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环境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许多与全球化相联系的重大变化发生在城市，估计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未来人口增长的90％可能集中在城市，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担负着许多与增长相连的难题，城市，尤其是贫穷国家的城市越来越经常遭受重大危机。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区域出现了日益严峻的失业、暴力、城市服务设施退化与住房不足、已有基础设施退化、关键资源的缺乏及环境退化等问题[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据统计，城市化水平由1979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4.99％，年平均增长0.93％。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但快速城市化也引发了诸如用地快速扩张、能源消耗过高、环境污染加剧以及城乡差距拉大、市民生活不便、农民工生活缺乏保障等问题[3]。
全球环境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全球环境变化科学是大科学，被喻为“可与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的板块理论并称的地球科学第三次革命”[4]。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呈现从一般性全球变化问题向既具有区域性特点又有全球意义的环境问题、从侧重于关注全球变化的自然因素向强调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研究方向发展的总体趋势[5]。城市区域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主体（agent）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影响区域已引起全球学者的高度关注。城市化——既是社会现象又是景观的物质性转变——是一种作用于地球系统的最强有力的、不可逆转的、可见的力量。城市化因具有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性质而成为学者们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设立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UGEC）项目以来，该领域研究取得许多成果。UGEC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更好的理解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从反映城市化阶段的环境因素研究（或者说是城市化背景下的环境变化研究）向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研究转变，研究深度从分析城市化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向探讨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机制转变。尤其是2004年IHDP中国国家委员会（CINC－IHDP）、CNC－IHDP“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工作组”成立以及2005年“中国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召开后，我国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迅速展开，并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强化研究深度。本文在系统回顾与评价国内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阶段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几个议题。
2 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化通过人口移动、经济发展、景观转变以及社会生活变迁等方式与途径对全球环境产生影响；而全球环境变化则通过全球气温变化、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资源环境退化等制约城市化发展。本文从城市化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全球环境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3个方面对我国近年来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进行概述。
2.1 城市化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
关于城市化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研究，目前主要包括城市化对地表覆被与利用变化、局地气候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
2.1.1 城市化引发的地表覆被变化及其相关影响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居民社会生活不断殷实的同时，城市化作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区域以不同的速率与水平改变和塑造着地表的利用与覆被。而地表利用与覆被的迅速变化也已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可能会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深化。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自1995年“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联合提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计划（LUCC）”后，该方面研究进入系统有序的研究阶段，取得大量的科研成果[6]。
当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格局的测度与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影响研究3个方面。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不仅表现为空间的不同组合关系和构成格局，也表现为时间上的演变和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改革步伐加快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我国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城市建成区的外延扩张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空间的重新组合是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两种主要表现。前者主要通过应用多时段的遥感影像及土地利用详查数据，借助GIS等分析手段对国内主要区域、重点城市的土地利用景观做分析，结果表明：建设用地面积通过侵占周围的大量其他用地（如农用地、生态用地等）而得到迅速扩大，耕地严重流失[8－11]，耕地因兼有为城市化提供发展空间与为城市生活提供食物保障双重任务而受到国内学者高度关注，学者们从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12－13]、耕地转化的效率[14]、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因子[15]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后者主要通过定量分析城市化发展状况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认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居住用地比例（含绿地）是随之增加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及对外交通用地比例则是随之减少，公共设施用地比例（含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也在不断增加[16]。
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推动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些驱动因素与表征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因素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国内学者多采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做定量分析，考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驱动作用。如闫小培等[6]、关伟等[17]、毛蒋兴等[18]分别对珠江三角洲、大连市、深圳市土地利用的人文因素分析[6，17－18]；曾磊等[19]对保定市城市用地扩展的时空演变分析以及段勇[8]、于柏华等[11]及鲁奇等[20]分别对闽江流域、北京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的研究等。由于受研究区域、数据获取、城市化及土地利用指标选取差异等方面影响，研究结论虽略有差异，但普遍认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投资、人口增长等因子，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如闫小培等的研究认为人口和城市化与工业化因子的影响作用较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因子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因子的影响作用较小[6]。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城市土地利用与覆被的变化会带来相关环境变化，如对地表径流、土壤环境、植被生态功能、区域泄洪库容量的影响等。郑静等认为城市化使其扩张地区的地表径流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21]。孙燕瓷等对南京市[22]、李桂林等对苏州市[23]、李玲等对郑州市[24]城市化过程中土壤多样性、土壤资源、土壤环境的研究认为：不同行政单位的扩张对土壤多样性的影响不同；城区的扩张使土壤总体环境质量下降，尤其是重金属污染[22－24]。陈玉娟等[25]、吴运金等[26]的研究也表明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生态功能、区域泄洪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2.1.2 城市化对局地气候的影响研究
人为的气候变暖主要来自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利用改变两个方面，城市化同时强化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城市化建设用地导致的城市热岛效应业已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对区域与城市热岛效应的研究成为城市化对气候影响研究的主流。
目前关于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范围存在两种重要的观点：城市热岛效应局限在大城市及近郊的小范围局部区域，不会对大尺度平均温度变化造成显著影响，着重强调单个城市热岛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这种研究在热岛效应的研究中占主流，如高红艳等对西安的气温变化趋势研究[27]。但也有一些学者研究指出，近几十年来全球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热岛效应不仅对城市本身气候变化趋势影响突出，而且对区域长期气候趋势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谢志清等[28]、崔林丽等[29]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
但两派都认为城市化对气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季节性，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增温最多的阶段，这一点在郑艳等对北京城市化与增温的协整分析中也得到验证[30]。不同区域的季节增温作用强度不同，如高红艳等对西安的研究认为西安极其周围站的线性增暖趋势在春季最大，秋季的线性增暖幅度次之，夏季最小[27]；而崔林丽等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则是增温率都是冬季和春季较高，夏季最低[29]。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分析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对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说明城市化对环境影响是复杂的，局部改善是暂时的[31]。
2.1.3 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表现为速度快、地域差异显著以及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等特征。城市化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应，使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受到影响或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出现了耕地资源流失、水资源稀缺、能源压力、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城市区域生态占用扩大等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32－33]。国内学者在从水资源与水环境[34－37]、土壤资源[38]、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分析城市化的生态问题的同时，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普遍认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我国城市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与副作用，并可能威胁城市生态安全[39－4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安全状况令人担忧。进行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了解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成为城市生态建设、改善和提高城市生态安全状况的前提。国内众多学者通过构造不同生态风险的评价模型对区域与城市的生态承载力、生态风险度进行评价，探索城市化过程中生态风险变化的时空规律性，进行准确的生态安全预警，为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42－44]。
2.2 全球环境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全球环境变化以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降低、自然灾害频发、自然资源基础脆弱等路径影响与制约城市化的规模与速度。
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以下3个方面：
（1）资源环境压力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定量判定。吴璞周等认为城市化水平与城市资源压力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关系[45]；卫海燕等通过将城市资源压力指数与城市化水平的各相关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认为城市资源压力与最能体现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因子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关联性[46]。
（2）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城市化水平的确定与选择。城市发展离不开区域的资源支撑，从这种意义上讲要实现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的确定多种资源约束下的合适城市化速率与水平是其重要前提之一，尤其是某些生态环境脆弱区。对脆弱区城市化阈值、城市化发展方针[47]与方案的确定是该领域当前研究的热点。如方创琳团队对“水资源约束条件下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48－49]”的研究认为，在总水资源量、总供水量和总用水量基本保持不变、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7％、农业用水按0.61％的速度退水9.12亿
、生态用水比例不低于12％等多重约束条件下，河西走廊总人口阈值只能达到580万人。此外有些学者还对约束情景做预警分析以及探索约束的时空变化规律[50－51]；在规划实践中，部分学者还应用“生态足迹”的概念与方法对不同区域未来的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与评价。
（3）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城市化区域格局与管治，在实践中表现为主体功能区划的方法与基础理论研究。地域主体功能区划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以来，国内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地域单元进行了主体功能区划的实践探索。如楚波，金凤君利用GIS分析所获的区域开发综合评价结果并遵循“全局判断——分区评价——方案确定”基本框架对东北地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52]；王强等以区域问题为导向逐层展开提出福建主体功能区划分[53]；郑荣宝等采用三维魔方图分类法对广州进行主体功能区划[54]；陈敏采用GIS方法对云安县的主体功能区划[55]。尽管学者采用的方法不同，区划工作流程有所差异，但其区划工作的指导思路是一致的，即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地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主体功能区，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规范开发秩序，调控开发强度，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尽可能好的发展、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
就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研究而言，由于主体功能区划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跨越不同的空间尺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主体功能区划的理论往往是多学科交叉、渗透所形成的。如李雯燕，米文宝认为地域主体功能区划因其复杂性而与许多学科有紧密的联系，其理论基础包括地域分异理论、可持续发理论、协调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生态经济学理论以及空间有序性法则理论[56]；樊杰在分析地域功能基本属性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57]；而丁四保则借鉴经济学中外部性的概念看待主体功能区，强调一个区域对于其他区域的作用，而不是它们间的差异性，并提出外部性定义下区域“空间作用”特征[58]。
2.3 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
城市化具有人口转变、经济转型、景观变化，社会生活变迁等多维含义，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而全球环境变化是那些改变地球系统功能和全球都经历的变化（如气候变化）以及那些发生在特定地区、其聚集起来的影响促进了全球变化（如土地转换），是一种自然变化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时刻都在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应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这两种不同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内学者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是将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看作两个不同的系统，认为两者是耦合的，然后对耦合系统的规律进行探索与验证、对耦合模式进行界定与判别、对耦合发展进行模拟与调控等[59－64]，对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的耦合研究是该方面研究的主流；二是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将人分离出来，然后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分析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林桂兰等对厦门湾城市化过程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调控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PRED演变是一个“五律协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技术规律和环境规律）”的过程[65]；桑秋等对沈阳的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过程[66]。
3 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评价与人文地理学议题
3.1 研究评价
3.1.1 研究内容
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涉及要素众多，并且要素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是动态的、复杂的，因此开展此项研究需要各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以及相关学者的通力合作。但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自然学科，像气象学、环境学、生态学、水文学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方面，重点是城市化背景下各自学科的研究，如热岛效应、土壤多样性变化、生态安全等，尽管在他们的研究中也会涉及人口城市化水平、综合城市化指数、产业结构调整指数这样的城市化表征变量，但大多数分析的是统计学上的关系及规律。而人文地理学者主要的领域是在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城市化水平的确定等十分有限的方面，对城市化与全球环境中人的相关研究还十分薄弱，人文地理学者应该充分发挥学科包容性的优势，在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城市不是孤立存在与发展的，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甚至全球的背景。城市化发展是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众多背景（contexts）下的城市区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化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就城市论城市，孤立的分析城市个体对环境变化的影响，而没有把城市真正放入现实的宏观背景中。因此在分析城市化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宏观背景（如经济文化全球化、区域管治、区域协作）对城市发展、居民行为、生态整治等方面的影响，以更加真实客观的反映人地系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全球环境变化影响城市区域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而当前国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水平的判定与选择以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空间格局的管治等相对较为宏观的视角，而对如居民生计、建成环境、居民健康等相对微观的社会视角的关注较少，这可能与我国现阶段的时代背景、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与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全球环境变化的社会生活微观研究必将引起学者的日益重视。此外就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而言，当前的大部分研究是在分析城市化因素与全球环境变化因素间量上的关系，大部分是在分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1.2 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的研究大部分是在RS、GIS等技术的辅助下，运用SPSS等相关分析手段通过建立相关数据模型定量化进行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方面的相关研究；所运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基本上是市、省水平上的汇总数据，这种情况下所作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宏观分析，忽视了城市区域内部的差异，难以真正揭示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削弱了政策建议的有效性。
同时在研究中由于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所选的表征城市化、全球环境变化的指标很多都是静态的、单方面的，而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没有一种简单的、线性的或者直接的联系，因此这些指标在用于分析处于复杂动态变化中的、具有多维要素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关系时效果与效率值得商榷。
全球环境变化下的城市系统作为涉及人文、自然双重因素的复杂的人地系统，内外部之间、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与作用及其复杂、难于捕捉、模拟、反映与再现。因此单因素角度的概念与方法已很难完成这种对复杂的巨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我们需要在借鉴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创造兼有人文与自然属性的概念，根据研究问题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开展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
3.1.3 研究尺度
尽管城市化过程发生于城市区域，城市有自己的行政边界，限定了城市决策制定与管理的空间界限，但其城市化的影响通常并不局限于城市边界之内。城市化有可能影响远离城市中心的土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功能与动态变化过程，同时城市的发展受更大的区域的影响，如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而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很多都是跨越了城市、区域边界在更大的尺度范围上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各种地理尺度上的许多制度与机制来探讨，因此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需要跨尺度的并行研究、比较研究。
但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局地（主要是城市级别）案例的研究上，很少有研究涉及不同的尺度规模。为了在城市化中获益，同时减缓及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需要对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在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和反馈的更好认识。
3.2 研究议题
当前我国关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以自然学科为主，而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较为缺乏。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探索性提出未来我国人文地理学对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议题。
3.2.1 城市生计（Urban Livelihoods）与全球环境变化
社会生活变迁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对城市生计的关注已成为国外研究城市化与环境变化的热点之一。国外研究较多的采用生计分析（LA：livelihood analysis）这一概念研究城市区域个人、家庭和社区是怎样应对与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影响。民生分析是一个多因素、多尺度的概念，它结合了应对和适应行动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及这些因素之间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相互作用[67－6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促进和管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功能与力度发生了快速的结构性变化，对城市化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决策制定的个性化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不断强化，并且这些过程也在不断地重塑城市生活。因此探讨此过程下的社会生活变迁与全球环境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例如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模式的变化、居民收入和社会阶层、生活习惯（如日益壮大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行为举止）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城市民生，尤其是认识城市贫民如何改变以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影响，将有助于制定政策，引导城市增长，并帮助城市社区更好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
3.2.2 城市系统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与全球环境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与市场体制改革所驱动的发展转型造成城市动态过程的重大变化，其结果是城市空间的高度碎片化、城市空间在高风险区域的扩张以及公共服务设施提供的严重匮乏、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的增加。国外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这些是城市对全球环境变化负面影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在危机和灾害中城市是非常脆弱的：突然的供应短缺、沉重的环境负担或者大的灾难能很快使大量人员处于严重的难关或非常时刻之中，并使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况更加恶化[2，69－70]。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开展我国城市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系统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包括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及其对景观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如何影响与制约城市系统内脆弱区域与脆弱群体的产生等[71－72]，对于研究城市区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的应对与适应策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3.2.3 城市管治（Governance）与全球环境变化
英语中的“管治（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指控制、指导或操纵[73]。西方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治”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与发展。我国管治研究于2000年左右刚刚起步[74]，近十年来我国的城市管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政府职能、行政管理体制、城市规划与管治以及决策民主化等四大方面[75]，然而就城市管治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这与西方全球环境变化的管治研究存在一定差距。当前管治研究是西方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2008年IHDP的地球系统管治（Earth System Governance）项目设立以来，环境变化中管治研究不断得到强化，主要的研究焦点在管治架构（architecture）、能动力（agency）、适应力（adaptivehess）、解释力（accountability）、分配与可达性（allocation & access），研究它们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探索管治的环境响应，并从管治视角寻找应对环境变化的可行方案与措施[76]。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加，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伴随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城市区域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时，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强化，公民社会加速兴起并日益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再是城市政府依靠自上而下的管制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不断协商中得以解决。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环境变化中的管治研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通过管治研究为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提供理由与依据，为更好的应对与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负面影响提供来自管治视角的措施与策略，最终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在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区域管治以及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但由于受我国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学者自身学术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1）从研究内容看，当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的环境影响上，而全球环境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研究的视角主要是自然的，而社会—人文视角的研究以及自然—人文视角的综合研究还十分有限。
（2）从研究方法看，当前国内研究主要采用数量分析、GIS分析等定量方法，尽管提高数据分析的科学性，但对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这样的复杂性科学，定量化法方法难以反映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3）从研究尺度看，当前国内研究大多是基于城市区域的研究，而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与影响范围都没有限定在城市范围内，城市发展与环境变化离不开更大的区域或全球背景，但国内关于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跨尺度或交叉尺度研究相对较少。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在世界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环境格局中越来越处于支配地位。城市化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资源的缺乏与环境的破坏，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中，已经无法抗拒的将重点放在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城市区域，但是在灾难与危机中城市也是脆弱的。
全球环境变化的成因尽管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无可否认的是人类活动正在并且持续对全球环境变化产生影响，同时全球环境变化也在通过各种不同的路径以差异化的强度对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群或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在于不同的人群或个体具有不同的脆弱性与适应力。
未来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应从更大的尺度看待城市、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真正将城市放于其发展的现实背景中进行研究，强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等宏观制度政策因素对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的研究；应强化全球环境变化的城市系统研究，综合考虑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反馈，创造多重属性的概念、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如城市系统脆弱性研究），以反映城市发展的实情；应强化对人文因素的思考，思考环境、物质变化背后的人为驱动力与机制，如城市发展理念与城市管治策略、城市居民生计、消费习惯与理念等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
未来的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应该聚焦于城市区域、城市化过程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内在机制的研究，这包括一定制度背景下的城市区域及其社会福祉的自然因素和城市各类居民的生活品质，而最后的归宿是人地关系如何实现和谐这个永恒的问题。
本文引用格式：
解利剑，周素红，闫小培．近年来中国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述评．地理科学进展，2010,29(8):952－960.
收稿日期：2010－01；修订日期：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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