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表述与被表述——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述略——“底层”——术语的有效性——话语分析和底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层论文,文论论文,论述论文,术语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底层：表述与被表述
南帆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开始重新升温，尽管质疑、讥讽甚至詈骂尾随而至。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时尚，而是重返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目的就是让“引车卖浆之徒”发出声音。陈独秀的“三大主张”之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显然，这里的“国民文学”很大程度地指向了底层。20世纪的文学史上，“底层”背后存在一串相近的概念家族。劳苦大众，劳动人民，无产阶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工农兵，这些概念均与底层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人们在各种场合援引不同的概念，意味了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定位底层。“无产阶级”表明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显示了底层的精神状态，“劳苦大众”形容的是谋求生存的劳作方式。这个概念家族的共同之处在于，底层通常被视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因此，底层的谈论往往隐含了一个社会结构的视域——“底层”这个空间位置的隐喻必须诉诸社会结构的整体轮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少有一段时间，文学对于底层问题的关注明显地削减。许多底层人物依然络绎不绝地造访文学，但是，作家通常不是从社会结构乃至阶级对抗的意义上考察他们的性格与日常生活方式。相对地说，底层经验产生的是独特的美学效果，例如“寻根文学”或者《红高粱 》之中那种痛快恣意的底层人生。如果提到反抗精神，这个时期的文学更为迷恋的是另一种反抗：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激烈地亵渎资本主义文化，践踏中产阶级趣味，并且对传统美学风格发出挑衅性的攻击。尽管现代主义文学摆出惊世骇俗的姿态，但是，这种反抗的意义不在于撼动社会结构。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拯救孤独的、物化的、平庸而渺小的个体。所以，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抗通常以个体为本位。无论是紊乱的内心、纷杂的感官经验、还是颓废荒诞的生活，个体——而不是某一个群体或者阶级——的存在是最后的解释。“底层”回到了文学表明，社会结构视域再度替代了个体本位。文学重新开始注视社会学的一系列范畴，例如阶层，社会群体，富裕与贫困，经济利益的分化和文化资本的社会作用，如此等等。
如果说，倡导白话文之初，那些五四文化的主将身上显现了启蒙者的充分信心，那么，近一个世纪之后，叙述学的分析意外地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对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说来，谁是叙述人？谁是被叙述的对象？谁又是听众？按照通常的观点，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文学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的代言。知识分子如何赢得代言的资格？代言与被代言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默契？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跨越文化鸿沟，揭示底层的渴求？知识分子的底层是否为真实的底层？我愿意援引鲁迅的《故乡》作为说明的例证。《故乡》之中出现了一个心事重重的“闰土”。“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然而，这或许仅仅是鲁迅心目中的闰土。对于这个片断，人们有理由持续地追问：沉默的闰土显示的是劳苦大众的麻木和茫然，还是必须解释为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之间找不到交流的共同语言？如果闰土仅仅在鲁迅面前说不出话来，这并不能证明劳苦大众从未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闰土在自己的乡亲和子女之间完全可能知无不言，侃侃而谈。事实上，鲁迅的许多小说涉及知识分子的孤独。这些孤独可能包含了隐藏于鲁迅心中的深刻疑虑：知识分子无法彻底融入劳苦大众，正像劳苦大众也无法真正理解知识分子。他们分别生活在两套语言之中。
更大的意义上，这些疑虑始终纠缠着一个世纪的文学史。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并且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从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呼吁“通俗！通俗！通俗！我向你说五百四十二万遍的通俗！”到90年代挑剔“知青文学”没有设置农民的视角，如何弥合知识分子与底层的距离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必须承认，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作家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身份，编辑和出版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系统，学院内部文学学科和文学研究机构的设立，这一切均是文学与底层相互脱节的原因。文学早就超出了鲁迅所说“杭育杭育”派，也不再处于班固所形容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原始阶段；文学业已形成一套繁杂而成熟的形式体系，并且拥有相对稳定的评判标准。文学史遗存的文学经典充分地体现了这两者。这个意义上，底层所熟悉的种种朴素的、即兴的、相对单纯的表述形式很难成为文学的主流类型。这意味了一个事实：多数作家不是以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再现底层经验。
确如许多人所言，底层的通俗文学与经典文学之间存在某种转换。诗、词、曲以及长篇小说等文学类型均可以在通俗文学之中找到根系。许多时期，作家时常从通俗文学之中得到巨大启示，后者的淳朴刚健和放肆泼辣包含了经典文学业已消退的强大活力。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事实：共时的平面上，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分别拥有不同的体系。经典文学训练出来的作家往往与底层经验存在距离。
一些崇尚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想象，“现实主义”可能自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这种可能表述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巴尔扎克是他们特别乐于援引的例子。恩格斯发现，巴尔扎克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但是，他的《人间喜剧》却尖刻地嘲笑了贵族。这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些理论家试图将这个命题继续引申一步：现实主义的特征是尊重生活体验，生活的逻辑将会有效地矫正作家世界观之中的谬误。现今看来，这种观点低估了经验与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的经验可能修正观念，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经验并不是单纯的感官印象，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隐秘编码深刻地介入经验的形成。许多时候，作家看到的内容恰恰是他们企图看到的。很大程度上，所谓的“现实主义”不可能是照相式的复制。从政治观念、个人癖好到叙述程式，这一切无不有力地控制着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生活的观察。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托尔斯泰。正如列宁评论的那样，托尔斯泰一方面完整地再现了俄国农民的痛苦生活，另一方面又将“勿以暴力抗恶”的观念隐蔽地编织到所有的故事之中。因此，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十分复杂：这位巨匠无疑抵达了艺术的巅峰；同时，他对于俄国历史的再现又不够真实。对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说来，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案例。文学就是文学。即使号称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前理解结构”仍然会顽强地编辑丰富的底层经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毛泽东明确地将这个问题置于核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式的愚蠢之中包括了对于文学经典的崇拜。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号召作家改造自己的灵魂。作家要将自己的立场转移到底层，亲密无间地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当然，毛泽东谈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的代言关系，他从叙述学之中发现了阶级范畴。在毛泽东看来，正确地表述底层经验，这是作家从小资产阶级王国突围的标志。换句话说，作家与底层经验的距离源于阶级的隔阂，小资产阶级的视域阻止了作家对于底层的体察。阶级范畴主宰了叙述学之后，通俗文学的叙述体系不再仅仅解释为一种美学风格。通俗文学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革命者动员大众和改造大众的有力武器。这时的底层不仅提供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同时又是这种文学的接受者。从快板、连环画、扭秧歌、活报剧到赵树理的小说、民歌加古典诗词的新诗方向，这些形式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根据这种理论，底层经验、作家的文学想象、文学的形式体系及其评价标准、接受者趣味都将被特定的阶级观念串成一线，围绕代言关系出现的一系列困惑无不迎刃而解。
然而，这种理论图景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破裂。知识分子恢复名誉，精英主义还魂，现代主义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大面积入侵，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如日中天，通俗文学体系及其美学观念迅速地被挤到了边缘。80年代初期“朦胧诗”的崛起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朦胧诗”聚焦个人的内心波动，强调象征、意象和隐喻，诗人对于“读不懂”的抗议嗤之以鼻。“先锋”是许多作家梦寐以求的荣誉。先锋的意义在于，重视文学形式的实验、探索和精雕细琢。这时，文学的“理想读者”已经悄悄地从普通大众置换为学识渊博、感受纤细的知识分子。这种状况是否说明，底层经验又将丧失面世的机会？
我倾向于认为，首先要正视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差异。无论是将阶级还是别的什么作为公约数，合并两个文学体系的企图不断地受挫表明，这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现今看来，这个前提并不可靠：经典文学体系无法接纳底层经验。换一句话说，底层经验并非只能由底层表述——并非只能诉诸通俗文学。事实上，特定的阶级内容与文学形式体系之间并非一条单行道，二者之间存在多种结合的可能性。种种朴素的、即兴的、相对单纯的形式的确再现了底层经验。这种再现不仅是内容的，而且体现为形式的风格。民歌、快板、说书、漫画或者活报剧的形式风格与底层的言说方式或者认知水平更为接近。但是，这不能否认，底层也可能闯入另一种文学眼光，显现不同的维度。人们没有理由将底层的面目想象得过于单一。例如，知识分子的视域可能察觉底层形象的另一些方面。尽管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但是，底层的丰富性恰恰体现于多种眼光之中——知识分子如何描述底层，这同时就隐含了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文学史显示，某些知识分子对于底层的表述成功地纳入经典文学体系，历史图景的展现往往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他们的作品往往巧妙地再现了历史结构，并且再现了底层在这种结构之中的活动区域——通常，那些朴素的、即兴的、相对单纯的形式无法承担如此复杂的美学效果。当然，自从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分析被广泛接受之后，叙述与被叙述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充分的警觉。意识形态与知识背景的差异可能导致前者对于后者的扭曲，这种问题也将在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之中再三提出。然而，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底层形象曾经生动地出现在知识分子笔下。我愿意回到这个不无悖反的例子——尽管鲁迅无法开启闰土的语言系统，但是，闰土仍然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文学形象。
作者简介：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福建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陈执
近期文论中的底层论述述略
刘小新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2005年11期发表后，引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论争。有学者把这次论争视为2005年人文学术的一个热点。① 其实，人文知识界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从1990年代末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系列开始，到2004年《天涯》杂志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底层”概念逐渐进入文论领域，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
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晚近文论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可能意味着当代文论的又一次转折。这一现象的产生无疑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市场经济的高度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结构转型导致了阶层分化的现实，社会学界对此早已展开了深入、系统而广泛的研究，如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调查等等。一向敏锐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却显得相对迟钝，这种迟钝可能源于80年代文论的一种惯性运动。从“主体”、“自我”、“个人”、“审美”到“主体间性”、“解构”以及“审美意识形态”，90年代文论沿着这样的线索惯性地展开。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发展过度以及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也削弱了其对现实问题介入的能力。而人文知识分子处于从边缘化的恐惧与感叹到“新阶层”形成过程中，身份的转折对文学及批评的形态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晚近文论中“底层”概念的出场，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批评重新介入当下现实的一种努力，至少可看作是一次介入现实的愿望表达。在传统的社会学调查和社会分层研究之外，人文知识界的介入有可能打开“底层研究”的一些新的层面，底层问题的文化层面获得了应有的关注。至少在文学领域，底层论述的出场，使被中产阶级恋物书写和技术精英主义写作淹没的一个重要问题得以重新凸现。
如果做一个简略的区分，近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大约有四种方式。一种是口述史、访谈录、田野见闻以及对与自我相关的底层经验书写。如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蔡翔的《底层》、王晓明的《L县见闻》、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等等。发表在《天涯》“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中的系列文章大多属于这种书写。第二种是对“底层”研究的国外理论资源的译介，如发表在《读书》上的《“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郭于华）、《底层研究他者眼光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李里峰）、《关注底层》（查特吉）等。第三种是对当前底层文学写作的批评，这些文章散落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评论》、《当代文坛》等专业文学批评杂志上。如《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张韧）、《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丁智才）、《“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陈晓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张清华）、《报告文学的底层意识与作家的文学自觉》（胡柏一）等等。第四种是结合中国语境的理论阐述，如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和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
这些讨论涉及了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底层论述背后的理论和思想资源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范畴，在西方，“底层”概念可能可以上溯到 1962 年。 在 The Affuent America一书中，社会学家Gubbar Myrdal第一次用“under class”取代了当时流行的“lower class”。Auletta出版于1982年的著作The Underclass 使“底层阶级”成为社会学系统研究的对象。从198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设立研究底层问题的专业委员会开始，“底层”概念开始在社会学界推广开来。简而言之，西方社会学界，关于“底层”的论述一般有两种理论立场和取向：一种以Myrdal和W.J.Wilson为代表，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脉络阐释底层的产生和问题；另一种则从行为模式的层面界定底层概念，人类学家Oscar Lewis的贫穷文化研究和Banfield 的底层阶级理论就属于这种范式，Banfield十分强调致贫的行为因素。这两种范式奠定了当代相关研究的基础，但这两种范式都已经无法完全关照到今天问题的复杂面向。而美国社会学界的保守派则把“底层”仅仅视为“行为的偏差者”，从而消解了Myrdal的底层概念的“结构受害者”社会批判涵义，其对社会问题的阐释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晚近中国文论中的底层论述与这一脉络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接上了另一条更久远的线索。
这条线索从马克思延伸到葛兰西和当代的后殖民思想家斯皮瓦克。这个脉络中的“底层”或“属下”（“Subaltern”）概念的涵义与上述社会学的“underclass”有着很大的区别。美国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如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 ·卡尔合着的《美国阶级结构》——一般把美国社会的结构分为：“资本家阶级”、“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贫穷阶级”和“下层阶级”。底层属于少数派，是根据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来界定的。而葛兰西的“底层”则是指从属阶层，在文化和意识上依附或顺从于支配阶级的领导。葛兰西的“属下”概念在斯皮瓦克的后殖民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在著名的《属下能够说话吗？》一文中，斯皮瓦克突出了“底层”不能发音的特征，并且提出。晚近文论中关于“底层的表述与被表述”问题的讨论主要即是衔接了这一批判的知识脉络。在这一知识脉络中，印度学者的“属下研究”（另一翻译为“庶民研究”），美国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南亚农民研究成果中提出的“隐藏的文本”概念，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等等理论资源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理论资源的引入有可能打开当前文论底层论述的新空间。
与此相关，晚近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重新把“底层的表述”问题提了出来。“底层”能否自我表述？晚近文论无法回避这个斯皮瓦克式的提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刘旭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底层是无话语能力的、被言说的群体，底层难以摆脱被表述的命运。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的后记里曾经很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沉默和失语。“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海南渔民关于鱼的词语细致、准确，而且数量庞大，但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他们嘲啾呕哑叽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因而，“底层的表述”就必须转换成“底层如何被表述？”问题。在刘旭看来，被表述的底层常常是扭曲的，被遮蔽的，他怀疑那些自称是“底层话语”的东西有多少是“底层的”话语。“也许有一个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像曹锦清或老威一样与底层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② 如此看来，文学性的元素成了某种障碍，这样“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就变成不可能的了。这样的怀疑背后可能有着一种认识论上的预设：存在某种真实的底层，而这一真实的底层在文学的表述中被扭曲被遮蔽了。刘旭和罗岗相似都对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前者从中发现了“让底层自己说话”的一种可能性，后者则找到了摆脱“主奴结构”循环的“力量源泉”。
刘旭的怀疑有很大的普遍性。的确，许多人都对当代文学书写底层经验常常保持着某种不信任。丁智才批评当前文学的底层书写存在四大误区：“性爱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伪底层的‘艰难’分享与图解”，“考古、丑化和戏谑”，“形式主义的陷阱”。③ 这样的批评也已经有些耳熟能详了。 陈晓明则把当前小说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表现视为一种美学表现策略：“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④ 这样的小说虽然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特色，但在思想意识上却不可能“深化下去”。不少人甚至完全否定知识分子“代言写作”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大多基于对文学知识分子身份的认识：非底层的身份造成他们不可能表述真实的底层经验。这是个马克思曾经深刻讨论过的文学理论命题。
彻底否定“代言写作”可能构成对“私人写作”及“市场意识形态”的一种支持。而这显然又与人们对当前文学中流行的中产阶级趣味及市场意识形态的不满相矛盾。的确，人文知识分子和底层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值得注意的是蔡翔的讨论，他认为：“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代言”问题。1980年代曾经讨论过这一‘代言’问题，甚至有过批评，不能说当时的这种批评毫无道理。但是，这种批评，也带来了另一极端化发展，知识分子再也不以人类良心的‘代表’自居，超越性变成了一句空话。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在蔡翔看来，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是当前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挑战：“底层现在很难表达自己，在今天的知识格局中，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叙事完成。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叙事呢？知识分子怎样重新进入底层？”⑤ 这一看法显然是其《何谓文学本身》思考的延伸。
如何为失语的“沉默的大多数”发声？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这是近几年来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关注的问题。韩少功在《马桥词典》、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廖亦武的《证词》、阎连科的《受活》、曹征路的《那儿》、尤凤伟的《泥鳅》以及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等都呈现出了某种“新的可能”。批评界的思考存在各种声音，人们提供了各种方案，回到茅盾与巴尔扎克，回到“左翼文学传统”，回到赵树理以及红色写作；或者是韩少功式的反总体论书写，阎连科的“怪诞”与“寓言化”，廖亦武的“口述实录”……这些思考显然都与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以及如何“再现”一个剧变的时代这一命题相关。张清华在评论《中国打工诗选》时，甚至说：“底层生存中的写作”是一个包含着“时代的写作伦理的庄严可怕的命题。”⑥
这个命题同样受到海峡彼岸人文学者的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间杂志》连续多年报道了生活在台湾社会底层的各种人群：“雏妓、矿工、乞丐、游民、拾荒老人、白化症儿童、外省老兵、同性恋者、争取土地的原住民、职业灾害受难者、外籍劳工、歌仔戏班、反污染自力救济、被解雇的工会领袖、政治受难者……”其所持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底层问题同样是持“民主左翼”立场的“台社”关注的对象，《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相关专题值得关注：如“劳工与全球化”、“底层反抗主体与论述”等。他们对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进入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底层新处境给予了更充分的关注。而有“小人物代言人”之称的黄春明细腻地描述了底层民众在台湾社会城市化以及经济的国际化过程中的边缘弱势境遇。正如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所言：黄春明等台湾作家深入书写跨国资本的大规模进入以及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底层处境，“在文学上，深刻表现了外来势力在企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卖淫观光工业中、在劳动运动中深刻的民族矛盾。从6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初，黄春明、王祯和和陈映真等人，远远在今日学舌而来的‘后殖民’论尚未为学界所意识之前，已经凭着文艺作家的高度敏锐，对于依附化、新殖民地化台湾生活中洋奴买办、崇洋媚外等方面，以审美的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形象地响应了历史与生活所提出的问题，表现了生活，也批判了生活。”⑦ 当然，两岸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不同，底层的处境自然也有所差异。但台湾人文知识分子的底层论述和书写仍然具有某种参照意义。
我们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参与了以上所述的讨论。在这一问题脉络中，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底层概念的非本质主义”、“底层与非底层的共享结构”、“底层表述与文学形式的关系”、“现代主义文学与底层书写”、“总体论瓦解后的底层叙事”等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未曾料到，这次讨论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多少有些激烈的反映，除了站在某种道德高地发出禁声令以及有意无意的误读外，不少批评意见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本篇小文所以有兴趣概述晚近文论中“底层”论述——这一描述是极其简略的，其意在于说明我们的对话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
作者简介：刘小新，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 福州 35001
注释：
① 参见曾军：《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原载《学术界》2006年1期。
② 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第2期，第49页。
③ 丁智才：《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2005年第一期，第34—36页。
④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
《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第112页。
⑤ 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第8—9页。
⑥ 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第48页。
⑦ 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联合文学》，第一八九期，2000年7月，第157页。
（责任编辑：陈执）
“底层”——术语的有效性
腾翠钦
首先，“底层”① 是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一个纯粹理论范畴的想象，所以逻辑推衍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对“底层”的真实反映，因为社会行动和现实社会情境中的可行性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也是一种构想，因为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化活动，都与那些使人们得以设想和重新解释各种观念的活动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既然社会的事实进入语言的层面，我们就必须追问“底层”是否是一个纯粹涌现的客观存在，语言的介入是否改变了“底层”的繁复细节？或者说这种介入将带来更为有效的良性社会行动本身？在这里，追问“存在”（existence）和“行动”（action）② 哪个导向意义将变得至关重要。既然“底层”有着社会事实的意向性，那么我们就应该清楚“底层”到底以怎样的方式传达社会的存在信息？而这种传达方式将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认为，“底层”是通过上和下、左和右等隐含文化心理原型的“二分”方式对社会地形学做出隐喻，那么这种对社会的简单想象是否导致对社会形态的变形？是否必然导致人类的知识错误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这就关系到“底层”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二分法”的两种状态做出区分，一种是世界观意义上的“二分法”，另一种是方法论的“二分法”。前者将“二元”作为世界的本质，存在着机械主义的弊端；而方法论的“二分”只不过是看待世界的人为图式，是一种知识谱系的前置语境，方法的变迁将带来整个知识结果的改变，所以这里至少传达了两个信息：知识是主观的；知识具有历史性。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方式看世界，却不能否认“二分法”读解世界的有效性，那么“二分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理论优势表现在哪里呢？“二分法”的类比图式通过隐喻和转喻，在各种事物或语词之间构成某种相似性，以最简洁的方式构成了社会表象和日常生活的逻辑，但却隐藏了深刻的、充满张力的社会权力的运作规则，所以在“底层”与其他关联项的对应中隐含了丰富的语义空间。单从字典的意义上来讲，“底”是一种空间状态，在空间文化的传统心理模式（当然不能排除以“底”为尊的情况存在）中，“底”是和“粗俗”、“非理性”、“混乱”等具有贬义色彩的语汇相联系的，底和高、上和下是对文化的地理生态的符号表示，暗示了一定的社会禁忌和文化区隔，空间位置的含混将引发社会心理危机和社会深层结构的稳固性降低。所以“底层”在视觉的层面上暗示了社会的差异景观（抽象结构），但同时也是具体的、生动的，它呈现了最为直接的社会关系，借助比喻将空间和社会群体的在位感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说，“底层”实际上是表示“底层”和“高层”之间的“距离”（distance）。“距离”在这里比喻性地指代社会关系而不是空间关系，而且不只是静态的距离，也包括造成“距离”的行为。但作为结构主义的分析法，“底层”不可避免地产生指代模糊性，这将使其带有更多人为想象的色彩，而且必然存在着一个悖论——“底层”所指的客观存在和这个存在的模糊性（主观）之间。我认为这种模糊性主要表现在其缺少一种历史的具体性——第一是人群数量；第二是人群的行动特征。
首先我们设想一下“底层”和“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再来考虑“底层”和“数量”的可能性关联。如果“底层”等于“相对贫困”，那么这种相对状态的物质匮乏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底层”，作为术语本身，它将因为外延的无所限定而失去应有的内涵，从而丧失合法性。如果“底层”指的是“绝对贫困”，它是否就可以拥有比较明确的数量呢？尽管“绝对贫困”的“底层”拥有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相对确定的量限，但这个界限也充满了主观性。对“贫困”的限定是一个“看和被看”的问题，所以“底层”是一个有待规定的术语，它实际上代表一种关系——“底层”和“底层”之外群体之间的关系。对“穷困”的界定是一个先设定问题，然后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的功能主义的过程，“不是个人的匮乏造就了穷人，而是由于匮乏而受到的救济者——根据社会学的概念——才是穷人。”③ 而且贫困线的划定在不同的国家是有区别的。但在任何特定民族或社会中都存在着成员的不平等，那么他们是把“贫困”当作宿命来接受，还是基于何种原因断然拒绝？即使在相同的国家体系中，贫困线的划定在指导社会政策方面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它没有考虑特定群体在社会文化或种族方面的差别，它通常只能作为发放消费补贴的理论基础（但其毕竟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政治可行性）。这是从“看”的一方进行的规定，那么“被看”的一方能否对自身有个清楚的概念呢（这就引申出“底层”有无自我表述的能力以及“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本文在这些方面不做具体讨论）？
而之所以强调数量，是因为“数量”对于“群体”来说并非是一个边缘的特性，它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行动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为“数量的确定性对于群体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群体的生活要求单一的个人与所有的人之间的一种中间机构，一种既非单个人、也非所有人所能够完成的某些功能的载体，指定这些任务的机构正好是依照数量的确定性任命的。”④ 但“底层”对此从未做出明确回答。这种模糊性就为现实政治理念的介入提供了契机，所以对“底层”所指的界定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回答。
对于“底层”的内在性质，和“无产阶级”、“平民”和“大众”等术语比较，它显现了很大的语义空白，因为它不像其他术语那样，对群体性质做出直接暗示——无产阶级是从经济上，平民、大众则是从大众的精神状态上分别做出论述，“底层”的性质是后设的。从根本说，“底层”只是一种“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社会位置’一词比‘政治位置’有着更宽阔的包容。社会位置是涉及到一些个人们持久地面向近似的影响和相同的机会、引诱和限制的一个一般性术语。”⑤ 具体而言，“底层”描述客观社会存在着两个“非本质”：第一，“底层”回应的人群不是确定的，以及由此确定的人群的性质也没有本质性；第二，这种群体并非只有“底层”这一单一的命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底层”是超时期的术语，缺乏具体的历史质感，但正是这种超时期的模糊性带来这一术语不断演变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风格的契机。关于这种“转变”本身，其中最根本的是，“底层”是否是一个具有光明前途的革命共同体的问题？“底层”作为处于相同“社会位置”的人群，是否具有同一的社会利益？“底层”是否出离了过于简单的“社会阶级论”，是否具备了宏大责任和统一行动的结构性成分（因为现代人更多的是拥有自我独处的悲壮）？另外，从“底层”的对应方的情绪演变来看，“底层”是否从被厌恶的群体转向优势阶层表达人道主义情绪的对象？这转变我将在下面的论述中提到。
按照蔡翔先生的说法，中文中的“底层”直接来源于曹雷雨等译的《狱中札记》（葛兰西），这个词被翻译成“下层阶级”、“下层集团”⑥。“但是，葛兰西的‘底层’理论实际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说，葛兰西的‘底层’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存在的，而‘底层’的其他方面是被置后的。”⑦ 所以在葛兰西的语境中，“底层”和被压抑与积极的反抗之间形成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底层”是具有强大的内聚力的革命共同体，对“底层”的这种讲述将使其呈现出另类的身份景观。但一旦我们剥夺了“底层”这种热烈的社会效应，对“底层”做出贬义的界定（像马克思那样），那么“底层”就是对社会苦难的表达，当然这与“底层”和“贫困”⑧ 之间的联系是分不开的。
我们需要追问“底层”作为“贫困”的大致对等物，它的存在是否就等于社会和国家的“总体匮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底层”的存在和“国家的贫困”并不相等，除了从大量的社会事实证明之外，阶层分化的源起本身也能说明一定的道理，因为阶层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达产生大量物质剩余的结果；从这个层次来说，“底层”的存在并不是社会物质匮乏的结果。但是“底层”的存在一旦超过了限度，就有可能变成社会总体匮乏的一个标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是“底层”，而是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有无言说权，有无存在尊严的问题；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底层状况。在本文的分析中，为了简化问题的讨论，只涉及到底层中的“个人贫困”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下面问题讨论的一个总的前提。
“底层”不仅具有社会的具体性，还拥有历史的具体性，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对“底层”的塑造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底层”问题对经济匮乏的强调有着深刻的时代逻辑，这是由于商业因素对社会形态控制的必然结果。在以资本主义商业因素的产生为基础做出的历史分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方式的形成，它带来了社会总体模式的深刻转换。在社会的古典时期，“底层”和“高层”的之间流动的机会是相对少的，个人只有在群体当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合法化。但在商业逻辑兴起的时代当中，社会的认同机制产生了质的变化，日常的发现，自我的发现和对未来带来可变性的承认都是阶层变通的必要前提，这就暗含了民主的可能，但是对这种“民主”权力逻辑本身，我们应该保持足够警惕，因为尽管民主承认阶层的流动性，但却不否认社会差异的存在，文化资本、文化区隔（布尔迪厄语）成为社会分化的新仪式。
既然，资本主义向来强调平等（从早期的“人人平等”到后来的“商业等价交换逻辑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对社会差异原因的追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里我并不对导致“贫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进行追溯，而只是从“高层”对“底层”存在的两种看法进行简单的解读。这两种看法是“罪有应得的穷人”和“不该受穷的穷人”。尽管威廉斯认为在西方“底层”（under-privilege）⑨ 中已经有了相当确定的对于“底层”的看待的方式⑩，但我们仍然有必要从不同的态度中寻找深层的理论可能。前一种的看法中隐藏这样一种观点，贫困是个人自致的结果，和社会的外在结构无关，这是一种极度唯心的观点，否认了社会客观性对人的生存状态产生的作用，“贫困文化”(11) 就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好说明，这种文化设想了诸多的文化内质，作为导致贫困的最根本因素，这是为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做辩护的最好托辞，因为既然人人面对富裕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所以产生贫富差异仅仅只是个人的素质问题。这样，贫富之间的差异被转换成生物学层面上的差异，从而变成了一种认知暴力。另外，这种观点也隐含了“特权神正论”(12) 的色彩，使统治阶级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但将贫穷认定为“不该受穷”，其中的情况就相对复杂一些。“不该受穷”如果是从宗教博爱的层面上来说，最终能够带来具有实际意味的人道主义救助，这是因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但这仅仅只是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其是否能代表着现实状态中对不平等的取消，这种“不该”的心理是否最终导向社会身份差异的消失？也就是说这种平等将不是宗教情绪上的东西，而是上升到社会的存在形式，包括国家的存在，包括权力的分化等一系列的“差异”时，这种同情心在多大层面上实现了平等？或者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强权逻辑的另一种表现？(13) 这些疑问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意识导向，那就是“底层”的存在到底是一种社会的规范，还是“失范”的问题？也就是“底层”存在是否是超历史的必然性问题。
如果“底层”是社会“失范”，那么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结构性危机，“底层”将被视为一种社会非必然性，“底层”将因为社会因素的更替而消失。但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底层”消失之后，人们是以什么状态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不同的理论语境中得到了不同的阐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共产主义是人类存在的最终目标，那时人类将没有阶级的存在，这种状态在当下的人类社会中找不到任何的范本。但在资产阶级那里则提出了另外一种承诺，阶层的消失来自这一种事实，那就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其中隐含着一个强大的政治神话，资产阶级被等同于“好”的，这是对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场景的想象。当然这个神话在现实中得到了局部的论证，比如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是占大部分的。但这种来自于未来的目的性存在的期许当中，却产生了对底层的生命状态两种截然不同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人们因为对未来的想象产生了一种革命的心理向度，这将使人们具有面向未来的完满人性；而在后一种当中，对未来的等待则被认为是利用未来缓解人们对现实的愤懑，进而使其失去反思的能力。在另一种情况下，将“底层”看成低于正常水平的“失范”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必要，因为在这种状态之下，差异被认为是人类的必然。一则这是统治合法化的必要性；另外，统治者必须在和“底层”（他者）的对应中寻找自身的主体性。“失范”不是断裂的前提（社会危机论），恰恰相反，这是社会保持机体活力的前提。
“底层”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身份，而是对各种身份相似性做出一种总体的把握，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取消“底层”这个术语存在的合法性，因为“隐喻”也可以带给我们慷慨的提示，因为“真正的隐喻是‘解释的’而不只是‘装饰的’。它具有‘精确性’，这种精确性来自‘准确地复制那些历历在目的东西’的企图。”(14) “底层”的这种精确将带来改变世界的可能（话语的述行）。
作者简介：滕翠钦，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 福州 350007
注释：
① 因为本文只是对“底层”作为术语在命名时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而不是在“底层”的具体所指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所以并不涉及具体社会事件。
② 这是“存在主义”的两个关键词，在他们看来，人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意义来自于人类行动的意向性当中。
③④ 《社会学——关于社会形式的研究》，德盖奥格尔·西美尔著，林远荣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65,46页。
⑤ 《文化社会学论集》，德卡尔·曼海姆著，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136页。
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文中“底层”的来源和这个词在英文语境中实际的变迁事实上是有差距的，葛兰西的“底层”并不代表了“Underprivileged”的全部意义，在这个方面，英国的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做了具有启发性的梳理。
⑦ 参见《关于底层概念》（谈话人：蔡翔、刘旭），《天涯》，2004年第3期。
⑧ 从“贫困”（poverty）指经济匮乏，这是由于经济因素和商业逻辑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后的语义指向，而在早期的古典的社会风情中，“贫困”则意味着人身的自由。参见《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黄平、罗红光、许宝强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第123页。
⑨ “underclass”也表示“底层”，意思是“阶级之下的人群”， 这里的阶级按马克思的理解是“无产阶级”。
⑩ 威廉斯提到，“在这个词背后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说，认定有一种‘正常的’发展的存在。‘sympathy for the underdog’（同情竞争失败者）这个有趣的用语，是用来表达人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情感。这个例子中的underdog具有一个类似的用法，从19世纪开始经常被使用。它既包含了对于某一社会制度受害者的同情，有包含了一个信念或者没有被注意到的假说——认定这种制度将会永远存在。”参见《关键词》，英雷蒙·威廉斯，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一版，第502页。
(11) 参见《文化研究导论》，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人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16、118页。
(12) “神正论”这个词是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最先使用的。 所谓“神正论”是对面对世界的不公和罪恶而对上帝所做的辩护，而“特权神正论”则意味着特权阶级统治的绝对合法性。
(13) 一旦所谓的“底层”做出反抗，那么“底层”是否就暗中承认了话语的“强势者”对“弱者”做出的定位，也就是说反抗者反抗的前提是由反抗的对象提出的。
(14)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745页。
（责任编辑：陈执）
话语分析和底层问题
练暑生
在很多人看来，底层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它的思考和关注无需太多的理论。有批评者甚至认为，诸如人文知识界比较常用的话语分析等方法，对于底层问题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们知道，一种理论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它的需要程度。我们衡量一篇文章是否过于晦涩，是否只是理论家在进行空洞的理论表演，不能只依据里面使用了多少理论术语，或者使用了什么样的理论，而应考虑这些术语、方法与其讨论对象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
这里面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既有学科的差异，也有特定术语和特定思想的内在统一问题。在这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人们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关注底层，文学的、哲学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宗教的，等等。用文史哲的方式关注“底层”，直接起作用的空间、范围和效果与其他学科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我们看来，底层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处理这种对象时，人文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文本分析方法，当然不如用法律、政治甚至新闻报道等方式来得直接有效。即使在人文知识比如文学比较“走俏”的年代，人们也不会期望文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因此，当人们企图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讨论底层时，无疑必须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底层的什么方面最适合人文知识分子去处理？或者说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文知识在底层问题方面的有效性？
话语、符号和意识形态等文本知识是当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学科所着重关注的范围，分析这些对象，直接的政治经济学效果即使微乎其微，但自有其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当人们把底层当作一个“自然常识”时，恰恰突显出话语、符号分析的重要性。底层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事实，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它还是一个文化事实，一系列的话语、意识形态等文化中介制约着我们对底层的观察、叙述和想象。特别是自人文知识发生“语言转向”以来，对主客观认识中介的分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一名上海下岗工人实际享有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资源，在很多时候并不逊于民工中的“中层”甚至“上层”，但为什么当我们言说“底层”时，却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和民工共同“划入”底层？除了分析方法和理论视野的原因外，是否有某种不自觉的“隐在知识”在其中起作用？福科的话语分析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些潜藏的文化力量。比如，我们通常认为“性”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本能，但福科通过话语分析，却让我们发现文化实践在其中所起到的建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福科的分析并没有否认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和性行为的存在，而是“鼓励你怀疑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是先天给予的事物”。① 这些问题一般被人们划入无需讨论的范围，而文化和知识的压抑恰恰就集中体现在当人们认为它无需讨论，或者说在它成为一种“常识体验”的时候。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认识装置，使我们只能看到它“愿意”看见或能够看见的东西。而另一些东西则被遮蔽或被排除在外。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说当中，在一些专家话语中也同样存在。赛义德就是通过对东方学的话语分析，在貌似客观、科学的西方人类学话语背后，发现了隐藏的“东方意识”。同样，我们每天都在生产着大量关于底层的日常言说包括学术性表述，在他们背后有没有可能同样存在着某种“先在的底层想象”，我们是否带着它观看底层、叙述底层？比如农民问题，有一个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在“五四”以来的各种文化叙述中，农村或农民始终是以期待被改造或被启蒙的形象出现？即使在农民形象获得了“正面”表述的革命叙事里，农民的这种“正面”仍然是亟待发掘或启蒙的“正面”。这一现象是否可以促使我们产生一种福科式的疑问：是否在“现代性”背景下，我们的文化产生了一种“共享”的关于农村的知识？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对这个疑问的分析不是用来取代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更不是企图因此否认农村落后、愚昧的客观性，而是力图指出一个文化的事实。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学科所无法说明的问题，如为什么同样是在经济上一无所有，“破落贵族”是一个富有诗意、容易激发异性阅读渴望的意象，而贫困却使一名入城谋生的农民成为城市精神文明的破坏者。因为这种知识的潜在性，它会在诸如新闻报道、农村研究、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散文习作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表述中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从而进一步巩固它的“自然性”。如果我们对这种知识存在的可能性缺乏应有的自觉，那么在它的中介下，即使所谓的科学分析，包括各种对农民或底层的同情性叙述，也会产生东方学式的结果。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它进入了当代制度和现实权力关系，影响甚至左右着政策的制定时，文化的压抑问题就会转换成直接的现实压抑。正如东方想象和殖民权力相结合，使殖民统治在观念上实现“自然化”。话语和意识形态分析的现实意义就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它通过文化“去魅”，使被权力话语遮蔽的压抑关系暴露出来，从而让各种貌似天经地义的不平等关系失去它们在文化上的正当性。
不过，话语分析不管有何种价值，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对人文知识能够直接起作用的范围和效果还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话语包括意识形态分析产生作用的范围主要是在文化领域，对于其他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中介化的内容。诚如罗蒂在批评“文学左派”时所言：“‘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社会斗争中是一个有用的策略性的武器，但只是许多武器中的一个。”② 我们不可能奢望通过对全球霸权的话语分析使核武器从地球上消失，我们也不可能通过“解蔽”各种关于底层的意识形态，使农民和底层立刻过上小康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原因而妄自菲薄，甚至怀疑人文知识特别是文学介入底层问题的可能性。20世纪人文知识和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迁，使人们日益意识到文化中介的重要性，在法国学者鲍德里亚那里，文化符号的生产关系分析甚至取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关系分析，成为剖析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语言转向”这个知识原因外，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正处于一个传媒和消费急剧扩张的时代，大量的文字出版物和电子图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往往是通过这些文化产品获得关于他人甚至自我的认识。我们对于底层的体验和认知同样也是如此，对很多人而言，传媒产物甚至还是认识底层的主要途径。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现状，对各种底层表述特别是大众传媒所生产的底层表述进行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
上面谈了这么多关于话语分析与底层问题的关系，主要是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所涉及的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表述。那么文学呢？用文学表述底层有着什么样的前景？话语分析的方法如何处理想象性内容？文学和底层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重要课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这篇短文不便展开，只想就话语分析和文学想象的关系，简略谈一下思考这类问题的可能思路。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德里达和福科的理论最初也是在文学系得到发展。词句、包括以语言为载体的故事、技巧和叙述形式等等构成了文学想象的中介，这些中介不是纯粹的工具，里面积淀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当人们在话语中展开想象时，这些未经反省的意识形态经验事实上构成了文学想象的原材料。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和福科对“性”的分析一样，考察人类话语实践如何训练我们的文学经验。具体到单个的作品，我们可以在陈规化的词句或故事等形式中，发现意识形态如何规训作家的文学想象。比如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套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在《陈奂生上城》、《刘老根》之类作品中的存在形态，考察“东方主义”式的“想象的农村”如何在想象的作品中被不断地再生产。由于文学想象主要诉诸人的感性，意识形态通过文学对社会公众的农村体验的塑造作用不容低估。
但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如果文学仅仅是对意识形态的简单复制就无从体现文学的创造性特征。文学的创造性虚构往往可以突破意识形态的规约，暴露貌似天衣无缝的意识形态的空白和裂缝，从而说出意识形态无法说出的东西。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以语言实验为主的诗歌创作中，诗歌语言的非常规组合，可以消解积淀在日常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内涵，在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中，人的精神地平线也因此得到延伸。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就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保罗·德·曼以来的西方“文学左派”甚至认为，文学想象包括文学的解构式阅读是最重要的“政治”）。因此，在媒介样式日益多样化的今天，用文学的方式关注底层，是否不只是简单要求用文学的方式“反映”底层生活？根据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更适合文学的事情是否应是努力突破关于底层的各种想象性成规，借此清除关于底层的各种意识形态遮蔽？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指出陈规化的形式对文学想象的规训之外，文学想象的话语分析的另一项重要文化政治功能就是善于发现和阅读这种文学创作。
作者简介：练暑生，闽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 福州 350007）
注释：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责任编辑：陈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