发达地区要高于落后地区；接下来对地方政府投资的适度规模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财政投资应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最后对保持地方财政投资适度规模提出对策。 第5章分析地方政府投资结构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结构包括投资产业结构、投资规模结构、投资区域结构三方面内容。对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必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分工，分工应遵循受益范围原则、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原则以及宏观经济影响原则；对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实证分析，笔者是把它划分为8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表现为受中央严格控制的全能型投资结构，后一阶段无论从投资领域、投资产业结构、还是从投资规模结构以及投资区域结构上看都呈现出转轨期的特点；上述投资结构形成的原因何在？笔者把它归纳为投资体制改革滞后、中央与地方分权不规范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结构也就应从改革投资体制入手、加强对重点产业的投资和加快配套改革。 第6章探讨地方政府投资管理。目前地方政府投资管理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在投资决策约束软化、投资计划指导弱化、调控手段缺乏、项目管理问题多多、部门配套管理协调较差以及社会中介服务亟待规范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选取投资管理比较健全的法国、日本加以借鉴，主要从投资立法、计划、财政干预、多层次监督等方面展开。最后对改进、健全我国地方政府投资管理提出若干建议。 总起来说，本文有以下创新之处：（）关干投资内涵的理解。考虑到投资资金的运动过程将投资理解为投资融资、投资运用和投资管理构成的一个连续的资本形成过程。这种理解既。洛守了经济意义上的投资的基本内涵——即实际固定资本的形成，又不同干大多数人对投资侧重于某一阶段的理解，同时它还保证了研究内容上的全面性和研究方式上的连续性。（二）关于地方政府从竟争性、盈利性投资领域中退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笼统的坚持上述主张是过于武断和不科学的，我国政府的双重身份所对应的双重职能以及所体现的双重经济关系，都让我们对 二 论 文摘要此问题的认识不同于西方。进一步说，我国地方政府不能从竟争性投资领域中全部退出，也是由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经?
刘贵斌[3]2008年在《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风险投资是现代高科技项目的孵化器,对于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展风险投资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但总体来看,我国风险投资业还不发达,尚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发挥出其支持技术创新和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应有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调整升级的贡献率也远远小于发达国家。本论文以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模式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国情,其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风险投资业之所以能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通过长期的摸索已经逐步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而中国风险投资业起步晚,还远未建立起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因此,如何在转轨环境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全文共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提出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对国内外风险投资的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总结归纳国内外风险投资研究的特点,特别是指出国内风险投资研究的不足;第三章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对产业绩效决定理论、信息以及风险理论和转轨经济理论进行总结归纳,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四章是风险投资业发展实践的国际比较,主要系统综述国际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实践情况,比较、分析并总结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运作模式、主要特点和经验教训;第五章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现状进行与评价,首先概述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现状特点,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指出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存在的制度缺陷;第六章对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产业模式进行分析,提出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从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主体和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七章对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组织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对各种风险投资组织模式进行对,指出中国风险投资业应采用的组织模式;第八章对转轨时期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环境进行了分析,从政策环境、产权制度环境、法制环境、人才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论述了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环境;第九章为本文结论部分。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形成的研究结论是,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的“民营官助”模式;二是欧洲的“大企业联合、政府参与”模式;三是日本的“官民结合”模式。从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实践来看,美国的“民营官助”模式更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我国风险投资业虽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总体水平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水平的得分为62.15。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官办官营”是中国风险资本运作机制的致命缺陷;融资渠道窄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风险资本结构;缺乏成熟的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公司的管理水平不高;退出渠道门槛较高阻碍风险资本的退出。基于中国经济基础和转轨特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目标不能仅仅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片面求新求高不仅不利于一般新兴中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及适用型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也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很可能使风险投资从一开始就局限于一个狭窄且风险集中的领域,从长远来讲,也不利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主体应当是国内外基金、债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同时,促进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必须采取分步建设的发展战略,建立多层次、有效的、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而根据对风险投资组织模式的对比分析,本文提出我国风险投资组织模式应主要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同时,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外部支持环境,这种环境包括人才环境、资本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及产权制度环境等。我国现阶段风险投资业发展环境的建设还不完善,所以要结合国情,吸收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支持环境。总结来看,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首先,提出必须从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双重视角考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模式;其次,运用模糊数学模型对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性评价;再次,提出基于中国的经济基础和转轨特点,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目标不能仅仅定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中国风险投资业的主体应当是国内外基金、债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提出中国风险投资组织模式应采用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
万炜漪[4]2007年在《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或有债务是一种将来可能变为现实的债务，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由于我国财政预算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债务信息，因此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忽视了流离在预算之外可能要承担的这部分政府或有债务的监督和管理。在当前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积累了较大规模的或有债务，一旦大量或有债务转化为政府的直接债务，有可能会形成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会对当地财政运行的安全性、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不良的影响，应当引起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以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本文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定义、统计口径以及效应，以获得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为了能够清晰地分析现状并基于调研的可操作性，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总体性描述浙江省政府或有债务情况的基础上，对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地方金融机构运营以及地方国有企业运营四大领域又作了重点调查分析。在实证分析之后，本文对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是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机理。为克服之前相关研究不够系统的缺陷，本文以研究体制转轨问题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相对全面地来分析为何在当前的体制环境下，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会大量积累。第二部分的研究是在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效应分析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系统构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本文将或有债务因素纳入了预警指标体系，并采用物元可拓模型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系统。根据浙江省11个地市级城区以及57个县级的有关数据，对预警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当某地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系统出现预警信号时，需要对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规模进行控制。所以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以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机理为依据，提出控制我国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规模的相关建议措施。
钟海燕[5]2010年在《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及效率研究》文中认为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而在中国企业所常见的投资非效率行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往往对经济平稳增长造成损害。根据国外的研究,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财务决策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健全的制度安排,如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政治环境、资本市场监管、政府的行政干预、治理模式以及公司层面的治理结构等。因此,从制度层面来研究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问题,或许是破解投资非效率难题的重要出路。对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分别导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呈现“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特征。另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核心不但包括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更多的是控制性大股东与其它股东之代理冲突。同时由于法律体系缺乏和监督力度的薄弱,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是大股东控制下的治理结构。因此,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以及大股东控制下的治理结构可能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基于以上逻辑,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深入研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及其效率问题。以期为规范政府行为以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现状下的投资行为模式,提供更为深入、更为贴近转型时期公司特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以政府干预作为研究背景,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政府干预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薪酬管制和债务软约束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三大治理弱化”(政府干预、薪酬管制和债务软约束)正是导致国有公司出现过度投资,降低其投资效率的制度根源。其次,从国有企业改革出现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出发,指出政府将控制权下放出现内部人控制代理问题,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控制权安排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无论从控股股东是政府机构还是国有企业角度考察政府干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强弱,还是从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层级的角度考察政府行政干预的强弱,受政府行政干预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反而优于受内部人控制的公司。行政干预虽然有追求非经济效率的弊端,但是它也有控制内部人机会主义的作用。最后,在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投融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具有“激励效应”和“损耗效应”的两面性,并且其“损耗效应”大于“激励效应”,大股东控制通过独立董事比例和资本结构对投资效率发生的“损耗效应”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根本原因。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政府干预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薪酬管制和债务软约束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不仅为理解政府干预下公司目标及激励机制扭曲所导致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而且也为资本市场的监管提供了重要启示。②通过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控制权安排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不仅为理解政府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改革政企关系以及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③本文根据大股东控制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路径,建立通径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可以有效揭示和探讨大股东控制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内在机理以及大股东控制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这有助于弥补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传统的以财务报表数据及相关财务指标为工具的效率测度方法的缺陷。
叶生明[6]2006年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文中提出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而中国企业所常见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经济波动，对经济平稳增长造成损害。仅从宏观角度探讨投资效率、投资体制改革问题不能找出根本的解决方案，需要从企业的微观决策机制、微观主体(企业股东、经理人、政府、银行)等利益主体博弈角度系统讨论企业过度投资形成的原因及预防机制。基于这种思路，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动态博弈理论研究企业投资决策形成机制，研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外部环境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目前国内从该角度系统研究企业投资尚不多见。本文的主要内容和思路为：首先对企业投资理论进行综述，接着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内各主体的行为特性与行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的投资行为决策过程，建立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模型，讨论影响最优投资额的各种因素，分析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的影响。循着这一思路，本文接着研究股权结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对投资的影响，并且将外部影响因素如融资环境、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纳入分析框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讨论投资的动态决策过程。文章最后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包括：第一，分别了建立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模型，系统讨论了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论证了国有企业为何经常表现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企业为何经常表现为投资不足；第二，将企业股权集中度纳入分析框架，分析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揭示了监管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第三，解释非国有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第四，分析了地方政府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投资博弈的作用机制；第五，建立了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动态投资系统模型，研究了在多期中企业的投资是如何被决定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委托代理问题随着约束条件的不同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企业的股权结构影响监督约束水平从而影响到投资效率。不确定性导致融资约束，也影响到企业的筹资渠道，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信贷水平，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额。地方政府可以对投资施加影响，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地区利益而对企业扶持降低了投资效率，导致过度投资。在动态系统中，企业的投资行为受产品价格变化、融资成本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
程仲鸣[7]2009年在《政府干预下的终极控制人与企业投资研究》文中认为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而在中国企业所常见的投资非效率行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往往对经济平稳增长造成损害。基于投资在公司金融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很多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投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大多以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与成熟资本市场为背景进行的。然而，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投资的解释无法脱离其特定的制度背景。对于许多国家，尤其对于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由于经济改革进程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不同步，国有所有权的委托代理体制并未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仍然较为严重；另一方面，控股股东特别是终极控制人的明显存在，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的决策制定可能取决于终极控制人的意愿，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环境较为薄弱的情况下，终极控制人存在谋取其私人利益的可能。因此，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特有的股权结构制度这种现实背景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基于以上逻辑，本文以LLSV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综合研究政府干预、终极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政府掠夺之手在企业中普遍存在，以2002—2006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并考察金字塔层级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着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现象，仅有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与投资不足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负相关。这说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行为免受政府干预。本文研究从投资视角为经济转型期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直接证据，丰富了新兴资本市场中金字塔结构的研究。在大小股东代理理论框架下，就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考察了终极控制人影响投资支出的可能机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对于民营企业的终极控制人而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越大，存在着因对企业资源进行侵占而导致的投资不足现象，并且，这种代理问题对投资效率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现金流权较低的企业中，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现金持有偏好是终极控制人影响投资不足的可能机制。但以上结论并不适用于国有企业。上述研究发现，从终极控制人方面拓展转型国家的投资理论，也从投资视角方面来理解私有化对提高产权效率的争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在对关联交易利益流向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终极控制人的掠夺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越大，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通过掏空性的关联交易来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并且这种隧道行为主要表现在产权性质为地方政府与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相对于支持性关联交易，终极控制人的掏空性关联交易更易导致投资不足现象，而对投资过度没有显著影响。所以，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通过掏空性关联交易这种传导机制，导致企业投资不足。总之，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转型时期的特征，从政府干预与终极控制人层面来研究公司投资，拓展了现行西方学者关于投资理论的研究。目前从该角度系统研究企业投资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企业产权改革和政府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陈汉臻[8]2004年在《转轨时期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保证作用。本文根据历年山东省及全国各省市的综合统计资料及投入产出调查资料,借助 SAS 软件包、EXCEL 等工具,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处理及运算,并运用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博奕分析等经济分析方法,对山东省投资运行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内容包括:导论、投资的内涵及投资决定原理、投资对山东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山东投资运行的总体分析、适度投资规模和适度投资率的确定、投资结构及其优化、投资效益的实证分析及其对策、投融资体制改革及其政策取向分析。主要结论是:1、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二者彼此制约,相互促进,尤其是在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关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中投资拉动特征明显,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国民就业、产品丰富、市场繁荣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投资都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自 1980 年以来,投资需求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52.17%,比消费需求的贡献率高 11.43 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的贡献率高 45.08 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 6.32%,比消费需求的拉动高 1.53 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的拉动高 4.79 个百分点。与消费和净出口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需求拉动作用方面,还表现在供给的推动作用方面。从短期看,投资活动要占用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和物质资源,而不能增加供给,只是影响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可以长时期地提供大量商品和劳务,增加社会供给,又是影响社会总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 1997 年山东省投入产出表对投资在国民经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目前部门技术经济联系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 1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拉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出增加 289 亿元,拉动部门增加值增加 88.63 亿元,可以增加 34.7 亿元的劳动者报酬,相应增加 55.6 万个就业岗位,使城乡居民消 1<WP=9>陈 汉 臻:转 轨 时 期 投 资 与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研 究费需求增加 23 亿元。 2、改革开放以后,山东省投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投资结构逐步优化,投资效果明显提高。长期的增长性和短期的波动性以及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是其基本特征。通过数学模型分析,我们发现二十多年来山东省投资运行经历了三个大周期,1979 年至 1982 年为第一个周期,主要特征是投资增长率逐年降低;1983 年至 1990 年为第二周期,表现为 83—84 年的投资增长不断加快和 85—92 年的投资增速波动下降;第三个周期是从 1991 年至2001 年,主要特点表现为投资增长速度在较高水平下的波动变化;2002 年又开始了投资波动的第四个时期。平均 7 至 8 年变化一次,其中又包含着几个小的波动周期。这说明山东省的投资波动频率是比较高的,幅度也比较大,循环波动指数最大时是 1988 年的 121.6 %,最低是 1990 年的 75.1%。 3、适度投资规模是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国际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证明了为一点。从国内外发展环境及省内需求等多方面分析,目前,山东省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率处于适度偏低的状态。数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优化的投资率与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存在着比较确定的关系,当经济规模较小时,优化的投资率变动区间较大,其值主要由上年的 GDP 决定;当经济规模较大时,优化的投资率几乎是个定值。山东省的适度投资率应是36%左右,而实际上 2002 年也只有 33%,属于适度偏低的情况。因此,加大投资力度仍是山东省经济工作的着重点之一。 4、投资结构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先导,不同的投资结构直接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山东省整体经济发展已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要按照均衡与非均衡相结合的原则,对投资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使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发展方向一致。产业关联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机械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金属矿采选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等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都比较大,即这些部门对供需双方都具有辐射性和制约性的双重性质,是今后应重点投资、发展的领域。 5、投资效益是一切投资者的投资动力之所在。它是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和考察总体投资的经济效益,其核心问题是投资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投资的合理程 2<WP=10>山 东 农 业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度。近年来,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逐步提高,建设周期明显缩短,项目建成投产率基本保持稳定,基建大中型项目未完工程资金占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尚未呈现出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波动较大,说明投资的运行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主要受投资管理体制、政策导向、投资结构、投资的技术含量等因素
邓郁松[9]2000年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投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一直被看成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企业形态，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把国有企业作为特殊企业形态看待有本质区别。但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问题又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投资有某些相同之处, 即都可以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政府投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国有企业的投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性投资越来越少,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降低, 然而和西方市场经济下的国家相比, 我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无疑又是最大的，这使得我国必然要比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更加重视国有企业投资问题。 本文通过对投资理论发展历程和历史上不同经济制度对投资理论认同的差异的分析,首先从理论上阐明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不同的投资主体、不同的投资制度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 但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下, 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投资制度和相应的投资主体格局。 体制转轨时期，在一批优势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却出现了滑坡，大部分国有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本文通过对国有企业融资来源变迁的实证分析，根据所有者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关系理论，指出从投资的角度看, 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在于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在企业投资问题上违背了企业经营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 一切又根源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 为了明确未来国有企业投资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各投资主体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当前国有企业仍处于主导地位,非国有企业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国有企业投资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这一客观实际。 面对数量高达几十万家的国有企业，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其中必然会有一些国有企业要实行非国有化。本文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投资及其私有化以及俄罗斯私有化的比较分析，指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要取得良好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有强大的民间资本。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国有企业投资的发展趋势将主要取决于其竞争力。为了能够对国有企业投资效果做出客观评价,需要对国有企业所涉足的行业进行分类，并在投资上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评价方式。要充分认识到支持民营企业投资的重要意义，因为民营企业投资的发展不仅会带来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还将对国有企业投资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潘庆杰[10]2005年在《中国投资增长变动及其影响研究：1992-2004》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都是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基本力量之一。我国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投资领域内各种关系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以当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现有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投资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投资活动的实际情况,对投资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及其对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新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的规律和机制,并对投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本文首先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1992-2004年间全社会投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投资规模的变动情况和投资结构的变迁情况分析,投资规模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投资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分析,引起投资规模变动的因素分析,引起投资结构变迁的主体因素分析,投资规模调控和投资结构优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投资宏观调控和优化投资结构的政策建议。 然后对我国现阶段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投资和已占主导地位但仍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内民间投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政府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政府投资的影响,政府投资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民间投资的规模变动和结构分析(主要包括增长态势分析、分布领域以及行业结构、资金来源结构和地区分布结构分析),促进和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因素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民间投资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经济转轨时期我国产业投资研究[D]. 何志强.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2]. 中国地方政府投资研究[D]. 李一花. 厦门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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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及效率研究[D]. 钟海燕. 重庆大学. 2010
[6]. 委托代理框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研究[D]. 叶生明. 复旦大学. 2006
[7]. 政府干预下的终极控制人与企业投资研究[D]. 程仲鸣.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8]. 转轨时期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研究[D]. 陈汉臻. 山东农业大学. 2004
[9].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投资研究[D]. 邓郁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10]. 中国投资增长变动及其影响研究：1992-2004[D]. 潘庆杰.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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