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生态美学研究(学术主持人：曾繁仁)·
论百年中国美学的创新性发展历程 ①
曾繁仁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奠基时期、建设发展时期与当代反思超越时期等三个时期。20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前是开创与奠基的时期，王国维与蔡元培率先引进并初步建构了现代形态的美学与美育，朱光潜、宗白华与蔡仪继而开创了中国现代美学；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的建设与发展经历了两次美学大讨论，李泽厚、汝信、蒋孔阳、刘纲纪、胡经之、周来祥、叶朗与叶秀山等为我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两次美学大讨论以及“实践美学”的反思中，杨春时、朱立元、曾繁仁等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美学理论。
[关键词] 百年中国美学；创新性发展；美学家
尽管审美作为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在中国五千年悠久文化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呈现，中国自有独具特色的东方形态的美学，但现代美学学科却由西方创立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迄今一百多年历史。百多年来美学领域一代又一代学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历经艰难曲折，辛勤耕耘，不断创新，出现了众多著名学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丰硕成果。本文旨在回顾这一百多年中国美学辉煌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同时，今年正值建国七十周年，中国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占据主要时间域的是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因此，本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给新中国七十年华诞的一份献礼。
众所周知，“美学”是德国学者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于1735年首次提出的，其原文“Aesthetics”实为“感性学”之意，日本学人中江肇民用汉语“美学”一词翻译，传入中国后王国维使“美学”成为定译并被中国学人普遍接受。“美学”一词尽管来自国外，美学学科也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但审美作为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却是早就存在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之中，美学也随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存在。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坎坷曲折的发展历史，美学也在中国不断地发展，而且呈现空前兴盛的状态，这在世界美学史上是罕见的。美学为现代以来中国的人文教育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在诸多学人的努力与中西古今的冲撞影响中逐步形成现代中国特有的美学精神，值得我们为之书写与发扬。现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三种关系：首先是中西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矛盾共存、吸收融合的关系。中西之间一直存在体用之争，长期以来中国美学走的是“以西释中”之路，但历史证明审美既然作为人的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那么中西之间就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别，而只有类型之不同，中国美学必须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吸收西方有益资源的美学建设之路。百年中国美学一直奋力探索中国美学话语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给我们以激励与启示，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美学工作者承前启后、继续前进，以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向中国和世界提供愈来愈有价值的美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指导作用已经被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其次是古今关系问题，现代以降中国美学发展面临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美学资源有着与现代美学相异的面貌，却又有着巨大的价值，无论从民族立场还是从美学自身建设来说，都需要运用这一宝贵的资源，以便建设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面貌的现代美学形态。百年来中国美学界同仁为此付出艰辛努力，为中国美学民族资源的现代转换而奋斗不懈。再次，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还面临着学术与革命的二重变奏，此前被认为是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有“启蒙压倒救亡”之说。但笔者倒认为无论是启蒙与救亡或者是学术与革命都是历史的宿命，不是美学工作者自己所能选择的，而且二者之间不仅是一种矛盾，也呈现一种互补。正是在民族救亡的抗日战争硝烟烽火之中，才出现了中国现代“为人民”与“为人生”的美学，才涌现了充满民族情怀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华民族史的辉煌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中国的两次美学大讨论，面临着美学自身学术的发展与批判唯心论革命任务的二重变奏，使得唯物与唯心成为衡量正误的标准，这当然有制约学术发展的局限性，但也促使美学界同仁钻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使得我国现代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收获。
百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奠基时期、建设发展时期与当代反思超越时期等三个时期。接下来，笔者将据此梳理各个时期为百年中国美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美学家。
一、开创与奠基时期
从20世纪初期开始直至新中国建立前是开创与奠基时期。众所周知，包括美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的现代开创奠基之功首先归于王国维与蔡元培，现代形态的美学与美育就是他们率先引进并初步构建的。前已说到“美学”一词就是由王国维认可而从日本引进的，王国维还在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倡“美育”，将之界定为“心育”，并提出了美育的“无用之用”的重要作用。当然，王国维还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审美的境界”论，继承古代“意境”之说，吸收西方理念之论，成为20世纪中西交融美学之重要成果。蔡元培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以其中西交融的学术修养和崇高的政治学术地位对于现代美学特别是美育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是以其担任教育总长与北大校长的便利，将美育首次纳入教育方针，并力倡“以美育代宗教之说”，强调了美育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蔡元培还在美学与美育的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朱光潜、宗白华与蔡仪则是继他们之后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朱光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即开始在中国倡导美学，并在美学基本知识、文艺心理学、悲剧美学、西方美学与中西比较美学等诸多方面最早进行研究介绍，出版《谈美》《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论著，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史中用力最多最专、影响最广的美学家。朱光潜对我国西方美学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两本心理学美学论著就是以西方文献为主，并于1948年出版《克罗齐哲学述评》，包含对克罗齐直觉论美学的评述，成为我国西方美学研究的领跑者，特别是1963年出版《西方美学史》，奠定了我国西方美学学科的发展基础。朱光潜倾其毕生精力于西方美学论著的翻译，译介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美学》与维柯的《新科学》等名著，为我们提供了集信、达、雅于一体的西方美学经典译本，惠及一代又一代学人。朱光潜也是我国主客观统一的“创造论美学”的奠基者，在1957年开始的那场美学大讨论之中，朱光潜作为被批判者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论著，一方面积极应对论争，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明确表示不同意当时占据话语统治权的“认识论”美学：“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把文艺作为生产实践来看，美学就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了，就要包括艺术创造过程的研究了”[注]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朱光潜认为艺术创造是以主客观统一为前提的，他的创造论美学是我国美学大讨论的重要理论收获之一。朱光潜还是我国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早期写作的《诗论》，应用文艺心理学原理，采用中西比较方法，对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是我国现代中西比较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朱光潜晚年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美与美感、形象思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基本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贵探索。朱光潜为我国美学事业奋斗了一生，被称为“美学老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财务部门在做好日常业务处理和核算基础上，应强化公司财务监督职能：一是加强收款管理，建立公司收款管理制度，明确收款方式收款以电汇为主，确需现金方式，需经财务负责人审批，并强调公司业务人员不能办理收付款事项，必须由客户自己办理。二是建立客商管理制度，制定客商往来余额及交易量对账管理办法，对所有客商明确对账方式和频率，如对交易频繁客户采用月度对账，对特殊业务采用半年度对账、年度对账等。三是充分发挥财务的监督职能，让财务深入参与业务全流程，在业务初始阶段就强调财务提前介入，对业务的模式、税务事项及潜在风险进行预判，避免经营风险，同时对业务全过程进行监督，防范舞弊的发生。
宗白华是我国古代美学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与奠基者。宗白华有深厚的西方学术背景，曾经长期留学欧洲，翻译了多种西方美学经典，特别是他所翻译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表现了对于康德美学的深刻理解，成为该论著的经典翻译，至今具有重要价值。但宗白华却将自己的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古代美学，在中西结合的广阔视域中提出“气本论生命美学”，为立足本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做出了示范。宗白华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美学散步》与《艺境》成为现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经典读本和当代学者研究古代美学的必备之书，被广泛地引用与研究。宗白华于1928年前后写作《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又于1979年发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初步探索》等文，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奠定了哲学的基础。在前文之中宗白华明确将西方哲学(包括美学)基础表述为抽象时空之几何哲学，中国乃“四时自成岁之历律哲学”[注] 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 页。 ，划分了西方美学之科学主义与中国美学之天人合一人文主义之区别；后文乃第一次将《周易》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古代美学经典之一，指出“《易经》是儒家经典，包含了宝贵的美学思想。如《易经》有六个字：‘刚健、笃实、辉光’就代表了我们民族一种很健全的美学思想”[注] 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页。 。这就为后人的中国美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宗白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应以传统艺术与艺术创作为中心，开辟了中国传统美学独特的研究路径。他说，“在西方，美学是大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史的内容”，“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注] 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因此，他主张“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注] 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页。 。他本人正是这样实践的，总结了绘画、戏剧、建筑、音乐、诗歌之中的美学思想，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宗白华还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建构了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特殊内涵。首先是他对中国传统美学“意境”的理论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与阐释，将意境阐释为“有节奏的生命”或“有生命的节奏”[注] 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同时，宗白华还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美学之中的时间与空间关系，提出中国传统美学化空间于时间的重要艺术论题及实践，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虚实相生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宗白华还阐发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其他有关范畴，例如国画的“气韵生动”、书法的“筋血骨肉”、建筑的“飞动之美”、戏曲的“以动代静”、舞蹈的“生命玄冥的肉身化之美”、音乐的“声情并茂的胜妙之美”和诗歌的“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等等。
汝信是这一时期西方美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西方哲学与美学的研究，并于1958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的美学批判》，1963年又出版了《西方美学论丛》，是“国内第一本以西方美学为主题的综合研究”成果，与同为1963年出版的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一起，标志着在我国西方美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83年汝信又出版了《西方美学论丛续编》。汝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西方美学研究，特别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从宇宙观、认识论、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等方面全面认真地研究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对新柏拉图主义重要代表普罗提诺进行了深入剖析，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他的《黑格尔的悲剧观》深刻剖析了黑格尔悲剧观广阔的历史感与社会文化视野，成为西方美学研究的范本。汝信还对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均有开拓价值。汝信用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批驳了当时苏联哲学界流行的将德国古典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反动的错误判断，论证了青年黑格尔是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黑格尔的辩证法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愿望和要求。汝信对黑格尔的劳动和异化理论的开拓性研究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此外他在现代西方美学研究方面也有许多新的拓展。20世纪80年代，汝信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之时即逐步将美学研究的注意力转向黑格尔以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相反的思想线索，即以个人为特征的由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所代表的社会思潮。此时汝信逐步转向现代西方哲学与美学研究，他率先并引领学生发表了有关文章，出版了专著，在国内学术界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汝信不仅在西方美学理论研究方面辛勤耕耘，还直接从西方艺术作品与古迹中找寻美，并于1992年出版了《美的找寻》一书，成为西方美学审美意识研究的重要范本。他担任主编，历时九年写作出版了四卷本《西方美学史》，以其资料的原初性与理论创新性为特点，成为进入西方美学研究的“钥匙”。1998年，汝信担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三任会长，以其谦虚、开放与睿智的人格与扎实学风富有成效地引领中国美学学科由20世纪进入21世纪。
我国美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美学有了新的发展，具有中国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美学学术事件就是两次美学大讨论，使得美学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盛，尤其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更是兴起了一股美学热，为世界美学史所罕见。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学发展交织着革命与学术的二重变奏，所谓“革命”是指第一次美学大讨论起源于对于唯心主义美学观之批判，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政治的指向性非常清晰，大讨论中的政治色彩也非常浓烈；所谓“学术”是指这次美学大讨论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式展开的，也就是说大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所谓唯心主义观点一般当作“学术问题”处理，而其结果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作用，产生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论”美学，具有科学性与理论的自洽性，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学学科的发展及面貌。李泽厚、汝信、蒋孔阳、刘刚纪、胡经之、周来祥、叶朗与叶秀山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二、建设与发展时期
蔡仪是中国现代唯物主义美学的开创者与积极推动者。他于20世纪4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语境下，排除重重障碍写作出版了著名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两本专著，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力批当时盛行的唯心主义哲学与美学理论，系统而有力地创立了富有理论特色的唯物主义美学与艺术思想体系。他在《新美学》开头第一句话就写道：旧美学已完全暴露了它的矛盾，而自己的新美学是以新的方法建立新的体系。他在这两本著作之中明确提出“美在客观事物”与“美在典型”等崭新的美学理论观点，被称为“中国现代第一个依据自己的思考去表述自己的有系统的美学思想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蔡仪继续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对于真理的追求，带领他的团队为创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而奋斗，进行了科研、学生培养与文献译介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学术工作，特别是以其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投入第一、二次美学大讨论之中，树起了“客观派”的美学大旗，深入阐释了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美学原理，积极参与学术论辩，建构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美学体系，该体系包括“美在客观存在”“美是认识”“美是典型”等紧密相关的美学范畴。蔡仪旗帜鲜明地提出：“美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注]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48年版，第68页。 ，又说，“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显现者”[注] 蔡仪：《新美学》，群益出版社1948年版，第80页。 。后来蔡仪又引入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美的规律”的论述，认为美的客观性与典型性表现为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蔡仪还提出了“社会美”与“美的观念”等美学范畴，具有创新学术价值，他所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对于推动我国高校美学与文艺学教学起到了重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工业化的弊端逐步显露。加上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领域逐步步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反思与超越阶段。在美学领域，表现为对于两次美学大讨论特别是对于“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反思其固有的认识论理论根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与“人化自然”的理论局限，于是出现了“后实践美学”。
“美国由于产业成熟度高，基本在物流行业中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其产业结构相对比较扁平。而中国基本上没有规模30亿元以上的合同物流企业，市场集中度比美国更差，而中间环节也远较美国复杂，往往在货主和最后的承运司机当中，会有若干层的转包，第三方物流无法管控到终端的司机，已是这个行业的通病。”David Chou在一家美国物流企业拥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告诉《中国储运》记者，在美国可能前十名的物流企业大概会占70%的市场份额，但是中国的零担市场是非常分散的，前10名基本上还占不到2%，中国公路市场已有约270万家企业，2000多万货运司机，大量弱小资源亟待整合。
蒋孔阳是我国现代美学建设发展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美学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我国现代西方美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1980年蒋孔阳所著《德国古典美学》出版，该书是蒋孔阳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的西方美学专著，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影响。该书以整体研究的方法，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对德国古典美学的产生、发展与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阐发，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蒋孔阳还与朱立元一起主编了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全的一部西方美学通史，对于西方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蒋孔阳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于1988年出版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引起广泛影响，至今仍然是音乐美学领域的经典论著。蒋孔阳首先确定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重要地位，认为公元前2世纪的《乐记》完全可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经济社会广阔背景上研究了先秦音乐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蒋孔阳以扎实稳妥的文献考订为基础，探索了中国先秦时期音乐思想的特殊范畴及丰富内涵。他还采取整体研究方法，将先秦时期诸多学派的音乐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蒋孔阳是我国美学大讨论的主将，也是实践派美学的重要参与者与创新者之一，特别是1993年出版的《美学新论》，是他一生美学研究的总结，也是新时期我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与收获。他突破了实践美学“美先于美感”的基本判断，提出美与美感同生同在的观点。美与美感到底谁先谁后呢？他说，“从生活和历史的实践来说，我们很难确定先有那么一个形而上学的、与人的主体无关的美的存在，然后再由人去感受和欣赏它，再由美产生出美感来”[注] 蒋孔阳：《蒋孔阳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事实上，美与美感，像火与光一样，同时诞生，同时存在。这实际上是对实践美学的重大突破，并从实践美学的人生本体走向审美关系论，因此蒋孔阳的“新美学”可以概括为“审美关系论美学”。他提出了审美关系的四重属性：感性基础、自由属性、整体属性与情感属性等。蒋孔阳突破了实践美学将实践局限于物质生产的理论界定，而是将精神生产甚至是审美活动也看作一种实践。蒋孔阳还在《美学新论》中突出了审美的“创造性”特色，提出独树一帜的“多层累的突创说”。总之，蒋孔阳的审美关系论美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90年代我国美学研究的一个总结。
周来祥是我国美学建设发展时期的重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他从事美学研究六十多年，涉及领域广泛，在美学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中国古典美学、中西比较美学与审美文化史等方面均有特殊贡献，尤其是他倾其毕生精力创立并丰富发展了“和谐论美学”学派，影响深远。他于1984年就出版了《论美是和谐》，此后又出版《再论美是和谐》《三论美是和谐》与《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等论著，全面阐释了“美是和谐”的基本命题。周来祥是中国两次美学大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派美学的重要推动者。他以社会实践为哲学前提，而其学术指向则是“和谐”，即“人与对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注] 周来祥：《三论美是和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和谐既是美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生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了古代素朴的和谐美、近代的崇高美以及社会主义的新型的辩证的和谐美，构建了自己的“文艺美学”体系，被称为“和谐论文艺美学”。周来祥还以“和谐论美学”为指导对中西美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撰写了《中西古典美理论比较研究》等专著，他认为中西美学都以古典和谐美为理想，既有共同规律又有各自特点。周来祥还以“和谐论美学”为指导主编了大型的六卷本《中国审美文化通史》，在中国审美文化研究方面多有建树。
刘刚纪是我国美学建设发展时期的重要推动者，在美学基本理论、中国古代美学与书画美学方面取得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成就。刘刚纪是我国两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实践美学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艺术哲学》已经成为实践美学的经典论著。刘刚纪从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提出“社会实践本体论”的重要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本体论在本质上是实践本体论，并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艺术、美感与美的本源，认为劳动对美的创造还与人类生活实践创造紧密结合。刘刚纪构建了一个实践美学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以实践本体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为主体性活动，最后以自由为人的根本诉求，可概括为“实践—创造—自由”相统一的美学体系。刘刚纪继承宗白华美学传统并加以发展，成为中国美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刘刚纪与李泽厚共同主编《中国美学史》，由刘刚纪独立执笔撰写的第一、二卷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史的开山之作。该著作提出了中国美学史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等问题，以及儒道骚禅四大主干的重要观点及中国美学史的六大特征，为中国美学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刚纪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周易美学》是对宗白华周易美学研究的拓展，成为中国周易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准确地提出以《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切入点，挖掘其生命论美学内涵，为中国古代美学进一步健康发展找到了一条较佳路线。刘刚纪结合中国美学特别是周易美学特点提出，中国美学常常在没有“美”字的地方同样包含着美的内涵，从而揭示了中国美学的特殊性所在。他还具体揭示了《周易》之“元亨利贞”“正位居体”与“阳刚阴柔”所包含的美学内涵。刘刚纪还从中西比较视野深入阐释了《周易》之生命论美学相异于西方的特殊价值意义，《周易美学》是中华美学走向世界与走向现代的有益尝试。刘刚纪还是著名书画家，在书画美学领域颇多建树。
叶朗是我国美学建设时期一位有着卓越贡献的美学家。他继承北京大学深厚的美学传统，在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美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1982年，叶朗出版《中国小说美学》，该书具有开创之功，第一次以丰厚的小说评点资料为其基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美学研究的新收获。1985年，叶朗出版《中国美学史大纲》，该书突破“以西释中”框架，以“意象”与“感兴”为中心线索，既具有中国美学自身的自洽性，又可与国际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接，是一种新的探索与突破。2010年，叶朗出版《美在意象》一书，该书以“意象—感兴—人生境界”为核心范畴，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华与魅力。此外，叶朗还是我国新时期审美与美育实践的组织者与引领者，实际组织了一系列审美教育活动，影响深远。
英格曼神甫的恳求得到了少佐的批准。他的部队在寒冷中静默地多候了二十分钟。英格曼给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唱诗礼服很久没被穿过，有的需要钉钮扣，有的需要缝补、熨烫。士兵们站在围墙外，一个挨一个，刺刀直指前方。多二十分钟就多二十分钟吧，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日本人是最讲究仪式的。一盘河豚上桌，都装点成艺术品，何况美味的处女。
胡经之是我国文艺美学学科的重要倡导者。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首届美学会上，胡经之在发言中认为高等学校的美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讲美学原理而应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这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试图突破以政治代艺术的错误思潮，加强对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胡经之又于1982年1月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向导》一书中发表《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第一次从独立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文艺美学。他还于1999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文艺美学》的学术专著，全面论述了文艺美学的对象、方法与内涵。胡经之教授还主编了与文艺美学有关的《中国古代美学丛编》《中国现代美学丛编》与《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等，为中国文艺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献基础。正是在胡经之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文艺美学正式进入被教育部认可的学科体系，成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二级学科文艺学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培养了数量众多的研究人才。
叶秀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与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他的主要成就在于西方哲学研究上的诸多创新，但叶秀山对于美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著作甚多，影响深远。他曾经参与了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教材》的编写，历时四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美学理论上，他于1988年出版著名的现象学哲学论著《思·史·诗》，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现象学哲学与美学论著之一。该书深入地论述了现象学领域中哲思、历史与诗歌的关系，以及后现代理论家对此的解构与超越，给我国当代美学建设诸多启发。他1990年出版《美的历史》一书，该书并没有局限于美学学科内部研究范式，探讨“美”的本质与现象，而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高屋建瓴式的阐发。通过剖析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的生存状态，将艺术视为一种基本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文化形式、一种历史的“见证”，在独特的哲学视角下阐释了自己的美学观与艺术观，呼吁让生活充满美和诗意。叶秀山对于京剧与书法有着特殊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60年代开始直至2007年，他出版《京剧流派欣赏》与《古中国的歌——京剧演唱艺术赏析》等书，深入阐发了作为世界三大戏剧流派之一的京剧载歌载舞的艺术特征。他酷爱中国书法，曾经在70年代特殊时期偷偷研究书法艺术并练字，1987年出版《书法美学引论》，提出“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而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注] 叶秀山：《叶秀山文集》(美学卷)，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448页。 的观点，开启了从这一特殊视角进行中西对话的新领域，并在该书中提出，中国书法“是一种活动的线条的舞蹈，那末，很自然地就会以草书作为它的范本”[注] 叶秀山：《叶秀山文集》(美学卷)，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从美学的角度阐述了书法重节奏和韵律的美学特点，深化了我国书法美学研究。
由图3可以看出，该组试验颗粒粒径分布与Rosin-Rammler分布函数规律相吻合，说明该组试验颗粒粒径分布服从Rosin-Rammler分布，也为后面模拟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三、反思与超越时期
李泽厚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美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是社会论实践美学的创立者与两次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少有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他是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博士，其《美学四讲》入选著名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文集》。李泽厚在哲学基本理论、近代思想史与美学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在美学领域，成为第一次美学大讨论社会学派的领军人物，在这次美学大讨论中起到实际的主导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中他力倡的“主体性”理论成为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性思潮。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实践论美学”，以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一切活动之基础的理论为指导，提出“人化自然”“实践本体”“情本体”与“积淀说”等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美学观点，出版了《美学四讲》《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与《华夏美学》等经典美学论著。晚年，李泽厚逐渐将其美学研究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以儒学代宗教”的“天地境界论”，提出“中国审美主义的感情以深植历史性为‘本体’”[注] 李泽厚：《关于“美育代宗教”的杂谈答问》，载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7页。 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李泽厚强调的“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启蒙压倒救亡”和“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等观念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乔化砧苹果园株、行距采用4米×4米或3米×5米，亩定植42株或44株，山地果园也可修梯田，依据地形按照等高线种植。矮砧密植园株行距采用1.5～2.0米×4.0米，亩定植83～111株。
首先是杨春时在1993年北京美学年会上提出了“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的新见解，成为新时期当代中国美学的新气象。由此，出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对于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对于推进和活跃中国美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杨春时也在批判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生存论美学，用“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与超越解释方式”取代“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定义，树立起了自己的“后实践美学”的大旗。“生存”是其超越美学的逻辑起点，他认为，“生存”既不是“物的存在”，也不是“动物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自我的存在”“有意义的存在”。“生存”与“实践”区分在于它有超越性的本质，以理想超越现实，以感性超越理性，以精神超越物质，以个性超越社会性。2002年之后，他从生存论走向存在论，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以“存在”为本体的“主体间性”超越美学的理论体系。由此说明，中国美学发展终于开始与世界美学的发展同步。
1900年，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方法，“悬搁”工具理性时代流行的主客二分对立，后来又发展到“相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欧陆现象学以及由之产生的存在论哲学与美学逐步成为哲学与美学的主潮，与之相应，英美分析哲学与美学日渐发展，以“分析”解构了各种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中国新时期的“后实践美学”就是试图以这种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武器，突破传统美学，建设当代新的美学形态，朱立元就是从实践美学阵营中突破而出的当代美学家。他是继朱光潜、汝信与蒋孔阳之后我国西方美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代表人物，协助蒋孔阳并在后期实际主编了七卷本的《西方美学通史》，本人也著有多种西方美学论著，具有广泛的影响。朱立元长期继承发展蒋孔阳的实践美学思想，并持此观点参加当代学术界有关实践美学的讨论；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反思实践美学认识本体论的局限。他从哲学范畴“本体”即“存在”的视角思考突破实践美学认识本体论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自己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理论。2004年，朱立元发表论文正式提出自己的美学思想“以实践论与存在论的结合为哲学基础”[注]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008年，朱立元主编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五卷本出版，使“实践存在论美学”以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呈现于学术界。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特点是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赋予“实践存在论”的崭新含义，实际上是对传统实践美学的突破与发展。他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提到“存在论”(ontologisch)一词，“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存在论思想和维度的客观存在”[注] 朱立元：《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1页。 。他以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为出发点，突破传统的“美的本质”的美学研究逻辑起点，认为“审美活动是美学问题的起点”[注]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因为审美活动是人的实践存在方式之一，而审美活动正是审美关系的具体展开。为此，朱立元突破传统的“美、美感与艺术”的三元美学研究框架，提出“审美活动—审美形态—审美经验—艺术审美—艺术教育”的美学研究框架。朱立元的探索是对传统实践论美学的突破，也是对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新理解与新阐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笔者80年代初期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开始参与美学研究，主要在西方美学、审美教育与生态美学方面用力较多。西方美学方面出版了《西方美学简论》《西方美学论纲》与《西方美学范畴研究》等论著，审美教育方面曾出版《美育十讲》与《美育十五讲》等论著。生态美学是90年代中期在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美学形态，笔者第一篇生态美学文章《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发表于2002年，此后出版了《生态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生态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和《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等论著。生态美学反思我国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中心论的蔓延与美学领域实践美学的“人本体”“工具本体”与“自然人化”等美学观点，在哲学基础上由传统认识论过渡到实践存在论，并由人类中心论过渡到生态整体论；在美学研究对象上突破“美学是艺术哲学”的观点，将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包含在审美对象之中；在哲学方法上，突破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方法，运用生态现象学方法；在自然审美上突破传统的“人化自然”的观点，认为没有实体性的自然美，自然美是审美对象的审美属性与人的审美能力交互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在审美属性上，否定静观美学，倡导“参与美学”；在美学范式上突破传统的以如画为主的形式美学，倡导一种生态存在论美学，将诗意的栖居、家园意识与场所意识等引入生态美学；在传统文化上，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为本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态的美学与艺术，是一种生生美学，应当发扬光大。生态美学是一种正在建设发展中的美学形态，需要更好地结合生活与文化的现实，在中西比较对话中完善，有望成为与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鼎足而立的中国特色生态美学。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美学发展，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家将“美丽中国”建设写到社会主义宏伟蓝图之上，为我国美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相信更多的青年学者会在美学学科中大展宏图，书写更加辉煌的中国美学篇章。
在220kV变电站的改扩建工程施工期间，作为工程的安全管理者，在施工现场以及设备存放、停留现场一定要提前设置明确的隔离标识。该种标识主要是为作业人员提供客观视觉上的安全意识及印象，继而通过该类醒目的标志有效避开危险源。例如，在供电设备运行的周边围栏上明确标示出“严禁跨越或拆除围栏”、“禁止靠近”等标识牌；在设备的运行区域提前设置红白等颜色醒目的隔离围栏，并在围栏外部放置好“高压止步”等具有危险提醒意义的警示牌。在上述基础上，还应该针对二次设备进行隔离，隔离的工具可以采用移动式围栏，将“此地有带电导线，注意安全距离”的警示牌放置在带电导线穿越区域内。
[中图分类号] B83-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9]09-0036-07
收稿日期： 2019-05-12
作者简介： 曾繁仁(1941—)，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11)的阶段性成果。
①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科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哲学卷)等文献。
(责任编辑：陆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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