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场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本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多年来的盖棺论定是：这“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反对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见《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华东师范大学，1962年版，第3 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只注页码。）今天看来，这个结论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
这场论战，是由当时的青年记者张东荪1920年11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引发的。时评很短小，主要观点是：中国太穷了，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这个小小的短评，在当时竟“引起了无边的风浪”，反驳、附和张东荪的文章如伏流奔莽。 1920 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收辑发表了13篇批驳张东荪和张东荪反批驳的文章，并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标题，从而使这场讨论有了两军对阵的格局。此后数年，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加入论战，而作为论战另一方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也淋漓尽致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五四时期发生在我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场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为拯救日渐衰朽的中国不断寻觅救国良方。当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潮刚从西方传入我国，人们对它了解不多，用瞿秋白的一句话说“隔着纱窗看晓雾”，它自然受到这样的拷问：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它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能否为贫弱的中国注入生机？怎样把社会主义引入中国？等等。可见这场论战的发生是社会主义传入中国途中必然会经历的一幕，是一个完全合乎规律的过程。
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这场论战过后仅仅20多年，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此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又英勇奋斗了半个世纪，今天，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深扎根，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场论战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似乎早已一目了然，不言自明了。然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许多失误和遭受的种种挫折，时时困扰我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却使我们真切地感到，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国情的认识，远不是清楚的，或者说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还存有很大的缺失。而追溯这一缺失的根源，又使我们不得不重提这一场早已被人淡忘的论战。
二
这次论战之所以由张东荪的时评引起还有一个原因。张东荪一年前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的文章（载1919 年12月《改造》第1卷），该文以对话的形式， 大讲“社会主义不能不及早提倡”的道理，大讲从现在起就要“把社会主义的真髓宣布出来”。然而不到一年，他的主张却来了个大转弯，难怪引来了众多的非议，并被指责为“张东荪现原形”。但只要把张东荪前后两篇文章细加对照，不难发现两文最大的不同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而这种认识的不同恰恰反映了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趋近真理。
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中，张东荪不同意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他说：“据我所见，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是一种“逆现社会”的“新文明运动”，是“全人类反对现在状态的一个共通趋向”。（第251—258页）既然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运动”、“趋向”，则自然现在就可以提倡，“用不着做具体规划”，不需要“预定的步骤”。张东荪总结说：“总之，我们讲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
很显然，张东荪在该文中尽管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如果脱离了经济问题谈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必然带有空想的性质。
因此，当张东荪一年后通过到湖南等地的旅行考察，认识到“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开发实业有一个用什么方法的问题，张东荪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地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第159页）这些认识，看似从原有的立场倒退，实际上显示了张东荪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后的清醒。一旦他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应有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使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少了空想性，多了现实性。在这时的张东荪看来，社会主义必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现中国实业不发达，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还不具备，社会主义无由出现，现在讲社会主义当然就不合时宜了。张东荪说：“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之经济进化论是有相当的价值。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第300页）在1920年12 月发表的“现在与将来”一文中，张东荪对“马克思教我们的”“阶段原理”作了深入的阐发。他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对于阶段的次第是‘预见’（自然的逆睹）不是‘约束’（人为的安排）”社会发展一方面“不能十分越阶，这一层要大注意的”，另一方面在理解上也不能“太硬性”，“我们相信这些阶段未必有一定的期间，可以由少数人的继续努力而生变化”。因此他把自己的论文概括为“是折衷历史的自然阶段说与理想的人为创造说”。（第300、305页）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可以成立的。
坚持“阶段说”和“创造说”的统一，张东荪反对空谈社会主义，因为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中国现在即实行社会主义必没好结果”。但他也不赞成消极等待、无所作为，而提出“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地方”，这主要是开发实业，“使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中国人都过得着人的生活”。张东荪预言：“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这事不论我们原意不愿意，愿意亦是如此，不愿意亦是如此，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第299 页）为此，张东荪主张对渐起的“绅商阶段”不必“十二分的苛责”，提倡用“温情主义”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东荪把“外国的资本主义”和“国内的资本主义”区别开，认为“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对“倒国内资本主义”他持保留的态度。（第159 页）这些议论在今天看来都是合理而有远见的，而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却一直被指责为“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
但这一指责是不公正的。通观张东荪此一时期的所有文章，他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从没动摇，而是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定而不可移的”、“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将来世界必行社会主义”。他反对空谈社会主义，却一直提倡“切实研究”、“从容地彻底研究”社会主义，“平心而论，我们虽倾向于社会主义，然已确定的不过是个倾向罢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内容究乏深切的研究。这是何等大事，岂可漫无研究而就随便主张呢？……我们不患不能干宣传事业，而患所宣传的是半生不熟的。”（第303 页）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面对社会主义新思潮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诚的声音，读来令人感动。恩格斯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就应把它作为科学来研究。
在论战中被认为和张东荪站在同一营垒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我国最早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人物之一。早在1902年，他就在《新民丛报》上介绍“麦喀士（马克思）之社会主义”，1904年他发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论著中最早阐述社会主义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1918年他结合游历欧美的经历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对19世纪盛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再一次作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感想。在论战中，在张东荪的鼓动下他于1921年2月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这些论文比较集中地陈述了梁启超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很值得重视。
总起来说，梁启超赞同在当时的中国“不要空谈社会主义”，但他比张东荪略胜一筹的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应否提倡的问题上要区别精神和实行方法：“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在欧洲，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社会主义家就用种种办法矫正他，这是对症下药，而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学说“只好拿来做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第241—242页）今天看来，梁启超的这些看法并没有错。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始终持拥护、肯定的态度。他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地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第241页）
梁启超探索社会主义的最大成果，是他敏感地意识到：“今日言社会主义者最切要之问题”，是“对于资本家当持何种态度。 ”（第312页）粗知马克思主义的梁启超很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有所凭借”，才能“亲切而有味”。“然则如何而能使国中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耶？曰：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因此，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义”、“第一问题”，是发展产业。“而生产事业，十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者殆如狼狈之相依而不可离”，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也将发展，这就产生了一个对资本家“友视耶？敌视耶”的类似二律背反的难题。梁启超的这些见解是很深刻的，他揭示的这一“最切要”的问题，此后数十年间果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那么梁启超认为对资本家应持何种态度呢？他认为抗拒的态度和旁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唯有矫正的态度和疏泄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他解释说：“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许容。唯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第313页）针对当时中国国内一片攻击资本家、 排斥资本主义的声浪，梁启超深以为大谬不然。他说：“有些正当商人，辛苦经营个把公司，正在和外货竞争弄得焦头烂额，我们硬说他是资本阶级，施行总攻击，问良心其实不忍”。（第241 页）“须知吾国劳动阶级将来之敌手，非中国之资本家也。中国资本家区区鸡肋，抑何足以当尊拳？”（第314页）象张东荪一样， 梁启超明智地把“中国之资本家”与“外国资本主义”区别开，主张“倒外国资本主义”，而保护“中国资本家”，今天看来是极富远见的。然而也正是这些议论被斥为提倡“劳资协调的‘温情主义’”，是“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
三
在这场论战中，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人与梁启超、张东荪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交锋，他们一来一往相互诘责的信件，被陈独秀同时辑录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其实，陈独秀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前后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早在1917年初，《新青年》的读者要求陈独秀在杂志上多介绍些社会主义思想时，陈却回答：“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新青年》2卷5号）这时陈独秀的观点同被批驳的张东荪的观点倒是比较吻合的。然而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却表现出了新的姿态，激烈地反驳张东荪。在复张东荪的信中，陈独秀一方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要发展资本主义也是行不通的。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而后实行社会主义，这在英、法、德、美等独立国家或者可以做到，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内忧外患严重的国度，若没有一个急进的革命是不行的。然而陈独秀却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应当，而且当时就能够实行于中国，主张“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1921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了陈独秀集中阐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批评”一文，进一步论证了“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 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第202页）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陈独秀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第196页）在这里， 陈独秀把社会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认识社会主义，这是造成他忽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前提的理论根源之一。由此陈独秀也不能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他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 我们便未免发笑。 ”（第161页）既然开发实业并非资本主义不可， 既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开发实业，陈独秀急于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比张东荪稍逊一筹的是，陈独秀不同意把“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区别开。针对张东荪“倒外国资本主义”，扶植“国内资本主义”的主张，陈独秀说：“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国内资本主义的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的，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为了开发实业、增加富力“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第161页）。
无庸讳言，陈独秀社会主义观上的种种不足是这一时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通病。李达在1921年5 月发表的批驳梁启超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中，把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归纳为五层旨趣，并逐条作了讨论。李达指责梁启超的许多议论是“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议论”，并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他说：“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第183页）同样只着眼于生产关系， 无视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由于这一致命的缺失，李达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就可以而且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造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第185 页）李达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只要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生产方法，它就可以随时被我们采用，就象按理想盖房子一样。但盖房子要受钢筋水泥木材砖瓦等物质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想盖成什么样就可以盖成什么样的。同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也是离不开生产力物质条件的制约的。当然，作为学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是李达对当时中国生产力状况、劳动阶级状况的估计是不科学的。李达说：“至说中国现时社会实况和欧美略有不同（着重号引者所加），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第184 页）他认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第183 页）针对“实行社会主义要有一定的阶级基础”的说法，李达认为：“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由某种意义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家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第187页）中国有四万万劳动者，他们都有革命的要求， 只要组织起来，就会向着翻身求解放的路上迅跑，这是对的。但把它和实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阶级基础相提并论，是不成能立的。由于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李达的“革命急性病”表现得特别明显：“就中国说，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代，人民因产业革命所蒙的苦痛尚浅，若能急于此时实行社会主义，还可以根本的救治；若果要制造了资本主义再行社会政策，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时间，又岂是富同情者所忍为？”（第189页）从李达对梁启超激烈的指责中不难发现， 他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该容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是不认识的。
当然，李达在这场论战中也坚持了许多正确的方面，例如，他指出议会道路在西方已经破产，在中国更是行不通；用举行总罢工的工会运动实现社会主义，在工业国或许有用，在农业国不相宜；他认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只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主张通过“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以此作为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第192页）这些论述， 体现了李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相结合，诉诸工农运动，诉诸阶级斗争，着眼于夺取国家政权的鲜明立场和坚定信念，历史证明，这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本世纪初探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时，所取得的最宝贵的成果之一，也是他们比梁启超、张东荪等高明的地方。
在这场论战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蔡和森等表现出比较开阔的视野，论证也较为有力。李大钊一语中地指出：“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必须从世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中国的发展置于整个世界发展的整体来考量，“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第172 页）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与马克思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角度论证生产力落后的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当时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于1921年初寄信陈独秀，在信中表达了与李大钊极为一致的观点，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他以俄国为例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何以不在英美法等先进的工业国发生而在工业比较落后的俄国先行发生，并以此推论中国：“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因而考察实现社会主义条件是否成熟应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他指出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阶级战争已不再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劳动者对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而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以此论证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如自然力的雷电爆发一样，行所必然”。（第210页）。
但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生产力极为落后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除了发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还应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夯实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怎样正确对待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对这些“最切要的问题”，他们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四
现在看来，参加论战的双方尽管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共同之处还是很多的。例如，他们都是爱国者，都想给自染沉疴的中国治病，寻找“救中国”的出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都持肯定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前途也都乐观其成；他们对资本主义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资劳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者剩余利益”，“可厌可憎”的“恶现象”（梁启超），等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中国国情的把握上。可见这场论战的实质，决不是如学界长期来认定的是“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是本世纪初我国知识界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首次尝试。回顾这一场论战，联系近百年的实践，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最大教益是：
第一，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得适应中国的具体条件，这是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的真理。这次论战中双方普遍认同的是：科学没有国别之分，没有中国的几何学、西方的几何学，中国的进化论、西方的进化论。但社会主义却一定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梁启超说：社会主义的实行方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第241页）。这不仅不错， 而且是很有见地的。当然，由于人们的世界观、阶级立场、经历、学识等不同，在对中国具体国情的了解和把握上会有很大的分歧，这是不奇怪的。例如这次论战双方对中国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等有不同的估计，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见。但重要的是，双方都坚持一条从实际出发而不从原则出发的思想路线，认识到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条件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都执著地要弄清“中国的现状是什么？”这是十分可贵的。对此，正如邓小平所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曾劝该国总统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指出：“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261页）这是我们用许多代价换来的经验之谈。 而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刚传入我国的时候，参加论战的双方事实上已就此达成了共识，他们的论战激活了对“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考，这是中国知识界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贡献。
第二，不能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改造现代社会的实际的运动，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是不能离开生产力这一物质内函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和寻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时，把社会主义视作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因而社会主义离不开生产力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交互作用，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可以离开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相比之下，梁启超显得更清醒一些，他说：“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第308、312页）这些论述都是涉及社会主义本质的，是正确的。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不能牢牢把握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似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今后要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了。忽视生产力而一味在所有制问题上做文章，是我们在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最基本的失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碰到的种种困难、挫折、缺陷、矛盾可以说都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的不足。我们现在认识到，没有生产力的相当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最终解决是不可能的。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以极其透彻鲜明的语言指明了这一点。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到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突出地位，他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的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116 页）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排除了“姓社姓资”的疑虑，扭住经济建设不放，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迅速改变了面貌，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联系近半个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回顾本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我们可以从更高的视点上认识到历史必然性的不可抗拒。
第三，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人们往往记住了这一点而忘记了马克思的另一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必须“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才能发展起来。当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未经“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象斯芬克斯之谜一样难解的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难题，迟早会被吞噬。
在论战中，我们发现梁启超毫不隐讳地坦陈他对这个问题的困惑：社会主义在进行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之利害与之相缘。而权衡利害，避重就轻，则理论乃至纷纠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对于此一问题利害冲突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苦闷，莫过是矣。”（第306、310页）言为心声。本世纪初，当社会主义刚传入我国的时候，梁启超就以他的敏锐、智慧和历史责任感，向世人揭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这是他的，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历史功绩。至于梁启超有没有科学地解答这个问题，这并不重要（事实上他的很多见解是正确的），重要的是，此后近百年间，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都不能漠视他在这里发出的充满良知的声音。可惜的是，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竟恶性膨胀起来，过早地企图“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谓“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浪高一浪的“兴无灭资运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此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历史表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扬弃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或许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怎样继承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中创造的文明成果，借鉴他们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手段、方法，利用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成份，以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任何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强行消灭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头脑才清醒起来。邓小平指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其实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党的十五大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合理地、妥善地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末，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近百年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主要的危险和最大的干扰是“左”的错误。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深刻地指出：“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页）真是言简意赅， 入木三分！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又一次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同上书，第375页）邓小平的这些话语， 犹如清醒剂，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保持清醒的头脑。重提发生在本世纪初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不是为了算历史的旧帐，而是为了追溯“左”的源头，从而真正理解“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再一次向全党郑重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我们党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历史，观照现实，而得出的宝贵结论。让这一结论似警钟长鸣，时时回响在我们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梁启超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新青年论文; 张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