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对日宣传的媒介手段与效果研究*
□文│赵新利
[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日宣传。对中国官兵开展日语教育、对日本俘虏开展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支强有力的对日宣传队伍。对日宣传的媒介手段十分丰富，既有日文报纸、日文杂志、日语广播等大众传播类媒介，也有标语传单类媒介、人际传播类媒介、文化类宣传媒介。整体来看，宣传手段多元，宣传内容不断优化，并在宣传的“日本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对日宣传取得积极效果，在日方档案资料、我方相关记录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录中均得到印证。
[关键词] 对日宣传 媒介手段 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 效果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同时，也积极通过宣传等攻心手法瓦解日军、加速日军溃败。对日宣传是抗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尚未出现从媒介手段视角对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对日宣传的相关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笔者研究发现，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对日宣传的媒介手段十分丰富，宣传工作十分务实，取得较好宣传效果。这些发现对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将起到积极作用。
一、对日宣传的人才培养和组织建设
我党我军一向重视宣传工作，同时抓“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工作。在全面抗战时期，为针对侵华日军开展宣传工作，我党通过总政治部制定相关战略战术，敌军工作部具体落实和实施。我党通过日本工农学校转化日本俘虏、培养日本人才；通过敌军工作训练队让八路军官兵都掌握简单的日语。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纷纷结成各类反战组织，与我军官兵携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日宣传活动。
针对中国官兵的日语教育。中国官兵开展对日宣传，有两个必要元素。一是需要掌握对日宣传的理念和原则，二是一定程度上掌握对日宣传的语言——日语。在宣传理念方面，我党对日采取“二分法”，认为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为了让对日宣传活动更加有效，让八路军官兵掌握一定的日语，1938年我党创办敌军工作训练队，系统开展针对官兵的日语教育工作。经过大规模的系统日语教育，普通的八路军士兵可以说3句左右的日语宣传口号，连级军官能说七八句日语宣传口号，能唱3首日本歌曲。这些工作对日后八路军开展对日宣传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针对日本俘虏的政治教育。早期对日宣传活动主要靠官兵掌握的有限日语，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于是我党开始努力对日兵俘虏进行教育和转化，并积极通过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开展对日宣传。这些日本人通过自己的母语对自己的同胞开展的宣传活动，效果非常好。1940年6月的《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指出，“凡自动过来的，查明真相后，一律不应强迫送回，而应争取帮助我们做敌军工作”，“过去对俘虏工作之困难是因为没有日本人赞助我们，假若我们能训练出几个同情我们的俘虏，对今后俘虏工作及一般敌军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1]为了更好地教育日本俘虏，1940年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专门教育和转化日本俘虏，学校先后培养学员500多名，其中绝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反战组织。
[5][日]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J].日本：文芸春秋，2006
在人才和组织保障的基础上，我党我军综合运用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灵活使用报纸、传单、标语、喊话等手段开展针对日军的宣传活动。
二、大众传播类媒介
The one who got slapped was hurt, but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he wrote in the sand, “Today my best friend slapped me in the face.”
1.日文报纸
报纸是开展对日宣传的有效渠道。由于战乱等原因，有的报纸没有实现长期、定期发行，所以带有一定的传单性质。据1944年美军观察组的记录，解放联盟的各支部都印制了大量报纸、教科书等宣传品，其中份数最多的是晋察冀支部，在1942年6月至1943年6月的一年间，发行宣传品就达26万份（见表1）。
由于战乱等原因，上述各类报刊很难找到保留至今的。笔者在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发现部分当时的报纸，其中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出版的《日军之友》是比较完整的，是十分珍贵的史料。这份报纸用日文编辑、印刷，日文十分地道，印刷质量也颇高。除了刊登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的重要新闻，还刊登日本国内局势、世界局势和能引发日本士兵思想情绪的副刊稿件。
表1 1942～1943年间解放联盟各支部制作的宣传品统计[2]
不同的反战组织支部发行不同的报纸，甚至有的支部发行多份报纸。如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机关报为《士兵之友》，其编辑、出版工作均由转变立场后的日本俘虏承担。《士兵之友》用日语编辑，每月发行一期。这类报纸最初面向日本俘虏进行宣传，之后逐渐扩大范围，日本军队的官兵也成为其宣传对象。这类报纸对日本军队中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俘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
2.日文杂志
与报纸类似，日文杂志也是对日宣传的重要手段。日本反战组织大都编辑发行过对日宣传杂志，如觉醒联盟编辑、印刷了100多种宣传资料，发行了以反战内容为主的刊物《觉醒》。其稿件大都是由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或毕业生执笔的。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辑出版了日文杂志《前进》。笔者在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发现了该刊的第二期和第三期，第二期为手刻油印，共28页；第三期改为铅印，共14页，发行日期为1942年3月7日。文章内容与上述日文报纸类似，包括日本国内形势、世界局势、日军内部矛盾、日兵思乡厌战情绪等内容。由于版面较多，相关内容的表达比报纸更为透彻。
3.日语广播
国民党也播送日语广播，但是共产党在播送日语广播的过程中受到人才、设备的限制。据在延安负责日语广播的原清志[4]回忆，1941年秋，抵达延安的原清志任职于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负责播送日语广播，同年11月开始播放无线电广播，以日军中的广大士兵为宣传对象。广播的内容涉及以下方面：解说时事、战况，介绍在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参加活动的情况，还介绍革命边区的情况，宣传中日战争的性质。播送日语广播是为了让敌军中的日本士兵和日本居留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尽快结束两国战争。原清志在广播时读的原稿都是由敌军工作部指定，野坂参三检查后选入的文章。日语广播在每周周三的17：00至17：30分进行。之后由于设备故障，日语广播被迫中止。[5]
三、标语传单类宣传媒介
（6）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对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008，表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产城融合发展指数将上升0.008%。这说明人力资本为城镇的发展和产业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储备，进而提高了产城融合水平。
标语是一种常见的对日宣传媒介。直接把日文标语写到墙上，或者在墙上张贴写有标语的海报，这些工作由部队中敌军工作部的宣传队担任。据档案资料《敌我在宣传战线上》记载，115师的某连在1938年4月份写了2000多条标语，5月份写了5526条。晋察冀军区在1938年年末的“反扫荡”中写了2万多条标语。[6]
散布传单是对日军进行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综合来看，全面抗战时期我党对日宣传传单主要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政治口号类传单。这类传单的目的是启发日本士兵的政治觉悟。早期的传单政治口号太强，无法感动日本士兵，还经常出现一些语法错误。随着日本俘虏的参与，对日宣传技巧得到提升，传单内容更多着眼于日本士兵关心的话题，如“停止战争”“让士兵吃饱”等。[7]第二类是乡愁主题的传单，主要目的是激起日本士兵的思乡之愁。在120师的战利品中发现，飞行兵佐藤主计大尉在保定战死。他的妻子梅子由于受丈夫战死的打击，投海自杀。120师政治部利用这一事件制作了传单。[8]第三类是揭露敌军内部矛盾的传单。如有的传单明确了“反对军队压迫制度”“反对长官的欺骗宣传”等内容。第四类传单宣传的是日本国内局势。反战同盟曾选取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等题材制作了传单。
一是部分生产经营单位中缺乏支柱型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水产因水库渔业发展受限，林果产量有限，特产市场发展较好，但批量销售市场拓展难度较大。
一是宣传手段多元化。一般来说，提起宣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大众媒体。我党我军积极运用报纸、杂志、广播这种大众媒介类宣传手段。在当时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对日宣传所用的日文报纸和杂志的印刷质量很高，且通过人工发电的方式实现了日语广播的开播，成为我党外语广播的发端。此外，标语、传单、通行证等宣传手段让我党我军的主张见缝插针地渗透到日军内部。日军在营地则会不时听到我方开展的喊话宣传、电话宣传，不少士兵还曾收到我方寄去的信件。在重要的日本节庆时期，不少日军士兵会听到我方准备的日本歌谣，有人还曾收到贺年卡、慰问袋。宣传手段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只要是有效的、操作性强的手段，都积极采纳。
通行证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传单，在发挥传单的作用的同时，还可以让主动投诚的日本士兵的人身安全得到一定的保障。通行证的种类有很多，很多通行证是以八路军的名义制作的。[9]笔者在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发现了八路军总司令部发行的“特别通行证”，上边用中文和日文印有如下内容：“日本士兵诸君：此通行证与附近第八路军士兵看，我军保障诸君生命之安全，并以同志待以诸君。”落款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其背面用中文和日文印有八路军总司令颁布的优待俘虏命令。[10]
四、人际传播类宣传媒介
人际传播范围小，灵活性强。在全面抗战时期，喊话、电话、书信、直接访问都成为我党对日宣传的媒介。
喊话是进行对日宣传的常用手段之一。一种情况是在战斗最后将日军包围时，通过喊话让日军放弃抵抗；另一种情况是我方人员在夜间接近日军营地或碉堡开展的喊话。1944年7月29日《解放日报》在第4版发表长篇通讯“喊话：‘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在这样斗争着（五）”，详细介绍了反战同盟对日军喊话的相关工作。近距离喊话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曾出现喊话人员被敌军乱枪射中而牺牲的例子。
直接向日军碉堡打电话也是一种宣传方式。在华北地区有很多日军碉堡，长官所在的中心碉堡和士兵所在的各碉堡之间通过电话联系。反战同盟注意到了这一电话线，悄悄把我们的电话接入到这些电话线中，和碉堡中的日本士兵进行对话，这一方法在多地得到运用。事实上，这一方法非常有利于反战同盟和日本士兵进行亲密交流，向他们进行宣传。“事实证明，在和日本士兵联欢，以及向他们进行宣传上，（电话）这方法是很有成效的。”[11]
大众传播媒介有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对日宣传中，报纸、杂志、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得到广泛应用。
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也成为对日宣传手段。据《解放日报》记载，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宣传方法除了普通宣传、喊话和俘虏教育还直接到日军碉堡拜访日本士兵，通过闲谈进行宣传。一位盟员负责与数十所日军碉堡中士兵的联络工作。盟员住在碉堡附近的村子里，给碉堡中的日本士兵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约好时间进行访问。1942年年末，反战同盟盟员大谷同志进入白庄附近的日军碉堡，将日本人民大众被压迫被欺骗的事实以及革命的真理告诉日兵，他们一直谈了两个小时。[12]
五、文化类宣传媒介
三是对日宣传的“日本化”。对日宣传的“日本化”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宣传语言基本实现了“日语化”，报纸、杂志、广播、传单、喊话等宣传基本通过日语开展，最普通的八路军士兵也能喊日语口号、唱日本歌曲。第二，宣传内容的“日本元素化”，宣传时积极运用樱花、日本歌谣、慰问袋等带有日本传统文化色彩的元素，贴近日本人的心理感受，触达日本士兵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第三，宣传主体的“日本人化”，积极利用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让他们成为部分的“宣传主体”开展对日宣传。表面上看是“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对侵华日军开展的宣传”，而实质上是我党我军对侵华日军的宣传。
日本歌谣的相关宣传。在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中，音乐是常用且效果卓越的手法。我党我军在对日宣传时经常利用日本歌谣，很多时候与上文所述的“喊话宣传”交叉使用，难分彼此。八路军战士一般都会唱几首日文歌，歌曲是日本所流行的调子，我方有时会根据宣传宗旨另外填词。其中一首歌的歌词如下：“日本士兵们，我们是日本工人农民的战友，放下武器，不杀你，我们优待弃枪者，给医治枪伤，勿怕，到这儿来。”[13]
“还有一点是，鲁西液体肥，能够使农作物植株健壮根系发达，增强抗旱、抗倒伏能力，增产效果明显。另外，黄瓜的种植周期一般都是100天左右，早熟的是80天左右，晚熟的120天左右，鲁西液体肥能够提供黄瓜整个生长周期所有的养分。”一旁的魏青松经理补充说道：“之前是因为不知道用鲁西液体肥到底效果怎么样，所以今年只是几个棚用了这个肥料来做实验，通过对比发现效果确实很好，下一年我准备全部使用了鲁西液体肥！”
樱花节等传统节日的相关宣传。众所周知，樱花在日本人心中有特殊的美感和象征意义。抗战时期我党我军曾积极利用樱花开展对日宣传和瓦解工作。1941年3月25日，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出台了《关于加紧樱花时节的对敌工作的训令》，指出“三四月间为敌国樱花季节，是日本人民生活习惯上重大的行乐例事。必须抓紧这一良机进行宣传，以引起其厌战及思乡情绪，削弱其战斗意志。”后来每年樱花季节的对日宣传，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新的变化，在日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定程度上涣散了日军士兵的意志。[14]
碑文的相关宣传。日本的墓碑和碑文文化与中国相似，在人去世之后讲求入土为安。但在战乱中，战死的士兵遗体经常得不到清理和埋葬，加之人们普遍仇恨侵华日军，有八路军战士曾扒掉日兵尸体的衣服并用刺刀刺之。此类事情曾被日军大肆宣扬，借以加深对我国的民族仇恨。不久八路军总部即下令禁止剥脱敌尸衣服，并于1938年下发关于建立日本士兵墓标的指示。在打扫战场时，对敌人死尸进行掩埋并建墓标，记上敌兵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及埋葬年月日等信息，并以八路军名义用日语写上厌战情绪的文字，作为碑铭。在1944年3月延安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晋西北支部代表发言说：“几天后，经过这里的日本兵，发现了这个墓碑。他们产生一种感激的情感。他们知道八路军和反战同盟，并不是像长官欺骗他们所讲的那样，而是富于人情的。我们建立墓碑，并不是为了宣传，但从结果看来，倒成为很好的宣传了。”[15]
六、对日宣传活动的主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积极开展军事抗日的同时，还积极团结带领中国民众和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针对日本军队开展了十分有效的宣传与瓦解工作，综合来看有如下特征。
小王在制订目标之后，将操作行为界定为练习难度和求教。我们设计了这样的操作行为：问题的寻找和设计，问题的练习和实践，问题的整理和反思，同伴的合理讨论和师生间的讨论。这五方面就是具体的可操作过程，同时这个五个方面彼此递进，前三个方面是问题的实践，从选择、实践、整理，层层深入，后两个方面重在求教，重视同伴互助和寻找老师的帮忙。这里的具体化和层次性是融合在一起的，最终成为达成目标的种子。
二是宣传内容和手段经历了不断优化的过程。
为了拓展活动空间，我们对幼儿园的环境、班级楼层设置进行了反复的调整，例如：加盖二楼和三楼露台的风雨棚、拆除大操场的舞台、移动大型玩具的位置、构建共享区等等，都是为了让孩子有较大的活动场地。同时我们注重每一个小角落的利用，在绿色长廊下面和操场、教室的四周、楼梯间，都有为方便孩子活动而投放的器材，即使在槐苑的树下都埋有梅花桩。
在全面抗战的初期，对日宣传活动主要由中国人承担，但懂日语、了解日本文化的干部短缺，各部队普遍对敌军工作重视不足，曾出现不少问题。如有的地方甚至将“不杀俘虏”错写为“杀掉俘虏”。后来，日语教育在八路军中普遍开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加入到对日宣传队伍中来，此种状况逐渐改善，口号标语更贴近日兵实际心理感受和诉求。尤其是通过日本人开展的对日宣传内容更贴近日兵实际，“许多日本人加入了八路军”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很强的“攻心”效果，对日军军心有很大的冲击。
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工程学院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建筑学和物理学5个专业共20个自然班的学生作为调研对象，于2017年4月随机抽取样本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在我党的宣传策略中，文艺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全面抗战时期，日本歌谣、樱花、碑文这些日本色彩浓厚的文化元素，都成为我党对日宣传的媒介。
七、对日宣传的效果
上述对日宣传手段丰富多样，且不断改进、革新。这些宣传活动的效果如何？可以印证效果的资料主要来自日方档案资料、我方相关记录以及日本俘虏的反馈等三个方面。
全面抗战时期，标语、传单、通行证也是我党对日宣传的重要媒介。这类宣传媒介有门槛低、灵活性强等特点，在对日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十分关注。据日本外务省1938年3月24日的资料记录，“在过去的3月6日山西省娘子关附近的战斗中，发现了‘支那共产军’散布的传单。这些传单‘教唆鼓动’打倒日本军阀财阀”。[16]在日本陆军省的资料中，也有关于八路军派发的日语宣传单的记录。1940年10月筱塚部队宣传班对八路军的宣传单进行了分类报告。这些宣传单的内容集中在激起日本士兵对军阀和财阀的反感及反战思想方面。[17]从中可见，我党我军制作的不少传单的确进入日军内部，传单的主要内容也得到日本的关注和警惕。
在我方的相关资料中，也有不少关于宣传效果的记录。据《敌我在宣传战线上》记载，我军通过日语开展的喊话宣传取得效果。天津敌军司令部发言人曾在广播上宣称：“八路军在战场上用政治口号动摇皇军，今后皇军当以毒瓦斯报复之！”这可证明敌人对我宣传之恐惧。[18]据《解放日报》记载，1943年12月末，以反战同盟太岳支部的盟员加藤佐击为中心，对日军根据地进行了喊话，向日军介绍了八路军、反战同盟和国际局势，收效颇丰。[19]
宣传效果在日本俘虏及敌情反馈中也得到印证。120师在一次战斗中，敌人被我击溃在山间，我们便在四周山巅唱起日军思乡念亲的歌曲，给日军很大的影响。翌日，俘虏多田讲道：“昨夜听到了歌声，吃了一惊，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军队，能在火线上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一定的主义，这样沉着地斗争。”[20]“这段时间八路军某部在榆社白庄附近伏击敌军时，捕获6名敌军。其中一人重伤而亡，其余五人中村、大木、酒井、佐藤、斎藤等仍然活着。日军在榆社看到八路军为在百团大战中战死的日本士兵制作的碑文，颇受感动”。[21]
对桑园全年虫情进行预测预报，结合虫情预报，根据各蚕区的气候条件，对全年养蚕计划进行调整，调节进行桑园害虫化学防治的安全间隔时间。同时应加大秋冬季桑园防虫防治的重要性宣传[2]。蚕农普遍认为，秋蚕饲养结束后不再用桑叶，可不对桑园进行防虫。实际上，秋蚕结束后到桑叶落叶前是一年桑园防虫治虫最安全最重要的时期。此时桑园中的虫害通过几个月的繁殖，虫口密度相当大，进行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可大量杀灭害虫，减少来年桑园害虫繁殖基数，降低第2年桑园害虫的防治难度。
总之，在全面抗战时期，我党通过积极务实的媒介策略开展对日宣传，宣传手段十分丰富，宣传工作实事求是、务求实效，在瓦解敌军士气、加速敌军溃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注释：
3.猪。表现严重的消化不良（呕吐、腹泻），体重降低，心肌衰弱，呼吸困难，黏膜发绀。步态不稳或跛行，间或出现阵性痉挛发作，可突然死亡。
[1]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06[B].解放军档案馆:3-Y-WS.W-1940-004-011
公司多年扩张过程中偶有波折，但数次通过战略变革和管理提效迅速扭转颓势：1）2011年零售行业增长放缓，公司一举新进11个新省份导致2012年净利润仅增长8%，为历年最低。2013年公司迅速聚焦核心区域，同年利润增速回升至44%。2）2015年受电商冲击、联华超市亏损等影响，公司净利润首次负增长（-29%）。2016年通过全面推广合伙人制度、出售联华股权，实现净利润增长105%，2017年继续大幅增长46%。
[2][日]山本武利.延安リポート[M].日本：岩波书店，2006:762
[3][日]小林清.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在中国的土地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83
[4]日文名为“原清子”，191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全面抗战时期从事反战工作，包括教授日语、对日军的喊话宣传、广播宣传等，是抗战中的国际友人，被称为“中国外语广播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她加入中国籍并在中国工作、生活，2001年去世。
对日宣传的组织建设。第一，政治部下设的敌军工作部是对日宣传的指导机构。他们负责宣传对日政策，开展日语教育，确定对日宣传战略战术。第二，日本反战组织是对日宣传的实施机构。经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分校教育的大批日本俘虏，奔赴前线开展对日宣传与瓦解活动。这些日本反战人士在各地成立了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联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等反战组织，在陕西、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都建立了支部。这些反战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强调反战组织不是八路军的宣传机构，有其独立性，但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档案文件明确规定，日本人反战组织须定期向我党敌工部门作工作报告，接受其指导和指示，其经费也由共产党批准。事实上，日本人反战组织和共产党敌军工作部息息相关，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工作部门的一部分。
从思路对比中可看出，十年后所设想的更注重学生动手操作实践的经验积累，充分利用图例“两次”来直观理解“2倍”，并建立“2倍”模型，同时延伸至简单乘除法的解决问题；再从“2倍”过渡到“多倍”，通过变式加深理解“标准量”的重要性；最后由“一题”拓展到“一类”强化理解倍的本质——两个量的比较关系，使知识结构化；再延伸至“倍数与因数”，使知识关联化，解题策略模型化。
[6][8][9][14][18][20]文化教育研究会.敌我在宣传战线上[M].文化教育研究会，1941:232，240，247，235-236
[7]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70
[10]在中華民国（北京）日本大使館調査室.中共側新聞伝単等送附ノ件2.1942-08-21[B].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2461900
[11]日本人反战同盟在这样斗争着（一）[N].解放日报，1944-04-04
[12]冀南日兵反战工作开展[N].解放日报，1943-06-30
[13]八路军回忆史料3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213
[15]宣传工作座谈会[N].解放日报，1944-06-05
本文利用MaxDea 6.4专业版软件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项（见表1、表2）。
[16]警視総監安倍源基.支那共産軍ノ散布セル邦文反戦「ビラ」入手ニ関スル件. 1938-03-24[B].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5014003500
测得补强件中心高度左边测点和上边测点的轴向与环向应变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7所示。其中应变片3读数不理想，可能出现了松动。屈曲后应变出现了突变，与开孔圆柱壳应变变化不同，补强后改变了应力分布。
[17]篠塚部隊.石太線襲撃二於ケル八路軍ノ宣伝工作の観察.1940-10[B].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82100
[19]太岳反战盟友加藤，对敌军喊话收效宏大[N].解放日报，1944-03-15
[21]敌俘虏感我待遇优厚[N].解放日报，1942-07-0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宣传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17BX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