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基金会和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于2000年11月19-23日在孙中山故乡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章开沅、张岂之、张磊、蒋永敬、胡春惠等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10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提供论文近80篇，围绕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兹将主要观点予以概述。
一、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与社会变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掀动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伟大变革。台北政治大学蒋永敬教授《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变革：变英雄革命为国民革命》一文指出，辛亥革命不仅铲除了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迹，也是中国一切社会改革的开始。辛亥革命不同于以往中国传统的英雄革命，而是改行国民革命。文章进而指出，英雄革命虽有成功的方法，却无良果。辛亥革命正是吸收了这些方法，并努力改变其目的，从而突破传统，最终不仅推翻了君主专制，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
孙中山自称“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同样可以说，他致力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变革凡40年，他在遗嘱中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如何去阐释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呢？河北师范大学苑书义教授《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探源》一文认为，孙中山虽有宏伟的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的蓝图，但因为他始终未能夺取全国政权，而夺取全国政权又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前提和保证，所以就无从谈起什么改革社会了。孙中山之所以没能夺取全国政权，主要因为他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和长期没有使武力与农民相结合。这些主观因素既导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又同孙中山本人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王杰研究员《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变征——论孙中山的“中国式”社会变革理路》一文认为，孙中山变革中国社会的理路特征可概括为四个层面：具世界视野、以文明定位、倡协调发展、开中国特式。所谓世界视野，指孙中山把变革置于世界视野下，取法乎上，择共和变革为主题，适乎世界潮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比以往的救国运动功高一筹。以文明定位，指孙中山的社会变革，以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建设为依归，又揭示二者的互动功用。倡协调发展，指孙中山提出国际间的协调和国内机制中人际、地际、团际（阶级间）的协调对社会变革的潜在作用，诚为一种开新的变革思路。开中国特式，即指孙中山倡行的民主共和政体、三民主义、道德建设、思维变革等方面具有中国特式。文章强调，法西不为其惑，役西不为其奴；法古不为其惑，役古不为其奴，乃孙氏中国式变革思维之精髓所在。
透过组党实践窥视孙中山社会变革的心路，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变革的艰危历程，不失为一个新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孙中山对民元国民党的态度》一文，分析了民元国民党与同盟会的性质区别：第一，民元国民党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内容。第二，民元国民党取消了同盟会的秘密革命组织方式，成为进行议会活动的政治组织。第三，民元国民党摆脱了原来同盟会和社会底层的联系。文章认为，孙中山本人的政治理念与宋教仁有很大的区别，但孙中山既然同意了与袁世凯的妥协，他只能暂时搁置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同意同盟会内关于改组的主张，对国民党的成立也表示赞成和支持。但孙中山毕竟有自己的根本主张，所以，他对国民党的筹组和成立，都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即力排众议，决心抛弃民元国民党，重组革命的政党。自此以后，即开始对民元国民党进行批判，尤其在1924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前后，更以民元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来警示全党。
对孙中山实践活动的个案研究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教授《孙中山晚年的北伐战略与对北洋军阀的策略》一文，具体述论了孙中山在1921-1922年和1924年两次北伐中的军事战略，分析了孙中山的北伐和“三角反直同盟”的关系。文章认为，孙中山利用北洋军阀矛盾的策略，虽有负面影响，但没有对革命进程造成严重危害，其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战略，后来也被国共两党所继承发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曼容研究员《论孙中山师法苏俄建立革命军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强调孙中山晚年师法苏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习苏俄的建军经验，确立以主义建军、以党治军、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度，创办黄埔军校成立党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陈登贵研究员《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农民的变化》一文，对孙中山晚年的农民政策及其影响作了考察，分析了孙中山实施“扶助农工”政策所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向农民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积极支持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文章还概述了孙中山去世之后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中国农民发生的变化。
二、孙中山的文化理念与社会变革
文化观念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文化观念的更新又与先进人物的关键性作用密不可分。广州大学历史系赵春晨教授《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一文认为，孙中山早年就表现出与中国旧传统异趣的文化观念。辛亥革命前后，其文化观念开始成熟并形成新体系，这种新文化观念体系所具有的时代意识、民主意识、民族自决意识和综合创新意识的特征，鲜明而又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理念和要求。晚年，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文化观念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文化时代性有了新认识、对文化民族性高度重视和倡导、创新意识更加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文化观念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头20几年中国的社会变革，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推动人们博取兼收、开拓进取，努力创造既有时代性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黄明同研究员《孙中山系统思维观与20世纪思维变革》一文认为，思维变革对社会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关于孙中山系统思维观对20世纪中国的思维变革的意义，世人重视不够。文章指出，《孙文学说》中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是变革思维、从根本上重构国民心理的呼唤。在孙中山看来，20世纪初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都必须建立在变革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下。孙中山呼唤思维方式变革是基于以下的明确认识：(1)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科学、理论、知识来之不易，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信仰主义。(2)“行”是“知”的基础，但“知”比“行”具有更高品格；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3)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中国由革命向建设转变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文章认为，孙中山的哲学之被称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最高表现”，主要凝结在“创新”上，他创立了一种代表20世纪人类思维变革新取向的系统思维观。其内容体现在如下方面：(1)体现于科学进化理论——揭示宇宙的有等级性、层次性（阶段性）、延续性的进化系统；(2)体现于建国方略——视社会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与“心性之建设”两大建设系统，而两大系统又各自包含若干个具体有等级区别的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工程；(3)系统内在机制的揭示——“公理为衡”，视“均衡”、“均平”、“协调”为事物自身属性和发展动力，是系统的内在机制；(4)系统开放性的揭示——以其富于时代精神的开放意识，提出开放文化观和国家的开放主义政策。孙中山的系统思维观是客观存在的，它代表了20世纪初人类思维变革的新取向。孙中山的这种系统思维观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岭南文化特有思维习惯的影响，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结出的硕果。虽然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他的系统思维观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十分蹩脚。但今天重新审视他的以“互助”、“互动”、“均衡”、“协调”、“开放”为基调的系统思维观，不难发现其显然具有合理性和超前性，恰恰体现了百年思维变革的趋向与取向。时至今日，体现孙中山思想体系的系统思维观正渐渐地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
列宁在1912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著名论作中，提出了孙中山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孙中山是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此后该观点被中外学者引用和播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刚副研究员《孙中山思想民粹主义倾向问题论略》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列宁称孙中山为“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称其民生主义思想为“中国的民粹主义”并不正确，所谓“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的理论标签不免偏颇。尽管孙中山确实曾与俄国民粹主义者有过不少的接触，甚至思想深层有某种关联，思想深处也确有避免中国社会走上资本主义故道，即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愿望，但他绝不是一个任何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者，只是在他的言论主张甚至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明显而深刻的民粹主义倾向，而非如一般论者所说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孙中山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最典型特质就在于，以资本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即要求在中国采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来避免、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流弊、丑恶甚至罪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严昌洪教授《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一文认为，孙中山一向重视移风易俗，并深谙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力主保存发扬良风美俗、改革恶风陋俗，他在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许多改革风俗习惯的举措，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孙中山关于移风易俗的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认识改良社会风俗的重要意义；(2)客观地审视中国传统风俗，区分良风美俗和恶风陋俗，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3)在民国初年他所发动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中，本着民主共和的精神，对体现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旧风俗加以革除；(4)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大力禁革违背人性、蹂躏人权的习尚；(5)主张将中国的优良传统与西方进步风尚结合起来，作为在中国建立现代文明的基础。文章把孙中山的移风易俗思想言行与中国社会风俗的演变结合起来加以论述，阐明了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一切社会变革、社会发展与转型，都同国民素质的提高互为因果。在塑造国民素质方面，孙中山虽没有提出系统而完整的方案，但在其论著、讲演和谈话中都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研究员《孙中山塑造国民素质的思想》一文，对孙中山在塑造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体能素质和心理道德素质等在内的国民综合素质中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作了具体阐述。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谷城《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初探》一文，探讨了孙中山从学生时代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简论孙中山先生的“团体救国”思想》一文，对孙中山“团体救国”思想的得失作了具体分析。中华书局陈铮编审《孙中山维护国家统一思想述略》一文，从孙中山对中国分裂危机根源及其危害的揭示、维护国家统一的策略与所进行的斗争等方面阐述了孙中山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
台北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刘阿荣副教授《孙中山社会变迁思想与台湾的社会变革(1945-2000)》一文，从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及各个次级系统(sub-system)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孙中山社会变迁理念对1945-2000年间台湾社会变革的影响。文章认为，孙中山是一位观察敏锐、视野广博的革命者，他体察中国情势与世界潮流之变迁，提出了一套国家发展的基本学理，指明了中国前进的历史道路。文章从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主体和过程、条件和原则、理想和目标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孙中山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并从台湾社会变迁的动力与方向、主轴与历程两个方面考察了孙中山的社会变迁理论在台湾的实践及其影响，并就孙中山思想与台湾社会变革的关系、台湾社会经济变革究系民生主义或资本主义、台湾社会变革的互助与冲突、台湾社会变革是进步或退化等台湾社会变革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评析。
三、三民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变革
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及发展，在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从同盟会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到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学说显然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学者提出：在这个过程的后期阶段，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除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外，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欧美社会民主主义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此前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莫世祥教授《欧美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回响——以三民主义的后期发展为例》一文认为，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是影响三民主义后期发展的另一思想来源。孙中山与国民党理论家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学习、吸收和宣传其中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建设性主张，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随着直接民权学说纳入民权主义，“实业的民治主义”纳入民生主义，后期的三民主义臻至中国激进民主主义的理论高度，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三民主义的影响是革命性、民主性和进步性的。然而它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孙中山与国民党理论家联俄而不赞成苏俄式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联共而不赞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扶助农工而不赞成反对地主和资本家，使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主革命色彩斑斓、纷纭繁杂。
考察孙中山的一生，除民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外，他对民权主义的提倡都是较为积极的。在民国成立前后，他对民权态度的变化显然又与当时的政治变革运动有着某种必然的互动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宋德华教授《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起落及其原因》一文，对孙中山一生追求民权主义历程中这惟一的一次起落作了剖析。文章认为，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即号召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主张建立民国，两者都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权主义内容。他要建立的民国“政体”又有两大基本特征：仿照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宪。此外，还有其他诸方面民权主义性质的体现，如地方自治等。为实现这些构想，孙中山也提出了相应的“革命程序论”，即由军法之治而约法自治，最终实现宪法之治。但民国建立后，他对民权主义的热情和执著逐渐转向及至消退，在“立法权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和“政治现状评价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孙中山对民国建立前后政治发展的大势缺乏清醒的认识，未能认清民国建立并不等于实现了真正的共和，不等于完成了政治革命的任务，结果轻易地卷起了民权主义这面旗帜，而代之以民生主义；二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一则民权主义与现实革命任务联系得过于紧密，导致两者混同，以至用直接的革命任务来代替丰富的理论内涵，造成政治思想的简单化；再者，民权主义比较偏重于政权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而对于民权主义应具有的启蒙精神、民主理论等方面，显得很不足。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冯祖贻研究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以〈民族主义〉讲演为中心》一文认为，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融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突破，极具时代色彩。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注意对世界新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吸收，如民族自决；同时，对美化帝国主义的谬论则大力批判，如世界主义。当然，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也有不尽科学之处，并为他人篡改三民主义留下了空隙。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谢本书教授《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一文，把孙中山的著述及所反映的思想理论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是“革命理论”的建设时期；民国成立到大革命爆发前夕是“建设理论”的创建时期；1924年到1925年是“改革理论”的建设时期。文章对《建国方略》中的物质建设部分——《实业计划》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实业计划》提出了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其中发展交通运输业是这一蓝图的核心部分；城市近代化的思想是蓝图的一个重要内容；蓝图的落脚点在于发展实业，使人民享受近代文明之乐；对外开放是实现蓝图的重要条件。这一蓝图表明了孙中山要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决心，由于计划本身的局限性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实业计划》最终只停留在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上。
和平与发展，乃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林家有教授《论孙中山的和平学说》一文指出，孙中山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考察中国历史，孙中山赞同“战争始于人心”的说法；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他能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给以说明。就国内前途而言，为了防止出现王朝更替式的革命，孙中山反复呼吁国人必须改变观念和思想，为了实现中国和平统一，他提出过许多主张和方案，同样也有许多实际行动，体现了他所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真诚意志。从全球角度考虑，孙中山认为世界和平的实现有待于国与国之间政策的调整、文化的通融和利他主义伦理观念的树立。他强调：第一，西方列强必须调整其对华政策；第二，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实现“世界大同”，和平才能有保障。但由于孙中山所处的环境，他只能用实用主义的策略去对付狡猾的西方列强。他有抗拒西方列强的决心，却没有抗拒的力量，所以他只能劝导和希望有实力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邻国跟他同道，抗拒西方的侵略。文章指出，孙中山的这种以东方王道精神与西方霸道文化相抗衡的思想是理性和人格精神的高度结合。
四、孙中山与中国西北部的社会变革
关于孙中山与中国西北部的社会变革，此前论著不多，这次为讨论会提供的论文，有概述性的整体把握，又有详实的史论分析，阐释了孙中山开发西北的独到的战略眼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之前，出于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及主观认识的缘故，孙中山一贯主张在两广从事革命活动。对于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他很早就倾注了极大关怀，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的建设思想中，这种关怀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段云章教授《孙中山对中国西部的审视》一文认为，孙中山对西部的审视，主要着眼于西部的革命与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孙中山关于开发西部的思想不断深化并表现出阶段性特点。孙中山主张先求政治解决，再谋经济建设，虽未及身而成，但他改造中国西部的伟大抱负和坚定决心，对后继者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惠州大学成晓军教授《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述论》一文指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予以重视，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做出努力，这是历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边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把中国西部的建设开发作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来对待，将其纳入振兴中华的轨道上。孙中山关于西部开发的思想，无疑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当然，孙中山不仅有继承，而且有新的发展，其开发西部思想的主要特征是：(1)将西部开发纳入振兴中国实业的体系中，使其步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竞争市场。(2)以修筑铁路等为基础设施，在引进外资“主权归我”的同时，大力开发西部资源，利用当地优势大兴实业，达到东西部经济互补的目的。(3)移民垦殖，加强内地与西部边远区域各族人民的交流融合。
关于孙中山与外蒙古问题，史学界尚存种种疑义。北京大学历史系徐万民教授《孙中山与外蒙古问题》一文利用苏俄档案，进行了新的探索。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通电反对外蒙古独立，反对俄蒙协约，倡议实行钱币改革，练兵百万，收复外蒙古和其他失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外蒙古问题，孙中山建议在外蒙古改设行省，移民实边，进行大规模的实业建设，以提高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1922年，孙中山在与苏俄代表讨论合作条件时，反对苏俄策划的中俄蒙会议，反对外蒙古独立，也反对外蒙古自治。孙中山同意苏联军队暂缓从外蒙古撤退，一则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中国革命而做出让步；再则，就是防止北洋军阀占领外蒙古，以便将苏军控制下的外蒙古变成策应北伐的军事基地。孙中山在当时条件下的让步是有严格条件的，即苏俄明确承诺支持中国统一，保证不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不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另外，孙中山为了达到预想的目的，还制定了西北军事计划，并派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争取苏方支持。由于西北军事计划触犯了苏俄在外蒙古的殖民利益而被拒绝。在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苏俄主张未来的中国应实行联邦制，以为其分裂中国的计划张目。孙中山认为联邦制不利于中国统一，与鲍罗廷激烈辩论，最终大会通过的宣言拒绝了联邦制。但由于苏俄的背信弃义，外蒙古问题陷入久拖不决的局面。贫弱的中国不敌大国的强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蒙古最终从中国分割出去。但是，孙中山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蒙古独立的思想是确定无疑的。
五、孙中山与广东的社会变革
中山学院胡波副教授和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林华煊先生《孙中山与20世纪中山社会之发展》一文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山地区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以其革命活动来影响和改变中山社会的现状；孙中山思想理论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地表现在模范县的设立和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的精神品格对中山人民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成为中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风俗习惯的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密切相关，是社会整体变革的重要表征。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圣宜教授《近代广东社会风习民情的变迁》一文，以广州及周边地区为视点，阐述了广东风俗习惯的变化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近代广东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鸦片战后西风东渐对民众的生活和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平等思想对传统伦理关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第三是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导致恶俗陋习泛滥，吸食鸦片、赌博和猖妓盛行。广东风俗民情的变化有趋善和趋恶两个方面，有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两个方向，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而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枷锁、争取平等自由是广东风俗民情变迁中一条鲜明的主线。
广东商人资产阶级与广东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广东商团研究，成了本次讨论会的一大热点。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敖光旭《孙中山密返羊城镇压商团阐幽》一文，通过考证孙中山密返广州镇压商团一事，重新审视商团事件的原因及性质。文章认为，苛重的捐税和军队的专横直接导致了商团事件的发生，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既是商团事件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风潮愈演愈烈的主要因素；为了镇压商团，广州政府便利用种种借口和谣言，使“平叛”演变成极不光彩的焚劫事件，这种结果不但使广州政府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及舆论压力，也使孙中山陷入了极度的内疚和矛盾之中，构成了“密返”广州的隐衷。文章指出，至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商人资产阶级与孙中山的矛盾性质应属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商团事件中却被不适当地上升为敌我矛盾加以处置，将商团事件简单地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不乏牵强之处。孙中山与广东商人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不仅反映了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革命的主义”与“实行的方法”的矛盾冲突，而且也表明孙中山与中国商人资产阶级之间既缺乏现实而具体的利益联接，更缺乏必要的理性层面的价值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进而指出，考察商团事件时必须注意它也是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楔子”战术——促使孙中山向“左”转的结果。如果坚持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单纯的以“世界革命”为本位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研究商团事件就会得出与以前大不相同的结论，也是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晓辉教授《广东商会与岭南社会变革》一文强调，必须以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广东商人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同孙中山政府的冲突。文章认为，广东商会的建立是广东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逐渐发展成为广东的重要社团之一。商会支持民主共和和革命政府，反对独裁专制和军阀割据，属于进步政治势力。商会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致力于“实业救国”，积极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凝聚和沟通广东商人资产阶级的广东商会是广东早期近代化的主要承担者，是推动近代岭南商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为商民请命”，组织了无数次请愿和抗税运动，抵制统治当局的横征暴敛，同时它向往和平和有序，故成为近代乱世中的稳健因素。
关于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的性质，不同意见认为，广东商人尽管出于捐税苛重而发展至武装反抗孙中山，但反革命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敖文所提出的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六、孙中山与《中日盟约》
关于孙中山与“中日盟约”，是这次讨论会争论最为激烈的热点之一，也是祖国大陆孙中山学术讨论会首次讨论的话题。与会学者围绕两篇观点相异的论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黄彦研究员的《关于孙文对日观之我见》和台湾远东图书公司顾问陈在俊先生的《日本人伪造孙中山〈密函〉〈盟约〉之考证》，聚集于“中日盟约”的真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所谓“中日盟约”包含三个文件：《中日盟约》、盟约案和密函。《中日盟约》指1915年2月5日，时任中华革命党总理的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二人为中国革命党一方，与日本民间人士犬塚信太郎（前满铁公司理事）、山田纯三郎（该公司职员）为一方，共同签订了《中日盟约》草案凡11条（中日两种文本），内容与同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差不多。盟约案、密函指是年3月14日，孙中山又派人递交一日文密函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并抄送上述盟约草案全文。
“中日盟约”披露于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前电气通信大学、现富山国际大学教授藤井昇三博士曾在《孙文の研究》等著述中，对“三个文件”“确认其为实在”，揭开了真伪问题争论的序幕；尔后1991年8月美国夏威夷辛亥革命史研讨会以及1998年初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对这一问题的论争十分激烈。陈文指出，当初接触这三份文件，发觉其中汉字错谬离奇，语句欠通，疑是日本人伪造。历经多年不断地搜集中日两国资料，缜密探究，可从7个方面进一步论证这三份文件都是伪造的文书；同时发现两件《盟约》上犬塚信太郎的签名也是仿冒的，且未盖犬塚图章，孙中山所书《山田良政君碑》文和孙中山委任山中峰太郎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的《委任状》也是伪造的。陈文申明，他的论文并非因为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伟人，就刻意偏袒地为他辩护，而是基于理性的客观研究立场，试图解明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
黄彦研究员运用战略与战术这一范畴来考察孙中山的对日观，并就1912-1915年间孙中山同日本当局（或通过在野人士作中介）之间进行的四次政治交易（含中日盟约）予以考察，指出，最引起研究者争议的，是孙中山曾不少次为了争取日本当局（或通过在野人士作中介）全力支持中国革命，企图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和领土为代价所进行的政治交涉，这些交易有的停留于试探、建议或谈判阶段，有的草签了协议；而交易中的协议条件，有的是由孙中山主动提出，有的则是在谈判中取得了共识。至于孙中山曾否与日本人签订《中日盟约》并致函小池张造的问题则较为复杂，不排除这些文件存在的可能性，因而暂持“存疑待考”的态度。在“存疑待考”的前提下，文章认为，从该盟约的内容及形成条件考察，孙中山签订这个文件并非没有可能。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往往不择手段，主要表现在易于接受苛刻的妥协条件，而置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不顾。孙中山的一生，曾经向帝国主义及其势力做过大大小小、不可胜数的政治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全部革命生涯是一部由斗争和妥协交织而成的奋斗史。妥协并非坏事，它是革命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阶梯。但善于妥协又非易事，实行妥协的革命领导者除却自身条件外还须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孙中山在妥协中的缺点和失误，丝毫无损于他作为革命家和伟大爱国者的光辉。
多数与会学者赞成黄氏的“存疑待考”说，不少学者在讨论中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中日盟约”事有很大的可能性，又存在若干疑点：(1)从孙中山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看，没有充分的学理说明孙氏绝对排斥之。孙中山可能没有参与起草这三个文件，但不排除他不认同这三个文件。首先，孙中山认为为了革命，可以不计较手段（有学者称之为“实用主义”）。其次，在当时连穿衣取暖都成问题的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孙中山完全可以采取必要的政治权术，政治和权术是无法分开的。再次，从孙中山既往的经历看，他的政治思想、思维定势没有排斥过这种做法，1900年有过，跟大隈重信有过，与日本民间有过，同日本外务省也有过，反袁期间，中华革命军中任用了很多日本教官做参谋，影响也不大好。(2)从当时黄兴和亲黄的一批革命党人的态度看，似乎也可作一佐证。其时孙黄意见分歧、同仁分派，黄派革命党人（含欧事研究会同志），公开指责孙派有“类吴三桂”的行动。黄兴还因此指示欧事研究会暂缓反袁活动，从侧面支持袁世凯对日本的“二十一条”交涉。此中“吴三桂”之说应是针对孙氏“盟约”而言。反之，孙派对黄派一致对外的提议，回应十分冷淡。(3)从伪造者的动机考察，无伪造价值。如果说盟约为他人伪造，一定有预谋。预谋者（伪造者）不外乎日本官方或秋山真之、小池张造等人。说是日本官方伪造，不外乎是用来对付孙氏，或对付袁世凯，两方面都看不出必要之价值；说是秋山真之等一伙日本人找来王统一执笔，进而去陷害孙中山，而秋山等一批人均为与孙氏关系相当密切的日本朋友，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再者，盟约毕竟还是民间的、纸上的文字，更是一时的且又极为机密的文字，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危害或社会影响，其目的安在？(4)从研究者的思想定位上看，应该坚持理性，摒弃情感的干扰。那种认为孙中山签了《中日盟约》就是出卖主权的说法，其实经不起商榷。
七、孙中山与同时代人物
对孙中山同时代人物尤其是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研究，是深化孙中山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民国时期法律界元老之一，王宠惠的成就与孙中山密不可分，王氏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尤其是实施孙中山五权宪法，贡献尤多。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孙中山与王宠惠》一文，对孙中山与王宠惠交往的过程作了全面的考察。文章指出，王氏留学日本时专攻政治问题，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过从甚密；1904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王宠惠与孙中山共同起草并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他们还讨论了五权宪法问题，孙鼓励王氏“养成一个享誉国际的法学家，其力量足胜十万雄兵”，为此，孙氏利用革命经费，为王氏提供了留欧钻研法律的费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王宠惠为外交总长；此后十余年间，孙王关系不断，1922年王宠惠组阁后，他甚至想利用其所处地位，以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旋因内阁倒台而未果。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桑兵教授《孙中山与胡适——以善后会议为中心》一文指出，1925年善后会议期间，胡适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由陈炯明事变而引起的紧张关系得到舒缓，胡适参与善后会议，虽与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不合，却与孙中山自1922年以来不断鼓吹的召开各省和平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的精神一脉相承，胡适的联省自治主张虽与孙中山的政见不一致，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皆相抵触，却并非不可调和。文章认为，胡适与孙中山的直接政治主张没有根本分歧，与此相反，胡适的一贯主张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规则相去甚远。在当时，国共两党仍视胡适为反对封建宗法的同道，尚未将其打入反动势力的另册，因此对其尝试性的参加善后会议予以默许，甚至希望他借此机会提出民治主义的政治主张，促使善后会议转到国民会议的轨道上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刘海彬、张金超《长沙〈大公报〉刊载的有关孙中山著作资料——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未收部分辑录》一文，辑录了长沙《大公报》上孙中山的有关函电36件、谈话28件、演说6件、公牍11件、文告3件、杂著3件，计87件，是对中华书局版(1981-1986)《孙中山全集》的有益补充。
本次学术讨论会历时4天，学者本着尊重学术、尊重科学、尊重对方的原则，使会议开得既规范又活跃，既有激烈的争论也有诚恳的切磋，与会学者的怡悦神采，侧面外化了本次讨论会的成果，它不仅使孙中山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推进，更重要的是为新世纪孙中山研究的繁荣提供了新的信息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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