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相联系的。 第一波社会主义运动大约在1945年前后，起源于泛非主义大会，主要代表人有杜鲍伊斯和乔治·帕德摩尔，他们关心的是在殖民地状况下如何实现自由的社会主义。1945年的泛非大会在非洲历史上起着很大作用，此时最有影响的是非洲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K.恩克鲁玛，他曾领导了加纳1957年的独立运动，其所成立的人民议会党有成员200万人。在几内亚，则有塞古·杜尔，他领导的几内亚，先成立了几内亚民主党，后改造成为先锋党，以致最后成为几内亚国家党。在坦桑尼亚，则有朱利斯·尼雷尔，他试图强迫农民融入社会主义，发起国有化和民众动员的革命。 1.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 苏联十月革命为非洲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典范，此后，一批非洲殖民地的有识志士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非洲的第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殖民主义。殖民地的活动分子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以及殖民大都会中的劳工运动，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几内亚的塞克·杜尔，他有在法国的工作经历，还有加纳独立运动的领袖恩克鲁玛，他们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宣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先锋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在南非，由于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也同样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苏丹，有苏丹共产党领导的反殖民运动，还有几内亚(比绍)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当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情况下，非洲也步入了一个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的时代。尽管当时的苏联对殖民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带有疑问，但是，随着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如火如荼，马克思主义经常通过建立不久的苏丹共产党和几内亚比绍的卡布拉尔等，以阿尔及利亚为通道被传送到非洲各国。 第二条途径是通过阶级、种族、民族，以及移居非洲中心城市的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包括了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和教师，有时也包括政府公务员；还有被葡语系非洲所同化的相对有特权的非洲人；包括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混血人种以及在南非的“有色人种”；还有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文化上有别于黑人原住民和白人定居者的移民，即南非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印第安人(后者多为果阿人)，以及来自俄罗斯帝国再次定居于南非的犹太移民。这些群体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足以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并能享有与外围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能力。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队伍中涌现了以大学为中心的学院马克思主义，他们与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衔接，这种理论试图去理解后殖民国家、中心—外围经济关系和南非种族隔离。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为反殖民主义斗争提供了一种准则。 第三条传播路径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例如当时的东德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影响而带来的马克思主义。东欧对非洲的军事援助，激励了一批军火供应商们鼓励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通过军事斗争来夺取政权，并为非洲大学输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但是，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所以在非洲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他们中有许多人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性，同时，苏联的经济疲软和衰退，也迫使他们转向西方。例如，安哥拉邀请了西方世界的资本家来帮助他们发展采掘垦殖工业。 2.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要实践方式：国家政变与人民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通过在刚果共和国(1963)、马里(1968)、达荷美共和国(1972)——后来更名为贝宁——还有索马里(1969)、埃塞俄比亚(1974)，马达加斯加(1975)和上沃尔塔(1983)——后来更名为布基纳法索——发动国家军事政变来执政。在刚果、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也包括贝宁，军事最初是作为民众运动的一部分而登上政坛。一旦上台以后，他们就要与平民的左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合作或相互对立，而这往往又会产生激进的影响。军事领导人象征性地发表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声明，著名的是：这些国家的军政府有关国家民主革命的计划、马达加斯加的革命宪章，桑卡拉的政治倾向演讲和西亚德·巴雷将军的蓝皮书。当意识到军事统治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原则后，军政府也就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后来，逐步平民化。 另一种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的途径是人民战争，主要是通过游击战争来迫使殖民主义者放弃政权。例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几内亚(比绍)非洲独立党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解放阵线、埃塞俄比亚的人民解放阵线、乌干达的民族抵抗运动。这些运动都具有广泛的农民基础。 3.非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建立的，可多数在80年代中期或末期就开始在经济上自南化了。从90年代开始，他们都几乎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欣然接受代议制民主政治。非洲的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但到80年代后期便出现了衰退。基本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没有一个能够解决欠发达问题。其实，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像模像样地得到建设，民族抵抗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提雷格人民解放阵线，他们甚至都没有尝试建立社会主义的经历，共产主义形式的非国大也同样没有。尽管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袖非常地活跃，但他们却适应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制度，将自己改造成为折中主义者、生态学人类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者。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非洲没有像中国那样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此期间没有优先发展科学技术，整个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仍然停留于不发达的农业经济状态，而一些稍有知识的人才却纷纷逃离本土。另一个原因是急躁。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基者们把规划整体的经济发展寄托于体制，在资本、技术、资源较缺乏的情况下，高估了其工业化的能力。相反，过度的追求则导致了他们的领导乏力、城乡企业亏损，以及各地背负巨额债务。他们也高估了农村现代化的成熟度。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通常通过重新规划农村生活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平均地权和社会合作来提高农民的福利，这种方法在埃塞俄比亚曾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但是，由于他们对于农村人口的流动估计不足，并急于引进市场化机制，使一部分农民不愿意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地方，他们只乐意从国家或地主控制的土地中进行重新分配，却不愿意离开本地去外地劳作。当政府强迫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便对政府产生怨怼，从而使农业现代化受阻。最后，在民主理论与实践过程中，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未能完全履行承诺。非洲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一旦掌权，往往形成了官僚作风，他们所主导的民主，仅仅是让民众参与，却很少让民众在不同政策间进行选择。他们不允许自由组织社团，而政党往往只是服从于强势的军事力量。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部分非洲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也不是灵丹妙药，同时他们也开始总结原先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限制社会不平等，寻找经济增长之路。 4.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为殖民地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至少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但在运用至殖民地时究竟是否可行，这并没有一个先例。在非洲，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卡斯特罗思想等，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究竟适合哪种做法，起初并不明确。很多方面是在经过20年的实践之后才逐步地清晰起来。所以，总结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独立贡献在于： 第一，他们通过在殖民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并不适应具有各种差异的各个国家，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情形，例如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所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往往是适应于伊斯兰教的。他们并没有把伊斯兰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彭·贝拉和他的继承者鲍美迪恩所做的早期努力，都是为了发展“阿拉伯—伊斯兰”式的社会主义。发生在穆斯林国家的多数社会主义运动，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伊斯兰教。 第二，通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使非洲社会主义政党认识到了，非洲国家间的差异及多民族的特点，都不可能与列宁主义相适应，因为实际上，非洲各国都反对对现行的国家分界再调整，反对超越种族的统一的国家建设。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超越诉现实而实行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在实践层面上，由于非洲国家种族的特殊性，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往往带有群众性的色彩，在政党内部，各个领导人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民族，对于对立的派别只能采用合作的方式。因此，一个政党所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平衡各个种族之间利益关系的，有时甚至是一种令人不满意的妥协。例如马达加斯加的政党就是一个多党民主的混合体。 在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之后，非洲人民也开始认真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殖民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如果不从非洲各国的实际出发而盲目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显然是无法获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