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视域下的拉美新左翼政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左翼论文,拉美论文,政权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3)05－0087－08
一、关于拉美新兴左翼政权的定义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丁美洲的政治图谱再次开始左转，然而这种左转却不同于20世纪末之前以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等老左翼政权。对于两者的区别，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出现这样明显的区分，知网上关于拉美新左翼的文章有编译自国外学者的《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以及国内学者陈志强发表于《上海商学院学报》的《拉美新左翼与华盛顿共识》、袁琳在《拉丁美洲研究》上发表的《德国学者论拉美新左翼政权》，其中仅有《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和陈志强的《拉美新左翼与华盛顿共识》中稍微提到了区分拉美新左翼和老左翼的分类。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陈志强误将墨西哥前外交官员与现任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古特曼(Jorge Castaneda Gutman)的头衔改为美国学者，而卡斯塔涅达本身就是墨西哥的前任外长，在美国仅仅只是客座教授而已，并非就是真正的美国人。
拉美新左翼的研究范畴并非包括苏联解体以前就诞生的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或者20世纪90年代以前就已经倒台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秘鲁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政权、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而拉美新左翼政权只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委内瑞拉前查韦斯政权、厄瓜多尔科雷亚政权、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权以及巴西卢拉政权、智利巴切莱特政权和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政权等政权。
二、拉美新左翼走民主道路的必然性
进入21世纪以后的拉丁美洲左翼政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执政，并不是这些左翼政党的天然选择，而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首先，拉美传统左翼政权执政范式的失效以及民主体制在拉美的巩固和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民主政治的失败，成了拉美新兴左翼政权国家选择民主道路的三个必然性因素。
(一)拉美老左翼执政范式的失效
著名墨西哥政治科学家也是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G.卡斯塔涅达(Jorge G.Castaneda)，在他1994年著名的著作《没有武装的乌托邦：冷战后的拉丁美洲左派》(Utopia Unarmed:The Latin American Left after the Cold War)中提到，冷战已经停止，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悄然终结。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亲美的情绪遍布拉美地区。今天保守分子、亲资本分子以及亲美技术官僚大都通过民主选举掌控西半球的权力。美国为这种变化，花了30年的时间。[1](P3)15年之后，卡斯塔涅达宣称拉美左派已经进入历史循环的坟墓这一预言似乎并没有实现。实际上，“实存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终结标志着拉美左翼一个时代的结束。进入新千年后，拉美左翼的策略开始从武装革命转向民主选举以及民众抗议。[2](PP.1－2)“左派”这一概念，有多种解释。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一概念与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相联系。拉丁美洲的政治左翼强烈地认同社会公正、经济发展、民族解放以及社会经济平等，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提倡通过土地改革、累进税、保护和扩大工人的权力、国家积极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敌视国外资本以及扩大福利服务以此进行财富重新分配。[3](PP.716－734)20世纪50－90年代期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古巴卡斯特罗政权、智利阿连德政权、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及秘鲁加西亚政权先后通过民主或是暴力革命执政，但由于这些老左翼政权将他们社会目标与经济政策捆绑在一起，因而他们不幸地倒在慷慨的经济政策以及外部干涉之下。此外，苏联的崩溃也引发了国际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拉丁美洲也不例外。[4](P41)不容忽视的是，除了过于激进的土地改革和急进的经济改革，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之外，拉美老左翼政权的垮台背后也有美国的因素。危地马拉的阿本斯由于侵犯美国垄断糖果集团的利益而引发政变被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组织的政变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也受到美国的封锁；古巴更是经历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封锁。但不论是老左翼过于激进的改革措施或是美国对拉美老左翼的种种政治封锁、经济制裁，拉美老左翼政权崇尚社会主义的执政方式在20世纪被证明鲜有成功的案例(目前仅有古巴存在)，同时美国作为在拉美极力推崇民主制度的霸权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以及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成了美国对外干涉的两个主要标准，因此拉美新兴左翼力量走民主道路既能够避免重蹈老左翼过于激进的改革道路，同时也能够避免美国将新左翼政权归纳为非民主国家而进行干涉，因此要避免重蹈拉美老左翼失败的道路，也要避免美国以非民主为干涉拉美的借口，拉美新左翼的执政合法性路径就只能走通过民主选举的政治路径。
(二)民主体制早已扎根于拉美政治土壤之中
自1978年开始，拉丁美洲经历了该地区历史上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个民主化“浪潮”。一个许多国家未曾有过民主化政治实践或民主体制常常短命的地区，已经成为民主体制不仅能够长期续存而且能够度过经济、社会危机的大陆。[5](P43)皮特·史密斯(Peter smith)在《拉丁美洲民主》(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最后部分制作出了一份1900－2000年拉美19个国家的民主分类图表；史密斯将19个国家在1900年－2000年所经历的政治阶段分为以下四类，即民主、半民主、寡头政治以及非民主体制。在这一阶段中这19个国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权类型变换不断。有的国家呈现出A－B－A－B的循环，如委内瑞拉(1900－1998)、秘鲁(1948－1991)、巴拿马(1900－1967)、墨西哥(1913－1999)、洪都拉斯(1900－1957)、危地马拉(1900－1944)、萨尔瓦多(1900－1979)、厄瓜多尔(1900－1934)、哥伦比亚(1900－1937)、巴西(1930－1984)、玻利维亚(1900－1982)、阿根廷(1951－1972)。[6]但这些国家无论是经历了从非民主到半民主的过程，或是经历了从半民主到寡头的过程，或是经历了从非民主到民主亦或是其他政权类型的交替循环，除了厄瓜多尔以外其他国家均为民主国家或半民主国家。民主巩固是一种经历民主体制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民主国家不可能因为外部冲击而重回威权体制行列。[7]而拉美国家中除了古巴和厄瓜多尔以外，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有20年之多。[8]拉丁美洲各国民主的共识已十分强烈，因此如果随意打破宪法框架，可能导致政治外交上的孤立也可能引发强劲的经济制裁。[9](P63)
1998年，随着已故总统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登上委内瑞拉最高权力中心之后，21世纪后巴西、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先后从民主选举中产生了左翼总统。因此民主体制的巩固，也是拉美新左翼选择走民主道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三)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民主政治的失败
1989年，拉丁美洲第一次发生大范围的反对市场民主的抗议和暴动的国家是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即使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石油价格从1974年就一直走高，但为了控制住逐渐恶化的外部债务危机，委内瑞拉不得不采取了IMF支持的稳定政策。1989年，当佩雷斯再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后，他背叛自己的竞选承诺，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因此愤怒的民众走上加拉加斯街头，但很快被武装镇压下去，这次街头抗议有400多人丧生；[10](P37)最终佩雷斯由于滥用和盗用公共资金而被正式罢免总统职务。如表格1所示，在拉美政治图谱开始左转之前，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总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招致拉美民众普遍不满，最终大部分的新自由主义总统在任期没有结束时就被赶下总统宝座。民众所反对的是受限制的民主、国家从经济领域撤出后的不道德市场经济政策。抗议者所需要的是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达成一份民主协定：要更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且建立一个新型的领导层。[11](P42)而21世纪拉美新左翼政府，正是在反对新自由的政治环境和选民情绪中应运而生的。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推行了“罗宾逊”计划等一系列旨在消除贫困的社会政策。2013年，刚刚连任的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也不例外，在经济上科雷亚主张“恢复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摒弃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华盛顿共识，他主张能源国有化，反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科雷亚当选总统后于2009年将长达10之久的美军基地撤出厄瓜多尔。作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个普通工人出身的总统卢拉曾经流浪街头，深知贫困人民的艰辛。其政党人员也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公务员。卢拉在执政期间推行了“家庭补助计金”项目、“扶住家庭农业计划”、“基本药品援助计划”等扩大社会领域公共投资的计划，将社会保障的福利惠及更多的人民。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以及扫盲运动，此外，莫拉莱斯政府还加大对医疗设施的投资力度。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民主的失败开启了另一种左翼形式民主运行系统。就目前而言所有拉美新左翼政权虽然有的因为选举而不再执政，有的政权在执政时期时有街头抗议，有的在执政期间由于突发疾病而去世，但并没有哪个左翼政府被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所推翻，因此新自由主义＋民主框架的失败也使得拉美左翼与民主机制的结合顺理成章。
三、拉美左翼政府与民主的关系
拉美左翼政权除了走民主道路之外，民主政治与拉美左翼政权之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联系。首先，民主程度的强弱可以区分出拉美激进左翼政权和温和左翼政权的差别；其次，拉美激进左翼政权国家中民主选举的现实突破了政治学中“民主疲劳症”的理论；最后，拉美纷纷出现的左翼政权也证实了民主体制能够粉碎资本主义理论无所不能、十全十美的神话。
(一)民主指数体现拉美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的差别
表格2、表格3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研究和发布的一个政治生活量化指标。2006年，经济学家第一次公布民主指数。与一年一度的和平指数不同的是，民主指数至今(2013)只发布过四次，分别是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通过60个问题，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现行的民主状况进行调查，并以民主指数表示各国现实的民主状况。民主指数的分值从0分到10分，根据民主分值的大小，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成熟民主国家”、“初步民主国家”、“过渡政体”、“专制政体”。2006年的图表中拉美温和左翼政府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政府属于完全民主国家，巴西卢拉政府以及智利的巴切莱特政府属于初步民主国家，玻利维亚莫莱斯政府虽然属于初步民主的国家，但其总体分数排在末尾，因此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与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以及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同为“过渡政体”。根据图表二来看，就目前2011年最新的民主指数排名得分而言，乌拉圭穆希卡政府仍然属于完全民主国家，巴西罗塞夫政府为部分民主政府。由于2010年巴切莱特结束总统任期，智利右翼皮涅拉通过竞选担任智利总统，因此将智利排除在外，而委内瑞拉前查韦斯政权、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府、厄瓜多尔科雷亚政府仍然属于“过渡政体”。根据《经济学家》民主表现调查得出结论：就拉美的温和与激进左翼政府而言，民主表现的差异更能显现出拉美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的差别，温和左翼排名靠前，激进左翼排名靠后。
(二)拉美左翼对“民主疲劳论”的突破
在政治学中，选举疲劳或是选举冷漠是选民在特定条件下，被过多地要求进行投票活动。选举疲劳可以被用来批评民主体制，尤其是在特定情况下选民不断被要求通过投票来决定政策走向(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多)。民主疲劳症由以下主要原因构成：
·选民对议题毫无兴趣，
·选民对亲自投票感到厌烦，
·选民认为他们的选票可能没有被计算在内，
·选民进行的选举次数太多。[12]
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曾于2009年《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一期中提到拉美国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下降，当前拉美国家的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军事政变，而是越来越多的选民通过不参加投票或投无效票的方式以此拒绝参与民主化进程。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府官员以及领导人腐败司空见惯，诱发了选民的“信任危机”。第二，选民普遍对近几年的民主进程不满意。2000年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在拉美只有25％的被调查者对民主感到满意。80年代这一比重为37％。同一民意测验还表明，76％的人相信教会，70％相信电视上的报道，42％相信军队的作用，而相信政党的只有20％。第三，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虽然成绩显著。但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第四，一些政党内部的“自相残杀”也损害了这些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
江时学的一番言论看似有力，但他所依据的事实在时间上缺乏说服力，他的文章是发表于2009年的，那么2001年的资料是否具有参考价值？虽然拉美各国确实存在着对政党的不信任，[13]但从参考图1拉美各国民众对民主的满意程度来看，1996－2001年间，拉美这七大国家中，阿根廷、智利两国公民对民主表现的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但随着1998年委内瑞拉已故前总统查韦斯上台后，拉丁美洲政治图谱开始呈现出鲜艳的粉色，巴西、智利、阿根廷也在21世纪纷纷进入左翼执政时代；这也是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四国民众在2001－2009年这一时间段中对民主满意程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的原因。同时从表格4来看，2001－2011年期间，由于无法给出多米尼加2001年的数据，因此该国情况不明。除此以外，将表格5拉美左翼政权的执政时间作为图1的参考系来看，由于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在2011年才出现左翼政府，因此哥斯达黎加与秘鲁两国民众在这十年间认为民主体制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数据均有所下降，而墨西哥、洪都拉斯在传统中右翼势力政府的治理下其民众认为民主体制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政府这项指数也呈现下降趋势。这一衡量标准放到中左翼政府执政的国家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乌拉圭下降了四个百分点以外，其余拉美中左翼国家民众在这项指数上上升幅度皆较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2010年拉美晴雨表与欧洲晴雨表的对比当中，拉美民众相信政党的比例为23％，高于欧洲的18％，也高于本身2001年的20％。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政党其中也包含着拉美右翼政党，但由于拉丁美洲现在有60％的地区由左翼政权掌管，因此这种提升仍然是由于拉美新左翼政权出现的缘故。同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比例为45％，高于欧洲标准的29％。[14]因此拉美新左翼政权也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民主疲劳症”的症状。
图1 拉美各国民众对民主的满意程度
(资料来源：拉美晴雨表)
(三)拉美民主粉碎了资本主义美好无比的神话
萨缪尔森提出资本主义和民主都需要对方：前者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后者则掩盖了资本主义的不公，从而维系了公众对它的支持。但是，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微妙的，因为一旦民主权被过度使用，就有可能扼杀资本主义。而包括阿罗、布坎南、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共享的理论假设就是：民主的无限扩张会颠覆资本主义。[15](P187)此外，奥唐奈、亨廷顿以及一些拉美依附论的理论家都认为民主制的前景黯淡，他们大都声称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给第三世界各国经济制度带来了机能障碍。奥唐奈和亨廷顿认为在民主制度下，群众更难驾驭，因为工人阶级和贫困者的社会和福利要求会妨碍经济增长。[16](P73)虽然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左翼政权中思想流派杂乱，但大部分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如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便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提出了“社群社会主义”，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也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巴西前总统卢拉所在的党派也提出了“劳工社会主义”的概念。虽然以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国家的政治话语，不是完全的科学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都一致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倡社会主义的概念。拉美新左翼政权全部通过民主方式执政更是验证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凸显出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民主同样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伴生物。因此，拉美新兴左翼政权国家存在和发展显示了民主理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另一种实践样本。
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政治图谱开始左转，这一转变历程并非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前的传统左翼政权。21世纪的拉美新兴左翼政权全部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这一路径也具有其必然性。传统左翼执政方式，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民主的失利，民主机制在拉美的巩固，这是拉美新兴左翼政权国家必然产生的三个根源。而民主与拉美左翼之间也存在着一系列特殊的关系：首先，民主指数可以区分拉美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其次，拉美新兴左翼政权国家改变了民众对民主的态度并消除了民主疲劳；最后，拉美新兴左翼势力在21世纪后纷纷进入执政力量，也证明了民主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粉碎了资本主义美好无比的神话。
收稿日期：201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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