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高速度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一种“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定协调”的高速度发展，也就是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自然规律前提下的高速度发展。
一、当代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的内涵
当代经济的高速度发展阶段，是指人类社会乃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和时期，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所决定，而出现的超越常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飞跃式经济发展趋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时曾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如“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仅23亿美元，到1989年就达到了2043亿美元，27年中增长了80多倍。中国改革开放19年来，不仅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而且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长足发展的省市地区，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
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以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依据的，因而，它与中国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是以急躁冒进和主观意志为其基本特征，那时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正如1958年10月1 日《人民日报》载郭沫若诗所形象描述的那样：“小麦亩产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钢铁产量见风长，几年就有亿吨强”。显然，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跃进”、高速度！
我们所讲的当代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则有其特定的涵义：首先，这种高速度不是“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定协调地发展”的高速度，也就是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科学技术规律和自然规律前提下的高速度；其次，遵循客观规律的高速度，是指超越一般情况下的常规发展速度、常规发展规模的非常规经济发展；最后，这种高速度或说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并不是在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所有时期都存在的经济现象，而是在人类社会或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或阶段，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所决定而实现的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从而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的经济现象。
二、当代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的哲学根据
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其中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任何一个新的科学命题或原理的提出，首先需要考虑其哲学的理论根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中包括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所以，关于当代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研究，首先也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研究其是否具有科学性。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再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的原因，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一个企业的经济发展，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都是由其内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在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的斗争和发展过程中，事物的平衡发展或均衡发展是相对的，不平衡发展或不均衡发展则是绝对的，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这种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就使事物发展过程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由其内在矛盾的运动所决定，其平衡发展或均衡发展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或不均衡发展是绝对的。当这种不平衡或不均衡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超出常规不平衡时，也就称其为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即出现经济高速度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正是从平衡到不平衡，从均衡到不均衡，从常规到非常规，在原有的平衡、均衡、常规起点上，实现的超平衡、超均衡、超常规的经济发展。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不仅不违背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恰恰是顺应和遵循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经济发展快慢的不平衡，同市场供求不平衡一样是一个哲学道理。马克思曾说：“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同样的道理，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所制约，如果出现平衡或均衡，也只是偶然现象，在科学上则没有必然性，甚至也等于零，也可看作没有发生的事情。至于按照人们头脑中所确定的长期不变的经济增长的绝对百分点，来实现理想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甚至把偏离这种计划的实际经济发展视同为“离经叛道”，则是不可取的，也是违背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三、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层动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当我们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作为一个矛盾运动的统一体考察时，诚然，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形式，而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二者是不能分割的。但是，当我们把它们当作矛盾运动的两个侧面分别考察时，又会发现它们各自有着特定的内容和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的话，那么，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何在呢？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研究当代经济何以会出现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具体的量化尺度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大幅度提高。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的内部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的分工”属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劳动的组合形式，虽然是不断变化的，但大的革命性变革并不是时刻发生的；除此而外，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是引起劳动生产率不断变动，从而成为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经久不息的源动力。
正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马克思告诫人们，应当“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恩格斯也曾深刻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邓小平则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概括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科学技术所以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第一生产力”，并且是提高生产力其他要素的质量和效率的内在因素和动力，且其“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高速、超高速或者说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其深层动因都在于智力劳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告诉人们，每当科学技术发生升级换代的重大发展时，都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经济出现高速度发展阶段。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如果说奴隶社会的科学文化高峰发生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并导致奴隶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辉煌时代的话，那么，封建社会科学文化高峰则是发生在中国，并导致封建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辉煌时代。在中国封建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辉煌时代中，公元7 世纪到12世纪的“唐宋盛世”，几乎所有的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中国伟大的“四大发明”中，除造纸术外，其余三项发明均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应用起来的。也就是说，是诸多的科学技术为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大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生产力发展雄居当时世界之首，从而创造了“唐宋盛世”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辉煌时代。
就近代社会的发展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能够超越人类历史上任何经济发展高度，其深层原因也是由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所引起的。众所周知，近代重大科学技术革命包括：一是在18世纪下半叶发明了蒸汽机，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从而使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速跳跃式发展阶段。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二是在19世纪下半叶电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在这以后的100 多年中，全世界工业总产值因此增长了20多倍，使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二次高速跳跃式经济发展阶段；三是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以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为中心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相应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不仅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工业，而且也为改造传统农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现代物质技术基础。就工业发达国家而言，战后20多年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值，就超过过去200多年生产的总和， 出现了人类社会第三次高速跳跃式经济发展阶段。
从一个国家来看，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在带动高速增长的各种原因中，最为显著的原因之一，就是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6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上升11.1%，与同期美国的3.1%、英国的3.2%、前西德的6.0%、意大利的6.4%、加拿大的4.3%相比，日本是出类拔萃的。 日本劳动生产率如此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日本正是通过一方面广泛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依靠本国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创造性，消化、改良了引进的技术，从而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总之，在理论和实践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作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不仅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推动力，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出现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的深层动因。
四、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变革是引起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因，那么，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则是引起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外部推动力。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此，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说到底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者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必然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变化。生产力变化了，就要求生产关系变化，但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同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矛盾和对抗时，亦即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形式时，变革现存生产关系，亦即变革现存社会经济制度的任务便提到议程上来了。
这时，变革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必然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强大的推动力，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出现超越过去常规的跳跃式发展，亦即高速发展。因而，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可以断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发展，相对于过去的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发展而言，都是一种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早就存在的历史事实。
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当奴隶制经济制度代替原始公社经济制度、封建制经济制度代替奴隶制经济制度时，都曾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余地，从而使社会经济出现超越前一社会经济制度下经济发展常规的跳跃式发展。如前述及，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后，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致在资产阶级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 创造出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总和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它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以中国为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获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事实正是如此，在解放前的旧中国，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岁月，全国工业积累只有100多亿元，即平均一年的工业积累仅有1亿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仅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积累已经达到近3万亿元，即平均每年积累600多亿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一年等于旧中国的600多年。
显然，这是在新社会制度下出现的超越旧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常规的跳跃式发展。也就是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必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既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五、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又一推动力和加速器
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经济范畴。经济制度作为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个社会形态根本性质的标志，具有稳定性。经济体制则是某种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制度，它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具有可变性。
相同的经济制度，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体制；同一国家的同一经济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不同的经济制度，也可以采取大体类似的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它既要反映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又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即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社会经济状况变了，在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就要通过变革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即变革经济体制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变革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也能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而且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出现长达20年之久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固然与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与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又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强化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生活的干预，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了重大变革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消除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只能是暂时的或有限的，本世纪70年代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进入“滞胀”阶段，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较长时期内，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亦即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致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79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后，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从而出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中的某些部分又会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途径，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显然，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中不适应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因此，邓小平同志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的高速或超高速经济发展。所以，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经济之所以出现高速发展阶段的又一推动力和加速器。
实践证明，改革原来高度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与改革前相比，社会经济发展也相应地出现了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新局面。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中的80年代，经济增长率年均9%，而同期世界诸国年平均增长率则是2.8%。从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看，改革开放中的“七五”计划期间，投资总额为8960亿元，即平均每年近1800亿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家底的增长速度，在改革中的“七五”计划期间的每一年，岂不等于旧中国的1800年！而且也等于改革前的若干年。
事实充分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上了这三个大台阶，正是通过以改革为动力的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所实现的。
六、教育事业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经济、技术、人才、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创造、使用、吸收和推广要靠人才，“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只有教育事业发展了，才能培养出大批懂技术、懂管理的高质量优秀人才，从而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教育是实现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的基础性条件。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
社会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基础在教育，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现在各国都已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商品价格的竞争，商品价格的竞争说到底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竞争，劳动生产率的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竞争，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教育的竞争，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竞争。
一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成正比例变化。联合国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 就会增加9%。这是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教育相比， 能使GDP提高27%。尔后增加的学年收益衰减为每年使GDP增加4%， 或者说，其后三年的教育，总共可使GDP提高12%。 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各国之间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别，即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别，是导致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差别较大的内在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彻底失败，国民财富损失惨重，许多主要城市都由于遭到轰炸而几乎化为废墟。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瘫痪，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居民“养无食，居无屋。”但是，战后从50年代起，日本经济超高速发展，仅仅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即到1968年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固然与战后日本广泛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应当归功于日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战后，日本政府更是不仅重视初等教育，而且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大战结束不久的1947年，日本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制定并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决定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到1955年，在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过高等、中等和初等义务教育的已高达94%。日本国民教育普及的高水平，为日本科学技术的引进、推广和创新，为日本现代化的建设准备了人才条件。正如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所说：“由于设立了许多大学，质量虽然多少有所降低，但是在造就出大量优秀的技术人员这一点上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是农业的技术革新也好，还是工业的技术革新也好，这种高水平的教育是其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显然，战后日本经济超高速发展，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因为，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离不开高科技人才，而高科技人才的多寡则完全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程度，特别是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正是由于战后日本教育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其培养了大批高科技人才。这批高科技人才成为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中坚力量，从而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
解放前，中国的教育非常落后，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解放以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94年中国已有682个县， 占总县数的23.8%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全国小学学龄儿童（7～11周岁）净入学率已达98.7%，初中毛入学率已达73.8%，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中国的教育事业严重滞后，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1975年，邓小平就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目前，中国仍有2亿多文盲、半文盲， 约占总人口的1／5。大学生和科学技术人员在每万人中的比例，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不仅大大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泰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没有大批经过良好教育的优秀人才，就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也难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1995年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把“科教兴国”作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方针，这是很有远见卓识的。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高度重视教育。“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领导干部要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放在首位，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大教育的投入，并把科学技术、教育与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教育促科技、科技促经济、经济促教育的良性发展局面。如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只要教育事业发展了，中国2000年和2010年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实现2000年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一个是讲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变革，一个是讲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更新。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努力，才能促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超常规发展时期。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超常规发展时期的重要条件，也是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和使用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一般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粗放型或外延型，二是集约型或内涵型。所谓粗放型，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在新的空间和场所扩大生产规模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于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加强国民经济重点部门的建设和薄弱环节的建设，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主要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在原有空间和场所扩大生产规模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由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此是一种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高效地发展。
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处在低水平阶段，那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因此，那时利用粗放增长方式有其客观必然性，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了4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现在的经济总规模已相当可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额已超过8万亿元， 已形成庞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发展已处在一个较高水平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企业科学技术水平低，设备老化，不少设备属于超期服役，亟须技术更新和技术改造；生产过程中能耗高、效益低，产品质量低、附加值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交通运输紧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再不能继续走粗放增长的老路子，那样必然会使各种问题进一步尖锐化，其结果是快速增长难以为继。
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亦即转移到集约型增长方式上来，走持续、快速、高效增长的新路子。显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后作出的重大决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或集约型经济增长都是科学的理论抽象，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的。因为，在实行粗放增长时，必然伴随技术进步，即集约增长；而在实行集约增长时，又必然伴随生产要素的扩张，即粗放增长，二者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因此，所谓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移到集约型轨道上来，实际就是转移到以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始终把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放在首要地位、作为前提条件来考虑。总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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