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域：技术认知的三种图式与马克思对技术的认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图式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国技术哲学家R·舍普以《技术帝国》为题所出版的访谈录中，曾把马克思指认为属于那种“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技术的人之一”（注：R·舍普等著：《技术帝国》，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9页。）。所谓不同的方式，无疑是指马克思虽然不是直接以技术为主题和理论前提来阐发一种哲学，但在其思想中却包含了许多可以使人们从中受益的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对于这样的一种评价，应该讲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的确，马克思对技术的哲学思考或者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是他的整个社会发展理论、也可以说是他主张的那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一个层面。他常常在不同的视域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谈论技术，这些论述如果要使它们在思想上统一起来，仅仅依托某个单一方法论视角还是比较难以办到的。由于围绕技术思想方面表述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存在，事实上使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产生了大量的解释，它们常常通过作者的有力阐发而不断地影响着重读他们著作的每一个人。
一
理解和思考有关技术的问题，完全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来达到。从技术哲学传统的角度来看，技术成为分析的对象往往意味着必须把技术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来看待，也就是说，有必要围绕技术的主题去阐发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可以分别取自不同的学科视角，比如人类学的、生物学的、工程学的、心理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以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当然也可以从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规定和探讨技术问题。它们一个共同特点是把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议题和中心来加以考察，以给出相应的理解范式或揭示其中所蕴涵的某种独特的东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技术这一范畴所持有的一般认识和看法。更进一步说，“现代技术和它的作用能否成为一个主题并得到特别的关注，在很大成分上取决于如何界定技术。”（注：转引自玛丽·泰尔斯《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6期。）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对技术的认知可以从一种特殊的自然实体和价值实体的意义上来给出不同的分析。归纳起来，通常有如下几种理解方式是人们经常采用的：一是习惯地把技术指认为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系统，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从技术的客体意义上来理解的人工制品。亚里士多德说过，制造本身显然不是目的，它既从属于对善的各种可能的理解，也从属于这些理解所必需的政治秩序（注：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也许就是对技术的这种工具性质和手段作用的过分强调，不少人就直接地把技术当作解决人类特殊问题和用于完成他们以别的方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的系统，同时服从于人类的实践目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技术显然是属于那种不具有任何价值偏向的东西了，而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才使得技术成为一种善或恶的力量。这种理解模式要么把技术仅仅看成是各种人工制品和设备的系统，要么更广泛一点把它看作是科学的应用并以此给出相应的界定。
前哈佛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主任梅塞尼(Emmanuel Mesthene)就是持有这种技术中立论的解释者之一（注：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在他看来，新技术最根本的作用是创造某种新的可能性，而技术本身作为可能性的创造者则是价值中立的，它不过是工具手段普遍中立性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已。鉴于一切工具手段仅仅是偶然地与它们所要服务的目的相联系，并且相对独立于在目的中所蕴涵的价值倾向，因而技术原则上就不会产生什么特殊的伦理与政治问题，至于价值负载问题则来源于另外的基础，这是关于人类存在的另一方面。于是，手段与目的之间联系的偶然性反映了与纯粹物质决定论不同的理性、意愿的自主性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性，也就是说，反映了人作为能动的存在物能够运用它们以及创造新的条件去约束由技术表现所带来的一切可能性。这种从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技术观，由于把技术与它的运用后果彼此区别开来，把技术所给予的行之有效的作用与通过技术所显露的社会问题加以区别看待，因而长久以来使得技术本身在绕过了因可能造成的麻烦和谴责的同时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热心技术创新和借技术而进行垄断的集团和社会机构在坚持这种技术中性论的主张和信条，他们为这样一种技术的界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用于规避公众的谴责和实现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地辩护着。
另一种对技术的界定方式在性质上倾向于把技术视为蕴涵着某种价值因素的实体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以往传统的和现存的制度、体制、文化、人际交往关系和意识形态等体系，从而表现为相对独立的特征以及内在的逻辑性。它的极端形式常常表现为依照自身的发展而去塑造人类的发展，或者至少是突出地表现为用技术的方式或以技术为出发点来系统地描述现象世界和变化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屈就于人类的目的。这种带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时常会被人们纳入到隶属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自主论的理解框架中。在《技术的社会》一文中，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比较突出地再现了这种具有自主效应的技术性质，认为技术“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特性或没有结构的中性力量，而是一种具有特殊力量的权威”，它总是力图“用自己特有的规则来折射人类利用它的意志和人类为它计划的目标”（注：雅克·埃吕尔：《技术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3年第1辑。），从而使一切可供选择的其它价值准则和因人而异的使用结果丧失掉任何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去使用技术，就必须接受它的结局的特有性和自主性，接受它的一切规则：机械性的、量化的、形式的、效率的、操作性的和程式化的等等。总之，在技术的自主性面前，现代的人类已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技术就好象是一种弥漫物，一种嵌入社会之中的关系或结构，其性质仿佛与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所给予的那种统治性的界定相似。在这个技术代替资本的时代，理性也被潜移默化地趋同于技术的取向，以致于“自觉”的意识被一劳永逸地规定为技术的合理性。这是一种有别于用机器和人工制品等外部物体来描述技术的做法。由于它们并不能完全自发地结合到社会中去，因而人们可以对技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埃吕尔把技术理解为“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以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上以理性的方式再现的并绝对有效的方法的总称”（注：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New York:Random House,1964),p.25.），却是力求表达技术在人类一切领域中的渗透。它本质上是一种现象，或者说是一种“表现的工具”（注：雅克·埃吕尔：《技术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3年第1辑。），以此展现一种普遍的、单一化的、具有同化他物的性质。这就是他所界定的技术的惟一现代形式，它好像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谓“框架”的社会表现。除他之外，像芒福德(Lewis Mumford)、马尔库塞和舒马赫(E.E.Schumacher)等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们以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单一技术”即使不是极权主义的，至少也是非人性的。
技术认知的第三种图式被称之为背景论(contextualism)，它既不把技术视为工具也不看作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作为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来对待，即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渗透进了社会价值。如把技术规定为一种由社会来建构的特殊实践［拉图尔(B.Latour)、埃贝尔(E.Aibar)、芬尼伯格(A.feenberg)、比克(W.Bijker)、平齐(T.Pinch)、温纳(L.Winner)等（注：李三虎、赵万里：《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9期。）］。根据这种观点，技术一方面体现了技术自身的准则和内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与使用它的人的利益。斯塔迪梅尔(John M.Staudenmaier)曾对此作了这样的表述：“……脱离了它（技术）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受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注：John M.Staudenmaier,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Rew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s.:MIT Press),p.165.）这样一来，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单向的而是包含着多异质的因素，甚至被看作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政治过程，“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斗争的舞台。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在它上面人们讨论并进行着文明的选择。”（注：芬尼伯格：《技术的批判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玛丽·泰尔斯《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6期。）
技术的社会界定一方面避免从工具的角度（技术中性论）去谈论技术的自然和工艺性质，另一方面也避免从某种具有价值意义的实体特质上来讨论源于技术内在的或逻辑上的要求。在社会规定下的技术理解中，似乎并没有什么“性质”、“力量”、“效应”之类的东西能够归结于技术系统。像埃吕尔赋予现代技术的诸如合理性、自主性、自发性、自强性、普遍性等技术特质的现象（注：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在这里原则上是不能进入解释过程的。即使是在技术的社会界定中揉和了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把技术的本质和影响一部分地归入属于技术自身所具有的和表现的东西，那也不能排除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社会性质和社会影响的产物。所以，该种界定方式会尤其关注技术的现实性，关注技术发明和开发的最初环境，以及具体技术所发生作用的特殊的社会情境。与此同时，技术选择和使用的社会后果也被考虑进来。当然，这种社会的建构并不意指那种技术与个体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主要是指就对技术这一事物和现象的认知而言，理应被置于广泛的社会宏观背景中去加以说明。帕芬伯格(B.Paffenberger)于1992年采用的“技术文本”这一比喻，比较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注：李三虎、赵万里：《社会建构论与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9期。）在他看来，如果技术被确定为包含了某些社会属性的内容和意义的话，那么它必然会为构成社会目标的符号媒介所规范。换言之，技术文本的阅读有赖于围绕技术而形成的一套主流话语系统，惟有主流话语才能让我们解读出如何去看待某项技术。显然，这里所涉及的技术认知问题与技术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是取决于符号话语的规定性以及在此语境中技术所获得的特殊解释和表达。它一方面表明了技术通常总会以一种历史的和多维化的理解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从而构成技术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体制下的认知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只要人们去尝试改变围绕社会目标所形成的技术的“阅读方式”，技术的文本就会呈现不同的内涵，对技术的态度和理解图式也就可能会因此而焕然一新。这反过来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技术本身在使用和发展上所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或体制等方面的障碍，并为消除这些障碍寻找出路。作为对技术决定论的一种修正，社会背景中的技术定位看来总是要比工具主义的技术图式更有时代性和历史感。它借社会变量来给技术作出规定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通过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而变更带有异化维度的技术现象学批判有着某种的类似。
二
上述三种针对技术这一范畴所作出的描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在技术这一思考对象上所采取的认知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马克思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其中每一种理解图式，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它们之间的某些差异，也许，这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的技术图式并入到某个单一的技术框架中来考虑的理由。
把技术作为完整的概念来加以规定的性质，这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是难以见到的。他的确没有为技术下过什么专门的定义，仅就“技术”本身这一词汇而言，其使用的频率也是不多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在技术的名义下表达有关的具体事物。恰恰相反，马克思常常在不同的场合通过手工工具、生产或劳动工具、工作或工具机、机器和自动机等相应的概念，以及用手工业与工业、劳动与生产资料、生产力、工人制品、物化劳动、劳动价值的客观化、资本等范畴来指认技术对象，同时也用手艺、技艺、技能、工艺等属于操作意义的技术概念来阐述它们所具有的特定涵义。它们一部分是在直接的自然属性即自然技术或物质技术的意义上得到表达，还有一部分则被关联到一种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属性之中，有时也归并到人类学的视角中。总之，对于马克思而言，技术的对象，它的不同形式的表现物，并不能仅仅从孤立的、单纯的工艺学角度上来分析。一切技术的事实、事件本身，当它还没有获得来自人类学的、历史的或者社会的具体的规定性时，它只能是它自身，也就是说，它并不构成任何反映现实和特定社会历史内容的具有批判意义的性质和功能。
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内涵，首先需要澄清的还不是马克思对技术给予了哪些表述，而是有必要事先明确在技术问题上所基于的一种方法论视角，即技术在马克思那里是被置于何种理论背景下来讨论的？那些技术话语究竟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哲学旨趣？只有搞清以上问题，我们才能明确他在使用技术话语时的特定含义。
首先，马克思关注技术事物并非是出自对技术本身的考虑。他并不力求对技术作某种本体论上的诠释，也不打算从技术的内在属性中去思考和挖掘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因而，尝试把技术的逻辑作为马克思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前提假设并以此延伸出一种关于技术主题的哲学，如果不算是一种人为的理论强制的话，至少也是一种误解。在马克思的整个著述中，尽管我们也看到了大量引用那些可以说是属于技术哲学的不少经典文献，然而却没有迹象表明他的思想和观点是被统摄在技术这个单一的思考对象上。事实上，马克思就技术而展开的一切哲学讨论和在此基础上所表达的思想意向，从一开始就隶属于他的社会—历史哲学分析的一个整体，在此当中，技术所承担的角色功能往往是他以社会历史的现实角度来展示哲学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我们不免会发现，技术在马克思那里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被纳入讨论的视域，它不是以纯粹的工艺上的标准而被确定为认识的对象，而主要是以其中是否融入历史性的因素而被提及。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下来把握马克思所论及的技术对象。换句话说，贯穿于历史事件当中的技术要素以及技术范畴中的历史性质，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技术看法的一个优先需要考虑的方面。
其次，上述技术定位也可以反过来赋予另一种对等的含义，这就是通过技术自身的历史以及技术的各种表现形态来反观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的性质。可以说，这不仅是马克思围绕有关技术话题所借以表达的思想意向，同时也是我们理应重视的方面。其实，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划定的技术认知对象与在技术范畴中所力求揭示的历史性质和现实意义之间，原本就是统一的，它们的相互一致之处在于：通过对历史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解和反思，以达到对社会历史以及现实状态的批判性阐释，其目的是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联系在一起。所以，从机器，也就是说从技术的有关范畴中来把握它的哲学内涵，显然不是那种为了技术而去思考和理解技术，它一定是同马克思为历史确立的哲学分析原则紧密相关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在马克思青年时代表现为以人本主义为参照的现实和历史批判的方法论范式，之后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客体向度上的事实批判和历史定位。也就是说，从技术这个思考对象上所延伸出的旨在强调社会批判的哲学观点，有许多是从马克思为历史所确定的前提中显现的。以往的历史观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历史的现实基础，过于强调历史对抽象原则的依赖，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造成了历史与自然科学以及与技术的应用为特征的工业活动的对立。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的世界出发并使用现实的手段为争取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展开的历史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它的一个“独有的特征”很大程度地表现在所谓技术性的“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上，因为它们“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围绕技术的话题所展开的讨论，无论是借助于劳动的异化理论，还是借助于物质生产这个平台，都会使一个时代的现实和它的未来在哲学历史研究的批判基础上，结合人类自身的解放于一体而凸现出来。
于是，对技术的思考自然也就离不开生产和劳动这个议题。这个思想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其导言中就有所显露，只是当时还没有十分明确地从对“市民社会”的初期关注下表达出来。在马克思逐步放弃以抽象的人本学为历史批判的逻辑法则之后，一个从生活本身直接的生产方式出发去思考历史的现实观点就被提升为重点。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明确反驳了那种把历史的发源地排除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之外的观点，强调生产中“那些被历史的粗笨的手撮合在一起的原则”才是“真正的历史”原则，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的历史。这个观点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又有了更为明确地表述，指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一阐述其方法论的著名手稿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从生产这个前提出发的研究思路。他把物质生产作为建构历史的哲学分析基础，实际上是想说明“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如何，这样也就把技术问题带入了历史的分析中，从而也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技术哲学思考视域。（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
三
上述思考的方法论背景应该有助于在马克思对技术实际说了些什么的基础上寻找到某些一致的东西。鉴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作一简要地概述。
首先，技术作为劳动与生产上的手段、工具一般被抽象地加以规定。技术的直观概括通常离不开工具、技艺、手段和方法一类的东西，它们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适用于一切时代。马克思关于技术思考的起点，也是从上述这种普遍的一般概念出发的。这个简单的范畴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规定和各种不同的技术表现形态。由于涉及的是无差别的性质，即排除了在技术的特殊形式上的、同使用者或使用性质结合在一起的规定，因此技术的每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功能性上的要求，就只能在一般等式的工具中表达。这样，抽去了一切具体形式和现实属性的技术不仅可以在积极的意义上得到表现，而且同样可以在消极的意义上被论及。鉴于技术的使用在马克思那里总是围绕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而展开的，因而技术的一般形式也就在这种劳动和生产一般中表现为它们的技术和工艺条件，即劳动和生产在一切社会方式下的技术条件。其中，劳动资料很大程度上突出了作为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它体现为劳动工具、劳动技术或技艺，以及包括工艺过程在内的物的存在形式。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4页。），例如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即从最简单的工具或手艺到马克思时代最为发达的机器体系或工艺流程等，所以马克思说至少可以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技术意义上的）而非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工具的技术分类，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4页。）上述在劳动资料名义下被规定为劳动工具的、以及作为劳动的工艺手段来定位的技术性质，是马克思认为的不一定在劳动的全过程但毕竟要在过程内部起作用的一般要素和条件。马克思以为，无论劳动的社会关系如何，技术的这种一般性质都不会改变。
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来表现的劳动工具、劳动技能与技艺，以及在功能意义上被称之为劳动手段的技术规定，如果从结果和产品、从整个过程的目的的角度来考察，也可以被视为是生产上的技术规定，表现为一般实际生产的一般技术要素和条件，即生产工具、生产工艺和生产手段。它是用来直接对生产材料进行加工的物的条件，是生产资料中起主导作用的用来实现生产劳动和体现生产劳动能力的技术概括。这是在生产一般这个前提下抽象出来的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有关技术方面的规定，没有它，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作了相关的说明，“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可见，无论是从劳动本身还是从结果、从产生另一使用价值的劳动前提和手段上看，劳动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工具形态（机械性的和非机械性的）以及把工具作为劳动资料和生产资料来使用的各种技艺和特殊技能，是技术在劳动和生产上以物的属性或自然实体的方式来表现的一般形式。这种形式所反映的在人与自然方面通过生产劳动而发生的永恒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其中在历史上所表现出的本质的差异。从这个角度上看，技术意义上的劳动资料或生产资料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即是一个抽象范畴，又是有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来表现其特殊性的具体范畴。
其次，技术的一般性质在使用中可以形成技术的特殊性质和特定功能。活劳动只有抓住劳动或生产资料，并使它们起死回生，才能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工具和手段，从而为实际的劳动过程服务。不过，这种使用只能是社会的使用，是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的使用，它使技术在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中表现为特定的经济和政治规定性，表现为技术的社会属性。这样，通过对技术的使用我们便进入了与它的一般使用价值不同的、由一种历史关系来规定的使用价值，它同样在自己的一般的工具和手段意义上为劳动或生产服务，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它原来的自然属性，而是那种规定性所要求的性质。这种起初并非是自觉的、本质上属于社会约束和社会建构的技术表现定位，不仅反映在技术的产生和发明上，而且也反映在通过技术所实现的目的以及它的社会影响上。我们看到，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社会运用的途径，马克思的技术理念和对技术的思考才表现为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三种各自不同的技术理解范式。其中，技术的工具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于马克思就劳动资料所给予的那种一般性界定和考察，而技术在现实中所体现的本质则是从一般使用价值中折射出来的，因而是对一定社会、一定环境下起支配地位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于是，对技术的批判从根本上说也就变成对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把技术在使用价值上的一般性或者说技术本身，与它在一定经济生产形式中所体现的东西、所借以发挥出来的力量区别开来。这样的理解方式使技术在使用中更多地带有了现实和历史的性质，例如作为资本的要素及伴有资本的性质等。当然，这种使技术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括劳动资料的技术才作为资本的构成被生产出来，并在这种生产关系之内被用来进行新的生产。这一资本的生产属性，一方面把技术的机器形态作为它的劳动或生产资料的最为恰当的表现形式，作为能够容纳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和形成某种集约效果的社会生产力来使用，另一方面也把活劳动与上述体现在技术中的东西以颠倒的关系来表现一种性质，使技术的“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从而变成了事实上“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4页。）的状态。这样一来，马克思关于对社会的哲学历史批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技术这个层面上。这是技术被引入一定的经济范畴即资本范畴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它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批判，而是对技术借以表现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批判。
作为资本范畴的技术同样具有两重性。资本在它的形式规定性上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形成的劳动资料的技术基础，把它们置于资本生产的物质条件之下，以便通过极度扩张劳动生产力这个必要前提来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另一方面，仅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又把这种生产力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表现为人被物所支配的那种生产的扩张。于是，代表一般劳动工具和手段形式的技术系统，以及以产品的机器形态来体现的物化劳动，就以资本生产的方式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力量，连同它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融为一体。这样就实现了围绕技术的两重社会批判，客体向度的并以物质实体力量来表现的具有建构性的事实批判，以及以人文精神和人学关怀取向为依托的在历史意义上来理解的价值批判。这两种批判被分别地指向了社会历史本身，指向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和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社会生产关系。因此，技术所借以表现的，是在发挥历史动力作用的同时也实现着一种压迫生产者即工人的异己功能。然而，产生异己力量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又往往在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中，在机器对人的压迫和支配下所表现的生产力的增长中，通过逐渐显现出来的与其生产力的不相适应，而被自觉地加以变更。由此，在关于技术对象的思考上，我们看到了另两种前面已经提到的对技术的认知图式：作为一种在社会规定性上来理解的技术以及作为一种体现历史建构力量的物质实体。前者通过劳动资料的形式而成为“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4页。），后者则反映出人类劳动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展程度，它通过在人对自然的关系方面为历史奠定物质生产基础这样一种途径，作用于其中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从而影响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因此，马克思关于技术的理念不仅包含了对它的一般性的认知，同时也有人们常说的在价值上的负载，这与其说是针对技术本身的描述，不如说是有关它的现象学的反思。技术视域的这种现实性和历史性，导致了技术被赋予为某种社会批判的寓意。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并不完全是属于技术的，而更多地是作为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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