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原《南开经济研究》副主编柳欣教授因病于2013年10月24日上午10时40分逝世，终年57岁。柳欣教授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成就卓著，独树一帜，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价值分配与资本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等。《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一文是柳欣教授生前完稿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他生前对这篇论文极为重视，文章历经多次修改、增删和润色及至最终成稿，然而该论文尚未发表他便溘然离世。为此，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整理出版柳欣教授的这篇学术论文，以纪念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他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努力追求学术真理的勇气和精神。
一、引言
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即资本家使用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以获取货币利润。马克思首先采用抽象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然后把这种抽象的概念用以说明现实中的工资、利息、利润和国民收入等概念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为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于讨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转向了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对经济学研究的统治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已完全消失，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工资、利息与利润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然，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主流经济学往往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解释。然而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率和利息率(利润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呢？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概念与现实中以货币价值或价格表示的这些概念是相同的吗？
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开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所形成的观念和教条的无情统治下，凯恩斯的理论很快被融入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纳入到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如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当然还可能有实际资本和名义资本。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把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到总量生产函数之中，再加上决定名义变量的货币数量论，由此成为研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基础。
然而，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变量或概念呢？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对此没有提出过疑问。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那场空前激烈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争论的焦点在这些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概念中与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称呼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所表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事实上，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二、资本主义：价值与货币
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理论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51年，斯拉法在其编纂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终生想要寻找的“绝对价值”，以表示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这个绝对价值，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实际上就是国民收入(GDP)的测量单位。作为总量指标的国民收入，如果面对的是各种异质的产品，比如小麦和燕麦，我们需要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以获得一个同质的总量。当然，如果采用劳动这种同质的单位来计量，虽然可以进行加总，但却不能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实物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且当两个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这使李嘉图在1817年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证明的命题不再成立。
1953年，新剑桥学者罗宾逊提出了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把李嘉图的难题套用到新古典理论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一旦加总为总量将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进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个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异质品模型进行证明，得出了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劳动价值可以是负值的结论，萨缪尔森则重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实际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经证明，由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收入分配的变动将使由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国民收入)发生变动，这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资率(工资)的上升将使利润率(利润)下降的命题不再成立。显然，“剑桥资本争论”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同样存在的。由此，当“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释时，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完全终止了。
面对那场以失败告终的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人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观念上出了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争论的问题所在。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理论的观念一直顽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经济学家的思维，这就是统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生产，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而国民收入的计量似乎不能离开这种实物产品。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脱离这种实物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价值概念呢？实际上，这个价值概念就是国民收入(GDP)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实物。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宾逊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批评，当然也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但在罗宾逊1973年出版的那本试图取代新古典教科书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依然充斥着全书，这正是问题所在。
对于实物产品的生产，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显然是一个完美体系，比如通过表示产品和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构成GDP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加以得到一个表示实物总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产品的稀缺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那么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会随之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而根本就不需要总量，即国民收入或GDP的总量对新古典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其理论中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总量。
对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而言，如果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采用简单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解决这种异质产品加总问题的；如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即可解决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练习”，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多种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总。然而，当我们这样进行逻辑推论时会发现，如果马克思的分配和剥削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只是新古典理论的单一生产要素模型，它根本无法战胜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命题，即如果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须按照新古典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形成市场的相对价格，从而也决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这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随后的“规范分析”认为利息和地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对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税进行收入再分配。这样，新古典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在逻辑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入核算统计的国民收入(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入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在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基础，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联系到“劳动价值论”。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那些早期劳动价值论的阐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龙等古典学派的前辈们，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财产的基础；如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似乎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就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由、民主与公平”。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联系到劳动价值论的理念作为社会关系的含义，但决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所要表明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要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劳动时间，或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相对价格的基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这里更重要的是对李嘉图把劳动生产率的实物生产引入价值理论的批判，是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相对价格决定理论的彻底否定。毫无疑问，“劳动”这一概念作为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却不是联系到劳动，而是联系到货币与资本；因为马克思所要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不是劳动等价交换的公平与正义。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离不开货币与资本。在“剑桥资本争论”和新剑桥学派对古典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中，新剑桥学者们(新李嘉图主义)常常把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作为古典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与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相对立，古典学派(斯密和李嘉图)的资本概念是把资本作为一种“预付”，即资本家使用一笔“货币资本”向工人预付工资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通过出售产品而获取“剩余”或利润，这种作为“预付”的资本体现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关系(Garegnani,1984)。然而，像李嘉图一样，新剑桥学派在使用“预付”资本的概念讨论剩余和收入分配时，实物产品的生产和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混杂进来。李嘉图在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时，给定用谷物表示的工资率，土地的收益递减所引起的谷物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将决定“剩余”，从而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投入产出模型，可以认为是李嘉图单一产品实物生产模型的扩展，由此出现了异质产品模型中预付资本和剩余的计量和加总问题。与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一样，当新剑桥学派把这种计量和加总问题误解为“相对价格”问题时，利润率与相对价格的相互作用使得作为总量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和总资本的利润率将无法确定，从而使新剑桥学派关于相对价格决定中“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命题进一步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最终令“剑桥资本争论”难以解决。如李嘉图表明的，这里需要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以计量国民收入和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从而使古典学派表现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概念能够成立，这正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解来自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价值理论所要研究和解释的是相对价格，李嘉图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偏向对相对价格的解释，而这个偏向使李嘉图的后继者完全转向了解释相对价格的“庸俗经济学”。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劳动价值论被完全用于相对价格的解释。比如对于“钻石和水的矛盾”，穆勒认为可以作为劳动价值论的例外而通过效用理论来解释，由于各个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所产生的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的偏离，穆勒把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而这却是奥地利学派的资本概念；对于劳动、土地和资本的要素价格决定或收入分配，穆勒把工资的决定依赖于“生存工资”，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而利润则取决于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所产生的生产率，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完全转向了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从而使古典学派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概念荡然无存。显然，这种采用劳动价值论对相对价格的解释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而且无法说明现实中的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偏离，如李嘉图曾认为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93％的相对价格，这被斯蒂格勒戏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而这种7％的误差在逻辑上也可能将是100％的错误(Stigler,1958)。无疑，“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理论的产生正是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批判，通过引入边际效用和边际产品，新古典理论采用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解决了多种产品和生产要素异质品模型的资源配置问题①。
“边际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学研究的转向，使新古典理论的观念渗透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各种讨论，以致许多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也把相对价格作为各自研究的中心(米克，1963；斯蒂德曼，1991)，森岛通夫(Morishima,1973)更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赋予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实际上，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最激烈的争论是马克思的转型问题，这一问题的“两个总量相等”直接联系到国民收入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关系。由于这场争论被局限在相对价格问题而无法得到正确解释，使之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悖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经济学的目标。可以说，正是相对价格的研究使“剑桥资本争论”中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流产了②。
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决不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相对价格理论，而是对穆勒“庸俗经济学”的严厉批判，马克思的抽象法正是针对李嘉图由于劳动价值论的抽象不彻底而使实物和劳动生产率进入其中所导致的逻辑混乱，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正是要澄清李嘉图在相对价格和总量关系上的逻辑混乱，并找到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并以此表示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总量的国民收入和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当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通过抽象法和价值形式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这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这就是由货币表示的“绝对价值”；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并且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由于其“不变”的性质而使货币所表示的价值尺度成为“绝对价值”或价值本身时，价值就是货币或者说货币就是价值。通常，经济学家一提到价值总是把它联系到相对价格，这就使新古典的实物和技术关系混淆进来，却从未有人真正将其抽象为社会关系。实际上，这种由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或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货币和由货币所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而且，这种货币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联系到资本和雇佣劳动，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对人的支配。也就是说，货币并不是用来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而是购买劳动以获得对他人的支配权利，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
按照这种思路去读《资本论》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价值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货币，以推论出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转化为资本和购买劳动力，并通过特殊的G—W—G′交换形式获取货币利润。比如《资本论》第一篇的标题是“商品与货币”，在第一章讨论价值时，马克思在表明其价值概念与使用价值或效用和生产率等技术关系完全无关后，过渡到对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的讨论，由此引申到第二章对货币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第三章的标题即是“货币”，并在第二篇第四章中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由此构成其对货币与资本性质的完整分析。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是研究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问题，而是货币理论的基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与效用和生产率完全无关，只是联系到作为资本的货币所表示的总量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然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货币与价值是完全无关的，价值只是联系到实物，而货币只是表示实物的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
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货币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除了物质产品生产的技术关系，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竞争是建立在血缘氏族、政治、武力等非货币的基础之上，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念与商人的货币巧妙地结合起来，产生了以货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货币成为人们之间竞争的目的，成为权力和支配他人的手段，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展现为以货币为核心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形式；所有的生产活动成为资本家使用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然后出售产品以获取货币利润。同时，货币作为一般的价值尺度，也使得各个生产异质产品的生产者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比较。当然，各种产品的生产都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即资本家预付货币资本，由此形成一种以获取货币为目的的特殊的竞争制度，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特别是，这种资本主义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人们之间的竞争引入到生产领域，激励人们的技术发明与产品和生产组织的创新。可以说，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也改变了过去的社会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争斗，而是把货币变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权力的竞争媒介；它使人类从野蛮逐渐走向现代文明，货币则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正如马克思表明的，这种由货币表示的价值既不联系到任何使用价值(效用)，也不联系到生产率，而只是联系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货币拜物教”，是一种人的“异化”③。
这种价值概念或货币所表示的价值直接联系到构成国民收入或GDP的各种总量的关系，而这些总量关系的核心是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和资本积累产生的价值资本(存量)的利润率。但现实中与这些变量所联系的并不是生产函数而是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从而联系到货币存量和内生的货币供给。
三、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与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
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国民收入构成所表示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是基于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生产目的是获取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从而其成本收益计算只是由货币量值构成。特别是在讨论社会再生产时，马克思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角度把国民收入的构成划分为(c+v+m)，并以此表示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这即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收入法。在国民收入中，马克思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储蓄和投资，这即是国民收入的支出法。采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马克思表明社会再生产平衡的实现条件是，资本家的投资等于资本品部门的总价值和工资等于消费品部门的总价值。这种分析与主流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本质区别是，这里存在着企业以货币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因为企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货币利润，因此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或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以企业获得利润为基础的。其实，把国民收入明确划分为工资与利润也就产生了一种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特殊“消费函数”，即利润用于储蓄和投资，因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积累。由此，可以推论出“有效需求”的重要命题，即：由于工人的工资购买全部最终产品——消费品，那么在长期内只有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不变或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不变，才能保持稳定的利润率，这正是美国长期收入分配的经验数据；而有效需求不足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总量小于消费品部门的生产成本，即企业按照成本制定的消费品价格是工人的工资买不起的。特别是由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的性质所导致的资本积累使得资本存量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使国民收入中工资的份额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增加转化为投资和资本将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从而使工人的全部工资小于消费品部门产品的价值，由此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亏损。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阐述了价值到现实生产价格的转型，使剩余价值率转化为现实的利润率，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1825年，英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之后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和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正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对这一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与李嘉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的并不是土地收益递减的技术退步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这种技术进步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命题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因为产出的增加总是会增加企业的利润；而马克思这里的利润和利润率只是用货币价值计量的，即随着资本积累或货币投资的增加而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必然下降，且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实物产出多寡的技术关系完全无关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里重要的是价值的计量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资本、工资与利润所决定的利润率。
实际上，凯恩斯的理论也是要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以表明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那么这些统计变量的性质是什么呢？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对这些统计变量给予了解释，即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两个部分；其中，用总量生产函数解释实际变量，而价格水平和其它名义变量则由货币数量所决定，在此基础上构筑起宏观经济学体系用以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虽然在1950—1980年出现了“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但在新古典实际GDP的强大观念和教条统治下，这场争论以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理论的一统天下。
1958年，经济学家卡尔多根据美国1850—1950年的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表明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即：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是稳定的，储蓄率或资本积累是稳定的，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是稳定的，由此可以推论出利润率是稳定的。对于这些程式化的事实，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所作的解释漏洞百出，如索洛采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来解释这种规律性，而这种假设与现实根本难以衔接，更不用说任何统计或计量技术进步以及剑桥资本争论中的异质产品加总问题。这是因为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测量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是矛盾的。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原理，支出一美元必将产生一美元GDP，而所有生产函数的结论都是一美元支出却不产生一美元GDP，如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把80％的GDP增长归于没有统计指标的技术进步。这种理论显然是不能应用的，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宏观经济波动理论则根本不能表明这些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这些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有另一种解释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抗衡；但这种理论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建立的完整体系，而这个体系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及其关系的解释直接联系到资本主义。
马克思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统计变量完全是以价值计量的，这种价值只联系到货币而与技术或生产函数无关。例如在现实的国民收入统计中，西方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近70％，其中包括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的高额收入，这显然不能用技术或技术进步来统计。对此马克思的解释是，只要这些“非生产性劳动”是由资本家雇佣的和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就要被计入GDP(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这一点涉及到GDP的性质，即GDP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各种异质的实物(劳务)的加总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值，这个货币交易值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收入分配关系。比如，为什么面包和影视明星的高额收入能够相加而构成GDP？这里的答案是，因为他们都是被资本家雇佣的，即资本家按照统一利润率的原则在成本支出上加价出售而获取利润和进行竞争。
因此，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与新古典教科书中技术关系上的成本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而马克思所表明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是按照价值或货币计量的，这正是现实企业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成本收益概念非常清晰地表明，一台机器配几个工人或厂房盖多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工程师的事，企业的成本计算也只是工程师的工资，而企业的财务报表则完全是以货币计量的，正是这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构成国民收入核算的基础统计数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W=c+v+m)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④。其中，对于不变成本c，可以分为资本存量和折旧流量两部分；折旧用d表示；可变成本v为工资；把剩余价值m分为利息r和利润π两部分，那么可以得到公式：W=w+d+r+π。这个公式即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收入法的统计，同时也是企业的财务报表。与新古典理论不同，这里完全是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其中重要的是对利润的计量，而利润则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
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国民收入统计性质的基础上，马克思展开了对社会再生产和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假设资本家的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和投资(I)，工人的工资用于消费(C)，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和工人的消费支出构成总支出，即国民收入核算的支出法统计。与前面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收入法公式联系在一起，可以从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中得到下面的“收入—支出”模型，即：
w+d+r+π=C+I
这个模型与新古典理论的收入—支出模型是完全不同的，它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被加入到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或亏损。模型中的收入一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赢利或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当存在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如果要使企业不亏损，则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GDP的增长。
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正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即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本积累与收入分配保持稳定的比率，从而使利润率保持不变。经验上，美国从1850年至今增长率一直为3％，储蓄率(资本积累比率)和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分配的比率一直保持不变。显然，这个收入—支出模型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W=c+v+m)所表述的再生产实现条件或稳定状态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改写前面的模型，只是把这个模型的前面乘上一个表示经济增长率的λ，即：
λ(w+d+r+π)=λ(C+I)=λ(C+S)=λY
上式中，C为消费、S是投资、Y表示国民收入，同时把资本存量价值(K)作为折旧和利息的稳定比率加入到模型中，就会得到一个新奇的结论，即：美国长期统计数据所显示的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其中，λ为美国长期3％的经济增长率，而公式中所有变量的比例是不变的，如美国长期的储蓄率(S/Y)和投资率(I/Y)是稳定的，为10％，资本的增长率(I/K)为3％，资本产出比率(K/Y)是稳定的，资本是产出的3倍，收入分配的比例
是稳定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w/Y)为75％，利润的比例
为25％，从而使利润率
保持不变，稳定在10％。而且，上述稳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有效需求的条件，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正是这些变量比例的周期性变动，它们同样具有极强的规律性。
马克思是最早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讨论经济周期问题的学者，同时也是最早系统地采用两个部门模型讨论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学家。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利润率下降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工人的工资将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所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所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则可以得到利润率。假设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的比例，以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而当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完全无关，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计量。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上述收入—支出模型和马克思使用社会再生产公式所讨论的有效需求条件和利润率下降的经济波动，与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发表《货币论》一书中的“基本方程式”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思路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卡莱茨基在1933年就已经采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分析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相同的结论。
四、有效需求与收入分配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领域之一，而收入分配问题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新古典理论运用资源最优配置的要素价格边际生产力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收入分配中的收入并不是实物而是货币，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根本不能解释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经济学家们似乎一直对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耿耿于怀，认为这个概念的含义表示不清楚且容易引起人们思维的混乱；而对于社会关系来讲，“剥削”的概念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它表明了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和对他人的支配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就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来讲，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和货币对他人权利的支配这种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主流经济学完全排除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根本不能讨论由货币所表示的国民收入和其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
实际上，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直接联系到其有效需求分析，而有效需求概念由斯密提出并在凯恩斯的理论中特别居于重要地位。从一般意义上讲，有效需求表示人们的收入与所生产出的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有效需求不足就意味着相对于产品的价值来讲人们的购买力过低而支付不起。这个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来说比较简单，它不过是说供给大于需求，价格水平的变动将能够调节平衡；但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则已经消失了，并被总供给与总需求所取代。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则具有其特殊含义，即有效需求不足意味着工人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工人所要购买产品的价值。这正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有效需求不足是不能通过价格水平的下降来调节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本不存在价格水平这个概念，只有以货币价值计量的总收入和总产出。
马克思采用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两个部门模型来表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这里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划分不仅联系到投资与消费，而且联系到工资与利润的收入分配，因为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投资和资本积累。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和投资，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适合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是，全部工资等于消费品部门的总价值和全部利润等于资本品部门的总价值。现在加入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表明企业的成本收益条件，前面采用的工资等于消费和利润等于投资的简化假设，可以使两个部门模型与收入—支出模型联系起来，即：
w+d+r+π=C+S=C+I
在这个公式中，假设存在给定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家投资所要求的稳定利润率，则这个模型中将有一个唯一的工资与利润的收入分配比例与稳定的利润率相一致。这样，给定储蓄率和由储蓄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率，工资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将被决定；正如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美国的收入分配比例在长期一直保持稳定⑤。显然，这种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模型正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所阐明的，其模型的稳定性可以用有效需求给予说明。
这一模型的稳定性不仅要求工人的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品的价值，而且要等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给定利润率，则企业的生产成本等于资本存量价值乘以利润率。由于资本存量价值取决于投资，从而取决于收入分配，那么收入分配一旦脱离稳定状态，比如收入分配中利润的比例提高时，资本存量的价值将提高，这也使企业的成本提高。如果要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率，就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同时资本品部门将比消费品部门增长更快。这种累积过程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通过经济衰退和企业破产可以使资本存量贬值，并同时改变收入分配的比例，即通过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来保持稳定状态的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比率。
其实，这里的有效需求问题也可以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用于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
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因此，这种有效需求的条件能否满足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变动和企业成本的变动⑥。
这样，我们通过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得到了另一种收入分配理论，它与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要素价格理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即以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和对他人的支配。资本家获取利润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资本积累，即通过货币资本的积累表示其成就、社会地位和对他人支配的权力。不难看出，上述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取决于一个关键的假设，即资本家的利润完全用于储蓄(投资)而不消费，这种假设意味着全部产品都是工人消费的。因此，当收入分配中利润的比例提高时，资本积累将加速而使产品的成本提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长期，只有存在着稳定的工资与利润的收入分配比率，才能保证产品能够被工人购买和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率。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资本家不消费的假设。一方面，显然现实中的资本家或富人不仅消费，而且比工人消费更多，但这并不否定这种假设的现实性；因为只要利息与利润收入的储蓄率高于工资的储蓄率或如凯恩斯假设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则上述收入分配理论就能够成立和具有意义。另一方面，富人的消费主要是劳务，体现着对他人的支配，同时按照卡莱茨基的模型，由于产品的成本由工资构成，富人消费所增加的支出将构成利润。因此，由经济制度或竞争规则所决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将决定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公平与正义”。例如，如果资本家不消费或资本家的消费与工人是相同的，那么货币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表示人们竞争胜负的符号；而如果富人把更多的收入花费在劳务上，则意味着对他人劳动的“剥削”。需要提及的是，在创造GDP的劳动服务业中许多为富人提供的劳务并不是服务，而是斯密所称的“仆人”，它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毫无疑问，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社会制度和竞争的游戏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修改竞争的规则逐渐达到公平与正义的目标。现实中，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竞争和收入分配的游戏规则，而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也正是这种由货币和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所表示的资本主义竞争和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显然，马克思建立了解释这些统计变量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却是以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根本不能企及的，因此主流经济学对这些统计变量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注释：
①这种“边际革命”及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在三个国家由三位经济学家用三种不同语言几乎同时提出，使经济思想史学家们感到十分诧异并引起许多争议。这种经济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或所要解释的经济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经济学开始转向相对价格的决定和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但“边际革命”在三个国家同时产生的事件实际上联系到穆勒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所表现出的古典经济学的矛盾正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
②国内许多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也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完全给予相对价格的解释，并试图融合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如蔡继明(2010)、白暴力(2006)。国内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解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部分都非常类似于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用劳动价值论对相对价格的解释，而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则几乎已经成为主流新古典教科书的翻版，并成为新古典理论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应用，所不同的只是使用了另一套语言和概念。
③这里存在一个由货币拜物教产生的价值概念，这个价值概念在许多文学作品和普通老百姓那里就是货币，即金钱对这个世界的统治，而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价值概念。
④对于不变成本C，马克思批评了“斯密教条”，即通过“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把资本存量消除掉，因为对于资本家的投资来讲重要的是利润率。
⑤如果用卡莱茨基的模型可以使这里的模型进一步简化。用Π表示利润，即Π=d+r+π，可以得到卡莱茨基的公式：w+Π=C+S=C+I，显然，在卡莱茨基的公式中，假设w=C W，则Π=S=I。卡莱茨基由此得到他的名言，“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这里加入由利润和储蓄决定的资本存量和给定利润率，即可得到模型的稳定状态。实际上，卡莱茨基的模型已经构成了新剑桥学派增长模型的基础。
⑥可以用现实中房地产的例子来说明有效需求问题。比如北京2000年房地产的平均价格约每平米3000元，其中建筑成本为700元，假设700元为工资成本，余下的部分为利润；到2010年，房价涨到了每平米30000元，上升了10倍，而建筑成本或工资为1500元，只提高了1倍，工人用工资当然买不起住房。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从60％多下降到40％以下，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里可以用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当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性。目前我国超市里的所有产品乃至超市以外的汽车和住房，可以说这些产品每年的生产量是根本不受资源约束的，如2011年我国轿车产量的增长超过40％，其它产品更容易按这个比率增长。现实中这些产品都是工人和农民工生产的，但中国有几亿农民根本买不起这些产品，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也买不起，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如2011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只有6000元，这只能在大城市中购买一平米住房。在目前我国还有几亿人没有消费到超市里那些产品的情况下，富人消费的“高科技”产品和奢侈品以及劳动服务业的增长率却远远超过GDP的增长率，因为国内的老百姓买不起这些产品而把很大部分基本消费品以低廉的价格用于出口，同时我国的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却远远低于当时的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回答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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