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183;森的“能力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经济论文,学中论文,能力论文,马蒂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6)04—0027—06
众所周知，阿马蒂亚·森是由于其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事实上，森更主要的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发展路径等问题的研究。马克·布劳格曾说过：“发展经济学是森(除了福利经济学以外)的另一个具有持久兴趣的领域”。[1] 森将“能力方法”应用于发展经济学领域，使其发展理论比福利经济学理论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
一、“能力方法”
森于20世纪80—90年代提出了他的“能力方法”的框架。森的能力方法用“个人在生活中实现各种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来评价生活质量(森，1993)。这种方法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某个人是不是满意”，也不是“某个人能够支配多少资源”，而是“某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或处于什么状态”(努斯鲍姆，2000)。
森的“能力方法的核心概念是功能(functionings)和能力(capabilities)”(森，1995)。“功能”是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或生活状态(doings and beings)。它与经济学中常用的“商品”(commodities)一词涵义不同。一个人拥有某种商品却不一定能保证他获得该商品所带来的功能，而功能是通过一个人使用商品的能力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只是实现功能的条件之一，商品只有通过人的能力才能转化为一种功能。一个人的成就取决于他(她)能否“使现有的物品发挥作用”。[2]
“能力”是一个人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组合由人们所能够做到的一系列活动项目所组成，或由“良好的营养状况，避免疾病带来的死亡，能够阅读、写作和交流，参与社区生活，公共场合不害羞等所组成”(森，1990)。能力大小反映个人在这些组合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度。它代表了“一个人在不同的生活中间做出选择的自由”(森，1992)。“能力是指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给他带来何种生活的选择范围。”(德热兹和森，1995)。
缪尔鲍尔(Muellbauer)用图表概括了森的能力方法。[3] 笔者在此基础上稍做了修改，得出了“能力方法”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森把“能力方法”应用于他所研究的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各个研究领域。这里探讨的主要是森的能力方法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应用。
二、能力发展观
森批驳了仅仅以GDP或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发展的狭隘观点，并将发展范式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扩展人们的能力”(森，1984)。森认为，(1)经济增长只意味着GDP数量方面的提高，并不涉及分配问题。(2)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意味着生产更多的物品；发展则包含着“拓展人们的能力”(森，1984)，以及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文化水平、健康及教育水平。增长只能作为发展的一个工具。(3)人类潜能的开发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功应根据其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预期寿命来评判，而不是由收入水平的增长来评判。(4)发展应该是拓展自由的一个过程。(5)发展需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设计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还要促进民主化，增强社会透明度和社会保障力度。只有全面的制度设计才有多向度的个人自由，自由视角下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森的能力发展观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以“以人为本”为宗旨。正如森所指出的：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因素：(1)基本能力、生活质量以及不被剥夺的重要性；(2)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基本自由促进的经济增长才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森，1995)。因此，森研究发展的方法是“以人为本”的方法。人类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伴随着人们权利和自由的拓展使人们享有他们所期望的生活，进而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能力得以提高，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
第二，以能力和自由为衡量标准。森坚持不懈地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即给人们以自由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对人类来说，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人们所过的生活而不是他们所消费的物品。根据森的观点，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有三点是最基本的：健康、教育、资源占有。如果不具备这三点，就不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和权利。因此，经济学关心的不应是商品，而是行为或能力。一方面，能力标志了一个人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能力体现的就是一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选择过某种生活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人类潜能的开发以及自由的相应拓展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三、《人类发展报告》
森把对“发展”的重新定义用于构建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已经包含在了自1990年起连续编辑出版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里面。森帮助构建和设计了《人类发展报告》的概念框架和测量工具。人类发展指数充分体现了森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从评估层面来说，《人类发展报告》强调评估发展的重点在于全民能力的拓展与提升。人类发展指数及各项人类发展指标对国家及国家内各地区各民族进行评估，逐步使得人类的基本能力(如生存与健康能力、学习知识的能力、享受良好生活的能力)受到关注。
森认为，《人类发展报告》常常被误解为只局限于人类发展指数(HDI)中的三种能力，即提高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及生活质量。其实，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有四种重要的基本能力：生存能力；学习能力；获得一定生活水准的能力；参与社区生活的能力。前三项包括在人类发展指数中，最后一项因其不可测性没有被包括在内。
从机制层面来说，1990年公布的第一期《人类发展报告》的开场白即是：“人民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人民不仅仅是经济进步、社会进步的被动受益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积极推动者。森认为，除了教育和健康以外，《人类发展报告》在两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讨：一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在政策、社会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二是强调人权。人类既可以通过个人行动也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成为变革的动力。教育和健康提高生产潜力，知识增强健康，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促使采取集体行动并促进政治变革。
总之，森认为，《人类发展报告》着重突出了两个核心思想：人类福利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手段，这种“目的—手段”关系在确定新的概念、措施及优先政策中得到体现。例如，连续几年的报告都表明，收入水平相近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有很大不同。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一旦形成密切联系，二者就会相互促进。
四、“能力方法”的评价
1.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赋予“发展”以新的含义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程，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经济学的地位得到巩固，但发展问题的特征已经有很大改变，简单地说，已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计划的纯增长导向型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能力为基础的福利导向型。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这种变化主要归因于森的贡献。森坚持不懈地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森的发展观将发展的含义从只限于经济增长的、以财富为目的的理论，转向重视“生活质量”的、以人为目标的理论。森的发展观的关键变化是：经济学关心的不应是商品，而是行为。即一个人能做什么和处于什么状态，这比他所消费的商品更重要。森的“能力方法”是一种更好的比较生活水平的方法，更能突出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选择能力，即自由地选择他真正想要的各种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森比传统经济学更好地抓住了人类活动的本质。
2.森的发展观复活了古典的人类价值，赋予发展经济学以丰富的哲学含义
森认为：当今的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哲学思想的巨大危机，即所谓的“哲学的贫困”问题。1982年，赫胥曼(Albert Hirschman)预言发展经济学理论即将死亡。森反驳其观点，并证明了发展经济学的存在和日益丰富。森认为，实际上，一个理论是否死亡或者是否有活力，依赖于它试图回答的问题的类型、问题的分析以及实践意义。发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范围已经从诸如平衡增长、完善市场以及政府行为动机等方面逐渐进入到了福利、生活标准、权利、能力、剥夺、人类发展、生活质量以及最终实现自由这样的主题。森在这些领域无疑是一位先驱。森使得发展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如哲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以及经济理论、福利经济学、统计学原理的交叉中丰富了起来。
3.森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学
森的发展经济学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我们可以把“以人为本”概括为以人为出发点来分析和解决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其核心内容是把人作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换句话说，“以人为本”可以理解为对人本身的尊重，包括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正当利益、尊重人的劳动、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人格、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能力。
五、关于“能力方法”的批评与拓展
自从森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森的“能力方法”不仅在中外经济学界而且在哲学界都得到广泛的赞扬和重视。但是，也有人对森的某些理论提出过质疑，并在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就“能力方法”而言，进一步的研究、批评与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力方法’国际会议”对能力方法涵义的进一步描述
“能力方法”第三次国际会议关于什么是能力方法以及该方法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会议认为：由森构想的能力方法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该方法为人类发展及作为发展核心特征的参与、人类福利和自由，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该方法蕴含了伦理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教育、健康、食品安全、生态系统、能力赋予以及其他领域的诸多研究。“能力方法”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的目标：(1)经济发展应该把人类作为最终目标。经济增长、效用以及福利极大化并不是充分的发展目标。发展应该是改善人类福利主体性(agency)的手段。人类应该是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不是手段。(2)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扩展能力或扩展有价值的自由。经济、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社会安排应该从它们是“如何扩展人们的能力”这一方面来评价。(3)人们的能力是他们真正能够做到什么或成为什么，也就是说，能够使他们享有有价值的生命和行为(beings and doings)的自由。这种能力包括一系列人们珍视的方面：获得充足的营养、学习、和平相处、旅游、体面地交往、期望实现更高的愿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等等。
2.努斯鲍姆的能力概念以及对能力的划分
由于森并没有指出能力的具体内容，著名女哲学家努斯鲍姆(Nussbaum)在这一方面发展了森的能力方法。努斯鲍姆首先区分了基本能力(basic capabilities)、内在能力(internal capabilities)和组合能力(combined capabilities)三个概念：(1)基本能力是指一个人本身所固有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发展更高级的能力以及发展一个有道德行为基础的能力是一个必要的基础。例如，看和听的能力以及对话、语言、爱、感激、工作、实践能力，等等。(2)内在能力是指就一个人本身而言，这个人自己所发展的各种状态，是实践功能性活动所要求的充分条件……为实现功能性活动而准备就绪的成熟条件。换句话说，就是身体的成熟、性能力的成熟、宗教自由、言论自由。(3)组合能力是指内在能力与实践功能性活动所需的外在条件的合并。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表达他的观点，而且也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下表达他的观点，那么，这个人就具有组合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够表达一种观点，但不能够掌握他所表达的观点可能引起的反响，那么，这个人只具有言论自由的内在能力，而没有组合能力)。努斯鲍姆提出了10项人类能力(生存，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判断力、创造力和思考能力，感情，实践动机，与社会建立良好关系，其他种类的能力，消遣，对个人环境的控制能力)。然而，森却一直拒绝对人的能力进行一个详细定义的列表。因此，罗贝尼斯(Ingrid Robeyns)认为，森的“能力方法”只提供了一个评价性框架，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精确理论。这也是目前关于能力方法文献中有较多争议的地方。
3.加斯帕、卡米隆等人对森的“能力与发展”的批评与拓展
奥凯卡(Alkire)、布莱克(Black)、加斯帕(Gasper)、卡米隆(Cameron)等人在1997年所著的论文里重点研究了森所提出的“福利、公正和人类发展的可行能力手段”：(1)针对森的“可行能力”思想，将注意力具体集中在自我扩展和自我转换的人类可行能力上；(2)在基层的实践方面，开展旨在发展集体可行能力的地方团体的行动；(3)质疑无限性的物质丰富的理想状态，凭借物质丰富本身的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为可行能力的发展释放资源的活动。
卡米隆(Cameron)和吉里(Ananta Giri)认为，森把他喜爱的术语，如“可行能力”、“权利”和“自由”挑选出来用在各种场合，分析各种问题。但是，这些词语用法中的模棱两可在更深一步的工作中产生出问题。在联合国的文献里，森的能力手段成为一种新的、涵义广泛且又单一的“发展”概念：把发展仅仅作为可行能力的扩展。随着加斯帕观点的提出，其他的论文也试图拓展森的研究。他们关注的重点转向借助森的能力判断标准使社会得到更大发展。吉里依据社会、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体验，着眼于拥有自我发展可行能力的一种自我。
卡梅(Raff Carmer)则担心森的抽象的学术倾向会使其偏离“能力分析”，并缺乏从事研究“无可行能力”的激励机制和工具。卡米隆着重于把更多的实际的实质性东西应用于可行能力理论。“……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定义，那些‘不能选择’的人，它们是‘如何’不能选择的？哪些人的贫困‘由发展所导致’？他们将要如何去选择？……我们要求一个实用的可操作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主要用于认识论的目的和抽象的概念”。[4] 他概括地列出了真实可行能力，且提出了“可发展之可行能力”的概念以扩展森的研究。“可发展之可行能力”是通过人类学习和与他人的合作与团结“赋予能力”来完成的。与他人的团结以及“学习”这样的高尚品德具有自动地创造就业和收入的力量。“可发展之可行能力”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可以看作对森哲学上受限制可行能力的必要补充。
六、“能力方法”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种种挑战。森的能力、自由发展观不仅为中国理论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的政府官员、发展问题的研究者以及普通百姓对发展问题进行再思考。
1.“增长”与“发展”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森认为，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增长会促进发展，即收入增长能直接促成个体能力的增长，并最终促进本国的人类发展。但是，经济增长对发展的这种积极影响主要依赖于收入分配，如果能够将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更多地用在贫困家庭，使其增加健康和教育支出的比重，这将对人类发展带来直接影响。因此，提高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人们的能力，这才是当务之急。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发展，快速的增长进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2.发展指标要体现“以人为本”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还仅仅以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忽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和互补作用，这将延误整个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GDP的增长并不等于增长的质量与增长的公平。其实，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判断经济和社会形势不能仅看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看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的变化与协调。因此，我们需要借鉴“人类发展指数”，建立能够综合体现经济发展、人民生存状况以及各方面能力(包括教育、就业、健康等)、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使得这套科学、全面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体系能准确反映我们新发展观的实施情况。
3.制度设计与制度改革应着重拓展人们的“能力”与“自由”
森认为：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男女平等政策以及机会均等等方面，而不应仅限于收入方面的考虑。机会和能力是减轻贫困的基本而有效的战略。因此，我国发展的目标不应仅仅提高人们的收入，而是要提高他们创造收入的能力。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发挥潜能追求幸福时，这个国家才得以真正地发展。
4.能力培养是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从森的理论中可以看出，教育可以提高公民的能力，进而促进人类发展。实践中，教育在提升公民能力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越来越为大家所认同。为达到此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课程设置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断创新。然而，在中国，特别是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初级、中级教育中，还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这种教育方式不仅不能够扩展学生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限制了学生某些特殊能力的发展，这不利于未来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只有教孩子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学会选择，我们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成功的教育、公平的教育，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