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周年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5月1日至3日，北京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召开了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120多人， 收到论文近百篇。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与会者对五四精神和传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阐释，丰富了这一精神财富的具体内容。
五四运动的性质。五四运动是影响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对五四性质的研究有两种角度，即五四“是什么”，五四“不是什么”。五四运动实际上由启蒙性质的文化运动和救亡性质的政治运动两部分组成。而过去对五四运动的民族救亡性质的研究常常过于笼统。段培君（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提出了两种意义的民族救亡概念：一种是古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种民族救亡从发生背景而言与文化危机没有直接关联；另一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救亡。这是民族生存危机与文化危机同时发生背景下的民族救亡，是试图通过选择新的文化、实现文化转型和中国的近现代化而进行的民族救亡。这是一种新的民族救亡的概念。因此笼统地用救亡和启蒙这两个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来概括说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不够的。闵斗基（韩国汉城大学亚洲史学系）提出，五四运动的性质实际是革命，是为了实现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共和革命，应与辛亥革命一起称为第一次共和革命和第二次共和革命，它们共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五四运动的恒在地位在于它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
五四精神和传统。五四运动是一场意义深刻、内容广泛的伟大运动，对其精神特征和传统的理解与阐释也呈多样性。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使得她与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区分开来，成为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新的精神旗帜。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对形成五四时期爱国精神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后认为，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不是简单的政治概念，也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而是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心理。因此在情况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精神会一再表现出来。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认为，广义五四精神可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一个“新”字，创造精神构成了整个五四精神的灵魂。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提出，“民主、科学是常新的历史话题。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欠缺。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且为之奋斗，切中时弊。”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分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主张后指出，他们提倡的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冲破纲常名教的束缚，发现自我价值。因而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现代化，把人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认为，“五四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概括，如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追求真理、理性精神、反帝反封建等等，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认为，五四的爱国政治运动代表了民族、国家“集体”求解放、求自由、求独立的一种需要与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反映了“个体”求自由、解放的需求和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是批判。但王元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周策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等学者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一词不能滥用，秦始皇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和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样的。
关于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朱志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察了五四前后Democracy译语的演变， 认为当时在“民主”的译语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多样化的现象，这反映了时人对民主含义理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冯天瑜（武汉大学历史系）以《新青年》为例，说明五四运动的民主诉求是外铄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和精英式的。这种特征对此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优长与缺陷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呈现。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认为，五四运动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经过不断泛化的科学，开始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并多方面地向知识、学术、生活、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渗透，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绪形康（日本爱知大学）则探讨了五四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五四前的科学主义表现为化约主义和一元化的现代性理论；五四科学主义的特色则为解构主义，“以美育代替宗教”和多元化的现代性理论。
关于五四的历史地位。与会者对五四运动给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做了客观评价。萧超然（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将中国现代化由器物、制度推进到文化层面，是一次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而且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从中不断增长和提升，进而引起政治的近现代变革，开启了新旧民主主义的转换。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一次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其一定的时限，但它所蕴含或孕育发生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没有因之消失。相反，它融入到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是从五四时期开始，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其中三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王元化提出，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是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来的。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陈万雄（香港商务印书馆）提出，新儒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应补上的一环。他认为第一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具有共性，即（1）他们都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 不同程度钻研过外国的文化思想；（2）他们对传统学问都各有造诣；（3）虽然情况不同，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有一脉相承的条理”，而且五四时期新儒学的倡导者和奠定者，同样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有着同样的背景。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表面看来比五四启蒙战士更深刻地把握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越五四。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认为，百多年来，在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关注着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如何使中国文化重振辉煌。从这段历史中能够得到的有益的经验，可以归为以下三点：（1）在文化转型时期， 在学术文化领域，学术文化的发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存，在这三种力量的张力与搏击的推动下，学术文化才得以发展；（2）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所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 很可能都是由于没有正确解决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等问题所引起的；（3）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说明，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启蒙”，而且必须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应允许“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对传统批判最集中的领域是旧的家族伦理制度，因其最能体现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可以说，反对旧的家族伦理制度，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其目的是要造就独立的个人，这就必须从解除旧的传统家族伦理对人的束缚入手。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首先是从神权笼罩下把人解放出来，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要把人从旧的家族伦理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个思考的角度：（1 ）《新青年》的反对“孔教”和反对孔子之道，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2）在《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论中， 是否舆论一律；（3）怎样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 这些看法进一步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视角。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别了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三个概念，并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三个层面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与儒家、儒学、儒教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缺失的一面，其缺失主要是对儒家伦理蕴含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他在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的基础上，对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做了尝试性的解释。
三、五四时期的人物、社团与刊物
尽管五四时期的人物、社团与刊物，是五四运动研究的老话题，几十年来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此次研讨会上，许多论文仍显示了有关研究的新进展。
在人物研究方面，此次提交会议的有关论文有二十余篇，涉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王希天、朱光潜、顾颉刚、冯友兰、殷海光、张闻天等。吕明灼（青岛大学）、沈寂（安徽大学历史系）、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探讨了陈独秀与儒学的关系、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关系、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表现与其后来政治活动中的表现的关系，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关于陈独秀思想与品格的研究。小野信尔（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历史系）通过李大钊对日本报刊的关注和日本报刊对李大钊政治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钊认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是颇富争议而又构成近年研究热点的一位人物。林毓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认为，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之所以能够持久不变，主要是因为他领会到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在应付政治与文化问题时，确有智慧。但是，胡适对他的立场的说明，基本上是常识层次上的。当胡适为了理论的需要提出论式的时候，由于在思想上没有深切探索、穷究不舍的兴趣或能力，他的常识性了解的不足之处，便显露出来了。这种不足使得他的论式变得尴尬与混淆。所以，他在常识层次上谈论自由、民主的时候，是颇为正确的，但当他倡导科学、倡导自由、民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谈“是什么”与“应该实行什么？”很少顾及“如何去实现”的问题。因此，他遗留下来的启蒙思想，在今天看来，可以继承的相当有限。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通过对胡适与罗素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表现出的不同态度的研究，认为他们对待文化的立场是相同的，即都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主导而敢于批判自己的文化。
这次研讨会在人物研究上的一大特点是对过去五四研究中较少论及的人物，如钱玄同、高一涵、王希天、顾颉刚、朱光潜、周剑云、张闻天、冯友兰等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探讨。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周恩来旅日日记，发掘了“尘封半个世纪的五四先驱王希天”，披露了其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信仰社会主义的大量史料，认为五四运动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信仰社会主义与宗教并不是冲突的。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钱玄同95本未刊日记，分析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传统思想、欧化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文学革命思想、整理国故思想的复杂性。顾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依据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日记、书信、札记等，令人信服地再现五四时期顾颉刚的人格特征和思想特征。
五四时期的重要社团、派别。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社团，过去对它的研究和重视不够。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吴小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分别提交的论文，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理想追求和最终分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本科学的精神”是高扬了五四的科学精神，它的成立本身是反帝爱国运动的产物，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它最后经历了双重的分化：选择政治改造和坚持文化改造理想的会员间的分化；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中信仰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间的分裂。前者的文化含义更值得深入地思考和探讨。王元周（北京大学历史系）则通过王光祈个人命运的变化来分析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五四时期的刊物。《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这三家刊物仍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刘一皋（北京大学历史系）认为，《新青年》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和认识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四种变化：从自救到救人；从对社会的宽泛理解到注意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分析；从自由到集中；从一般的理想到具体的行动。从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吴铭能（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对仅出了12期的《新潮》做了分析，认为《新潮》的特点是所发表的文章，批判色彩极为浓烈鲜明；对西学引进传播极为重视。但在反传统上不免矫枉过正，将中国古典文学批判得一无是处，甚至主张白话作文宜充分直接运用西洋语法，使白话文充分欧化，并认为中国汉字妨害知识的普及，阻止文化的进取，故需改用拼音文字。其中得失利害，值得再思。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对《每周评论》与五四思想文化的关系做了新的研究。他不同意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25号之前方向是正确的、进步的， 胡适接办之后的第26号起就变质了，认为《每周评论》在五四新文化中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完整的。《每周评论》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毫无疑义地都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先驱，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都是向封建守旧营垒发动猛攻的勇士。这也正是他们都被反动的军阀政府和封建文化余孽视为过激党与洪水猛兽的原因，也正是《每周评论》最终被判犯刑的原因。
四、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潮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时期成了新文化诞生的生长点。与会者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各种思潮与学说，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本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等的传播、演变，做了各种角度的分析。关于五四时期是否存在激进主义的问题，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认为，近年来颇多论著指摘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政治激进主义不是来源于新文化运动，而是这个运动进行不彻底的恶果。它有两个思想渊源：（1）苏俄；（2）国民党自身的反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泛滥的原因何在？一是世界范围的否定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浪潮的冲击；二是中国传统的两极化思维方式加上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三是极端思想与国民党编练的“党军”结合，取代了现代思想文化制度和相应的化解极端思想的功能；四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知识缺陷和个性弱点。蔡仲德（中央音乐学院）认为，五四在现代中国的恒久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的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了2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讨论，认为显然是梁启超、张东逊的意见，而不是反对者的意见，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梁、张等人提不出切实发展资本主义的办法，故其主张没有取得任何实效。
五四时期的宗教是过去极少触及的一个层面。孙尚扬（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宗教讨论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运思路向》一文，以1916年至1922年初知识分子在对宗教问题的讨论中所形成的文字为材料，论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讨论宗教时所关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时其运思路向的特点等。巴斯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天主教与新文化运动》一文认为，中国天主教社群在1919年前是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线的，在新文化运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都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1919年以后，各级地方神职人员对这种新趋势的保留与抗拒越来越强，中国天主教社群的反帝的社会进步思潮在一般舆论方面的影响力就陷入了一种脆弱无力的境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引起了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型。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的论文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其特征为“学术旨趣的多元化、学术分类的专门化、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的通俗化”，而这一新的学术范式的创建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探讨了“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认为“整理国故”不是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深化了五四的民主主题。“整理国故”的争论发生于新文化阵营内部，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新文化”的本质问题，即它应包括学术领域的批判、创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探讨了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的人文建设，认为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不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意义上的，而是意识形态史和精神文化史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一方面使得白话文学迅即崛起，文学在全部文化领域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把传统文化当做绝对的异己加以排斥，在促成中国文化向世界高度开放的同时，又难以建立传统与现代之间深刻的、内在的良性循环、转化、融会与重构。唐德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一文认为，中国新诗由于只注意横的移植，即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而不注意纵的继承，即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出现了种种流弊，甚至于走向僵化。梁茂春（中央音乐学院）的《五四精神与中国新音乐》一文认为，以“北大音乐传习所”为现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端，五四精神孕育了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第一代作曲家，五四时期以王光祈为代表的音乐学研究，开创了中国现代音乐研究的先河。
五、五四时期的社会与经济研究
一些提交会议的论文涉及五四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问题，拓展了五四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赖以发生的社会基础，阐释了五四运动与整个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朱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五四运动对上海总商会产生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上海总商会的诸多缺陷在五四期间暴露无遗，其种种令人不满的表现受到广大商人的强烈谴责，上海总商会也因此陷入过去少有的困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又给上海总商会提供了一个改革趋新的极好机遇，促使其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改组，并以更积极进取的新姿态领导商人从事各项政治活动。江沛（南开大学历史系）则对五四时期沿海城市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评析，通过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使民主、科学的精神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使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步”。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对五四时期地方议会的作用做了分析，认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为一向很难发挥作用的省议会发挥出较大的政治作用，提供了客观条件。省议会对于学生爱国义举普遍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大体上表现为道义上和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两个方面。省议会作为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对于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开展和深入，以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爱国政治运动具有积极作用。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以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罢课为例说明，学潮的再三崛起并大获好评，既是学生的光荣，也是国家的悲哀，除了证明国家的民主制度大有缺陷，更令人担心现代大学“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的重任能否真正落实。
五四运动地方史的研究亦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叶文心（美国加州大学）以五四运动在杭州为例，论证了五四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对全国都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不仅仅是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区域。小野信尔（日本花园大学）则以周剑云等人为例，说明上海知识分子当时不仅支持学生运动，而且积极参加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各种市民组织的建立和维持。
六、五四运动与世界的关系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一方面它受到了世界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国际的反响。此次研讨会对五四运动与世界的关系展开了较多的研究，涉及俄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东亚乃至欧美国家激起程度不同的反响做了分析，认为这种反响的具体层面有二：一是国外大众传播媒介的即时报导，一是国外汉学家的综合述评。后者主要有如日本的青木正儿、瑞士的王克私（Philipe de Vargas）、 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 荷兰的戴闻达（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苏俄的阿列克（V.Alekseev）等。他们的反映明显比媒体积极，认识也颇具深度，也正是由于率先做出反应的是这些学者，新文化运动中国内的社会影响作用基本不能辐射到外部。陈方正（香港商务印书馆）比较五四运动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发现与传统文化决裂虽然是现代化过程所必经的一环，但其模式有多种变化，而不一定与五四运动相似。费路（德国洪堡大学）提出，1918年是德国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个分界线。是年所谓不可战胜的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德国的战败，使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对德国角色的估计和看法，导致了一时间曾向往西方民主的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转向苏维埃俄国。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探讨了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罢免”与李纯密电的关系，认为徐世昌作此决定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有关，也与直系派势力的上升有关，具体来说，江苏督军李纯密电徐“罢斥曹、陆、章诸人”以为“搪塞”之计的建议促使徐下了决心。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对五四运动领袖李大钊与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领袖吉野作造倡导和组织五四时期中日青年学生的交流并取得极大社会反响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
基达连科（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潘佐夫（俄国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讨论了五四反帝运动与俄国影响的关系，后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有影响。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误读”的意义与陷阱：五四新青年视野中的俄国文化》一文认为，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使五四不是在学理上认真分析后接受更有恒久价值的俄国人本主义文化，而是热衷于吸收有严重激进主义倾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以俄国革命为中介，在尚未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历史唯物论。
任贵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大量的史实说明，东南亚的华侨有力地支持了国内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介于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之间的一次承前启后的华侨爱国运动。
七、关于五四运动的反省与研究
与会学者也客观地指出了五四运动的局限性。由于民族危机的逼迫，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没有能够冷静、细致地对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辨析，存在着思维的单向化，从而导致了价值的单向度。如以非科学的态度推崇科学，而简单排斥宗教、美学、民俗的作用等。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系）认为，“五四”的局限是在主流思想家大多以单线进化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拒斥的立场，未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因而难达到其“文艺复兴”的目的。
徐宗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回顾了五四研究的历程，认为过去在解释“五四”的意义上，革命转变超过了民主启蒙。“旧民主”被否定，“新民主”突出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其实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五四反封建专制主义被等同于全面反传统，充满生气的自由精神也就一变而为乖谬的民族虚无主义。用绝对化阶级论套裁“五四”，不承认民主含有的超阶级的共通性和传承性，只讲爱国反帝，不讲、少讲民主自由，贬低“五四”的民主精神。
关于如何研究五四运动，如何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和传统。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历史学者应该关怀现实，把求真与致用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是认为应该把五四运动当做历史事件来研究，表面化、功利化的研究会损害学术研究。但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为，五四精神应该而且已经成了我们新的传统。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仍是中国人长期为之奋斗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运动研究既具有永久的学术魅力，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次研讨会反映出目前五四研究的几个特点：第一，五四研究仍是学术界的热点；第二，五四研究正在逐步深化、细化；第三，五四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也呈多样化。学者们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如对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对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评价，都存在不同看法，反映了学术界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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