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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戏曲舞台一派荒芜，除了几部“样板戏”，一切艺术活动几乎全被扼杀，喜剧创作更是无从说起。浩劫过后，大地回春，大批被禁锢多年的戏曲传统剧目重新搬上城乡舞台，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春草闯堂》、《唐知县审诰命》、《三打陶三春》等喜剧杰作，几乎一夜之间红遍神州大地。挟其余势，戏曲界掀起了创作喜剧的高潮。传统喜剧的重放异彩和新编剧目的佳作迭出，使戏曲喜剧舞台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首先在剧坛上刮起喜剧旋风的，是以《徐九经升官记》（郭大宇、习志淦编剧）为代表的一批新编古装戏。
创作于1980年的《徐九经升官记》系作者从传统单口相声《姚家井》得到启发而新编的一出大型古装京剧。该剧的全部戏剧冲突围绕着一个弱女子展开：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强抢民女李倩娘，正欲拜堂成亲，奏凯还朝的安国侯义子刘钰闯入喜堂，夺走倩娘。于是刘、尤两家同时状告对方夺妻。尤金的姐夫并肩王是当今皇叔，刘钰的义父安国侯是统领兵马的大元帅。二龙夺珠，吓坏了六部大臣。大理寺、刑部、吏部、都察院，大小官员纷纷借故躲避。老谋深算的并肩王特地寻找安国侯的仇人审理此案。于是徐九经，这位因相貌丑陋被安国侯夺去状元功名，九年不得升迁的七品县令一下子被擢升为大理寺三品正卿。出于对王爷的感激和侯爷的积怨，骤然升迁的徐九经自然偏向王爷一边，他认定花堂抢亲，错在刘钰。于是上任后第一件举措，就是以送礼为名闯进并不欢迎他的侯门，计赚安国侯父子，将李倩娘接出来暂寄大理寺。为了第二天审案时能镇住跋扈的刘氏父子，他又赶去王府求请来上方宝剑。然而一切准备就绪时他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刘钰和李倩娘本是一对情侣，尤金才是抢亲的贼子。这意外的发现使他极为震惊，也置他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和一夜的苦思冥想，徐九经终于秉公执法，巧计断案，玉成了刘钰和李倩娘的婚事，惩罚了尤金。而刚刚当了三天大理寺正卿的徐九经则不得不脱袍挂冠，回歪脖树下卖老酒去也。
这位徐九经，是个迥异于传统戏曲舞台上习见的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的又一种典型：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因相貌丑陋而沉抑下僚；久不得志，却一朝时来运转，平步青云，陡升高位；大权在握，又泰山压顶，两头受气；欲扶正祛邪，又举步维艰；最后虽然惩恶扬善，却不得不挂冠而遁，永别仕途。作者把这个丑角扮演的好官始终放在权与法、公与私、恩与怨等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使其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热衷仕途，对个人恩怨耿耿于怀，但又深明大义，是非分明；他既有个人升官的小算盘，又有治国安邦的大抱负；他看似迂腐，实则聪慧；貌似圆滑，实则刚直；虽然好酒，却不贪杯……作者着意把这矛盾着的诸方面有机地统一于同一人物身上，围绕这一独特性格生发出妙趣横生的一连串戏剧冲突。为了赚出李倩娘，他以一坛酒作为礼物敲开侯府大门，目的达到后，他又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酒要了回来，以便作为去王府的见面礼。公堂审案之时，面对王侯两家咄咄逼人的威势，他用王爷请来的上方宝剑吓退他们，又佯装醉酒，糊涂断案，判李倩娘同为两家之妻，按月轮换。这一荒唐的判决收到了绝佳的效果：贞烈的倩娘夺过徐九经手中的毒酒自尽殉情；不愿出安葬费的尤金当场说出真相，撕毁了伪造的婚约，因此受到严惩；有情人刘钰先悲后喜，和李倩娘终成眷属（李起先喝的乃是徐九经用麻药假冒的毒酒）。一出闹纷纷、乱糟糟的官场龙虎斗就这样被他举重若轻地了断了，不能不令人佩服。
古往今来，公案戏、清官戏比比皆是，然而像《徐九经升官记》这样出人意表、令人解颐的好戏却极为少见。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对人物形象的独特处理。作者不仅大胆地给自己的歌颂对象的鼻梁上画了块“白豆腐干”，调侃式地刻画了其丑陋的外貌，还别开生面地写了徐九经一系列缺点和失误；出于个人恩怨，他一登场感情上就完全倾向于并肩王一边；由于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他错误地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受害者、保护真凶手的措施；他处处巧施智谋，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却“自己挖坑自己跳”，将自己一步步逼进绝境。作者巧妙地以此为铺垫，为后面真相大白时主人公灵魂深处的美与丑、是与非、良心与私心的大搏斗蓄足情势，并在这场心灵的大搏斗中最终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以往的清官戏中难得见到的妙笔，也是此剧的不同凡响之外。
此剧的语言也颇具特色。徐九经的语言既诙谐幽默，又时时透出几分酸辛；既富有满腹经纶者的才气，又带有几许沉抑下僚者的土气和怨气。十分贴切地反映出这位才识过人，又丑陋过人的喜剧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尤其是第八场，即全剧高潮时的那一段核心唱段，以“一字韵”的形式，在三十几句唱词中一气呵成七十几个“官”字，如急风暴雨一般，将主人公内心激烈翻滚着的焦虑、愤懑、忧伤、感慨等种种感情，迸发无遗，取得极为强烈的艺术效果。
《徐九经升官记》因“二龙夺珠”而引发一场“小官审大官”的闹剧，高甲戏《凤冠梦》（诸葛辂编剧）则由“二凰争凤”而演出了“凤冠三讼”的喜剧：
官场老手李元顺为报答御史沈炼提携之恩，将女儿李月娥许配沈子少卿。不久沈炼因弹劾严嵩下狱，李元顺一家逼少卿退婚，转将女儿许配给严嵩之孙。沈少卿走投无路之际，得渔民李伯父女救助，与李女春娘（大名亦为月娥）订下终身。不久严嵩倒台，沈炼擢为相国，沈少卿高中状元。李元顺一家为夺回失去的凤冠霞帔，一告再告，却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凤冠梦》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头五场采用双线并进的手法，充分展现了李府的卑鄙势利和渔家的真情实意。李元顺一家先是那么隆重地欢迎沈姑爷上门共度中秋，而一旦沈炼下狱，就立即逼沈少卿退婚，并迫不及待地转向严府求亲；当获悉严嵩可能倒台时，又故意拖延婚事，并对沈少卿留了一手……在险恶多变的宦海风波里，脚踩两只船的李元顺时刻准备用自己的人格和女儿的婚姻去向强者献媚。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渔家李伯父女：在沈少卿被官兵追捕的紧急关头他们挺身相救，在明知沈是朝廷钦犯的情况下与之订亲。作者用《惊变》与《悔变》两场写尽了政治风波的险恶与官场变色龙的卑劣，又用穿插其间的《惜留》、《惜情》、和《惜爱》描画了春江渔家的安谧和下层民众的纯朴善良，为以后的剧情作了有力的铺垫。
严嵩倒台，沈炼复出，落难公子沈少卿也中了状元，眼看就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了。然而《凤冠梦》的脱俗之处，就在这看似就要收场的地方突起波澜，利用二女同名的巧合，安排“双凰争凤”的喜剧冲突：李元顺一家得知沈家重新得势正在懊恼，忽又听说沈少卿金殿面君时奏明家中有未婚妻李月娥而喜出望外，正当全家欣喜若狂地等待凤冠霞帔时，沈少卿的迎亲队伍却过门而不入，径奔江畔而去。李元顺上前阻拦，沈少卿当然不认旧帐，于是自然引出了“凤冠三讼”：
“一讼”主审者为应天知府吴乙九。他官小职微，奉命“小官审大官”，自然难以措手。为保乌纱帽计，他故作糊涂，先让二娥说明为何爱沈少卿。当听说侍郎千金爱的是凤冠霞帔、诰命敕封；而渔家女爱的是沈郎为人时，他来了个“各得其所”，将凤冠霞帔、诰命敕封判给前者，将少卿判给后者。这种看似糊涂的判决其实极为高妙，侍郎千金攀不上沈少卿，凤冠霞帔自然也就无从说起。美梦落空的李元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有了“二讼”。
“二讼”的主审官是都察院御史赵基。这位“二十年没有升一级，黑胡须当到白胡须”的官迷一心想通过审理此案来讨好上司以达到升官的目的，因此接手案件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打探沈相国口风。在自以为摸准沈炼态度之后，他自作聪明地判决两女共嫁一男，并迫不及待地安排拜堂成亲。当沈少卿提出抗议时，他还自以为是地劝说：“你可多得一个，已是占了便宜。”此举遭到少卿、春娘的强烈抗议和沈炼的干预，于是“二讼”告吹，继以“三讼”，由刑部尚书邹应龙审理。
邹应龙执法严明，多谋善断。在摸清案情之后，他以欲擒故纵之法，先判沈少卿与李月娥成婚，却又以其“既订侍郎之女，又与渔家姑娘私订终身，假告退婚，实是欺君罔上”的罪名“革去状元功名，永不录用”。侍郎千金一见凤冠霞帔落空，急忙反悔，并不顾其父阻拦，出示退婚书。然而有此文书为证，沈少卿不但与她无干，而且赖婚罪名不辩自明，于是邹应龙据实而判：沈少卿无罪，给还冠带，准与渔女李月娥完婚，一应封赠，悉归渔女。侍郎千金的凤冠梦不但落空，而且其父的乌纱帽也岌岌可危了。
清代戏曲家李渔曾总结创作经验道：“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水穷山尽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后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具备，始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闲情偶寄》卷四）《凤冠梦》的作者在“大团圆”触手可及之时，宕开妙笔，构思了“三讼”情节，三个主审官性情迥异，三个公堂各具特色，三次判决别出心裁，在将剧情一步步推向高潮之际，波澜迭兴，妙趣如潮，诚为“到底不懈之笔，愈远愈大之才”。
高甲戏历来以擅演讽刺喜剧见长，丑角表演艺术十分发达。《凤冠梦》充分发挥了这一剧种优势。剧中不但有李元顺、吴乙九、赵基三位官袍丑，还有李夫人的丑旦，侍郎千金的花旦跨丑旦，真可谓“群丑乱舞”，妙趣横生。尤具特色的是第六场扮演吹鼓手的四个“傀儡丑”，他们迈着呆板而整齐的步伐，忽而昂首高奏，忽而躬身低吹，忽而两两相对，忽而一字排开，手眼身步协调有致，动作表情极为滑稽。而且他们虽然为龙套，却卷入戏剧冲突，在李元顺和沈少卿的纷争中，随着二人的指令，忽而向东，忽而向西，直吹得晕头转向，最后无可适从，跌坐在地，瞎吹一气，在短短几分钟内，制造了一个与剧情紧密结合、气氛极为热烈的喜剧场面，堪称神来之笔。
官场变色龙李元顺机关算尽，美梦成空，落得一场嗤笑，而在龙江剧《皇亲国戚》（王毅编剧）中，李元顺的同道们却要比他幸运得多。该剧中的华山知县沈梦得及其夫人、女儿，还有县衙师爷白忙，都是一些比李元顺更卑鄙无耻之人。在皇后寻找失散多年的弱弟过程中，他们不惜使出最卑鄙的伎俩来攀龙附凤：沈梦得先是将前来应承的憨郎没为官奴，而一旦发现憨郎可能真是皇后亲弟时又百般奉承；其妻则教唆女儿主动去与憨郎“生米煮成熟饭”；其女二凤也真的不顾廉耻，夜入花园自荐献身，却被师爷白忙移花接木，捡了便宜。最为精彩的是第二天正式拜堂时，沈知县发现真相，叫人绑起这位冒名顶替的假女婿时，白忙却不慌不忙发一声喊：
慢！告诉你，国舅爷昨晚已离开县衙，救出我妹子杏花，结为夫妻，双双进京了。如今我就是当今天子小舅子的大舅子！谁敢拿？谁敢绑？……二小姐嫁给我这个国舅爷的大舅子，你们当个国舅爷大舅子的老丈人、丈母娘、大姨子、一担挑，不照样是皇亲国戚吗？我看还是继续拜堂吧！
一席话折服了恼恨不已的沈梦得夫妇。当不成国舅爷岳父母的知县夫妇只好退而求其次，认下这位不称心的女婿。然而一旦皇帝下诏否认憨郎为舅时，形势立即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沈梦得吓得魂飞魄散，追捕回憨郎百般拷打；白忙胆战心惊，发誓要将妹子杏花改送县令做妾。最后皇后亲来华山认弟并带回京城，当朝廷来人欲将这一行丑类尽数拿下时，形势忽然又大变：
白忙 杏花姑娘是我两妈一爹的亲妹妹，我乃是当今天子小舅子的大舅子。
二凤 我乃是当今天子小舅子的大舅子的二夫人。
沈梦得 我是二老丈人。
夫人 我是二丈母娘。
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的憨郎这时又成了他们的护身符，这伙狗男女还真成了皇亲国戚！谁也奈何他们不得。于是一场闹剧，就在这伙跳梁小丑的弹冠相庆声中收场。
在封建社会里，皇亲国戚拥有极高的特权，一旦跻身其中，终身受用不尽。所以沈梦得、白忙等人才那么不择手段地攀龙附凤，民间也因此有“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之谚。然而却有人甘冒杀身之祸而不肯和公主成婚，并因此演出了一场宫闱悲喜剧：
公主玉叶因兵乱流落民间，回宫时已身怀六甲。因为事涉皇家体面，众太医不便明言，只好含混其辞，遭到皇帝责罚。惟太医李珙聪明过人，将所切喜脉说成“风邪入内”，处方是急招驸马冲喜，于是新科状元柳怀玉被选入宫中。不料这书呆子以妻亡誓不再婚为辞，并自告奋勇为公主诊治。当他将真相奏明时，皇帝龙颜大怒，将他打入死牢。太医胡植一度违心附和李珙，后为救状元，又连夜进宫说明真相。公主亦直承其事。皇帝恼羞成怒，赐胡植、公主自尽。胡植助公主出逃，自己却和柳怀玉一起被押赴刑场。公主赶去阻刑，意外地发现状元就是自己的夫婿。奉命监斩的李珙见机行事，请皇帝赦免胡、柳和公主。最后胡植被放还乡，李珙荣升一品太保，柳怀玉与公主正式成婚。
以上是湖南花鼓戏《喜脉案》（叶一青、吴傲君编剧）的剧情梗概。作者以公主未婚先孕这一涉及皇家体面的离奇情节为戏胆，用喜剧手法，充分展现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君臣众生相。剧中无论是专横而又不乏爱心的皇帝，娇羞而略带调皮的公主，端方而不失幽默的状元，还是外圆内方的胡植，善良而又泼辣的胡涂氏，无不刻划得形神毕现。然而全剧用力最多，性格最为丰富多彩的，还是那位圆滑世故的李珙太医。这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在诊出喜脉时，他以“风邪入内”巧妙地掩饰了真相，即使自己免遭厄运，也搭救了他的同僚。为消除后患，他坚请为公主冲喜，却害了状元公。他本无害人之心，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陷他人于困境。他本是医林高手，却当了监斩官。他既媚言惑主，逢迎拍马，又花言巧语，智救了三条人命，并玉成了公主与状元的婚事……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因此虽说不上可爱，但也不那么令人憎厌。他之所以能在充满尴尬和矛盾的境地中左右逢源，扶摇直上，不能不归功于他对封建政治的清醒认识：
皇帝老子说假话要天下敬仰，神仙道士说假话要万民烧香。秦赵高口是心非为当丞相，李林甫两面三刀为掌朝纲。我李珙并非生来爱说谎，也不曾处心积虑害忠良。说假话图富贵非我所望，都只为无可奈何诚惶诚恐伴君王！
假话与谎言，本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在政治生活中，它常常又具有真话所难以达到的神奇功效。正如剧中最后一场，李珙奉命监斩状元与故人胡植，即将手起刀落之际，公主赶到刑场，认出夫婿。李珙见机，马上请公主击鼓请出皇帝，并不失时机地大灌皇帝米汤：“万岁息怒。从古到今有多少人争名争利争权争霸争妻子争儿女，唯独圣朝却有人争着去送死。这分明是万岁英明，皇恩浩荡，天下一统，政通人和。非是礼义之邦，道德之国，哪有这样的烈女，这样的忠臣，这样的贤妻良母？”一席话说得皇帝十分受用，连赞“讲得好！讲下去。”于是他趁热打铁，声称“万岁仁慈似爹妈，哪里舍得把人杀？圣上知臣心肠软，逢年过节都不敢杀鸡鸭。因此上特派我御医来监斩，只不过告诫臣民守王法。”为皇帝赦免诸人铺下台阶，也为一应人等做下顺水人情。
在新时期戏曲喜剧中，李珙是个别具一格的人物典型，他谙熟官场诀窍，摸准最高统治者脉搏，故而能在谎言与真实之间，君王与僚友之间，正义与邪恶之间进退自如，周旋合度。这一人物是那一时代的合理产物。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深刻、丰富而多元的审美认识价值，十分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闽剧《天鹅宴》（陈道贵编剧）也是一出表现谎祸的绝妙喜剧：唐太宗晚年溺于安乐，闻忧则怒，于是群臣争报祥瑞。洛阳都督危得安驰马进京，急报河洛“田蛾云集”灾情。沉迷于祥瑞梦中的唐太宗想当然地将之听成“天鹅云集”东都洛阳，龙心大悦。危得安目睹群臣报祥瑞者获重赏，报灾异者受严惩，于是将错就错，谎报洛阳天鹅经月不散，斗米四文，受到唐太宗表彰。丞相房玄龄知道真相又不便明言，遂力劝太宗驾幸东都，意欲使之亲睹灾情。不料唐太宗却因此作出了荒唐的决定：在洛阳摆设天鹅宴，同庆天下太平，并邀各国使臣观礼，以成千古佳话。一出由谎言引出的闹剧就此开场：都督危得安撒谎招祸，却把危机转嫁给洛阳县令郿道九，命他三日内捕捉天鹅百只，以备圣宴；驱逐饥民，以正市容。可怜这位芝麻官上压下顶，走投无路，险些走了绝路。而那位大唐天子在房玄龄引导下，提前来洛阳微服私访，虽然访得真情，却遭到自诩有“吃刀的嘴，化刀的肚”的都督府衙役的盘剥，并被群丐当面奚落、辱骂了一番：“骂他是个安乐王，游山玩水逛洛阳。蛤蟆想吃天鹅肉，黎民百姓遭殃！骂他是条瞎眼龙，虫灾看作大吉祥……如果碰到我李老拐，拔下他龙须问端详！”
假象戳穿，龙颜大怒，唐太宗欲斩危得安以泄心中愤懑，又无以发付浩浩荡荡前来赴宴的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欲以秋雁冒充天鹅，那固执的郿道九又坚决不肯以假冒真。万般无奈的唐太宗只好化装成算命先生亲往县衙劝诱。无奈郿县令谨遵皇上“实事求是”圣谕，坚拒眼前说客。太宗词穷理屈，只好说出自己身份，却又被郿县令当作江湖骗子，狠狠打了一个耳光。从被蒙骗，被辱骂到被掴打，唐太宗终于尝够了乐听谀词的苦头，真所谓“尴尬汉偏逢尴尬事，烦恼鬼常找烦恼人”。
戏的结局仍是皆大欢喜，野鹅冒充的天鹅宴照常进行，各国使臣交口称赞“贞观盛世”，文武百官极力颂扬“千古一宴”。在房玄龄的极力劝谏下，唐太宗终于宽宏大量地升郿道九为四品都督。然而这位仁兄自谓如此升官不光彩，意欲辞官回家卖臭豆腐。正当他高呼“陛下”时，深知他牛性的太宗怕他又有什么惊人之言，急忙往他嘴里塞了个鹅掌，郿道九过分紧张，骨鲠在喉，有口难言，被急扶去太医院治疗。一场闹剧在众人的欢笑声中收场，而唐太宗笑得特别苦涩。
和《喜脉案》一样，《天鹅宴》也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几个主要人物都颇有特色。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夫妻之间及忠佞之间的冲突都带有鲜明的性格烙印，人物的行为都有着内在的心理依据。这就使得情节生动有趣而又不显浮泛，偶然性的“巧合”、“误会”中透露着人物性格逻辑的必然性。整部戏看起来似乎都是由“一念之差”发端：唐太宗无意间误听，危得安见风使舵误报，房玄龄屈意劝驾，误招来更大谎祸，唐太宗微服私行招来误骂和误打，最后不得不以野鹅冒充天鹅，举办了一场“千古一宴”。由一次小小的听觉失误引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欺世骗局，贞观君臣人人卷身其间，骑虎难下。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无不昭示了人物行为的内在依据。由于剧中的唐太宗已不是昔日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开明天子，这就迫使伴君如伴虎的臣属们在俯仰顺逆间作出抉择。既然皇帝喜欢臣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那么骨头不硬的危得安自然不敢直秉灾情，只好将错就错，将“田蛾云集”的灾异改口成“天鹅云集”的祥瑞。宁当良臣不当忠臣的房玄龄虽然心知肚明，却不敢犯颜直谏，所以只好以不伤皇上面子的曲谏为斗争方式。郿道九坚持君王“实事求是”的教诲不肯以假弄真，逼得唐太宗情急之下脱口说出“我乃当今天子”的真话，因此招来了一个耳光，这也是封建社会“天无二日”观念的必然反映。李世民、房玄龄、郿道九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由各自的所思、所欲、所求而导致行为间的冲突，构成了一系列妙趣横生的喜剧情节。而这些情节的设计又是那么的天衣无缝，自然浑成，既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回环曲折，妙不可言。
与“文革”前的同类剧作相比，新时期古装喜剧有一明显的特点，即与前者多系脱胎于传统剧目不同，后者大多是新创剧目。这反映了新时期戏曲作家发现喜剧题材、发掘喜剧因素、营造喜剧情境、运用喜剧语言等各方面能力的提高。这对提高喜剧表现能力，繁荣戏曲创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真正体现新时期戏曲喜剧繁荣景象的，还是那些表现农村题材的现代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改革的深入开展，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旧思想也在这种变化中相互碰撞，引发出一幕幕生活喜剧。农民们既希望用喜剧的形式来揭露生活中丑陋的一面，歌颂改革浪潮中的新人新事，也希望从喜剧的观赏中得到身心的愉悦，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面向农村基层的作家们也就顺应形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了一批精彩的喜剧。这些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喜剧所共同的特点在于并不是浮在表层简单歌颂党的农村改革政策，而是深入到生活的激流中，从历史性转折和拨乱反正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中揭示深层意义上的新旧思想和观念之间的冲突，从而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由于他们及时地反映出农村改革中的新变化和农民的喜怒哀乐，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可信可亲的喜剧人物形象，并且充分体现出喜剧的娱乐特性，因而赢得了广大农民由衷的喜爱。
湖南花鼓戏《牛多喜坐轿》（陈芜编剧）和山东莱芜梆子《红柳绿柳》（张彭、王其德、纪根垠编剧）均表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政策变化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悲欢。
“文革”期间肆虐全国的极左路线给广大农村造成极大的破坏。对此，这两部剧作并没有回避和掩饰，它们都如实地反映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同时写出了农民群众自发的抗争。《牛多喜坐轿》中的牛多喜是个勤劳善良的老农，为了维持十口之家的生计，他想搞点家庭副业，却为当时的政策所不容：家里仅有的两只鹅蛋，他想用来孵小鹅，却被小女儿拿去交了团费；大女婿为他祝寿送来的一只鹅，又被区干部抓去挂牌游斗后关押起来。爱鹅如命的牛多喜只好天天去探监送牢饭。后来队长将两个鹅蛋还给他，他又将它们孵成小鹅，偷偷在湖边放养。可是干部还要割他的“尾巴”，他只得装作去城里看病，把小鹅崽藏在轿内，不料又为干部发现。正在相持之际，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传达下来，牛多喜和乡亲们才得遂心愿。
《红柳绿柳》的戏剧冲突与《牛多喜坐轿》颇有几分相似，不过《牛多喜坐轿》中的干部要割的是牛多喜一个人的“资本主义尾巴”，而《红柳绿柳》中的干部要割的是全村人的“尾巴”，于是全村人都动员起来与干部“捉迷藏”：
丁庄生产队长丁老旺知道上级只让种杂交高粱，不让种黄豆，于是他把豆子种在田中间，外边镶上一圈高粱，遮得严严实实。认真负责的县委金书记深入田间检查，发现了丁老旺的秘密，一怒之下撤了丁老旺的职，叫常秘书留在村里帮助丁庄“端正方向”，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丁庄人硬抗不行，就来软磨：先是赌气选了个十五岁的孩子当队长，顿顿让常秘书吃难以下咽的杂交高粱窝窝头；再是割“尾巴”时先让他检查丁老旺家里，查过之后，再把各家的“鸡狗鹅鸭，珍贵品种”都藏到了丁老旺家中。常秘书查完全村，看到“尾巴”已干干净净，十分高兴，要表扬表扬这个被罢官的老队长，于是又回到丁老旺家叫他写篇“保证”好上报。不料“保证”刚写到一半，各种禽畜一起叫了起来，从被褥下还探出一头小牛犊来，气得常秘书大发雷霆：“好哇丁老旺！叫你种杂交高粱，你在地里掺假；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你把全村的尾巴都藏在你家！”立即打电话向金书记汇报，不料却听到这样的指示：“说什么错的又对了，对的又错了，割过的就割了，没割的就不要割了。”原来是三中全会精神下来了。群众一听，纷纷抱起自己的篮子、筐子、牛犊等“尾巴”欢天喜地回家去，连临近的“先进典型”柳庄也闻风而动，大搞起副业来了。
这两部剧作都深刻揭露了极左路线给农村造成的灾难，但却没将之写成“伤痕文学”。作者立足于拨乱反正的今天，回顾那段辛酸、艰涩的生活，从中找出荒唐、滑稽的成分并予以浓墨渲染，让观众重温那段充满愚昧、荒诞的往事而发出含泪的微笑。剧中许多本非喜剧性的细节，经过作者妙笔处理，都成了精彩的喜剧片断。如《牛多喜坐轿》中牛多喜给鹅送牢饭一节：
〔二幕前，牛多喜提篮上。
牛多喜 （唱）世间只有人犯法当囚犯，
哪见过畜生坐班房。
每日里我为白鹅送牢饭，
一篮子苦麻菜不够一餐尝。
你看它伸长颈根向我喊，
铁打的心肠也泪汪汪。
〔泥土臂套“执勤”红袖章上。
泥土呃呃，多喜爹，你干什么？
牛多喜 给鹅送牢饭！
泥土钟点没到，不许会客。
牛多喜 那鹅不会死去？
泥土饿死的好，绝了自发的种。
（下）
牛多喜 你一世也讨不到堂客，你才会绝种哩！
人养鹅犯法，鹅代人挂牌游街、坐牢，这本是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中令人心酸的一幕。然而作者别出心裁地构思出“送牢饭”这一匪夷所思的情节，以近似荒谬的滑稽情境来嘲弄荒谬的极左政策，既令人哄堂大笑，又令人恻然长思，其效果远非“金刚怒目”式的痛斥或“声泪俱下”的控诉可以同日而语。作者陈芜在题为《笑着向昨天告别》的创作札记里写道：“这些辛酸的内容怎么会在喜剧中出现的？那是我借用了我们传统悲剧中出现的喜剧描写的富有特色的方法，加以反其道而运用，也就是在喜剧中展开悲剧描写。它不仅没有冲淡喜剧性，反而更使人发出深思的笑，掉泪的笑，成为辛酸的喜剧。”（《新剧作》1981年第六期）。作者尽情地讽刺了“左”的不合理的政策，观众又以今天与昨天迥然不同的际遇来加以印证，就准确无误地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这两部剧作都写到了一些基层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相当尖锐。但作者并没有将这些干部写成反面人物，而是用揶揄的笔调予以善意的嘲讽，如实地写出他们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
《牛多喜坐轿》中的驻队干部秦常是位十分典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他的处境是令人心酸的。他的老婆偷偷养了一只鹅，准备给孩子交学费用。他为了带头执行政策，把鹅上缴了。孩子交学费怎么办呢？他早有准备，已经将抽香烟改为卷“大炮”了，因此攒下五块钱，给孩子交了学费。这一关过去了，他老婆问他下回怎么办，秦干部回答说：“大炮都不抽了！”如果他老婆问他再下一回怎么办，恐怕他就无言以对了。然而正是这位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小干部，割起“资本主义尾巴”极为卖力，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如将鹅挂牌游街、代人坐牢就是他的发明。不过一旦新的政策下来，他又立马贯彻执行，并认为要割的是自己思想上“左”的尾巴。这种干部文件水平不高，对党的感情很深，凡是上面说的他就往好处想，对于组织的意图，他总是不折不扣贯彻。他们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当上面的政策错了，他也就一起跟着犯错误。对于这样的干部，牛多喜们又怎么恨得起来！
像秦常这样老老实实听话，勤勤恳恳犯错误的干部在那年头还真不少，《红柳绿柳》中的金书记和常秘书就是一例。多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搞得他们谨小慎微，并形成了“左”比右好，“左”比右保险的思维定势：“这些年来经验多，烧饼不住两面烙。左边糊了不算错，右边糊了准砸锅。左边出事整一个，右边出事毁一窝。”（金书记语）因此即使上面有了新的文件精神，他“要转弯还得要琢磨琢磨再琢磨”。为了琢磨文件，他“夜夜熬到下三点，睡里梦里都嘟念。铅笔用秃多少管，画了蓝杠画红圈。”当然，他们的本质和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一旦吃透文件精神，并深入调查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以往的错误：“瞎指挥真把人害苦！”并积极予以纠正。这种可爱、可笑，又有几分可悲的干部形象，是以往喜剧舞台上未曾见过的。
然而最可爱又可笑的，是《红柳绿柳》中那位女主人公绿柳。这位柳庄的团支部书记，极为天真也极为纯真地相信上级，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搞家庭副业这一问题上她是那么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她曾像对待她的那些小团员似的，召集母亲和姐姐开“家庭学习会”，点名要她们表态该不该跟丁庄的对象——那个搞“资本主义尾巴”最积极的丁老旺的儿子散伙。在自以为抓住对象“搞资本主义”的罪证时，她立即与他决裂：“我看你浑身上下全污染，我和你没半句共同语言。从今后井水河水两不犯，一刀割断无牵连。”然而等到“错的又对了，对的又错了”的时候，看到她最信赖的上级金书记满头大汗地接受她母亲的批评，并真诚地承认错误时，我们的团支书傻眼了：“唉，俺真傻呀！叫俺上东不上西，叫俺打狗不撵鸡。你派俺到丁庄去，乱割尾巴瞎积极。弄得俺里里外外不落好，出进腼着厚脸皮。昨天还是金凤凰，今天成了秃毛鸡！”她不像金书记，金书记把思想搞通，就转过弯来了，她还外带得罪了爱人，真不知该如何收拾才好。这段唱词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来代替一本正经的检讨，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妙笔。不难想象，当戏演到这里时，观众会发出多少善意的笑声。
长期以来，怎样塑造正面人物（尤其是剧中主角）的喜剧形象，一直是现代戏的一大难题。由于担心丑化正面人物，有损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许多喜剧中的正面人物（尤其是干部）缺乏喜剧性格，只好通过营造外部氛围，大量运用喜剧手法，才使剧作出现一些喜剧性，而主人公充其量只是一些带有喜剧色彩的正面人物。实践证明，这种喜剧是不彻底的，它虽然也能让人发笑，但总有生硬滞涩之感，甚至出现“喜剧不喜”的状况。这种状况，在湖南花鼓戏《八品官》和陕西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中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八品官》中的主人公刘二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党籍多年，刚刚平反，就毛遂自荐当上队长，还半是解嘲半是自诩地称之为“八品官”。他爱老婆又有点怕老婆，凡事又坚持原则，于是就“小事情随弯打窍跟她转，大事情我打定主意和她磨。”常常和她死皮赖脸，软推硬磨。老婆与他“约法三章”，他硬抗不住，就来个“阳奉阴违”。老婆和他去卖猪，想换回一台缝纫机，他千方百计把她哄回家后，用卖猪的钱替生产队买回榨油机。他酒后迷糊，答应了岳父“倒四六”的请求，一旦清醒了又借酒遮脸，软讨硬要，甚至拿大帽子压人，最终挽回了过失。……作者没有采用通常喜剧中惯用的误会、巧合等喜剧手法和技巧来营构喜剧冲突，而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去着意刻画人物的喜剧性格，让这种性格自然地迸发出笑料，推动剧情的发展，真正达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境界。这是上乘的喜剧手法。
此剧的最后一场是历来为人们称赞的一出好戏。随着剧情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刘二和妻子的矛盾到这时已经激化。矛盾如何解决，全剧怎样收场，是关系全剧成败的关键。作者没有像以往许多剧作那样，安插一个偶然事件，使剧情急转而下，或请个什么人来讲一通大道理，让双方心悦诚服，然后欢喜收场，而是沿着人物性格发展逻辑，顺理成章地引发出“离婚”的这一问题来。忍无可忍的刘妻劝说无效，赌气以离婚要挟，刘二在一再忍让得不到谅解的情况下只得同意离婚。在去办手续的路上，两人都嘴硬心软，都希望对方能有所退让好让自己下台阶。作者抓住人物这一微妙的心理状态，借鉴传统戏《老汉驮妻》、《哑女告状》的形式，演出了一场队长驮妻打离婚的喜剧，让这对“轻嗔薄怨总相怜”的恩爱夫妻在临离婚时还依依不舍地水中顾影，倾诉衷肠，在人们忍俊不禁的笑声中，巧妙地使剧情发生逆转，从而顺水推舟，重归于好，矛盾也得到圆满解决。
《六斤县长》中的牛六斤，是一县之长，这在农村已是了不起的“大官”。何况他又十分廉洁，坚持原则，这就极容易被写成整天板着脸孔，一本正经发指示的干部形象。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个正面人物时，并没有搞得很严肃，而是将他写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党员干部。不仅如此，作者有时还以轻松愉快的笔触，开开这个正面人物的玩笑，写出、写活了这一令人敬重的正面人物富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性格，并由此产生了令人喷饭的喜剧情节。他号召农村群众大搞副业，提高生活水平，偏偏他的夫人朱牡丹将困难户南山秀家的种鸡以低价买去了。他借钱给南山秀想把鸡赎回来，偏偏朱牡丹强词夺理拒不同意。牛县长气得要和朱牡丹去评理，但他却有点惧内。因为他平时一门心思全扑在工作上，家中事全丢给老婆，感到有些愧疚，因此日常生活中比较迁就她，久而久之便有些怕老婆，更不敢当面锣对面鼓地去与她争执。他想把种鸡退还，又怕老婆知道要吵闹，便和司机商定，半夜里一起到自己家的鸡窝里“偷鸡”。这两位干此营生，均非行家，偏偏鸡婆又不听使唤，又飞又叫，搞得两人汗流浃背，狼狈不堪。最后鸡虽到手，但在慌乱之中牛县长的帽子却又掉在鸡窝里了。结果被他那位颇为厉害的夫人抓住了把柄，把他关在门外过夜，大大奚落了一番。古往今来，谁见过县长偷鸡？而且又偷的是自家的鸡。作者出人意表地构思出这么一个典型情节，用反面傅粉之法，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崇高的内心世界，堪称神来之笔。
此外如湖南常德花鼓《嘻队长》（黄士元编剧）、岳阳花鼓《镇长吃的是农村粮》（张敦云、段华编剧）和河北丝弦《瘸腿书记上山》（白良、马玉科编剧）等剧都塑造了一些可亲可敬，而又浑身上下都洋溢着喜剧色彩的基层干部形象。这些正面喜剧人物的出现，填补了以往喜剧创作中的一个空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新时期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为剧作家展现了极为广阔的创作天地，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将喜剧的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表现改革开放年代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
早在七十年代末，京剧小戏《一包蜜》（余笑予、谢鲁编剧）就以喜剧形式，对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巧取豪夺等不正之风作了尖锐的讽刺与鞭挞：“东‘协作’，西‘后门’，南送礼，北招待，调的调，派的派，混的混，赖的赖”，“瞪着眼，鼓着腮，顺手拿，随便摘，又是吃，又是揣”，“就是不愿掏钱买”。对于那些“什么都兴试，自行车试骑，电视机试看，手表试带，的确良试穿，连那个香烟还要试抽”的权势者，作者通过剧中人之口予以辛辣的讽刺：“这也试，那也试，赶明儿新修了火葬场，看有没有人去试烧！”这出发生在梨园中的小喜剧以大胆针砭时弊，真实反映人情世态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莆仙戏《鸭子丑小传》（郑怀兴编剧）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反映人情世态：
青年农民钟振华承包荒山致富，招致众人嫉妒。某日他送一篮桃子给冯主任，林果场会计吴金海无意之中将一粒假金桃失落在那篮桃子里。冯主任的儿媳阿花以假当真，暗中收下金桃，而吴金海出于猜疑和妒忌，有意让群众误会振华送金桃给冯家。一时真伪难辨，谣言纷起，逼得振华差点儿走上绝路。后来通过阿花丈夫阿丑百般努力，才澄清真相，平息风波。
“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个人出名之后，最容易遭到流言蜚语的中伤。众口铄金、谣言杀人的现象在现实生活里屡见不鲜。《鸭子丑小传》的创作初衷，乃在于抨击这种世风。但作者在冷眼“俯视这类现象后，就觉得造谣者、传谣者不但可恼，可悲，可笑，而且他们也同受诬者一样都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受害者，都令人可怜，可叹。”因此突发奇想，将这个本可写成悲剧或正剧的题材写成了喜剧。剧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流言，原是产生于有意无意之间的。吴金海失落假金桃于那只篮子里，事出偶然，原为无意。后来他只是猜疑振华要把他解雇掉，就逢场作戏，顺水推舟，让人误会振华送桃给冯家，听任谣言传播。然而以讹传讹，弄假成真，害得振华有口难辩，险些丧命。在这里，不仅生事者与振华并无宿怨新仇，而且传谣者也与振华并无任何利害相关，信谣者又是振华的亲人密友，一切似乎都是无风起浪，无中生有。然而作者却认为所谓“无中生有”的“无”，是包涵着普天下潜藏在人心深处的妒意疑心，是全社会暗流于街头巷尾的歪风邪气。它们如风淡烟，忽聚忽散，若隐若显，可感觉而不可捉摸，然而却无时不有，无所不在。一旦有隙可乘，便可顷刻之间聚成狂风乌云，势可摧城。因此在写《鸭》剧时，就厚积薄发，淡化事因，把流言的产生介于有意无意之间。误会之中，含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偶然之处，隐伏着事物变化的必然因素，淡化实为深化。应该说这是作者的别具只眼之处。
该剧的出奇之处，即把处于矛盾中心的钟振华退为配角，而让本该是局外人的阿丑当了主角。作者考虑到钟振华一旦陷入流言的旋涡之中，辩不清，脱不能，只会越陷越深，束手无策。阿丑纯朴中含有狡黠，天真中藏有世故，既自甘淡泊，又热爱生活；既不多管闲事，又乐于助人；寄诙谐于憨厚，发热情于冷峻。把这样的一个局外人引到戏中来，让他冷眼识世态，热心解疑难，自有许多谐趣。这个戏如果单从正面冲突入手，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悲剧。但把阿丑这个“丑角”当作主角，戏的情调就变得轻快了。从而生发出“审妻”、“吊祭”等极为精彩的喜剧场面。
阿丑自称“小草不跟花竞秀”，“无怨无恼也无羞”，然而却外憨内慧，对阿花长处弱点都了如指掌。“夫妻之间要和气，不因小事争高低，她若损人来利己，我也不会和稀泥。”此乃阿丑处理夫妻关系的准绳。当他一旦怀疑阿花收藏金桃时，就毫不含糊，决定审妻。然而他明知阿花聪明泼辣，单刀直入，只会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只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紧紧抓住阿花爱打扮的心理，通过劝酒、赞美、照镜、试装而步步深入，慢慢诱之，在一条长凳和一把竹椅上做足了全剧最精彩的一场戏。最后水到渠成，阿花情不自禁地亮出金桃，阿丑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全剧终场之前，阿丑拦住了欲寻绝路的钟振华，让他暂避一时，却谎称钟已投河自尽。这时整个舆论又从猜忌、批评钟振华转为同情、赞扬和惋惜。在众人的感慨、唏嘘声中，阿丑让这场风波的“罪魁祸首”金海与自己一齐“吊祭”振华，用一篇庄谐杂出的祭文，纵放淋漓地抨击了社会上嫉贤妒能的恶习和苛求活人、溢美死人的社会惯例。在笑声中澄清了是非，涤荡了生活中常见的种种陈规陋习，害人者也真诚地流下悔恨的泪水，从而达到作者冷眼看人、热心讽世的创作目的。
与上述诸剧均系围绕某一中心事件展开喜剧冲突不同，扬剧《皮九辣子》全景式地描写了一个阿Q 式的流氓无产者转变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全部历程。
皮九，这个“不算正经，亦不算不正经的庄稼人”，解放前跑单帮时为对付流氓地痞，曾弄了身“黑狗皮”穿了半天，当时就被警察局长训斥踢打了一顿，不料十几年后又因此遭到造反派的刑讯逼供。受不了皮肉之苦的皮九屈打成招，不仅承认自己当过伪警察，还给自己封了个伪警长，因此成了“历史反革命”；又因为念了一首“东风劲吹红旗扬，城里办了火葬场。革命左派带头烧，贫下中农紧跟上”的顺口溜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文革”结束，坐了十年黑牢的皮九无罪释放。当他拖着伤残之躯回乡时，恰逢右派平反，补发工资。皮九立即做出了这样的推论：“他落实政策，我不也可以嘛？地富反坏右，右派是老巴子，我老反革命还排在他前头！”因此更该补他钱。他还想当然地推理：“共产党的政策我有数，讲究的是大家有饭吃。土改的时候，凡是穷人都分田，这刻儿吃了冤枉的都分钱，没有错的。”于是他理直气壮地上公社要求落实政策，然而上访申诉六个月，鞋底换了三次掌，跑了许多部门，都是介绍信盖上大红印，一推了之。当皮球被踢了无数次来回之后，皮九终于踏精了门槛。他带着塑料布、烧饼、牙膏、牙刷、毛巾、草纸等一应生活用品，一头住进了公社办公室，与富有经验的老文书打起持久战。老文书金蝉脱壳之后，皮九又“嘴边涂点红墨水，额角贴块橡皮膏”，大叫大喊后装死躺倒。这一招果然灵验，逼出了公社余书记。在余书记答应明天就为他平反之后，皮九又以农民式的狡黠先交一角钱给公社，偿还当年被捕前在公社被剪阴阳头的理发费，接着理直气壮地提出要和政府“亲兄弟，明算帐”，要求赔偿“皮肉受苦费”。他的理论根据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皮肉比东西更值钱，更要赔。”参照右派的标准，他也要二千元赔偿费。这一要求当然遭到拒绝，于是他再上县城。
在县城澡堂，皮九巧遇县委彭书记。皮九的满身伤痕和一纸血泪状，激起书记的无限感慨：“十年一觉荒唐梦，江山何处无伤痕？”这位昔日的澡堂学徒含泪为皮九捶背抚伤，恰巧为公社余书记看见。不明底里的余书记以为他和彭书记有什么关系，皮九顺水推舟，佯称彭书记是他从小一块长大的老朋友。余书记大惊失色，十分殷勤地为皮九穿衣，并一口答应他的赔偿要求，为他报销所有上访车船费。不料皮九从此摸准了干部的弱点，专挑关键时刻来纠缠不休，要求补偿这个“损失帐”，那个“受苦费”，闹得乡村两级鸡犬不宁。假如说皮九原先的赔偿要求还有一定正义性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披麻带孝背门板大闹现场会的举动就完全是一种无赖行径了。当然，皮九人格扭曲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在于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正如火乡长分析的那样：
老皮九——天性不算太滑头，七斗八斗斗成“猴”；半生还算守本份，七整八整人变油；七踢八踢踢皮球，越踢越破缠脚头；七哄八哄哄孩子，他得了糖豆要糖球。若说是恨铁不成钢，还须问捅条为何弯成钩？
火乡长不光看到皮九的油和辣，还看到了他内心美好的一面：文革中他被游斗时，还挺身救下不堪凌辱欲投井自尽的寡妇顾二嫂，并为此付出了被罚挂磨盘的代价。出狱之后，面对苦苦等他十年的顾二嫂，他在激情澎湃之际还猛然想到：“死鬼兄弟要骂我哩，说我抢了他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再说，她高低是教师的老婆，我娶了她，有辱斯文……”因此强抑住自己的感情烈火。至于对独生女儿金兰，皮九更是疼爱有加，百般呵护。皮九撒泼耍赖的目的乃在于为爱人和女儿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正因为火乡长看透了皮九的内心世界，所以她才能看准机会，釜底抽薪，及时制止了他的无理取闹。随后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成了他和顾二嫂的婚姻，玉成了他女儿的婚事，并因材施用，聘请他专门为乡镇企业催讨外债。皮九从此走上了正路，三年内为公家讨回债款三十万，甚至只身智闯某局长家，巧施妙计，要回了被其长期挪用的八千元公款。从一个不择手段为自己谋私利的“上访专业户”到一个为集体经济奔忙的“讨债专业户”，皮九的精神境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后，当某局长因一己私利，大发淫威，卡住全乡的农用物资，连火乡长也不得不屈服时，皮九却能拍案而起：
混帐！他还像个共产党员，还像个干部吗？呸，连我皮九都不如！我皮九当初不是人，敲政府的竹杠。可我是明打明敲、光明正大；他揩公家的油水，专搞阴谋诡计，偷鸡摸狗，还他妈的装个正人君子！我当初给你们干部小闹闹，添点小麻烦，可他是拿一个乡里的百姓开玩笑！我老皮做事丢人，丢的自己的面子，他丢的是共产党的面子，丢的是政府的面子哎！
为了全乡的父老乡亲，皮九慷慨请战：“我去，我去，我去告那些混帐东西！就是告不动他们，也要把他们搞臭，让他们烂成臭狗屎。”最后，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这位曾“花一角三分钱上北京”的“上访专业户”西装领带，打扮得焕然一新，再次登上了上访之路，“代表一个乡的百姓”，去向党内的不正之风开战。尽管此行吉凶难料，但这位昔日的泼皮却实实在在成了龙马乡人民心中的英雄。皮九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形象添上了最光彩的一笔。
扬剧历来以擅演悲剧著称，八十年代初期，扬剧作家苏位东一改风气，写了《喜娟》、《请客》、《修匾记》、《扎茶具》、《卖笤帚》等一组通俗小喜剧，通过乡村小镇的凡人小事，写出了新旧交替时期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小见大，俗中求喜，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刘鹏春的《皮九辣子》后来居上，在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喜剧气氛中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小人物的大半生，形象地表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人格价值感和公民权利感，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与上述农村题材的喜剧相比，表现城市生活的喜剧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要逊色一些。这一方面因为戏曲剧种与农村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与新时期以来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有关。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迅猛发展，现代城市生活内容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城市生活的戏曲喜剧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其中尤以江南的滑稽戏成就最为突出。
形成于三十年代的江南滑稽戏是我国唯一专演喜剧的地方戏曲剧种，早在五、六十年代就以《三毛学生意》、《七十二家房客》、《满意不满意》等剧享誉神州。进入八十年代后，在戏剧整体滑坡之时江南滑稽戏却显示出勃勃生机，尤其是在表现城市生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早在八十年代初，滑稽戏就出了两台好戏——《路灯下的宝贝》（王辉荃、姚明德编剧）和《我肯嫁给他》（王辉荃、杨欣编剧），分别表现了待业青年寻求就业门路和失足青年浪子回头等社会热点问题，一时颇为轰动。此后又相继涌现了《小小得月楼》、《乐在其中》、《勿要板面孔》、《团团转》、《阿混新传》、《毛脚媳妇》等一系列佳作。这些剧目摆脱了以个人表演为中心的“独脚戏”的痕迹，重视整体喜剧结构，更新了单纯以情节、噱头取胜的传统观念，重视人物塑造，着眼于写人写情，大大提高了滑稽戏的文化品味。及至八十年代后期，张宇清一人连续创作了《土裁缝与洋小姐》、《多情的“小和尚”》和《诸葛亮与小皮匠》三部力作，更将滑稽戏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土裁缝与洋小姐》写从偏僻的农村来到城市歌舞团打工的小裁缝龙小林与舞蹈队长杨丽萍从相逆到相亲，从隔膜到热恋的过程。《多情的“小和尚”》写两家饮食店老板陈河尚与冷月眉从结怨多年的冤家转变成眷属的经过。《诸葛亮与小皮匠》则演绎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穷酸而清高的中学教师诸葛文与财大气粗的邻居小皮匠之间的恩恩怨怨。
这几部剧作，均以改革开放中的城市生活为背景。剧中人物，无论是个体户、小老板、工厂女工，还是舞蹈演员、中学教师、大学毕业生，都是都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芸芸众生。戏中所着力表现的，也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人情恩怨、油盐酱醋、鸡毛蒜皮。然而作者正是从这些司空见惯的凡人小事中，挖掘出喜剧性的内核，通过活泼而富有趣味的场面和平易自然而又妙趣横生的语言，激活了剧情。当土头土脑的龙小林拉着一辆“上放一只洋机头，两只包裹，一串蟹，一只老甲鱼”的小车走进洋得出奇的歌舞团时，人物与环境的巨大反差一下子就能让观众爆发出笑声。而当他为杨丽萍示范农村姑娘采桑叶的动作，并像大马猴一样大跳其“采桑舞”时，观众已笑得前仰后合了。而最后那段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小妹妹送情郎”，更将喜剧冲突推向了高潮，令人拍案叫绝。同样地，《多情的“小和尚”》中陈和尚和冷月眉两人“仇人眼里出西施”的过程也是笑料迭出。特别是“送菜流水线”一出，小和尚谎称外送大批酒菜，将老和尚使尽全身解数烹成的各色名菜传送到其冤家对头冷月眉店中以解燃眉之急，甚至连两家的冰箱也调了包，更是绝妙的喜剧场面。而陈和尚发现真相后气急败坏地挥舞菜刀痛骂儿子“既是甫志高，又是王连举，还要里通外国”的语言，也堪堪令人喷饭。
不过这种笔声有时是苦涩的。《诸葛亮与小皮匠》中这种苦涩的笑就随处可见。最典型的莫过于诸葛文被妻子逼着学卖茶叶蛋的情节。虽然诸葛文自称：“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高三数学教师，一个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科技人才的人，一下子要和茶叶蛋交朋友，这篇作文的起伏也太大了。”然而窘迫的现实却不容他退却，于是有了以下这样绝妙的喜剧场面：妻子要他用勺子敲三下锅子，然后喊：“同学们，快来买诸葛老师的茶叶蛋。”第一次诸葛文战战兢兢地敲了三下锅，硬是喊不出口；第二次重来，又因精神紧张，敲了四下，忙说这回不行，多敲了一下；第三回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敲了三下，却喊出“平安无事罗……”诸葛先生敲三次锅，观众大笑了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然而笑过之后，却让人感到难言的苦涩。中学高级教师诸葛文的处境委实让观众“想想好笑，想想要哭，越想越好笑，越想越要哭”（作者语）。类似的情节在张宇清的其他剧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悲剧因素的巧妙介入，大大提高了喜剧的审美意蕴，提高了其艺术感染力与渗透力，同时也赋予它更深刻的社会意义。这在以往的滑稽戏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通过以上走马观花式的浏览，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的戏曲喜剧创作是相当繁荣的，其成就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为作家提供了较大的创作自由；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引发出作家的创作激情；而喜剧作家眼界的提高和艺术上的精进，更为大量高水平喜剧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喜剧独有的风姿和娱乐功能，也越来越为生活水平提高了的广大观众所欢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戏曲喜剧的创作将迎来更为繁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