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首届工党政府中等教育政策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中等教育论文,英国论文,战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0)04-0033-05
在英国二战后几十年的教育政治中，中等教育综合化问题一直是工党和保守党政治博弈的焦点。一般认为，工党是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事实上，工党内部在该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博弈和妥协过程。战后首届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工党年会形成的建立综合中学的政策决议与两任教育部长事实上推行的“三轨制”政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工党内部在中等教育政策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分歧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政治和利益考量？本文拟对工党年会和教育部长之间在中等教育政策上的分歧进行回溯研究，并尝试在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利益冲突中把握教育政策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倡导三轨制：埃伦·威尔金森时期的中等教育政策
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所实施的教育政策与工党年会所认肯的政策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始于1945年。在该年度的工党年会上，工党国会议员、同时也是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成员的艾丽斯·培根(Alice Bacon)提出：建立综合中学应该成为工党的教育政策目标。她认为：“我们的国家制度中有太多的不平等。就中等教育而言，我们支持一种所有的儿童在一所学校内受教育的多边学校。”她根据这个观点提出的决议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支持，“在任何地方新建立的学校要尽可能的是多边学校。”[1]184该决议的通过至少表明工党内部有一部分人开始认真考虑将建立综合学校作为可供选择的教育政策。
威尔金森对于工党年会上提出的要求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她曾在口头上表示支持进行综合中学实验，但其一系列的政策和发言却透露出保护文法学校并倡导“三轨制”的真实政策意图。在她看来，“文法中学是中等教育中的先锋，并且是唯一的一种填补了教育法和现实之间的鸿沟的学校，伤害它们是愚蠢的。中等教育发展中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足够多的现代中学，因为有一半以上的适龄儿童将要在这种学校中接受教育”[2]54。很明显，威尔金森的讲话申明了中等教育要沿循文法、技术与现代中学并行发展的模式。她所倡导的政策是在保证文法学校的地位不动摇的情况下，为大多数儿童建立现代中学。可见，其思维逻辑仍然是以二十世纪30年代盛行的机会均等观为前提的。在这种前提之下，她不太可能支持综合中学的全面扩展。
如果说威尔金森的讲话只是表明了她对中等教育组织方式的态度的话，那么她批准了《国家的学校》这本咨询手册，则进一步证明教育部在中等教育组织问题上对三轨制的坚持。《国家的学校》这本小册子是保守党看守政府在1945年5月发布的。它建议地方教育当局根据三轨制制定各自的发展计划，反对发展综合中学，号召削减文法学校的学额。在中等教育制度的结构问题上，《国家的学校》宣称：“首先需要决定的问题是应该对三类学校做出怎样的规定”，一个地区的中等教育“应该被设想成是有三种类型组成的一个整体”[3]104-105。威尔金森几乎是全面接受了《国家的学校》，并于1946年6月1日在国会下议院为其辩护。
针对教育部长所提倡的教育政策，在1946年的工党年会上，作为工党内部一个压力集团的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的代表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考虑到许多教育发展规划是建立在《国家的学校》这本小册子基础上的，这次会议迫切要求教育部长废除这本小册子，迫切要求部长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重新塑造教育政策。”[4]39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的决议在年会上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并获通过。该决议的主旨是批判教育部长所倡导的中等教育政策背离了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倡导中等教育的综合化才是与工党的指导思想相符的教育政策。
但是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教育部长对工党年会通过的决议置若罔闻，通过发布指导中等教育改组的通告，在一定程度上逼促地方教育当局按照三轨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根据《1944年教育法》的规定，地方教育当局制定地方教育发展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长有权力进行指导。在中等教育改组问题上，威尔金森于1945年12月12日发布了以“中等教育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为标题的第73号通告。该通告所传递的主要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她希望地方教育当局到《国家的学校》中寻找中等学校组织的总的指导原则。地方教育当局所提交的计划中必须包含各种类型的中等学校所分配的学额的信息。三个月后发布的第90号通告，重申了教育部长坚持《国家的学校》中提出的一般原则。通告认为，将技术教育与文法学校或现代学校结合在一起的建议应该审慎考虑，保证有充分发展和实验的空间。仅仅通过增加一个或更多的实践教室在文法学校中提供技术教育的做法是不允许的，更不用说建立独立的11-13岁的学校以推迟分流的时间。[5]43既然教育部长的意图如此明确，也就很难想象大多数地方教育当局会反其道而行之，冒着不被批准的危险提交不符合此意图的发展规划，因此，大多数地方教育当局都提交了按照传统的三轨制组织中等教育的学校发展计划。
1947年2月，威尔金森去世。然而，威尔金森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党年会与教育部在中等教育政策问题上冲突的结束。相反，随着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不断采取措施施加压力，两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最终迫使教育部不得不在长期建立起来的精英主义教育政策和综合中学背后的平等主义政策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二、允许有限实验：乔治·汤姆林森时期的综合中学政策
作为威尔金森的继任者，汤姆林森的中等教育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离开其前任的路线。但是，他确实比威尔金森对综合中学思想更宽容。他虽然不支持全部采纳综合中学模式，但他认为有必要进行综合中学实验。这种态度与威尔金森对综合中学实验的冷漠态度相比已经是一种不小的变化。
汤姆林森上任后，以《新中等教育》这本新的政策手册代替了广受批评的《国家的学校》。《新中等教育》尽管宣称教育部长不想就中等教育的组织规定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其中仍然建议三轨制是最好的学校组织形式。这本小册子用了37页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三种类型的学校—文法、技术和现代中学—只用了半页指出了将三种类型学校合在一所学校中的可能性。[6]54事实上，《新中等教育》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并不新颖。论证三轨制中等教育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儿童天生的能力差异论。手册中指出，没有两个儿童完全相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学校也必须是不同的，在教什么和如何教方面都要有差异，并且坚信儿童在11岁的时候能力差异就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就在对三轨制教育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以后，手册中才指出教育部长不想给地方教育当局明确的指导，而是鼓励地方教育当局制定最适合地方需要的发展计划。在那些条件适合的地区，可以将三类中等教育合并到同一所学校中。《新中等教育》对这类学校提出的要求是，提供的课程必须多种多样，保证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并且各类课程之间地位必须平等；鼓励在各类课程之间转换，给予每一个学生充分发展的机会。[7]94-97从《新中等教育》传达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新任教育部长并没有离开其前任的政策路线，唯一的细微差异是《新中等教育》开始正视综合中学问题，给了它实验的空间。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他是那种工党党员的典型代表，忠诚于他们在战前参与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很明显是一种三轨制；同时，他又是那些拒绝将教育看做是政党政治事务的教育家的代表。在他看来，尽管他的教育部制定了发展综合中学的规划，但是，主动权来自于地方当局，而不是来自于部长，也不是通过部长来自于众议院支持综合中学的后座议员”[8]57。汤姆林森将发展综合中学的主动权交给了地方教育当局，但是，中央教育部倡导的仍然是中等教育的三轨制。在这个前提下，地方教育当局可以有实验的空间。不难想见，在教育部不给予实质性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综合中学实验，其真实的发展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可以看出，汤姆林森时代所奉行的中等教育政策与威尔金森时代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通过积极倡导中等教育三轨制而实际上限制综合学校的发展。从政策本身来说，虽然给综合中学留出了一定的实验空间，但是，他们都认为将综合中学作为一项总的政策是不现实和不能接受的。换言之，他们所采取的政策是在保证三轨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将综合中学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保证中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但是，在教育部没有明确地提倡综合中学发展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教育当局发展综合中学的计划能否被审批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工党控制下的米德尔塞克斯议会的综合中学发展计划就因为规模太小而被汤姆林森否决。
1950年7月，在给国内政策委员会(Home Policy Committee)的一份备忘录中，汤姆林森阐明了采取当前的中等教育政策的理由。首先，他认为自己否决某些地方教育当局的发展计划是因为这些计划没有遵循正确的教育原则。其次，他认为三轨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有害的，除非这种制度产生了手工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永久的隔离，除非现代中学错误地招收了大量的不适合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但是，他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至于综合中学，尚未有充足证据证明其特有的优势，因此最稳妥的做法就是鼓励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实验。而且从选举政治的角度考虑，他认为综合中学仍然是教育界激烈争论的问题，因此贸然采取全面的综合中学政策会疏远一部分选民，造成选举上的不利。
三、政治博弈与利益考量：教育政策背后的问题
通过对战后初期两任教育部长所采取的中等教育政策和工党年会决议的考察，我们可以认为，战后首届工党政府内部在中等教育政策上出现了巨大了分歧，引起了工党年会通过的教育政策决议与工党政府实施的教育政策之间的抵牾。在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等压力团体的努力下，工党年会基于党的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全面发展综合中学的中等教育政策；而工党政府的中等教育政策则依然以三轨制作为主导性选择。工党内部在教育政策问题上的抵牾，反映了特殊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中的利益考量和政治博弈。
第一，工党内部权力的变化。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工党内部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凝聚力，有历史学家称其为建立在年会决议基础上的“管理政权”。此时，工党年会上通过的决议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到了战后的第一届政府时期，就像教育部和工党议会党团漠视年会决议所表现出的那样，这种凝聚力荡然无存。战后执政的工党是一个新的工党，明显不同于曾经的工人阶级政党。工党议会党团内部已经变得充斥着“年纪轻轻的中产阶级工党国会议员，其中许多人是专业人员——律师、教师、医生和大学教授”[9]94-95。工党议会党团由中产阶级所主导，它在党内的权力又通过工党执政得到了巩固。工党议会党团主导权力导致的后果不是凝聚力的增强，而是工党年会和政府在综合中学问题上的分歧。工党年会可以通过一些决议，但是在工党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却是工党议会党团最终决定什么可以成为国家政策。在1945～1951年间关于教育问题的国会辩论中，议员们发言的绝大多数主题是如何通过保证充足的师资供应、减小班级规模和提供适当的校舍来实施《1944年教育法》。关于综合中学问题必要性的讨论非常稀少，综合中学问题并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工党国会议员的政策议题之内。作为文法学校教育的受益者，这些年轻的工党议员不赞成废除文法学校而建立全面的综合中学制度。教育部长屡屡到议会党团中寻求支持，抵制压力集团在年会上的批评，从而造成了党内教育政策的分歧。第二，工党成员满足于以“人人受中等教育”为目标的“机会均等”原则。对于工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战后工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1944年教育法》中的规定变为现实。虽然，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坚持认为只有建立在综合中学基础上的教育政策才可称得上是社会主义教育政策，但是，对于大多数成员而言，他们仍然满足于通过促进“机会均等”来界定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界定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在他们看来，在一个迄今主要被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所垄断的竞争性教育制度内，通过为来自各种社会背景的儿童提供相同的竞争机会就实现了教育上的平等。威尔金森很明确地表示这就是她的教育政策的基础。在1946年的工党年会上，她说她的主导目的就是“保证不让任何一个男孩或女孩因为经济原因而被剥夺了接受他所适合的教育的权利”[10]328。她希望通过消除学费，可以使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儿童获得与中上层阶级儿童相同的接受文法学校教育的机会。她的继任者汤姆林森与她所信奉的这种哲学别无二致。虽然在青少年时期因为贫困被剥夺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他在这样的经历中得出的教训不是推翻这种制度，而是“不让同样的障碍再出现在任何青年人的路上”[11]169。正是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战后首届工党政府对综合中学缺乏热情，而积极倡导三轨制，并谋求促进各类学校之间的地位平等。
第三，三轨制赖以存在的基础依然牢固。如果说，利益考量是促使教育部长采纳中等教育三轨制的潜在原因，那么，当时心理学所提供的证据则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表的官方报告都接受了为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需要而建立不同类型中学的思想。学生的能力和性向在性质上具有不同类型的前提假设很少受到质疑。《诺伍德报告》就这样指出，“我们的观点是，不管它们的基础是什么，将儿童粗略地分到三类学校中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在教育实践中普遍地被采用，而且，学生在校期间和工作过程中的表现已经证实了这种分类的合理性”[12]201。尽管心理学界内部一直以来就对这种理论争论不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将其作为教育政策合法性基础的事实。
第四，工党对文法学校的特殊依恋情感。究竟是选择三轨制还是采纳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工党对文法学校的态度。对于工党内部的大多数成员而言，他们对文法学校是心存依恋的。在1944年之前，工党内部的许多成员就将这种学校看作是工人阶级子弟提高自身地位的途径，或者至少是对那些可以获得奖学金学额的人来说是如此。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届工党政府都将提高文法学校的免费学额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1944年教育法》通过后，工党成员对文法学校的这种依恋之情有增无减。在他们看来，只要取消了文法学校的学费，那些聪明而又学习刻苦的工人阶级子弟就都能获得进入文法学校的学额。文法学校是工人阶级子弟进入大学和好的社会职业的垫脚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工党内部许多人积极地保护文法学校的地位不受侵犯。在他们看来，文法学校不仅符合“机会均等”原则，而且要维护这种平等还有赖于这种机构的继续存在。因为，正是文法学校给了工人阶级子弟中那些成绩优异者与独立学校中的学生竞争大学学额的平等机会。“中等教育的综合化改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意味着作为独立机构的文法学校的消失，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强迫他们放弃刚刚获得的胜利果实。”[13]49
第五，工党政府面临的现实教育困境。虽然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在工党年会上通过激发平等主义情感成功地促成了两个决议，号召实施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但是，那些负责具体实施这个政策的政党分支和官员却不得不处理比情感多得多的问题。表达教育中的平等主义信念和号召进行中等教育综合化是一回事，而克服政治上的反对派，苦心想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重新建立国家教育制度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反映出的其实是教育政策选择和执行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于党内的执行部门来说，年会决议固然值得向往，但却面临着几乎是无法克服的现实困境。英国战后教育的实际状况足以打消任何的激进变革主张。战争期间，英国的学校遭受了严重的损失，5000多所学校在战争中被毁。与此同时，国内面临的规模巨大的住房和工业建造计划造成了劳动力和物资的严重短缺。而战后骤然出现的生育高峰，则对学校规模扩展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考虑到这些困难，也就不难理解政府为什么会对中等教育综合化建议缺乏热情，也就可以部分地解释政府为什么能够认同教育部长对综合中学的抵制。
在政党政治中，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境遇中更是如此。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解析出政党政治与教育政策选择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两党政治的漩涡中，教育政策问题其实只是各种利益彼此博弈中的“棋子”。
［收稿日期］201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