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易读性要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作品论文,要素论文,易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3—0082—04
易读性译自英文readability。最初的定义是“由写作方式导致的了解或理解的难易程度。”[1] (P129)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们总结中外学者的观点，认识到影响理解文学作品接受的难易程度包括以下诸多要素：句子长度、插图、标点符号、文体四大要素。以下本文从此四大要素对文学作品的易读性作一个详细的分析。
一、句子长度与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句子在主语、谓语、宾语俱全的前提之下，增加定语、状语、补语会提高作者表情达意的严密性。但是，这种长句对于阅读者来说，却是一种不小的挑战。这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大记忆的投入，尽量保持长句在大脑记忆中的完整性，同时还要努力提炼出句子的主干，不要为修饰语所干扰。如果读者稍不留神，就可能因为过多信息的同时输入而忘记逻辑顺序，或者只记住当前信息而忘却前面的信息，无法形成整体印象。因此，很多传播学者都将句子长度，作为衡量文章难度的标准。格雷(Gray)和利里(Leary)于1935年出版的《哪些因素使书好读》(What Makes a Book Readable)一书中就指出句子平均长度愈大，易读性愈强，反之愈弱。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易读性实验室研究员鲁道夫·弗雷奇，还以句子长度、字的长度和人称词为变量，研究出更具操作性的易读性测量公式。
当然，对于哲学著作或科技论文而言，这种长句子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些学科本身具有严谨性的特点和要求。但是，对于作为休闲娱乐工具的文学书籍来说，这种严密的造句形式不仅没有必要，还会阻碍大众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因此，随着文学逐渐由高雅走向通俗，文学作品的句子长度变得越来越短小。学者舍曼(Sherman,1888)通过统计就发现从英国诗人乔叟到美国诗人爱默森的各个时代，作者句子的平均长度在逐渐变短。接下来，尼尔森与拉索莎通过对1740年—1979年240本小说的研究发现，近代小说的句子长度变化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我国由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间比较短暂，这一规律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大众文学的日益普及，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作品的句子长度逐渐缩短也应该成为必然的趋势。
二、插图与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巴甫洛夫的两个信号系统学说认为“发展着的动物界在达到人类的阶段时，就获得了一个对于神经活动的机制的特殊附加物。对于动物来说，差不多只有直接达到视觉、听觉以及机体的其他感受器的特殊细胞的刺激和这些刺激在大脑两半球内所留下的痕迹，才对现实起着信号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自己也具有的那些从一般自然环境和我们的社会环境所得出的印象、感觉和表象，只有听到的和看见的词例外。这一现实的第一信号系统，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但是词却组成了我们所特有的现实的第二信号系统，这是第一信号的信号。词所产生的许多刺激作用，一方面使我们超脱现实，因此，我们应当经常记住这一点，以免歪曲了我们和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就是词使我们变成了人。”[2] (P93—94)
这一学说启示我们，阅读所面对的是抽象的文字符号系统，是我们人类后天习得的能力，需要借助后天的培训教育才可以掌握。而与文字相对的对现实信息进行复制的图画，它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客观事物，有着直观形象的特点，不需要复杂的解码和演绎，不需要借助后天的教育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含义，应该说更接近于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因此，图画相对于文字更容易为信息接受者所理解。1893年，享有盛誉的美国《民族》杂志的编辑就曾宣称，照片主要适应儿童的趣味，刊登照片会降低一份好报纸的尊严。他的话虽旨在反对图片，但恰恰证明照片(图画)对于欣赏者的理解能力要求不是很高，理解相对容易，相对迅速。当文学作品中出现适量的、编辑合理的插图的时候，它的易读性就自然获得了提升。
文学作品中使用插图的现象出现于手书时代，公元前58年，罗马就有一部载有七百名希腊和罗马著名人物画像的插图书问世。但是，最初的书籍是用羊皮或者莎草纸制成的，前者价格昂贵，后者容易破碎，不可能形成插图书籍的流行。中国最初的书写材料是竹木简，更不适于作画，所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布帛。早期插图书籍的雏形是1942年在中国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距今两千多年的以布帛为书写材料的《缯书》。但是由于布帛昂贵，许多篇幅较长的文献书籍不能如此奢侈。因此，古人多采用简书写字，帛书绘图，附于书后的方式。《汉书·艺文志》所收兵书790篇，正文采用简书，后面的帛书附图达43卷之多。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一说改进)了造纸术，纸张成为廉价而且适宜书写绘画的材料。甚至出现了以图为主，辅以文字的“奢侈”文献。比如汉代的《三辅黄图》、《尚书图》、《列女图》、《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西晋时期还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现已佚失)。公元751年，中国战俘在萨马尔罕创办了一家造纸厂，从此，造纸术开始由中国走向世界。由于纸张相对于羊皮纸来说，价格便宜，更加适于绘制图片，因此一出现，就导致了带有插图的书籍的大面积流行。特别是印刷术出现以后，大批量的带有插图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书籍市场的主流。
三、标点符号与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标点符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标点符号是指约定俗成的，有别于文字的书写符号，比如句号，分号等。广义是指起标点符号作用的技术手段，如分段词与词之间的空隙，以及改变字体等。不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标点符号都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手段，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作用。
影视界经常使用蒙太奇技巧，把一组画面按照不同的顺序衔接起来，就可以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其实，文本的构成也运用了这种蒙太奇技巧。人们按照不同的顺序将文字组接起来，也能表达出千变万化的含义。这也是为什么几千个汉字或英文单词就基本可以完成日常信息交流任务的奥秘。但是，文字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接，通过不同的断句方式，还有可能幻化出不同的含义。
比如《吕氏春秋·察传》中就有这样一则由于断句失误造成的误读。“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3] (P413)这段对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这样的：鲁哀公向孔子请教说：“乐正夔(名叫夔的乐师)只有一只脚，可信吗？”孔子告诉他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类似夔这样的乐师，有一个就够了。所以，原文应该读作‘夔一，足’，而不是夔只有一只脚。”
拉丁文字也有相似的误读现象发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就曾经在阅读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时，发出没有断句，不易阅读的感叹。公元4世纪的文法学家瑟维鄂斯就曾经批评他的同僚多纳图斯在阅读维吉尔的《伊尼德》的时候，将collectam exilio pubem(被纠集准备放逐的民族)误读成collectamex Ilio pubem(从特洛伊城召集来的民族)。查理大帝时代的阿尔昆在一篇论证写法的文章中讲到需要使抄写员特别注意《祈祷书》的标点，他说：“让他们依照长句段和短句段分析正确意义，让他们把有关的标点用到适应的层次，使诵经员不致误读，也不会偶或在教堂虔诚的教友们面前，突然沉默下来。”[4] (P93)
所谓的误读，实际就是没有准确理解文章作者原本要传达的信息。虽然，有时候断句的失误只造成局部的误读，可以通过上下文的联系，加以纠正，但这也影响了文本理解的速度，也同样是降低了易读性。因此，标点符号的发明和完善，是易读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我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标点符号的运用，以提高文章的易读性。
四、文体① 与文本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信息交流和保存主要采取的是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形式。关于宇宙起源、人类的诞生、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家族或者国家历史等方面的信息最初可能只是由部落或者家庭中的年长者负责记忆和传播，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些没有文字村寨的老人能够向上记忆几十代祖先的姓名，将其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后来，随着组织的扩大，信息的增多，这一任务逐渐由专人承担，也就是我们在史书中经常见到的祭司、史官、教师等。但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记忆传播的信息越来越多，这对于人的记忆力是个相当大的考验。为了方便记忆，减轻大脑负担，人们往往把这些信息资料用富有韵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还辅以音乐，这种现象有时可以从文学古代作品的命名上窥见一二，比如，印度古代诗集《娑摩吠陀》中的娑摩本义就是曲调。当然，这样记录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可能仅仅为了韵律的需要而不得不删减枝蔓，简化句子。因此，从东方的《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格萨尔王传》到西方的《荷马史诗》，无论它们有多高的艺术品位，可是从信息记录和传播的角度讲，毫无浪漫可言。
文字诞生初期，人类并未发明适合于这种新的信息表现符号的文体形式，而是直接复制口语传播时代的富有韵律的作品，或者套用韵文形式进行创作。例如，埃及的许多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箴言，在文字诞生之前早已出现，到公元前三千年象形文字发明并逐渐成熟以后作为档案抄写下来。希腊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流传，公元前九世纪由荷马整理，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由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编订成书。中国的史书《尚书》所记载的许多历史事件发生在文字尚未出现或者尚未成熟的虞舜时期，这些篇章于公元前十世纪前后最终用文字记录下来。
但是，这种为适应口头传播时代的信息记录形式，讲究用凝练的语言表达大量的信息，对于表达复杂的信息，对于详尽细致地描摹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是有局限性的。信息接受者很难通过诗歌形式的文本包含的有限信息符号迅速而准确地获取文本实际传达的信息。因此，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抨击诗歌和荷马的教育价值，并把诗人驱逐出他构想的理想国。他突破用文本复制、保存诗歌的传统做法，而是用文本直接记录自己所说的话语，并由它传播出去。因此，以他为代表的先贤哲人发扬甚至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文。柏拉图制作的文本安排自由、流畅，不会为了押韵而设置不必要的细节，不会为了凝练而进行思维跳跃，让阅读者第一次感到所阅读的东西基本符合自己的思维习惯，容易理解。
中国与之相对应的历史时期是春秋战国。孔子的弟子在他去世以后追忆他的言行，编辑了语录体散文《论语》。将孔子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孟子与自己的弟子共同创作的《孟子》，也采用语录体。只不过语言更加丰富，更易理解。道家的庄子也自撰图书《庄子》，打破语录散文的桎梏，进入了说理散文时期。
随着文学欣赏者的范围日益扩大，文学接受活动逐渐超出特权阶级的狭小圈子，大量的散文作品开始涌现出来，并且夺取了韵文的霸主地位。以文艺复兴为界，此前的西方的文学基本上是《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变形记》、《罗兰之歌》、《列那狐的故事》等韵文文学占统治地位，而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巨人传》、《堂吉诃德》等散文体小说的出现，欧洲文学的殿堂逐渐成了散文的天下。西方有另一种划分方式，似乎更为精确，公元前十二世纪——公元十四世纪初，属于完全韵文的史诗时代；公元十四世纪初——公元十八世纪初属于模拟口语的戏剧时代，公元十八世纪初——公元二十世纪属于适合文本的散文时代。在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例，骈俪文体在经过了唐诗、宋词、元曲以后基本上已经青春不再，取代它们的是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散文作品。从世界范围来看，1901年至2000年的97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仅凭借诗歌获得这一殊荣的仅30人左右。
文学作品的易读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从文本与声音和画面语言之间的竞争看，声音和画面语言以其浅显通俗、生动形象的优势，使文本这种古老的传播方式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益处于劣势。信息时代人们阅读能力的降低，新文盲的出现，读者群体的老龄化都是这一问题的表现。为了扭转这一劣势，降低文本的阅读难度不失为一种解决方式。另一方面，从网络、报刊、杂志、书籍等以文本为主要信息表现形式的媒介之间的竞争来看，时下，通讯社规模庞大，批量发布信息；信息传播速度快，能够实现即时传播。这样就使得不同媒介传递的信息同质化严重，独家报道愈来愈少，愈来愈难。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成功，最简洁的办法就是通过提高易读性使自己的信息产品比竞争对手的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随着网络等新的传播媒介的日益普及，文本，特别是文学作品又有了全新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媒介本身必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造成新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研究将成为易读性研究的新的视点。
注释：
①本论文所说的文体是从韵律的角度划分的，只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