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亲生态人口与和谐教育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命论文,人口论文,生态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文明是一个失衡的文明，支持工业文明的教育系统是失衡的教育。我们即将进入和谐文明时代，支持和谐文明的教育必定是和谐教育。“所谓和谐教育，就是由于实现了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和谐而达到教育价值最大化的教育型式。”[1] 这种教育型式将有效地促进个人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教育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在这里实现了有机统一；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在这里实现了充分整合；人类利益与自然万有存在利益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和谐教育旨在实现向教育本原（或本体）的回归，弥合知识与能力、为学与为人、理性与价值、人类与自然的裂缝，谱写出优美的和谐大合唱。
一、亲生态还是反生态：人口演化的历史分野
任何发展实际上都是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一种互动和人类在客观条件限制下的历史选择。在崎岖漫长的文明之路上，人类并不是一直与自然处于剑拔弩张的对抗中，事实上，两者一直处在亦敌亦友的双重关系中。很多历史典故告诉我们，在相当多的时候，人类并没有数典忘祖，而是时刻将自然的恩德铭记在心并通过种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原始的、质朴的和谐，此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也是人类的老师。原始文明是一种低级形态的和谐文明。在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的格局使得人类既敬畏自然，又无更多的余力去改造自然来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基本上符合和谐的要求。在人口增长缓慢的农业经济时代，自然有足够的养育力来承担人口的增长和活动，除非是错误的政策、战争和饥荒干扰了自然与社会的复合平衡系统。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畸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贪婪和无知，“人定胜天”的妄言使我们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惨重生态代价。“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成了跨越国界的规律性现象。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对道德的背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而且还在以惊人的景象继续上演。2000年底是我国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一控双达标”环保目标的最后期限，即在12月31日之前，全国各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指标内；所有工业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重点城市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标准。但实际情形是，根据当年9月份的统计，全国已经达标的企业只有21.45万家，尚有工业污染企业23.8万家，其中不少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达标行动[2]。世象纷乱、道德无着将文明的演进推到了又一个选择的历史路口。这是工业文明落幕的信号，也是人类新文明——和谐文明诞生的契机。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人类尊重自然之时，往往是我们生活无忧之日；当人类背叛自然之时，就到了作践自己之边缘。“环境难民”的大量存在就是证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发展关系从人类亲生态还是反生态的最初时刻就有了方向和结果。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发现：玛雅文明的湮没、古楼兰文明的消失等等无一例外地难逃“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3]（P111）的规律。
自古以来，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共存关系过程中发展出了一整套璀璨多姿的文化理念和生存法则。一部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地破坏自然的历史，也是不断地重建自然的历史；是不断地耗损资源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再造资源的历史。一旦人类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掠夺超过了对自然的养护和回馈，人类的发展就出现了不和谐的景象，而这，恰恰是今天的人类应该警觉和反思的地方。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必须选择和谐发展战略，将人类从失衡的困境中解救出来[4]。“十五”期间是中国积极实施和谐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关联21世纪中国的整个发展前景。但有迹象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极其巨大的，其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就是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因为从和谐发展的视野看，反生态人口的规模和影响力还过于强大。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如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经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和谐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口条件和人口环境？简单说，我们需要的是亲生态的人口，而不是反生态的人口。人类行为背后的终极推动力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但是历史经验又表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舞台和历史条件，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我们的行为也是有边界的。任何为所欲为、不尊重规律的做法都将自食苦果。
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反生态人口？人类的智慧和理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贫困、愚昧、利欲熏心、心态失衡以及人口管理的松懈是反生态人口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反生态、恶生态的人口？贫困所导致的生存压力和无路可走，愚昧所导致的目光短浅和竭泽而渔，利欲熏心所导致的拜金主义和与自然为敌，心态失衡所导致的即时行乐和欲壑难填，以及管理的松懈所导致的破坏性力量的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走向了和谐发展的对立面。在我国，反生态人口业已成为和谐发展的大敌。为数不多的人即可造成极端严重的恶果，与和谐发展构成了尖锐的冲突。譬如，专家们通过对河西走廊沙尘暴的“策源地”武威、金昌等地的实地考察发现，过早出现的沙尘暴除与冷气团过境有关之外，人为的强度经济活动，如对沙漠边缘荒地的盲目开垦等是引发河西走廊沙尘暴的主要原因。随着土地沙漠化的大面积扩展和程度的逐渐加剧，作为沙漠化主要标志的沙尘暴的强度也在不断加大。和谐伦理价值取向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取向[5]。人口的和谐伦理向度， 无疑是问题的关键。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有很多被当地群众尊奉的“神山”，山上植被保护得相当好，而周围没有“地位”的茂密林山早就被伐成“秃山”。类似的、举不胜举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类对生态的价值取向最终决定着自然的命运，从而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类引领到这样的十字路口：亲生态的未来是光明的，反生态的后果是可怕的。在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中，未来的人口发展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强化亲生态的走势，弱化反生态的倾向。“亲生态”当然地成了人口现代化的趋向。这样的人口转型将极大地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景象，为未来的福祉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和谐教育在和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二、在和谐发展的框架里重新认识“人口”与和谐教育的功能转向
人口是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和谐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不考虑任何人口因素作用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但人口因素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和谐发展的，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人口是什么？在传统人口学的视野里，人口是统计学总体的概念。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和谐发展的框架里，人口的丰富涵义早就超越了统计学的界定。在人口生态学和人口社会学的视野中，人口不是简单的统计学总体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的集合，所以我们不能被人口数量的表象所迷惑，而必须看到人口数量背后“人”的存在。我们必须关注现实人口所表现出的历史影响力。当下的中国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口亲生态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就人口与生态的关系而言，是亲生态还是反生态对和谐发展的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这两种趋向表明了人口的力量性质。毫无疑问，和谐发展所要求的人口力量必须是亲生态的。亲生态的最高理念是生态价值，这是最高的价值，生态效益是最大的效益，生态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心态问题和道德问题。就像和谐伦理观指出的：关怀自然万物是我们的终极关怀，万物和谐互动，方能通泰[5]。
人口对于资源环境的作用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取决于人口的生态素养以及人口的生活方式——譬如生产方式、活动方式、消费方式和排污方式，而凡此种种归根结底又是受人类的和谐伦理观和人类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如果说人口压力主要是因为人口素质差，那么这种人口素质就是指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没有丰富而科学的生态知识，对生态的价值以及实际的境遇就很难产生真正的认识，树立和谐发展所需要的生态意识——譬如，自然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人类的衣食之母和道德之父；人类只是处在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必须敬畏自然，而不能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
反生态人口即使所占比例不大，所带来的恶果却是非常可怕的。一旦亲生态人口的力量弱于反生态人口的力量，和谐发展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这种负向的力量和发展的不平衡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在平衡全球生态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92年，东洞庭湖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1994年，东洞庭湖19万公顷地域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P103）。然而，鸟类资源丰富的东洞庭湖却时时遭遇反生态人口的偷猎厄运。为什么偷猎屡禁不止？一个原因是风险小，偷猎十有八九成功，这实际上就是亲生态人口敌不过反生态人口，具体原因是保护区面积大，而管理人员少而且装备落后——东洞庭湖保护区如此之大，以至于核心区就有100多万亩滩涂湖泊，却主要依靠两个管理站七、 八个人守望，步行巡查，自然是防不胜防。另一个原因是有市场，利润高。在保护区附近的城镇市场，一些野生动物竟然被公开出售。
是亲近生态，还是悖逆生态？如何看待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对我们行为的看法。
亲生态人口是指在实际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中自觉地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以生态平衡作为人类行为边界的人群，而反生态人口则是指其行为取向或价值取向是以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自然受损为代价来满足自身利益追求的人群。而培养亲生态人口，无疑是和谐教育的重要使命。实现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一个事关和谐发展的艰巨历史重任。培养亲生态人口，实现教育的功能转向，和谐教育任重而道远。
三、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最大化的人口目标，和谐教育必须先行
既然亲生态人口才是符合和谐发展要求的人口类型，那么，我们就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亲生态人口的发展并进行反生态人口的转化。而生态教育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先决条件。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既有亲生态人口建设性力量的存在，也有反生态人口破坏性力量的存在。两者的斗争和力量平衡状态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真实图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口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形态始终处在与和谐发展相匹配的状态之中。完成从反生态人口类型向亲生态人口类型的转变，是和谐教育面临的伟大历史使命。
时代在呼唤符合和谐发展原则的人口转型理论和教育的和谐转型。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要点：第一，将尽可能多的人口纳入符合和谐发展的和谐教育体系之中；第二，将尽可能多的劳动力人口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纳入绿色生态的经营之中；第三，将全体人口的消费方式纳入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之中，譬如杜绝对野生动物的消费，亲生态人口对任何反生态的行为会产生负罪感；第四，使全体人口树立起和谐伦理意识，这种和谐的伦理觉醒才是我们的最后希望。真正和谐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道德高尚的人。苏格拉底认识到，与技术和职业训练相比，道德的完善更为重要。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则明确指出，所有关于教育的概念归根结底是一个同培养道德性格有关的概念，“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7]（P260）。 爱因斯坦说得好：“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8]（P70）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亲生态的和谐发展的人，是和谐教育肩负的伟大使命。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型，必须大力开展有效的和谐教育，建立起全民终身的和谐教育体系。生态教育的宗旨是传播生态知识，树立和谐意识，培育一代又一代的亲生态人口，实现亲生态人口规模的最大化，最终则是为了促进生态的平衡和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
和谐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所遵循的最高价值是：21世纪的人类行为都要集合在“生态效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之下，和谐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黄金法则。无论是个人的行为、厂商的行为还是政府的行为，都必须服从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经济效益必须在维护必要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任何将经济效益凌驾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之上的做法都是与和谐发展追求背道而驰的。
和谐教育的目的在于运用和谐智慧和方法教育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改变人们不适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走和谐发展之路，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谐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教育对象包括决策者、企业家、科技人员、普通公民和中小学生；教育方式包括课堂教育、实验启发、媒介宣传、野外体验、案例示范、公众参与等；教育内容包括和谐知识、和谐发展、生态价值、和谐哲学、和谐伦理、和谐标识、和谐美学、和谐文明等；行动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宣传出版部门、群众团体等。
和谐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知识教育，教育目标是学习人口；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全民生活教育，目标是全体人口。在这方面，中国大有文章可做。国务院早在1981年就颁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中小学和幼儿园中普及环境保护知识。”[9] 可是，规定的落实却不尽人意。众所周知，正规学校的环保教育并没有引起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足够重视，不少中小学和幼儿园环保教育几乎是个空白。和谐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培育亲生态的善念，消灭反生态的恶念，并且引导人们科学地开发资源和利用自然的恩典。瑞典被称作世界一流的环保典范国家，其成功的奥秘就是将环保教育扎根在儿童心中，使之成为人们素质修养中最为平常的组成部分，然后化为全体国民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善行为。
和谐教育之所以必须从学龄前儿童抓起，是因为少年儿童易接受新知识，可塑性最大，在这个时期开始对他们进行和谐教育，容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和谐是真善美、失衡是假恶丑的思想，从而使他们自觉地培养起爱人、爱生兼爱万物，与大自然为友的良好品德。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不是朝夕之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来完成，少年儿童是未来的建设者，他们如果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同时，就具有一定的和谐意识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义务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就会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
当前，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和谐教育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因为只有让他们认识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了解到各种投资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他们才能下决心制订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提供合理的环境保护投资（目前，日本用于环保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美国超过2％）。我们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起和谐生产力观。认同和谐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就是形象、就是财富，优化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总之，和谐教育应是全民性的。
建设和谐文明，和谐教育必须先行。通过和谐教育，使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优化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是现代人应尽的基本义务。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小学教材中注入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教学内容，下一步还要扩大生态教育的覆盖面，促进和谐文化与生态科学的社会化，以普遍唤醒各界人士和广大公众的生态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