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文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当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机会讨论西方的“当代文学理论”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为了探讨当今的西方理论，我需要简明扼要地叙述一下不远的过去欧美世界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状况，尽管我这里所要讲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十分熟悉。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在所谓“理论”(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说法)的巨大冲击之下，美国和西欧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如果有人问“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答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些常常被看作是“理论”的东西，就“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例如它们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其方法论原则。诸如弗里德里克·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佛迪南·索绪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路易斯·阿尔图赛、朱迪丝·巴特勒以及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
其实，“理论”是从结构主义运动开始的，结构主义探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表意问题，因此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内所有领域的学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用“理论”这一习惯性称呼所指的，其实是多种不同文类的著作，它们成功地对并非它们所属的那些领域提出挑战，并对如何思考这些领域重新定向。文学研究者喜欢借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们对语言、心理、历史或者文化的分析为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了种种新的令人信服的阐释。①在这一意义上看，理论并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准备的方法，而是一组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不受限制的书写，从经院哲学的问题，到人们讨论和思考身体的不断变化的方式等。“理论”这个文类范围极广，包括人类学、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精神分析、社会史和思想史等；它们变成了“理论”，因为它们提供的视界或者观点对于那些并不研究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性或有成效。文学理论热衷于从这些不同的领域中汲取观点，反过来，文学理论家的著作也被其他领域的学者使用——但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文学批评家为什么吸取其他领域的理论，原因之一是：文学研究在过去的理论化程度不高。很多文学研究都是历史的苍白无力的版本：研究作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他们对文学史的贡献等等，而不是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功能以及如果文学有其历史那将会怎样，或者一种文学-历史的研究方法如何有可能去探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那些最有趣、最富挑战的东西。过去的文学研究建立在某种“细读”的观念之上，这种研究方式假定：直接接触文本的语言就足够了，根本不必去顾及什么方法论框架的问题。来自其他领域的著作为文学学者们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它们不但提出了关于语言和表意的功能等一些普泛性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大堆其他的问题。毕竟，文学所涉及的题目可谓包罗万象，因此，当文学学者们从某种并不足以阐释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中解脱出来之后，他们赫然发现：他们能够利用各种各样最令人激动、最有趣的理论来阐释他们在文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材料。他们同时也在这些种类繁多的“理论”中找到很多能够帮助他们从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角度去思索文学自身的功能的著作。
理论从总体上丰富了人文学科，使人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文本中的各种事物。理论也使人们在文学阅读中更加注意预先的假设、方法论上的不同选择、语言功能的构想等等问题。
我上面所谈的大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理论的巨大影响下，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酷儿理论等理论模式或实践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研究自1970年代起经历过了一次重大的转化。理论使事物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到二十一世纪初，理论已经不再新潮，于是我们时常会听到理论死亡的论调。但事实上，理论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已被接受的部分，不再是新的，不再是革命性的了。其体制性和学科性的存在现在似乎已经在美国高校中颇为牢固。当然了，地位稳固之后，它也就失去了由于别出心裁或者臭名昭著而带来的无穷魅力，尽管也使它不像以前那样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现在似乎大家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任何智性计划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理论基础，研究生需要时刻留意他们所学领域内的理论论争，以便能将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研究工作置于其专业领域的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内。对于很多人而言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理论不但不是对于本科生来说“太难”的东西，反而是他们应该作为人文学科中最令人激动、最与社会相关的维度来加以探讨的东西。当然了，对此也有一些怀疑者，但是，谈论理论的死亡是愚蠢的，或许只是一厢情愿。
既然理论并不仅仅是一大堆不断演化的著作，而是对于思考的思考，那么它就召唤我们去质疑一个学科是如何去建构问题的，质问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更好的途径以及当我们说“更好”到底是什么意思。理论的推动力是这样一种欲望：要去理解一个人在做什么，要去质问承诺、担当以及它们的内在涵义。理论是受一种几乎是无法实现的、要超越自己思想的某种欲望来驱动的，既要安置这种思想，又要理解它；与此同时，理论也受到一种可能实现的欲望的驱使——某种要求改变的欲望，不但要改变我们自己思想的方法——它总是可以更加敏锐、更加知识渊博、更加开阔包容、更具自我反思性，而且也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所针对的世界，以便总会有新的发展变化，总会在理论领域内有所进展。
今天，我想简明扼要地描述一下文学理论领域内的一些最新变化或者发展趋势。②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文学理论并不仅仅是指关于文学性质的理论，而是一大批关于那些对文学而言十分重要的事物的理论书写。当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某种系统性变化，而是重点和重心的转换，是在某些特定领域内、有时候是在新的思考范围内的改变。我这里为大家提供的，是一组混杂的、但我认为十分有意义的理论发展走向。
第一，首先(但我对这些发展走向的排列并没有什么固定顺序)是叙事学，一种对叙事结构的形式主义研究，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有时候成为一个颇受忽视的理论，它并不总是充满活力的，但最近又经历了革新，似有卷土重来之势。这里有两种重要的新发展。首先，结构主义叙事学在过去将语言学作为其模式，试图产生出某种类似于叙事语法的东西，但近期的叙事学则试图与认知科学联系起来，与那些研究大脑如何处理信息的著作联系起来。这样做是否不只是将叙事学概念转换成一些不同的词汇，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认知科学自身似乎赋予了叙事(narrative)一个在框架和脚本(frames and scripts)中更为重要的角色，通过这些框架和脚本，人们可以理解经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联系，值得我们去探索。
其次，最近的叙事学不是专注于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叙事，而是十分注重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讲述的故事的研究，而且也十分注重在研究更广的历史范围内的叙事。这里最重要的著作是莫妮卡·福路德尼(Monika Fludernik)的开拓性著作《“自然的”叙事学刍议》(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Routledge，1996)，该书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十五年了，但只是到了1990年代才被逐步认可并传播开来；当叙事学还没有被当作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领域时，出版社只是出版了少量昂贵的精装本。该书是用英语来专门探讨叙事历史的全面图景的第一部叙事学专著，所涉范围从圣徒的生平一直到后现代小说。作者同时也脱离了以情节为基础的叙事学模式——对她而言，只要是人们能够体验到的事物，都可以成为叙事。而且她也尝试将近来认知科学方面的著作的精髓吸收进叙事学，而又不放弃叙事学传统最根本的成就。她最近又出版了一部篇幅不长的著作《叙事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Routledge，2009)，再次以教材的形式来推广她那种与众不同的研究路子。该书同时也将该领域另外两部优秀的介绍性著作联系起来，它们都是该领域复兴的标志：一是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出版的《叙事基本要素》(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Wiley-Blackwell，2009)，他之前就出版了《故事的逻辑：叙事的问题和可能性》(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Nebraska，2002)；另一部是瑞克·奥特曼(Rick Altman)出版的经典著作《叙事理论》(Theory of Narrative，Columbia，2008)。奥特曼是一位著名电影理论家，他一开始就要明确地着手去建构一种新的叙事理论，这种新的叙事理论不是建立在情节之上，也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叙事的模式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情节线索；而是建立在他所称之为“跟随”(following)(这与福路德尼的概念——“体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叙事跟随着一个人物角色或一群人，或者在一个角色与另一个角色之间来回转换。因此，不同的叙事是由它们各自的跟随模式(从一个场景或者单元到另一个场景或单元的不同音调)来区分开的，这些不同的跟随模式产生出一种基本的类型学：双焦点叙事、单焦点叙事以及多焦点叙事。在精心制作一种真正建基于普遍叙事而非仅仅是文学叙事的叙事学的过程中，奥特曼使用了很多十分生动形象的电影例子。他的方案所用术语也十分简单，他娴熟地向我们展示了其计划相对于传统叙事分析的优势，并为进一步展开更细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因此，对于叙事理论而言现在似乎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第二种变化是最近我们听到对福柯和拉康的谈论越来越少了，而对德里达却更加热衷起来了。弗洛伊德、拉康和精神分析曾经一度是文学理论领域内无法绕过的必读书目，但在现在的美国，情况显然有了变化(在法国，拉康还是很时兴，争议不断使得拉康一直驻足在人们的视野内)。米歇尔·福柯在美国也一度是文学理论界的主导性人物，尽管他其实并不是研究文学的：他关于性史、权力和规训的著作为很多涉及文学的历史主义议题提供了不少灵感。这些议题包括：文学作品如何贡献于关于各种文化现象的话语，并从而有助于对这些现象的文化建构。这些似乎也逐渐消退了，最近我们看到了德里达研究的再次兴起，一方面是不断出版他的演讲稿(这一过程将持续很多年)，另一方面是大量出版研究他的著作。我这里只需提及J.希利斯·米勒的《献给德里达》(For Derrida，Fordham，2009)，这是关于德里达著作的、方方面面的一本十分简明而适合教学使用的论文集，其中大多数是在德里达去世之后撰写的。这些文章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德里达对很多事物都表达了重要的观点，其范围之大令人咂舌；德里达也对很多话题做出了极有价值的阐述，从他自己关于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特别理论，到他有关哀悼、决定(decision)或者碰触(touch)的书写等等。我这里还要提及的一本十分出色的著作就是马丁·海格伦德(Martin Hagglund)的《彻底的无神论：德里达和生命时间》(Radical Atheism：Derrida and the Time of Life，Stanford，2009)。该著作重新估量了德里达所有作品的完整轨迹，反驳了最近有人提出的一种说法，即德里达的理论发展轨迹带有一种伦理学或者宗教性的转折；而表明了从一开始，德里达对时间性的关注就与他对存活、凡世之人和时间性的重视相关，也伴随着他对不朽和超越性的欲望的拒弃，而这种欲望构筑起了如许多的思想。海格伦德在著作中探讨了时间性(temporality)和活着(living on)等问题，不仅探索了德里达与当代关于民主、伦理和宗教的复归等论争的关系，也讨论了他与康德、胡塞尔和列维纳斯等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该书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关注，成为相关会议上和学术期刊上辩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表明了当代理论对雅克·德里达的著作的持续关注与密切参与。我在下文还将进一步谈到德里达。
第三，接下来，理论界谈论“伦理的转向”或者叫“转向伦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毋庸置疑，以前的时候曾经有过从某种形式的伦理的转离：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理论曾经十分激烈地反对文学教育专注于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反对用小说来谈论人物的行为，而学生们倒是更愿意做这样的事而非去分析作品的写作技巧。文学理论鼓励人们去集中讨论语言是如何发挥功用的、人物和主题是如何被建构的，而非专注于伦理判断。这是十分有益的，这种做法对关于人和这个世界的很多虔诚的信念提出了质疑。但文学总是被关联于对伦理决定的讨论以及如何跟与你不同的人们相处。
有时候被称作“伦理转向”的那股思潮可以被看作是那场从一开始就描述了理论之特征的整体运动(尤其是解构主义)的某种延续，是对那些具有等级式二元对立进行驳斥的某种延续，这些等级式的二元对立规定了某些群体来创造出某种规范：男性对女性、白人对黑人、异性恋对同性恋，而在这些二元对立中，前一项总是被当作是规范性的，而后一项又总是较为低劣的。废除那些基于性别和种族的歧视性排外拓宽了文学经典；对基于性倾向的排他性认识，导致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研究。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排外逻辑的批评通过聚焦于那些为了创造那些旧规范而被拒弃的二元对立的另一端，也使得理论领域得以大大拓展。这一过程也导致了对其他对立的质问，譬如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分等等。
这里就有了一种在文学理论界十分有趣的最新发展，也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次发展，毫无疑问，这次发展带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伦理维度。将动物描写为“他者”一直以来都有助于对人类的界定。亚里斯多德和笛卡尔都使用了这一逻辑——动物是缺少理性、没有灵魂的。但是，在人与动物之间做出这种截然区分的性质和影响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区分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是什么、有何种价值呢？动物研究，或者“人类动物研究”带着所谓的“动物问题”，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跨学科领域，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几乎成为由某种非正义感驱动的政治运动了。继女性解放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之后，动物解放似乎更进一步——或者，如果不是动物解放的话，至少也认为：人类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便利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对人类-动物二元对立的批评显示出某种共性和连续性。身兼驯兽师和哲学家为一身的维奇·何恩(Vicki Hearne)的先驱性著作最近开始在理论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的著作探讨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交流；其他理论家也主张与动物“同在”的理念。③另一方面，近期理论研究的一支劲旅，集中探讨了动物的断裂性(discontinuities)、彻底的他者性(radical otherness)和不可接近性(inaccessibility)，虽然人类自以为是理解动物的(尤其是当涉及那些西方人自以为他们能够理解的动物如狗和马之外的其他动物时)。④强调关于动物的那些观念在定义人类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路子要求尊重动物的他者性或者他者身份，并谴责第一种路子——将动物做人化处理，也就是按照人类模式来对待动物——的那些支持者们。这方面的论争较多。
德里达在其著作《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Fordham，2008)中表达了那种“要避开在借物的投射和排斥的断裂之间进行选择的愿望，”(desire to escape the alternatives of a projection that appropriates and an interruption that excludes)。不过，他也既强调了理解动物的观点之困难重重，也强调了在他看来是人类中心暴力的做法：将从小至蚂蚁到大到斑马的所有生物统统划入“动物”一类。如果我们不再只是思考那些可爱的、体型中等的哺乳动物，而是考虑昆虫或者鸟类，那将会怎样呢？任何想为关于人与动物之间概念关系提供某个单一答案的企图，似乎都怪异地以人类为中心。在这一领域里，最近的相关理论的结果就是：开始探索在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维持一种坚不可摧的障碍的各种困难。这一趋势必将导致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可化简的多重的、错综复杂的、可以被重新塑造的关系。
就像在探讨人类中的他者时一样，在我们考虑动物与人的关系时，文学或许也是一个十分优越的地域；在这里，我们可以思索人类对动物的建构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动物来促进我们对某些价值的认识。劳拉·布朗(Laura Brown)在其关于这一话题的新著中指出，文学中有对动物的表述，这些表述逃脱了理论所探讨的某些悖论，因为文学中的生物既被赋予了人性，同时也是他者，它们“混合了与人类相关的和与人类相异的脉搏，类人性和他者性，这种做法将人类-动物关系的问题引向一个迥异的方向”，这个方向与理论性二分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多变，更加富有想象力，因此也就更能够对真正的他者性做出解释。⑤动物或许可以被用来将抽象之物带入人们的日常经验领域，为我们思考层级制、多样性和差异等的影响提供与众不同的多种视角。也许，描写动物的诗歌尤其具有这样一些极富想象力的企图，这些诗歌一方面遵循动物的特殊性进行思考，同时也突出了找到那种不被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挪用的词汇的不可能性。在这方面有不少有趣而复杂的理论问题。
第四，第四种最近的理论发展是一场十分宽泛而尚未定型的运动：“生态批评”。早些时候我曾提到过理论对我们借以定义我们自己的种种二元对立的质疑。其中一种至关重要的对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或者区分是如何导致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建构(根据这种人本主义，在西方直至今日，自然仍旧是应受人类剥削的对象)的呢？对人类/动物二元对立和人类/自然二元对立的批判，或隐或显地，都属于一场较具包容性的生态运动的一部分，这场生态运动对人类中心主义(我们将自己置于所有事物的中心位置)提出了挑战，试图促进对环境和非人类的他者的尊重。我所提到的关于动物问题的那两种宽泛的理论路数——消除人/动物二元对立以探索那些我们与其他动物类似的特征，以及对动物的他者性的强调和突出(后者要求对它们加以尊重)——都与这种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相一致，生态批评是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文学研究途径，要求在思考环境和人类对其所施加的影响时要涵盖或者要考虑文学和文学上的感受性，要激发我们将这一点一直牢记心间。生态批评其实还没有形成什么显著的阅读方法，它只是提出了一个主导性的问题、一个规模上的改变以及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所施行暴力的种种模式的集中探讨。⑥生态批评可以探讨关于自然的写作、不同的群体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的，或者是突出对大自然的赞美，以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或者它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讨论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或使用。在最近发表在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上一篇题为《海洋垃圾、黑水塘与公海的悲剧》的文章中，该刊主编帕特丽夏·依格(Patricia Yeager)探讨了文学研究中的“海洋转向”，其前提就是我们对海洋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是十分短视的；到如今，海洋已经不能被看作是无尽的资源或者是庄严的地平线，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太容易损毁的大家共享的环境。⑦依格是心中怀着对海洋现实的清醒认识来阅读文学对海洋的表述的。
对于生态批评而言，所有的生命形式——不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福祉以及环境的健康未来，是所有其他的目的都要面对的最终目标。生态批评的一部代表作是厄秀拉·海斯(Ursula Heise)的《地域感、星球感：全球性的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Sense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Oxford，2008)。该书高屋建瓴、扎实厚重，它主张一种对于我们星球的美学式想象，致力于在一种“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的背景中去探索环境主义、世界主义、全球化、风险理论和文化差异思想之间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就是要对这种生态世界主义作出贡献。海斯的读者范围很宽，包括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的相关学者，其著作或许并不会马上被人看作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尽管他在试图廓清地方与全球的关系时，也探讨了多种文学作品，包括登·德刊娄(Don Delillo)和克瑞斯塔·伍尔夫(Christa Wolf)的作品。
但是，颂扬自然或者是自然的事物并不是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可以用来保持满意的某种姿态。正像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一样，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有着某种重要的文化功能和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在每一种情形之中，第二个术语都被用在二元对立之中来定义人类，而废除前两个二元对立的运作逻辑同样也适用于第三个。我们将我们自己定义为与机器不同，我们与这种做法利害攸关；但正如我们都是动物一样，我们难道不都是机器吗？对人类/机器二元对立的批评，是当代理论运动的一个逻辑发展，它驳斥了将人类主体看作是自主性的、理性的、自我意识的、拥有自由意志的那种传统模式。(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为主体提供了两种十分有力的阐释，主体是一系列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不同力量的产品，这些力量或许是社会的，或许是心理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有意识的主体(Conscious agency)就只是一个意识对自己讲的故事，其目的是为了解释：作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此，对自主性人类主体的批评在逻辑上就不能导向一种“机器解放”，而是导向在探索某些理论家所称的“后人类”过程中的一种对人与机器对立的质疑。这也是我将要进行简要探讨的第五种发展方向。
第五，“后人类”这一观念的首要功能就是，它标志着对传统的人类主体概念的超越。尽管对后人类的研究经常要借助于科幻小说、控制论(cybernetics)和系统论来展开，但这里的论点并不仅仅是说计算机和其他机器改变了这个世界，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情形：我们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复杂系统或者电路的一部分。其最根本性的观点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后人类的，一直以来就不是人道主义(humanism)所包含或者暗示的那种人类形象。计算机和其他机器只不过是让一直都存在的情形更加显而易见了而已，譬如说，精神(psyche)及其驱动力从来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而我们的身体则是一种极为精密复杂的机制，在很多方面总是无法为科学所理解。没错，我们现在越来越体验到我们是被我们的机器所控制，正如我们也同样控制着它们一样。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我的机器不断地招呼我阅读各种信息，大多数是其他机器发来的各种广告或者声明。事实上，后人类观念所要质疑的是控制者和受控者的结构。
道那·哈拉维(Donna Haraway)发表于1985年的《半机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最先提出了相关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理论界吸取并最终变成了后人类观念：我们都是嵌合体(chimeras)，都是机器和有机体被理论化、被制造、被装嵌的混合体(hybrids)。简言之，我们都是半机械人(cyborgs)。⑧半机械人是科幻小说里的混合体生物，他一半是人一半是机器，他“是后性别世界里的一种生物”(这是一种带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宣言)，他“能够指出一条道路，使我们走出我们用以解释我们的身体和工具的二元主义的迷宫”。我们一旦开始质疑某个控制我们的身体及其工具的自我或者思想，开始明白使我们能够发挥正常功能的那些技能(那些技能既体现在我们的身体中，也体现在周围环境里我们身体的延伸物中——从最简易的工具到最精密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中)，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分布式认知”体系(systems of “distributed cognition”)的一部分，其中，有些包含在我们的思想中，有些则包含在我们和我们的机器所创造出来的奇妙的周围环境中。凯瑟琳·黑里斯(Katherine Hayles)在其著作《我们是如何变成后人类的》(How We Became Posthuman，Chicago，1999)中描绘了这种转变：在带有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s)的日益复杂的体系中从自主性主体到体现节点(nodes of embodiment)的转变。我们已经成为其一部分的那些系统，现在能够驾驶飞机航行、规定股票的价格、搜寻各种信息，也能够比我们大脑自身更快捷、更高效地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尽管我们为了很多目的还是要依赖传统的个人、自由意志和能动性(agency)等观念，它们也不过是被看作是启发式的小说，我们利用这些小说去理解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通过循环性运作，从任意性的背景中出现了规则的模式。譬如说，我们所称为人类的，将会是从机器系统和程序中所选择出来的一些特征。⑨
当然了，说我们是后人类，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具有侵略性的理论趋势，而且，人们很容易对我们是后这个后那个的说法感到厌烦：我们是后现代的、后结构主义的、后种族的，现在又是后人类的了。为什么不说传统的人类概念受到了挑战，因此我们现在所有的是一种新的、更加准确的人类概念(这一概念也考虑到自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日益复杂的体系中了)呢？
毫无疑问，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人类这一观念无论如何去重新定义，都似乎隐含着二元对立：一方面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后人类”的清晰声明，反而表明这些其实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其次，一个像“后人类”这样的新词儿、新术语，具有一种记录思想转变的力量；否则，这些思想上的转变就会很容易被人忘记或者忽略。至于后人类这一思想是否能最终留得下来(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该词)，或者它是否会让位于关于人类的更新叙述，都很难预测。毫无疑问的是，它将有赖于我们的搜索引擎所决定的东西！
第六，返归美学。然而，在我们这个后人类的世界上，艺术和文学又如何呢？奇怪的是，对后人类的兴趣或许导致了美学亦即广义上的艺术理论的复兴，这种艺术理论在20世纪晚期曾经被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毫不客气地推到了一边，备受冷落。理论家们自己总是强烈主张进行特定的美学实践，只是不主张美学思想而已，而美学退隐的原因却不难明白。传统的美学概念，譬如艺术天才、艺术的自主性和普适性、艺术的内在精神价值等，都与主体的概念和独立于社会力量(各个学派的理论都在与这些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话语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⑩有一种假设认为，美学概念属于一种过时的精英主义的、普泛化的艺术概念；理论的胜利和这种假设的广泛传播留下了一个空间——一种像真空一样的空间，这一空间允许甚至似乎是要求一种新面具下对美学问题的回归。那种有时候被称为“新形式主义”或者“新美学主义”的概念，表明了在理论发展的语境下人们对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的一种刷新了的关注；那些理论的发展似乎已经扼杀了传统上对文学形式的美学研究途径，或者使得后者沦为一种反动的方法。法国理论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曾经指出，没有了美学，也就没有了艺术：没有具体的美学价值或者美学视角，所谓的艺术意志将与任何其他东西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说，它最终可能成为无数消费物品的海洋。我们需要一种对艺术的分离的、不连续的理解，以将某些事物框定为艺术，使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此相似，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语言，而且是特定的文学实践和需要被理解的成规系统的产品：譬如说，诗的音步是怎样的？即使文学是一种社会性产品和实践，与意识形态胶结纠缠在一起，它最终还是对批评家和其他思想家们提出了文学目标的具体性这一问题：文学作品有没有显著的特点和经验？或者那只是一种幻觉？我们应该如何去构想文学发明或者艺术发明呢？有人对文学作品的特性很感兴趣，文学所描述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事件，因为它能够向读者打开一个不同的世界。文学形式在文学所取得的效果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人们在谈论一种“新形式主义”或者一种“对美学的回归”。(11)
雅克·朗西埃对于逆转“认为美学是精英主义”这股潮流尤为重要。西方美学，也就是朗西埃所谓的“美学体系”(“the aesthetic regime”)，在19世纪早期代替了他所谓的“表述性体系”(“representative regime”)，后者传承自亚里斯多德，是一种基于文学类型和艺术类型的体系，这一体系是根据那些关于艺术的合适的和不合适的主题以及表述的特定方法的规则被建构起来的。(12)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些规则受到了挑战，于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艺术或者文学的主题。维克多·雨果说，他把一顶革命的帽子——“un bonnet rouge”——戴到了那本旧词典上：不再分什么高贵的词语和卑贱的词语。朗西埃特别提醒我们：文学与艺术领域里的浪漫主义革命是一项民主化工程，它导向了艺术与贵族阶级之间关系的断裂，导致了博物馆的建立，也最终导致了美学教育项目的普遍设立。“理论”这一领域确确实实地经历着一场美学转向。
今天，美学和民主化的问题都与新媒介的主题密切相连。数字化媒介、超文本和电脑网络游戏的世界提出了新的美学问题：从以印刷为基础的文化到以电子为基础的文化的急剧转换，将会对文学概念进而对文学理论概念产生影响吗？随着电子形式使文本具有了潜在的可变性，文学文本作为某种已经完成的言语制成品的观念或许也需要改变了。凯瑟琳·黑里斯指出，虽然文学总是有着作为一种技术的功能去改变读者的认知，但是，在新的电子体系中，反馈的环形线路(loops)却使得文本和读者之间发生着不同层次的互动，持续不断地相互激发、相互界定，在读者表演文本时又不断地改造它们。
在电子文本中，通过种种算法或者程序创造出无数的组合可能性，词语和意象或许会真的不断发生转换。(13)对于伟大的文学，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文本里总是藏有惊奇，以使读者总能够在其中找到新东西。电子文本可以将这一情形现实化(亦或许是使其琐碎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趋势：将文学作品重新想象为某种可以演奏的器具或者是可以玩的游戏。
如果作为这种发展的一个结果，文学最终被认为更像是一个事件而非一个固定的文本；文本成了一个与读者或者观众之间展开的独特的互动的具体实例，那么，这或许就需要有一种评价的美学去探讨各种相互作用的程序或系统的潜在价值了。这样，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或许就要在文学研究中具有某种新的重要性，因为它不再只是将文本当作是需要阐释的符号，而是更将其看作是种种表演，这些表演的可能性条件和成功的条件可以被明晰地阐发出来。(14)那么，在电子时代里，对事件和评价的更加关注将会导致文学美学的转变吗？
我在文中总共提到了六个十分庞杂的发展方向，它们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或者清晰的总体方向。但是，我还是想指出，在理论界也存在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意识：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去思考西方理论和其他地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理论被西方看作是西方的东西，尽管其他文化也都在西方文化之前就有了关于文学的发展充分的叙述；未来的一大挑战就是搞清楚西方理论和其他关于文学的叙事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构造起西方理论的那场运动将在全球范围内被重复。来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有些话语将被发现是具有意义的并会对当地的常识性话语提出挑战，甚至也许或被吸收、被发展，而有些话语则不会。正如西方理论从其他学科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一样，其他国家的理论也都能够从其他地方借鉴理论的可能性并加以发展。不论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坚信，一场十分活跃的、引人入胜的理论事业——文学理论活动——将会继续开展下去。
*2011年10月25日下午，应清华大学外文系之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奈尔大学1916级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外文系做了题为“当今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Today)的学术讲座。此文为讲稿整理版，经作者同意，首发于本刊。“内容提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注释：
①For discussion of "theory",see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chapter 1.There now exists a new edition with a revised bibliography and new final chapter,"Ethics and Aesthetics",published in 2011.
②For some discussion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ory see Derek Attridge and Jane Elliott,eds.,Theory after Theory,Routledge,2010; Jonathan Culler,"'Critical Paradigms',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for the 21 st Century'",in PMLA,vol.125,No.4,October 2010,and also the new final chapter of Culler,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ition,2011.
③See Vicki Hearne,Adam's Task,Knopf,1986.For "being with animals",see Donna Haraway,When Species Meet,Minnesota,2007.
④Two general sources for the question are Matthew Carlaco,Zoographies: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 from Heidegger to Derrida,Columbia,2008,and Zoontologies: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Cary Wolfe,ed.,Minnesota,2003.
⑤See Laura Brown,Homeless Dogs and Melancholy Apes,Cornell,2010.
⑥Lawrence Buell,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and Beyond(Harvard,2001)is an important early example.Greg Garrard,Ecocriticism(Routledge,2004)is a short,accessible introduction.
⑦See Patricia Yeager,"Sea Trash,Dark Pools,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in PMLA,vol.125,No.3,May 2010.
⑧See 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in Simians,Cyborgs and Women,Routledge,1991.
⑨See also Cary Wolfe,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sota,2010.
⑩For the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aesthetics,see 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Blackwell,1991.
(11)See Derek Attridge,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Routledge,2004; Marjorie Levinson,"What is New Formalism?",in PMLA,vol.122,No.2,March 2007; Jonathan Loesberg,A Return to Aesthetics,Stanford,2005.
(12)See Jacques Rancière,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Polity Press,2009.
(13)See N.Katherine Hayles,My Mother Was a Computer: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Chicago,2005.
(14)See Richard Schechner,ed.,Perforrnance Studies:An Introduction,Routledg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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