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角中的转轨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全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全球视角出发，通过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认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发展趋势，进而有助于我们构建一个全新的分折框架来理解转轨经济，获得许多新的启示。
一、对过去研究的评价与反思
最初的转轨经济理论是由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它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从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Wasington consensus)以对转轨国家的实践加以指导，然而俄罗斯、东欧等转轨国家实践上的失败使新自由主义转轨经济理论受到了各方面的批判，从而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形成了三个视角从不同的侧面来研究转轨经济：第一个视角是以科尔奈、布鲁斯等人为代表，他们延续了20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论战时的分析框架，主要围绕着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和各种体制模式展开研究，着重分析集权、分权模式的优缺点，从比较经济体制的角度阐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进而对转轨经济展开讨论。第二个视角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他从信息经济学和产权理论出发，指出由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备的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这些市场失效问题，因而政府应该在经济转轨中起主导作用，他认为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应该主要围绕着明晰产权关系、形成激励和竞争机制、解决信息问题、降低交易费用等问题展开。第三个视角是目前居于主导地位的“演进－制度”学派，它放弃了一般均衡，以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主要方法，强调产权和激励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演进－制度”学派注重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它批判“华盛顿共识”事实上强调经济转轨结果的惟一确定性，指出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应该有不同的制度演进方式和道路。
我们不难发现，已有的对转轨经济的研究尽管在使用的理论工具上存在着差异，但总体思路是把转轨国家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框架下，在假定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展开分析，从而忽略了外部环境变化对转轨国家的影响，其理论研究更侧重于体制转轨问题。（注：其实“华盛顿共识”已经注意到了转轨国家如何融入到世界经济中的问题了，然而“华盛顿共识”在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的把握上出现了偏差，没有认清转轨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因而在转轨国家的实践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使得其所倡导的开放的自由主义观点遭到了比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进－制度”学派的批判，进而使得对转轨经济的研究越来越封闭，过于注重体制转轨的研究，而忽视了在开放条件下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受到的制约。）然而现实情况是，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的态势，拥有雄厚资金、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全球金融日益融合，国际投资空前活跃，生产要素实现了跨国配置，信息技术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在这种强劲的时代潮流推动下，封闭的经济实体由于不能分享产业分工和信息交流的好处而几乎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毫无疑问的是，转轨国家所处的环境越封闭，其受到的限制就越少，转轨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可供选择的道路就越多，而环境越开放，转轨国家面临的限制就越多，因而其发展可供选择的道路就越少。这样看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转轨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除了体制转轨外，更主要的是如何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来，找到其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链上的位置，寻求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对转轨经济的研究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视角，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经济全球化解析
“经济全球化”是上个世纪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我们在这里力图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和趋势有个准确的把握，为理解转轨经济提供一个框架基础。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在实体经济领域，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的分工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和完善，其国内的企业主要处于产业分工的上游，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企业所开发的产品前期投资巨大，一旦产品被开发出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替代品，产品的附加值较高。而大部分转轨国家的企业一般不具备产品技术开发所需要的雄厚实力，只能将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产品拿来进行改造，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对产品的流程进行优化组合以降低成本，因而其国内企业往往是紧跟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后面，处于产业分工的下游。这些企业的产品由于技术成熟，替代品较多，因而竞争激烈，产品的附加值低。这样在国际间的产业分工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技术领先、资金实力雄厚而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其产业调整引导并制约着包括转轨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当经济全球化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为一体的时候，随着外国商品的涌入，可能会对转轨国家产业带来巨大冲击，加大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并有可能诱发国内金融风险。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是造成金融体系不稳定，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沙奈指出，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并没有取消各国的金融体系，他们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体比并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三个特点：首先，它有明显的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规模所决定的；其次，这个整体的各个监管和监督机构是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再次，各个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的统一是由金融交易者根据各市场不同程度的差别进行交易来实现的。（注：〔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5月，第2页。）“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忽视了转轨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因而其听倡导的开放的自由经济必然给转轨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必然导致经济的虚拟化。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生产国际化，然而迄今为止只有金融全球化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真正得以实现，出现了24小时无国界不间断的证券交易市场，而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但是由于事实上贸易壁垒的存在，各种生产要素还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实现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在全球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依然采取产业投资的方式，可见，金融投资是当今世界上真正可以较顺利地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源。另外，正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资本移动、货币兑换、金融等符号经济从产品、服务等实体经济中完全独立了出来，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而且在大体上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注：彼得·德鲁克：《改变世界经济》，《经济学消息报》，1997年8月8日。）对此，刘骏民指出，整个经济基本上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附着在商品物流上的物价系统；二是资产价格体系，前者是以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后者是以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定价采取预期收入折现的方式，亦即资本化定价方式。（注：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这正好和上文提到的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相印证，事实上，在经济的发展逐渐打破国家的界限走向国际的过程中，随着金融深化和资本化定价方式的泛化，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整个经济正在迅速地虚拟化，即从附着在有形商品上的价格系统向主要附着在（有形、无形）资产上的价格系统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通过研究金融全球化的动力和特点就能够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和趋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经济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是不断地趋向于虚拟化，金融发展试图不断地摆脱实体经济的束缚而寻求独立发展，因而作为虚拟经济主要载体的货币资本的发展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能够体观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集中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为获得利益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要求打破国家的界限，在不断地运动中实现价值增值，也正因为如此，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货币资本就成为打破国家界限在国际范围内循环流动的资本的主要形式，通过扩张，货币资本逐渐地对投资部门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尤其决定性地改变着收入分配的结构，使之有利于享有金融企业收益利息和红利的食利者，从而带来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由于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养老基金，因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原动力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操纵在“新兴”金融中心进行的金融投资，实现让他人支付一部分退休人口社会保障的目的。（注：〔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5月，第5页、第7页。）
三、经济全球化下的转轨经济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即从横向来看要求打破国家的界限，实现经济的全球化，从纵向来看则不断地呈现出“虚拟化”的趋势，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的主要以价值和货币形式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价值系统，在不断地摆脱实体经济的束缚而相对独立化。事实上，这两个趋势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经济的虚拟化，而经济虚拟化的动力则来自以获利为动机的资本的扩张冲动，它要求经济的发展打破国家的界限，走向全球化。可见，经济发展的虚拟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而经济全球化则是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主要体现。转轨经济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联动关系，因此，在全球视角上考察转轨经济，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转轨国家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以及制度构建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1.重新认识转轨经济的本质。经济学界对转轨经济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在科尔奈看来，所谓转轨，就是指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他认为从各个历史背景和文化中产生出的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其最基本层次分析，都有其共同的特征，即“体制的特别品性”(the system-special attributes)，这些品性就成为判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科尔奈构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制度模型”，从而回答了什么时候“转轨”开始以及什么时候“转轨”结束这两个带有宏观和历史时间跨度的问题。（注：Janos Kornai,"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Winter 2000:27-42.）萨克斯等人则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是宪政转轨中的一部分内容，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过渡。（注 ：萨克斯 胡永泰 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6月号。）与这几位学者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将转轨经济的本质定位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转轨的直接动因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低效率的不满，转轨的结果一部分国家推翻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框架，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另一部分国家却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良好业绩。这样看来，将转轨经济的本质概括为“从计划到市场”可以广泛地包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一实践现象和改革的各种模式。
然而这种概括出现的新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上对转轨目标认识的模糊，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着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如美国的政府微调型模式、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瑞典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模式以及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等，究竟哪一种市场经济模式适合于转轨国家呢？当我们不再把眼光局限于转轨事件本身只研究一个封闭体系中的体制转型问题，而是从全球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其共同特征是经济发展都呈现出纵向虚拟化的趋势，虚拟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摆脱实体经济的束缚而相对独立化，虚拟资本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这说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并不是以投入产出为特征的物质技术关系，而是一套以观念支撑的价值系统。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转轨国家在转轨前所实行的无一例外的是一种建立在经济计划基础上的产品经济，这个经济系统由于以生产和消费的技术关系为基础，它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是一套实体经济体系，这无疑是与整个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势相背离的，因而转轨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在原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再构建出一套价值系统来真正反映在实体经济下被歪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构建这套价值系统就必然要求转轨国家建立商品经济，重构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2.重新认识转轨路径和转轨绩效。在把转轨经济的本质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础上，理论界一般把经济转轨的方式划分为“激进式”与“渐进式”两种。前者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采用的转轨方式，他们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然后通过一整套激进的转轨措施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后者则为中国和越南所采用，在暂时不破坏旧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以达到体制的转换，从而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然而从转轨国家的实践来看，我们很难对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加以严格区分，采取渐进方式的中国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是很激进的，而采取激进方式改革的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实际上在企业私有化问题上也有一个先对小企业私有化、后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改造的次序问题，因而对转轨路径的这种划分并不能对转轨绩效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所有转轨国家都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对矛盾就现实地表现为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问题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国家的转轨绩效差并不是实行激进式转轨方式直接带来的，而在于他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经济体系，在本国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匆匆打开国门融入全球化，这就使得本来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劣势的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中国则与此相反，它是在先实行改革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体系，有步骤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这样就较大限度地避免了国外经济环境的冲击，保持了转轨的稳定性。可见，在原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再构建出一套价值系统，来真正反映在实体经济下被歪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是转轨国家调整自己的经济体系，妥善处理改革与开放之间关系的必然选择，只有当这套价值系统得以最终形成，转轨国家的转轨目标才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