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济模式认识过程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苏联论文,过程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7）05—0014—08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说过：“我们过去照抄照搬了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① 本文不能全面涉及苏联模式，仅从党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角度，系统考察这一认识过程，这对于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俄为师”：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学习（1949—1956年）
1949年初，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中国，听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未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毛泽东在谈到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时表示要向苏联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②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经验，并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访问，带回部分苏联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出访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学习苏联经验进入实质性阶段。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形势，发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提出要确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进行计划经济建设，并指定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但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③ 1951年12月，毛泽东首次明确指出：“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④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国家工业化的战略。
既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怎样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就只能向苏联学习。1952年8月，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和陈云在前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两次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我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表明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得到了苏联方面予以援助的明确保证。1953年4月4日，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我国参考了这些意见，并对“一五”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业化初始模式就是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一个翻版。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在经济中加大社会主义比重，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就在周恩来、陈云等回到北京的1952年9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⑤“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⑥ 为什么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在听取了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会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呢？“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一五计划进行援助、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⑦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就中国怎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征求意见。信中写道：由于国营工业的发展将大大超过私营工业的发展，“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⑧ 斯大林收到信后，会见了中共代表团并作了答复，肯定中共的想法是对的。
可以说，从1953年开始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国家工业化为直接目的的。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⑨。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清楚地印下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轨迹。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质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当时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认为只有通过农业合作化，才能使农业由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从而解决高速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粮食问题。而“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毛泽东批评那些不同意上述方针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⑩ 经过疾风暴雨式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5种经济成分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奠定了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李富春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实行计划经济，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建设。这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榜样，“使我国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条件”(11)。因此，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时，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就完全形成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就要对与之适应的经济资源实行集中计划配置和管理的办法。从1953年起，国家先后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又把生猪、蛋品、烤烟等纳入统购统销范围，商业也对主要轻工业产品实行定购包销。这样，直接计划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随着“一五”计划的执行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批准试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使各级计划机构和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整个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臻于成熟，并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确认，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正如薄一波所说：“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拟订的，156项骨干建设工程也是苏联援建的。当时，我们自己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缺乏经验，很自然要搬用苏联管理经济的一些办法，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12) 当时我国的这种经济体制，对集中力量进行156项建设项目，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从建国初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学习苏联的经济模式集中体现在，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推动工业化，建立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如毛泽东所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13) 又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14) 可以说，“照抄照搬”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
二、“以苏为鉴”：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反思（1956—1962年）
1956年前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自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到1955年间，苏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悄悄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提法也发生变化，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4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对《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批语中说：“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15) 5月5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这几个文件中所说的问题(16)。苏联的这种变化，开始使中共和中国人民从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迷信中有所清醒。在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就提出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17) 毛泽东这段话是有感而发，表明他已在重新考虑如何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经验问题。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18)。由于时机不成熟，并没有公开宣传。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这为人们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经济模式的迷信，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思考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提供了契机，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公开地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19)。正是有了这种宽松的国际环境，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开始进行反思，将“以苏为鉴”问题从小范围讨论转向公开化。
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由于全面仿效苏联经济模式而造成的消极后果，此时也开始显露出来。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在一开篇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0)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之后的一段时间，围绕着这篇讲话所提出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对如何从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理论思考。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21) 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又明确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2) 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篇，在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思想。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23)
在经济管理公有制方面，毛泽东鉴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中央集权过多，压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权的弊端，强调“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24) 八大以后，党中央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了行政管理职权，调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商业的管理权限下放给了地方和企业，使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
在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报告提出：“在国家统一市场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25) 毛泽东在八大以后，也曾经提出过与苏联经济制截然不同的、被他称为“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他说，“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设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6) 这一主张得到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
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鉴于苏联在长时期内，重积累、轻消费，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的教训，指出：“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27)“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28) 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寻求比苏联搞得更快更好的方法。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29) 1958年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即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以期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快更好的路子。但是，正如金冲及所说：“毛泽东在主观上是想闯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新路来，让人民快些过上好日子；但由于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又过分自信地沿用了中国党在战争年代所熟悉的那种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违背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结果受到了严重的惩罚。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30)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跳出苏联经济模式的框框，甚至走得更远。如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生产关系上急于向更高级的形式升级过渡；“以钢为纲”把国民经济比例搞得严重失衡；分配上实行部分供给制到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大刮“共产风”把农民挖得比苏联的余粮征集制更苦等等。
三、“反修防修”：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维护（1962—1978年）
自1957年2月始，毛泽东开始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31)，但当时只是作为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全党仍然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艰苦努力。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搞清苏联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把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包括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看作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搞修正主义。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甚至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看成是修正主义的表现。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把彭德怀等说成是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他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32)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矛盾加剧，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问题的看法日趋严重。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33) 从而事实上提出了中国“防修”的问题。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开始把党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同国外的所谓“修正主义”归为一类，他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34) 全会公报还说：“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35) 毛泽东在抓阶级斗争的题目下，严厉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说，近年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会后撤销了由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再次被压下去。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是毛泽东从“以苏为鉴”到“反修防修”、从寻求突破苏联经济模式到维护苏联经济模式的转折点。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对公有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搞集体向全民过渡，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对非计划经济活动予以制止和取缔，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接近消失，在相当多的经济领域内，全民所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成分。1966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取消资本家定息；把大型合作商店逐步转为国营商店，把大量的小商小贩转入国营商店的代购代销店。此后，大批的城镇集体工商企业，不是合并，就是转为国营，或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在农村，则几度掀起经济核算单位“升级过渡”的高潮。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受到冲击，“穷过渡”被强行推广。据中国统计年鉴（1981）统计，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总数，由1966年的74755个降到1978年的52781个。1967年又掀起旨在取消城乡个体经济的“升级”、“过渡”热潮。大批农村集市贸易被勒令取消，自发进行交易者遭到批判和没收。这些政策，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进行，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化和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化，把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推向极端。
四、“走自己的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扬弃（1978—199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学习苏联经济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充分暴露，引起我国领导人的深刻反思。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吉布尼时，就苏联经济模式对我们的影响问题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36) 如何突破苏联经济模式？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驳斥了迷信苏联经济模式者认为的把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的观点。这表明邓小平已开始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7) 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次出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极大地摆脱了苏联经济模式在思想理论领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束缚，在内容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迈进了一大步。邓小平把这个决定称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策经济学”。他在1984年10月26日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做出这样结论：“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38)
此后，邓小平在理论上反复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实质而言，就是探索不同于苏联经济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高级企业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9) 邓小平强调了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和市场问题，可以说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思想的初步酝酿。1987年2月6日，在党的十三大的准备过程中，邓小平同几位负责同志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他不无针对性地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40) 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十三大报告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相比有了很大突破，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把计划与市场看作同一层次的范畴。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41) 这表明，党中央已经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是调节手段，从而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改革是异常艰难的事业，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传统理论的顽强束缚，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伴随姓“社”、姓“资”的争论，因此，就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改革实践经验，对来自于苏联经济模式影响的传统观念进行彻底的批判。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42) 1988年5月，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说：“别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43) 这是邓小平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只搞计划的苏联经济模式的否定，坚定了彻底改革苏联经济模式的决心。随后，邓小平进一步分析了苏联经济模式弊端的根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找出了其经济衰退的根源，总结了苏联经济模式的经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取向提供了借鉴的依据。因而他在1989年5月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44)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述，达到了理论上的成熟。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45) 邓小平的讲话，为我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明了方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6) 这就对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妨碍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这一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即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还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精辟论断，是对中国学习苏联经济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标志着苏联经济模式在中国最终被扬弃。
注释：
①(37)(38)(39)(40)(42)(43)(44)(45)(4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3、95、148～149、203、237、265、292、367、373页。
② 《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36页。
③⑤(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213、472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⑥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⑦ 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⑧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8、370页。
⑨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250页。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12)(34)(3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7、1099～1100、1101页。
(13)(19)(20)(21)(22)(23)(24)(26)(28)(3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126～127、365、78、116、369～370、31、170、29～30、233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页。
(1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2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
(27)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3页。
(30) 金冲及：《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23页。
(32) 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3页。
(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9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4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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