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对日交涉与汪精卫叛国投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日论文,汪精卫论文,高宗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1938年12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叛国投敌。高宗武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勾结，最后叛国投敌的始作俑者。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积极主张与日本“议和”，直到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汉奸首要。高宗武受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国民党的暗中策反，以及迫于日本的怀疑和暗害，最后悬岩勒马，离汪投蒋。此段史实，一般学人知之甚少，本文用翔实的史料对此作了披露与论述。
关键词 汪精卫 叛国投敌 高宗武 对日交涉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脱逃重庆，随后，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了汪记“国民政府”，成为对日抗战时期卖国投敌的汉奸首要。汪精卫如何与日本勾结以至脱逃和成立伪政权的？始作俑者，便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本文拟就高宗武对日秘密交涉与亲日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作一概要论述。
一、香港浅水湾会谈，首开秘密交涉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发表了首次对华政策声明，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8日，撤回驻华大使。20日，中国政府也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关系于是断绝。但是，为时不久，由于高宗武与日本方面开始了秘密交涉，由此而为汪精卫暗中与日勾结，叛国投敌打开了渠道。
高宗武何许人也？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为何敢于与敌国暗中交涉？高宗武生于1906年，浙江温州人，原名敏，字青邱。1928年赴日留学，入九洲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政治学；1931年3月毕业，继入东京帝国大学。未等毕业，即1932年3月返国，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入侵，因此，中日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交涉的首要问题。同年6月，由外交部主持编辑出版了《外交评论》月刊，高宗武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从该刊创刊至翌年6月，高宗武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日本研究的论文，如《最近日本之总观察》、《日方之法西斯蒂运动》、《东北事变以来日本之对华外交》、《论日外相广田之演说》、《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等等。以他对日本的深刻了解，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展露了对政治的洞察力，得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尝识，旋即被任命为交通部邮政总局主任秘书。1934年8月，在北平与日本进行的华北与伪满通邮谈判中，高宗武被任命为中方首席委员。通过此次谈判，显示了其外交才能，遂被调任外交部专员。1935年5月30日，被任命署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翌年7月18日任命为该司司长），时年29岁。这在当时的外交界来说，可谓年轻的干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主“和”不主战，鼓吹“冤仇宜解不宜结”①，力谋与日本妥协。高宗武不仅主张卢沟桥事变不扩大，应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而且主张“使中日关系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以实现东亚历史性的变革。”②因此，也与汪精卫一样，力主与日本直接交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8月1日和9日，高宗武先后在南京和上海与日方进行过两次交涉，谈判未果。就在近卫文磨声明发表的前后，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奉高宗武之命，便在上海与原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进行了秘密会见。2月25日，在西义显的陪同下，前往日本东京，与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晴，以及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会见，获知日本“确实有和平的意向”③，并带回了影佐祯昭写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张群，要蒋继续派人向日本乞降的书信。董于3月10日由日本到大连，会见了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后，转赴上海。与此同时，时在汉口的司长高宗武，则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于2月22日由汉口前往香港，在香港设立了日本研究所，自任主任。
3月15日，当董道宁由大连抵达上海时，高宗武已于此前由香港到了上海，会晤了日本同盟社驻上海分社兼东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近卫文磨智囊团的要员，与西义显一样，都负有对华进行诱降的使命。高听取了董道宁有关日本之行的报告后，决定在香港与日方作进一步谈判。于是，偕董道宁前往香港。3月27日，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董道宁与松本重治、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就实现中日“和平”问题进行了会谈，并拜为把兄弟。高宗武排行第四，取名“四郎”，由此结成所谓中日以外的“第三势力”。
4月2日，高宗武偕董道宁飞返汉口，向蒋介石等报告了董道宁赴日及在香港与日人的交涉情况，转交了影佐祯昭的书信。14日，高宗武飞往香港，向西义显等人转告了蒋介石关于实现和平的表示，即首先必须停战，“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等等④。当时，正值日军进攻徐州之际，妄图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因此，蒋的要求为日本拒绝。
高宗武与日方的此次交涉，虽然毫无结果，但却首开中日间的秘密交涉之途。
二、首次秘密赴日，促汪主和
当高宗武在香港暗中与日方交涉之时，日本外务省也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开始了直接对汪精卫的诱降活动。从1938年3月至6日，柯莱通过驻汉口的意大利领事，多次与汪晤谈，除转告日本要求蒋介石必须“下野”，由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掌握武汉政府的权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外，还提出由汪精卫亲往东京，与日本当局进行交涉，如不能赴日，则给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写信等项要求⑤。妄图以此卑劣手段，分裂抗战阵线，达到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
柯莱的劝降活动正值日军占领徐州之后，其进攻的矛头进而指向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开始撤离之时。军事的失利，武汉的危急，使汪精卫等人对战局的前途悲观至极。因此，汪对日本的诱降活动予以积极响应。汪不仅致书近卫文磨，而且还通过派高宗武前往日本，实现了日本要其赴日的提议。于此，开始了由高出面进行交涉，以汪代蒋，与日本实现“和平”的阴谋活动。
高宗武5月30日返回汉口，6月6日再次“奉命”⑥飞往香港。高宗武的活动本限于香港，其任务仍是搜集日方情报。但在高离汉口时，周佛海却怂恿高“上日本直接跟他们联络”⑦。
6月14日，高宗武在香港九龙广东旅馆一个房间里，向西义显说明了他在汉口时与周佛海商定的“和平运动”计划，即万一日本坚持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他们就“拥戴汪兆铭于相互交战的日华两国之外，组成第三势力，到这一势力成长起来并具威力时，必定能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讲和的媒介。”⑧为与日方进行直接交涉，6月22日夜，高宗武在西义显等人及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安排下，偕周隆庠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于23日离香港，7月2日经上海抵达日本横滨。
高宗武此行是极为秘密的。在他抵达日本时，本拟下榻横滨，但为了安全和不使秘密暴露，当晚便在西义显的护送下到了东京。
高宗武、周隆庠在东京期间，先后与内阁参议松冈洋右，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亲信、日本同盟通讯社总社社长岩永裕吉，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以及近卫文磨的智囊西园寺公一、犬养健等人会谈。“宇垣外相，以避嫌之故未出面与高相见。”⑨
高宗武在东京谈判的结果，就是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权，与日本实现“和平”。据影佐祯昭说，关于实现中日“和平”问题，高宗武认为，归根结底，“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中日间的和平”，必须“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⑩高宗武还曾要求近卫文磨写一封保证函，说明“日本政府愿以汪兆铭为和平运动的中心”，但近卫文磨以未有一国首相写这种信函的道理为由，改由陆相板垣出具了这项保证(11)。关于实现“和平”的条件，“近卫曾告高，可与其代表岩永（裕吉）氏详谈和平条件。岩永氏谓日本之要求为：一、承认‘满洲国’；二、华北特殊化；三、中日经济合作；四、日本在中国若干地点驻兵（据云此项驻兵，不必含永久性，旨在监视和约之履行）；五、国民政府与华北、华中伪组织（指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笔者）合流，但仍以国民政府为主体；六、中国加入反共团体；七、蒋先生下野。”(12)
高宗武此行是违背蒋介石指示，擅越职权的行动，故回香港后不敢返汉口报告。迟至7月22日，高宗武才派周隆庠携其报告到汉口。周佛海当日的日记写有：下午“宗武派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指蒋介石——笔者）(13)。
周隆庠送交的报告有日记、会议记录、个人观感三项，同时还有高于7月21日写的致蒋介石的一封信。高在信中谓：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14)。
关于高所报告的内容及有关此事的处置经过，周佛海后来回忆说：高宗武的报告书中，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因此，高回到香港时，不敢回到汉口，于是他将报告书交给周隆庠，再由周交给蒋介石。周看了报告书之后，“便认为要立刻就给蒋介石看，还不如先到汪先生的地方，与他商量一下才好，便拿到汪先生的地方，并对汪先生说：‘本是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起来为妙。’我这样一说，汪先生却说出：‘这是没有关系的。’遂仍照原文交蒋介石看了。”(15)
关于高宗武秘密赴日之事，无论是当事人的周佛海，还是《蒋介石秘录》的作者古屋奎二都说，蒋是在事后才得知的。高宗武在写给蒋的信中也称他是“擅越”职权。那么蒋的态度如何呢？据蒋6月24日的日记，蒋对高宗武竟未报经政府核准，便往日本很生气，谓：“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16)据周佛海说，蒋在看完之后，之所以交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并让张看过之后交给汪看，“那是蒋介石还不知道，汪先生已在事前看过的情形。”但是，蒋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而在三天之后，才责问陈布雷，高宗武胆大妄为，是谁允许他去日本的？表示从今以后与高断绝关系，并停拨了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这说明蒋反对高的对日交涉活动，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周佛海为了对高的活动负责，便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每月拨给了3000元，供高使用，并要高留在香港，暂时再观形势(17)。从此后，高宗武再也没有返回内地。
三、与日本密商议“和”条件
高宗武返抵香港后不久，即因肺病复发，住进了上海杨树浦一家医院。8月下旬，松本重治抵达香港。时在香港的高宗武，因健康关系需要静养，因此，高便推荐他的浙江同乡、时任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所属“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人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继续会谈。从8月29日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重治一共进行了5次会谈。会谈的内容已不是以蒋为对手，还是以汪为对手的问题，这个问题高宗武在东京会谈时已经决定了，即如梅思平所说：“和平运动非请汪（兆铭）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和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因此，谈判主要是关于实现“和平”的条件和实施的步骤，诸如承认“满洲国”，日本的撤兵与防共驻兵等等问题(18)。高宗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但实际上是幕后的策划者。
此后，经过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方一系列的秘密交涉，达成了初步协议。10月22日，遂由梅思平返抵重庆，向汪精卫报告。当时，正值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汪精卫、周佛海等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因而急谋与日本实现“和平”。为此，12日和21日，汪精卫已先后两次发表求“和”谈话。因此，从25日起，汪精卫就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交涉的结果，约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进行密商，至30日，作出了“出马”的决定；拟定了与日本实现“和平”，收拾时局的初步方案，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为代表前往上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协定。
高宗武虽然留在香港，没有直接参与汪精卫等人的讨论，但他另有任务，即负责与日方联络。从汪精卫等人的商谈来看，也只能大致对日方的要求作出接受还是不接受的决定。因此，尽管高宗武并未参与，但毫无疑问，高对日方的要求及汪的决定是完全赞同的。日本诱使汪精卫“出马”另立“政权”的活动，由于是通过高宗武进行的，乃将此项诱降活动称之为“渡边工作”。
梅思平于11月2日由重庆返抵香港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即于第二天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近卫文磨此次声明发表的时间，与汪精卫的决定“出马”，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事前的约定，相互呼应。近卫文磨的声明称：日本所期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9)这个声明在形式上放弃了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他是针对汪精卫所拟订的另立政府的计划而发的，而不是对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而言。其内容是由汪精卫另立“国民政府”，取代重庆的“国民政府”。近卫文磨声明的实际含义，就是宣示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的“和平”主张，促汪“奋起”。
高宗武、梅思平分别于11月12日和13日由香港抵达上海。梅思平抵达的当晚，便开始与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举行预备性会谈。13日，高到达上海后也随即参加。到14日晚，双方反复讨论了梅思平带来的“和平基本条件”，并达成初步协议。15日，今进武夫返回东京报告，经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讨论通过，陆军省重新决定派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派今井武夫为代表，正式与汪方签订协议。
18日，影佐祯昭与今井武夫返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伊藤芳男和国会议员犬养健。从19日起，双方继续进行会谈，并达成协议。20日晚，高宗武、梅思平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分别代表汪精卫与日本军部在《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在预备性会谈时，高、梅与今井武夫还就《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事先未征得汪的同意，暂未签字。但高、梅“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而努力促其实现”。由于会谈是在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公馆，即所谓“重光堂”进行的，故此次会谈亦称“重光堂会谈”，以上三项协议，亦称《重光堂协议》。
《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是以汪另立反蒋反共“政权”为前提，规定了由该“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各项条件，其内容为：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础，承认日军在华防共驻屯，以内蒙为防共特殊地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和营业之自由，日本承诺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
四、日华经济合作，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在华北的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
五、赔偿日本侨民因战争造成的损失；
六、防共协定以外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治安的恢复，两年内撤退完毕。
一俟日本政府发表上述条件后，汪精卫等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在声明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实行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同时，伺机成立新政府，开展“和平运动”(20)。
为实施上述协议，高宗武、梅思平还向日方提出了以下两项要求：第一、汪在“起事”后，希望日军以对中央军作战的方式进行支援，日方答应考虑轰炸中国军队的后方地带；第二，在汪“起事”后的最初阶段，日本方面勿过分宣传，以免使汪陷于汉奸的境地。同时，高、梅还希望日本取消“临时、维新”两个已成立的伪政府(21)。
双方还拟定了汪方今后的行动计划，汪大致在12月5日左右发动，万一遇到困难，则延至12月20日以后。于此，高宗武的对日谋“和”活动便获得具体进展，汪精卫以另立“新政府”为目标的“和平运动”计划基本决定下来，日本分裂重庆国民政府抗战阵线的谋略初见成效。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高宗武、梅思平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于24日由上海回到香港。高宗武留在香港，负责与日方的联络；梅思平则带着《重光堂协议》，于26日飞抵重庆。汪即召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等人反复密商，决定已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部分，即《秘密协议记录》等，则留待将来再商。并决定了脱逃重庆的时间和办法：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1月赴昆明；周佛海则先赴昆明等候(22)。
但是，不料蒋于12月8日飞返重庆，汪只得延期出逃。直至18日上午，蒋介石在重庆行营约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政府人员训话，汪不必出席(23)。于是，汪偕其妻陈璧君、亲信秘书曾仲鸣等人搭乘飞机，直飞昆明，翌日下午，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协助下，乘上包租的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偕已在昆明等候的周佛海、陶希圣及陈春圃等人，直飞越南河内，脱逃重庆。
四、再次赴日，易地组阁计划的提出
12月20日，今井武夫从高宗武那里获知汪精卫已逃抵河内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日本政府。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29日，汪精卫通电响应。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作出了开除汪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在决定脱逃重庆时，曾确信日本必将进攻西安与重庆，国民政府将无处可迁，抗战必将彻底失败。他们认为在如此形势下，只要汪登高一呼，党政军要人必将紧随其后，特别是龙云、刘文辉等云南、四川的地方将领，以及两广派的张发奎，李宗仁等，一定会立即响应其号召，参加“和平运动”，这样即可在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地区建立“和平政府”。但是，在其逃至河内后，不仅没有任何军事将领，包括龙云在内，与之响应，就连一向被视为汪派的党政要人都不敢赞同其主张。汪的预定组府计划流产。
不仅如此，最使汪深为失望的是在他的《艳电》刚刚发表，近卫文磨却在1939年1月4日提出辞职，解散了内阁。1月5日，平沼骐一郎出任首相，组成日本新内阁。平沼骐一郎上台伊始，即忙于集中全力去解决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同盟问题，无暇顾及汪精卫。就连影佐祯昭在近卫文磨辞职后，也与汪中断联系。
在如此形势下，汪于1月下旬召高宗武到河内，共商今后的去路问题。2月1日至5日，高宗武一连五天，每天与汪精卫进行长达八小时的商谈。前三天，汪专心听取高宗武对一般形势的估计和据此汪应不应该“出山”的意见。第四天，汪提出了他个人关于实现“和平”的想法，与高一起研究。结果，归纳为如下三个方案，准备据此提供日方考虑：
第一个方案，日本与重庆蒋介石妥协。如果日本同意此案，汪将努力促成之；
第二个方案，由南北两伪组织的王克敏、梁鸿志和日本正在策动“出山”的吴佩孚，以及其他实力派负责建立“中央政府”，实现统一，汪则以在野之身积极加以援助；
第三个方案，就是由汪出面收拾时局。
汪提出，如果由他来组织政府：第一步，是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集合所有反对抗战的汉奸组织和势力，由该同盟会负责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建军事，军事建设的目标为12个师；第二步，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由他再次发表声明，愿当收拾时局，实现和平的负责人。接着，龙云表明态度，并号召西南各将领发表通电，参加“和平运动”；第三步，和日本当事人会见，再次确认近卫文磨22日的声明和《艳电》声明；第四步，便是“中央政府”的建立，时间定于10月10日，地点南京，名称“国民政府”，尊奉“修订”的“三民主义”。成立时，“临时”与“维新”两政府取消，其成员由“中央政府”吸收。并提出由日本借款二亿元，在此以前，每月提供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24)。
上述构想与“重光堂会谈”时的组府计划比较，有了极大的区别，特别是在地点上，已经不是在非日军占领区，而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在组成上，则是集汉奸政权之大成，成为沦陷区的伪中央政府。
显然，第一个方案日本不会同意，无现实意义；第二个方案，吴佩孚尚未接受日本的要求，王克敏、梁鸿志则毫无政治威望。对于日本来说，唯有第三个方案，即由汪精卫“出马”，才是“收拾时局”的最佳选择。而这也是汪精卫的真正要求。
汪精卫为实施上述计划，特命高宗武前往日本，与平沼骐一郎内阁交涉，希望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意。近卫文磨虽然辞去首相，但仍出任枢密院议长，并兼任了平沼骐一郎内阁的无任所大臣，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因此，汪还特地致信近卫文磨，交高宗武面呈。希望利用其影响，促使日本政府实施近卫文磨11月3日及12月22日两次对华声明，支持由其成立“新中央政府”。
高宗武在赴日前，曾电告影佐祯昭，称其“最近将有东京之行，请派人往长崎迎接。”这对影佐祯昭说来是一个喜讯。于是，他请犬养健前往接待。2月21日，高在长崎上岸，随即在犬养健的带领下，从福冈乘飞机到了东京。
高在东京期间，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等五六位政府主要人物会见，详谈了汪精卫所提出的组府方案。随即前往箱根，住进了由日本政府租用的富士屋旅馆。28日，高宗武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及犬养健等，对汪的上述方案进行详细商谈。
关于组府的问题，影佐祯昭表示，日本“以第三方案作为收拾时局的工作准绳”，将“以满腔的热情特许之，并尽力促其实现。”
关于成立“反共救国同盟会”，影佐祯昭称：“鉴于同盟会使命之重大，在促进其成立之同时：一、汪方应造成和平反共的空气；二、瓦解重庆内部，争取同志归来。”
关于再次发表声明问题，影佐祯昭提出，应以龙云起义为契机，号召西南诸将领、四川及华北所有实力派参加拥汪的行动，促使他们发表拥汪通电，并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参加。
双方还讨论了日军如何配合汪方的行动，诸如轰炸西安、重庆等地的措施问题。除此，还讨论了“国民党的改组”和预定8月成立“新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以及重建军队等问题(25)。
根据上述会谈结果，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五相会议，作出了支持由汪精卫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定。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内阁的决定通知了高宗武。日本兴亚院还决定，从4月初到9月底止，每月由中国海关的关馀中，拨出300万元，作为汪精卫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和组建军队的经费。
五、悬崖勒马 离汪投蒋
1939年1月中旬，汪精卫由于龙云等人的按兵不动，使其预定计划无法实施，一度曾有接受重庆要其赴欧外游的打算，并告外交部长王宠惠，“请发护照赴欧”。此意得蒋介石的同意，“嘱即照发”(26)。即于2月上旬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前往河内见汪，送交护照与旅费，并携有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彭学沛致汪函。彭在信中转达了蒋介石表示汪“此时最好赴欧一游，将来仍原为党国共同努力”之嘱告(27)。但是，此时由于汪已经与高宗武重新拟订了易地另立伪府的计划，并决定派高宗武再次前往日本进行交涉，因而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3月18日，当日本政府决意接受汪精卫在南京另立伪府的主张之后，19日凌晨，国民党军统局立即下令在河内监视汪之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刺杀行动。21日凌晨，汪的寓所遭到军统的袭击，汪虽幸免，但其亲信秘书曾仲鸣重伤致死，曾妻方君璧也受重伤。
河内刺杀案发生后，汪于4月25日夜，在日本特使影佐祯昭的严密保护下，逃离河内，5月6日抵达上海虹口码头，5月8日登岸，住进了江湾附近的土肥原公馆。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由上海飞往日本。6月10日至14日，汪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藏相石渡庄太郎及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见与会谈，就成立汪记“新中央政府”问题达成协议。
18日，汪离日本往北平，旋即返上海，开始了一系列的筹备成立伪政府的活动。8月28日，汪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9月5日，召开伪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伪中央党部，高宗武被推为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等人，与影佐祯昭为首的日本“梅机关”开始签订《密约》谈判，12月30日，签订了名为《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协议书》的汪日密约。
高宗武没有参加汪日密约谈判。就在密约签字，成立伪府的活动即将正式开始的1940年1月3日，高偕陶希圣潜离上海，搭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于1月5日抵达香港，离汪投蒋。1月7日，高在会晤杜月笙和黄溯初后致书蒋介石，称：“顷晤玉笙（杜月笙之号）、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宣言。宗武于5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杜门思过，静听钧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38张，照片16张，敬请查收。”(28)由此，不仅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更于21日与陶希圣联名致书香港《大公报》，说明了脱离汪精卫集团的经过，谓：“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29)并在《大公报》上公布了由日本拟定的《密约》草案，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汪精卫卖国的铁证。于此，拆了汪精卫的台，使国人看清了汪精卫等人的真面目，给其卖国投敌的“和平运动”以致命的打击。
和陶希圣一样，高宗武本是汪精卫集团的中坚，没有高宗武与日本的暗中交涉，为汪牵线，东奔西走，汪也难于与日本建立直接联系。高宗武之所以脱离汪精卫集团，拆“和平运动”的台，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关。从汪方来说，本因经高宗武之手，与日方订立的由汪在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地区建立政府的计划，不仅得不到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宣告流产，而且日军也未能如高宗武曾向日方要求的那样进攻西安与重庆；从中国的抗战来说，国民政府不仅未因汪精卫的脱逃而分裂，相反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这一切不能不对高宗武以巨大影响，如果继续追随汪精卫，必将自寻绝路，为全国人民所不耻。
其次，由于日本对高的怀疑、防范与图谋暗害，迫使他不得不另谋出路。4月5日，重庆《大公报》曾刊载了汪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秘密协定的报道，虽然在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一协定，但其内容，如唆使日军进攻西安、重庆等地，成立“救国盟会”，要求日本提供活动经费等等，确是汪向日本提出过的。但此事只有高宗武等几个人知道；再有，当河内刺杀案发生后，在香港的高宗武也曾力阻汪前往上海。如此等等，都使日方对他产生怀疑，对高严加防范。5月6日，当汪乘船抵上海时，高曾往码头迎接。日本为躲避记者采访，以免走漏消息，让汪在船上暂住，但同时也不让家住法租界的高宗武离去。此后，高随汪赴日本时，不仅以高患有肺病为名将其隔开，而且，在汪结束在东京的活动回国时，日本还准备把高留下，甚至有将其毒死的传言(30)。
第三，从汪精卫集团内部来看，在汪逃抵河内后，高与周佛海之间，关于“和平运动”如何开展的问题意见分歧，高倾向于以宣传“和平”为主，周则力主一不作、二不休，必须前往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在伪党“六全大会”后，高虽然被指定为“中央常务委员”，但并未担任实际伪职；高本是一贯负责汪的对日交涉，但在汪与梅机关谈判中，高却被排斥在与日交涉之外。所有这些都使高深感必须脱离汪集团，另谋出路。
第四，高的脱离汪精卫汉奸集团，也是国民党军统的暗中策反活动的结果。高在香港期间，重庆当局曾通过杜月笙等人对高策反，劝其不要追随汪精卫卖国投敌。这对高有相当影响。1939年3月，即在高第二次赴日交涉之后，杜月笙曾与高会见，劝其悬崖勒马。高表示，他虽自动往日本，“而所作所为决不敢使国家民族蒙受不利”(31)。实际上，《大公报》刊载的所谓汪与平沼协定，其内容正是高宗武透露的。高随汪第三次赴日期间，亦曾向侨居长崎的友人黄溯初表示对汪精卫组织“政府”活动的不满。黄为此到上海，通过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万墨林及军统情报人员徐采丞等，秘密与重庆联络，经过周密安排，使高躲过日本的监视，顺利地离开上海，脱离了汪精卫集团。
高与陶希圣揭露了汪日密约之后，陶希圣奉蒋命留在香港，直至日军占领香港，才前往重庆。高宗武于同年4月，经埃及前往美国，寓居华盛顿，从此脱离政治。几十年来，虽然海内外不少学者前去往访，但高始终抱定“不写文章，不作政治”(32)之主张，对其与日本暗中交涉，促使汪精卫投敌之内情，以及脱离汪精卫之内幕，不作只字吐露。1994年9月24日，高宗武病逝华盛顿。高的缄默，为历史研究留下了不少遗憾。
收稿日期：1995年4月20日
注释：
①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②〔日〕西义显著、任常毅译《日华“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③⑥(13)(15)(17)蔡德金：《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2、1232、1233、1233、1234页。
④《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⑤《松本、意大利大使谈话》，上海日本总领事日高信六郎致北平日本使馆参事官堀内于城电，第262号，1938年6月28日。未刊。
⑥(22)蔡德金：《周佛海日记》（上），第108、196页。
⑧〔日〕西义显著、任常毅译《日军“和平”工作秘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⑨(12)(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1990年版，第383、383、19～20页。
⑩〔日〕影佐祯昭：《董道宁、高宗武两人来日》，《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54页。
(11)〔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卷，第117页。
(14) (16)〔日〕 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117、116页。
(18)〔日〕松本重治：《同梅思平会谈五次》，《汪精卫叛国投敌》，第237～241页。
(19)《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汪精卫集团投敌》，第95页。
(28)《渡边工作的现况》(2)，1938年11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90～292页。
(21)《今井武夫回忆录》，第294页。
(23)《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1938年12月18日）。
(24)以上所引见《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1939年2月。《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16～417页。
(25)以上所引：《影佐、渡边（高宗武）会谈报告》，1939年2月28日，日本外交档案（缩微胶卷），第493页。
(27)《彭学沛致汪精卫函》，1939年2月5日，原件藏江苏省档案馆。
(28)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三）《汪伪政权》，1981年版，第297页。
(29)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信》，1939年1月21日，《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60页。
(30)〔日〕犬养健著、任常毅译，《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167页。
(31)《杜月笙呈蒋介石电》1939年3月26日，《傀儡组织》（三）第149页。
(32)《高宗武复郭俊函》，1993年2月7日，笔者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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