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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阅读民国时期河南报纸《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时，在该报第2版“人民会场”栏，发现几则与诗人徐玉诺有关的史料。这几则史料分别是：索陶的《一代诗人 而今何在？——忆徐玉诺先生》，培麟的《诗人徐玉诺趣事》，叶红的《先进诗人现教古书——我所知道的徐玉诺先生》。《中国时报》《前锋报》为民国时期河南省的两份重要报纸，《中国时报》1945年12月1日创刊于开封，发行人为郭海长；《前锋报》1942年元旦创刊于南阳，发行人为李静之。自1947年元旦起，《中国时报》和《前锋报》两报停刊，并同时在开封改出“联合版”，1948年6月19日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停刊。《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第2版开辟有一题为“人民会场”的文化性质的小栏目，关于徐玉诺的这几篇文章就出现在这个栏目中。 《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有关徐玉诺的几则史料，不见于秦方奇的《徐玉诺研究文献索引》①，亦不见于其他徐玉诺研究文献中。由于这些文章对徐玉诺研究有一定价值，故笔者将其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参考。 索陶的《一代诗人 而今何在？——忆徐玉诺先生》 索陶的《一代诗人 而今何在？——忆徐玉诺先生》，刊《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1948年5月21日第2版“人民会场”栏。文章1600字左右，现整理如下： 一代诗人而今何在？ ——忆徐玉诺先生 古今来的穷诗人很多；今天我想起其中的一位，徐玉诺先生。徐先生现在不过五十上下，这新文艺运动时代的红诗人，现在并没有失掉写作能力而被人遗忘，实在是不应该的事。 徐先生的创作不太多，他的诗在当时是特树一帜的，充满了新生的罗曼谛克的情绪，也就是那个时代里所有青年的情绪。诗集有《将来的花园》，只是我现在背诵不出几首，往年良友出版的“新文学大系”里有几篇选品，在比较资格稍老的图书馆内当能找到。 徐先生整个作品的评价，是批评家的事，我今天不再多说了。有一点关于徐先生自身的问题，即徐先生的籍贯是河南鲁山，并不是南阳，张默生先生在《记怪诗人徐玉诺》里弄成南阳，当是记错了。 我和徐先生认识是在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季，那时候徐先生再回淮阳二师授课，我是三年级上期学生，他担任了我们的学术文。所谓学术文者还是国文，不过偏重些专门研究罢了。在徐先生未来以前，他的故事，已知道的很多了，譬如自己开裁缝铺啦！养母牛挤牛乳，牛乳没挤成反把牛饿瘦了，没办法又赔钱卖了啦！所以当徐先生来了后，很多同学背地喊他徐疯子。但我感觉徐先生并不疯，他不过是在撒谎社会里，独自一个人有颗真正的心，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罢了。 从受徐先生的课中，我认识徐先生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很好的教授。记得一次讲一篇文章，说到北京小胡同卖豆腐老人的敲梆子，他闭起眼睛“八……拉，八……拉”，全班同学都默然静听，好像真真梆子在响。讲说“荷”，他说莲子中有两片黑的东西叫做“蕊”，味最苦。他在福建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曾以“在建不食建莲子，一个黑心一个苦”两句诗送朋友。正面说福建莲子的黑心苦，影射说“再见不食建莲子，一个黑心一个苦”。就是再见面不要吃福建的莲子，一个人黑了良心，一个痛苦。这是何等巧妙的想象。只可惜当时没有问问徐先生，那位朋友是男还是女。 徐先生对清代小说家中，极推崇李渔即李笠翁先生，并盛夸李氏之《十二楼》，认为天下第一好书，说这本书民国来原未流行，由他在福州书肆发现，后来介绍给胡适之先生，后来还把他收藏的孤本给我们看。当时我们为好奇心所动，每人在书局买了一本，现在不知道丢在那里了。 徐先生和有些文学家一样，也有历史癖和考证癖，他曾经给我们介绍过鲁阳碑，碑体是汉隶。那是他独自在他的故乡鲁山县城墙边发现的。作有考证载当时的《河南民报》。张默生先生说他在抗战后期发掘石器，把顽石当古代石器赠送某将军，我想也许不虚，因为徐先生原不是一个考古学家。 徐先生，有细高的身材，美丰姿，到处教书，有不少女学生向徐先生追求，但徐先生却不曾爱上一个，徐先生只爱他的小脚老婆，因为她是他的知己。很爱他一位千金，虽然不到十岁，死了后还为她立碑作墓志，《语丝》某期上曾有一篇纪念他这位千金的文章，现在记不清内容了。 徐先生的思想，以前不大清楚，以后则完全是淳朴的农民的。这也许是因为徐先生十几年，从不曾离开农村的关系。他穿的是紫花布，吃的是窝窝头。曾有一个时期办杂志，用的名字叫“太平车”，也是农村的一种交通工具。 《现代史料》上曾记载当年他是文艺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何以到后来消沉无闻，我想恐怕是这样：当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封建军阀称雄割据的时代，他除了一度到厦门教书外，完全在北方，对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镇压革命势力，残贼人民的情形，他有高度的反抗情绪，但因为只有冲动的感情，而没有冷静的头脑，只能叫喊，而不能深一步探讨社会恶劣的原因，寻找出斗争的办法，所以一遭打击便不能再重整旗鼓应战。虽然自己在呼号，但实际上自己没有和大众接触，却站在群众以外，和后来他虽具有农民的思想，但和农民没有真真密切的接触是一样。 和徐先生离别快十年了，我为生活所迫，行脚僧似的走遍了国土，对于徐先生的消息，十分隔膜，三十一年在重庆时，听一位同学说，徐先生还在鲁山原籍教书，生活十分困苦，某同学曾商请文协救济，不知道办到没有？现在每想起来，只有对徐先生遥遥祝福！ (《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1948年5月21日第2版“人民会场”栏) 该文作者为“索陶”。从文章内容看，此人应是徐玉诺在淮阳河南省立第二师范(以下简称“淮阳二师”)教书时的学生。文称“我和徐先生认识是在民国二十四年的秋季，那时候徐先生再回淮阳二师授课，我是三年级上期学生”。由此可知1935年秋徐玉诺曾在淮阳二师教书。所谓“再回淮阳二师”，是因为此前徐玉诺曾在淮阳二师任过课。据秦方奇《徐玉诺年谱简编》(以下简称《年谱》)，1928年2月，徐玉诺任教淮阳二师，担任“文学概论”、“学术文课”、“文学作品课”三门课程。生活稳定后，又把母亲和家眷接到淮阳居住，从此淮阳成了他的第二故乡。②又据《年谱》，徐玉诺在1929年9月后曾离开淮阳，到河南信阳，山东曲阜、烟台，河南鲁山多地担任过短暂教职，1930年2月曾一度返回淮阳二师任教，旋离职。1934年下半年在淮阳照顾病重的母亲，1935年初母亲去世后在淮阳为母亲守丧。从1934年下半年到1936年秋至烟台，这段时间徐玉诺一直生活在淮阳。《年谱》在此段时间内，没有记载徐玉诺在淮阳二师担任过教职。但依据索陶此文，可知从1935年秋季起，徐玉诺又一度在淮阳二师教书。此前徐玉诺在淮阳二师任课时曾担任过“学术文课”，这也与索陶此文所说他担任课程为“三年级的学术文”形成互证。文中所说的徐玉诺办过《太平车》杂志，穿紫花土布的衣服，都可与其他人对徐玉诺的回忆形成互证。索陶此文还订正了张默生关于徐玉诺籍贯的错误说法。 作为徐玉诺教过的学生，索陶亲自聆听过徐的教诲，他的回忆不但可信，而且还充满了不少颇为生动的细节和有价值的内容，为研究徐玉诺提供了第一手宝贵史料。他对徐玉诺的回忆和评价大致分为教育、学术和思想三方面。教育方面，文章对徐玉诺上课情景的回忆非常生动形象，说明徐玉诺是一位优秀教师。文章还提供了徐玉诺在福建厦门大学教书时的一些史料，如曾以“在建不食建莲子，一个黑心一个苦”两句诗送朋友。学术方面此文提供信息更多，如在福州书肆发现孤本李渔小说《十二楼》并介绍给胡适；具有考证癖和历史癖，在鲁山县城墙边发现鲁阳碑并加以考证，且有考证文章发表于《河南民报》等。徐玉诺考证鲁阳碑的文章不见于《徐玉诺诗文辑存》。索陶此文虽没有提供徐氏考证文章发表于《河南民报》的具体日期，但毕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和进一步查找的线索。 索陶对于徐氏思想的评价也比较到位，如认为徐玉诺后期思想虽“完全是淳朴的农民的”，但和农民并没有很密切的接触；其后来思想消沉之原因，乃是因为只有冲动的感情，而没有冷静头脑，不能从深层探讨社会恶劣的原因，寻找出斗争办法，虽然自己在呼号，但实际并没有和大众接触，而是站在群众以外，所以一遭打击便不能再重整旗鼓。作者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对以徐玉诺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优缺点的分析和评价，还是非常切实中肯的。 培麟的《诗人徐玉诺趣事》 培麟《诗人徐玉诺趣事》与索文刊登于《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同一天同一栏目。文章很短，不到500字，整理如下： 诗人徐玉诺趣事 鲁山徐玉诺氏为吾豫名诗人之一，其人颇多奇思怪行。张默生教授著有《异行传》一书，曾搜集渠之怪行趣事，著成一篇，读之令人慨叹不已。三十四年春余继渠任教宛西乡村师范高师部，授国文，班中有同学述其趣事一则，为张教授所未录，特志之如后，以飨读者： 某次，值国文习作堂，徐氏手提瓦罐(？)③一个入教室，置之讲桌上，既未发言，亦未出题，旋即离去。同学知其行无拘束，疑其如厕小便，少停当复来，遂皆默然坐候。良久不见入室，同学乃推保长(即班长)往其住室谒请出题，氏则毫不在乎似地答曰：“吾置讲桌上之瓦罐即题也，何谓题未出？”保长归告同学，全堂为之哑然！既复轰笑不止。遂了了草草，各成一节，交卷大吉。余初闻此事，亦觉平平无可奇者，及今思之，乃忽大悟：此中自有文章也。盖氏固一天资卓越者流，以渠之性情奔放，无拘无束，概即认人之思想，惟不受任何外加之限制，乃能任情发挥运用，于活泼自由中见真性情，真才识！故氏雅不欲以题目限制人之思想，使其牵就吾之题意。虽然，无一象征之物，则不足于同一事上见出各人之才识性情，遂置一具体物(瓦罐)于众生眼前以代题焉。此解质之徐氏及诸高明之士，不知以为然否？ (《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1948年5月21日第2版“人民会场”栏) 由文中“三十四年春余继渠任教宛西乡村师范高师部，授国文”诸语，可知此文作者“培麟”为宛西乡村师范高师部教师。据《年谱》，“宛西乡村师范”的全称当为“宛西乡村联合师范”。④徐玉诺1943年6月应邀至南阳宛西乡村联合师范教书，1944年8月被学校解聘后至邓县教书。宛西乡村联合师范校址位于内乡县马山口镇天明寺。培麟称其1945年春继徐玉诺之后任教宛西乡村师范高师部，授国文，说明这时徐玉诺已离开学校。这与《年谱》记载的徐玉诺1944年8月离开宛西乡村师范是吻合的。《年谱》没有记载徐玉诺在宛西乡村联合师范学校所教授课程，据培麟此文可知，徐玉诺应该是在该校的高师部任教，所教课程当为“国文”。不然，培麟不会在文中有“三十四年春余继渠任教宛西乡村师范高师部，授国文”之语。而且，培麟所教的这一个班级，正是徐玉诺曾经教过的，因为他所讲述的徐玉诺趣事，就来自此班一学生之口，而此学生所讲，正是其听徐玉诺讲授“国文习作课”时所发生的事情。 培麟此文所讲徐玉诺趣事，出自学生的亲身见闻，因此，应该是可信的。此趣事所显示的徐氏特立独行的风格也很符合他的一贯做派。培麟对徐氏“瓦罐出题、不落言筌”的解释，应该也是切合徐氏原意的。 叶红的《先进诗人现教古书——我所知道的徐玉诺先生》 《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同一天同一栏目刊发关于徐玉诺的两篇文章，使得这一天的“人民会场”栏变成了一期“徐玉诺专号”。编者意图很明显，就是打算通过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来引起人们对于这位被遗忘的重要诗人的关注。果然，两文一发表，就引起了反响。两文发表的第二天，一位名为“叶红”的作者就写了《先进诗人现教古书——我所知道的徐玉诺先生》一文： 先进诗人现教古书 ——我所知道的徐玉诺先生 昨天在《中前》⑤“联合版”的“人民会场”栏，读到索陶先生所作关于河南诗人徐玉诺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笔者问贤的好奇心，顺便写了这篇小文。 笔者对于徐先生是很陌生的，因为过去在几家出版的文学史上和学校的先生们，从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自然更谈不上对于这位诗人的认识和作品的欣赏了。当河山光复之后，读者在任访秋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诗歌创作”一节里，才见到徐先生的名字被列在哲理派的诗人中。著者评他是一个憎恶现实的悲观论者，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人生的光明，只是丑恶和残酷！还引了诗人的《枯草》、《夜声》、《墓地之花》等篇作为例证。这也许就是索陶先生所说的，当时他受不了反动势力的摧残而丧气消□⑥的缘故罢！无论怎样，这些都已成了过去的史实，现在我要写的却是徐玉诺先生最近的下落和生涯。 我首先应该告诉索陶，这位被时代遗弃了的既往诗人，现在已经变成“隐逸之士”了。原来他在新野西北隅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安了家。整天闭门自守，不求闻达，让自然浸润他的心灵，让田园的黄花把他埋藏起来。最奇怪的，他居然在那里教起古书来了。附近的百姓们都很尊敬他，而且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他那里去读书。又因为他的新学问很通博，因此有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学生们，络绎不绝地去向他请教，而且都能得到圆满的答覆。不过他们始终对于这位来历飘渺的“古今通”先生，感到异常的奇妙和神秘！从哪儿飞来这位学问渊博的客人呢？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深深的留下了一个耳朵形的问号。 平常，有人问到他的身世的时候，他便东扯西拉的慌人⑦，所以谁也得不住真消息。这位诗人除掉教书外，什么工作也不干，只在风清月明的夜晚，他便坐在庭院里，对着妻子或邻人，梁山东海□⑧谈天，兴尽始散。像这种逍遥清闲的生活，简直是道家的理想境界了。二十年前的时代健儿，今天竟作了时代的蜕壳，追昔抚今，岂不怆恨？而今，宛属早已战火燎原，不知道这位被人们忘掉得好久的穷苦诗人，在哪里寻找他的人生乐园呢？ 说起来，真算是中国文坛上的大悲剧，谁料到五四时代新诗界的前进健儿，现在竟会幽居在穷乡僻壤的小村里，让寂寞和贫苦侵蚀着他纯洁的灵魂，时代的涛浪卷没了他宝贵的生命！这应该怎样的解释呢？ 于一九四八·五·二二 (《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1948年5月28日第2版“人民会场”栏) 据《年谱》，1944年8月，徐玉诺被宛西乡村联合师范解聘后，应“镇平县”汲滩镇中学校长宁介泉之邀前往镇平教书。⑨《年谱》此处记载小有失误，“镇平县”当为“邓县”。依《年谱》所述，1945年春，宛西沦陷，汲滩镇中学校长宁介泉当了维持会长，徐玉诺愤而与之绝交，离开镇中学，到附近一个名为“徐庄”的村庄，与村民续家谱后，在这里办私塾，直到日本投降才返回故乡。⑩“徐庄”是新野县的一个村庄，在方位上，位于邓县汲滩镇东南、新野县西北。叶红此文所说“原来他在新野西北隅的一个僻静的乡村里安了家”，在行政区划及方位上与年谱所记载的“徐庄”完全吻合。只是叶文中没有点明“一个僻静的乡村”的名字，应该就是徐庄。叶文也没有明确指出徐玉诺在徐庄的具体时间，只是用了模糊的时间用语“最近”。这所谓的“最近”，结合《年谱》，应该就是1945年春至1945年秋冬这段时间。结合叶文所说的徐氏于月明风清之夜，在庭院中与邻居家人谈天的描述，在季节和气候上当属夏秋之时，这也与年谱记载相吻合。 叶红此文价值在于提供徐氏僻处新野西北乡村一隅之时的一些具体生活细节，为研究者了解徐氏此一时段的生活提供了直观生动的材料。文章开首所说的对于徐氏本人及作品的接受过程，从一开始完全陌生，到通过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对徐氏有一定了解，也可看做是徐氏作品的微型接受史，描述出了徐氏从一开始不为人知到逐渐进入文学史而被经典化的具体过程。徐玉诺作为河南现代文学史上的早期重要作家，其为一般读者所知，文学史所起作用可能要远大于批评家评论。因为一般读者接触批评家评论文章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们的基本文学史知识大多就是直接来自文学史阅读。而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部最早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现代文学史，对于徐玉诺的评述，虽篇幅不长，但在徐玉诺的接受史和其作品的经典化上，却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一点，由叶红此文可得到有力证明。 徐玉诺创作集中于1921年至1925年间，1929年、1930年又出现过一个小小爆发期，之后创作则处于完全停滞状态；文坛对他的关注与评论相应也只是集中于1922年、1923年。1930年代以及1940年代，除鲁迅与萧军信中偶尔关注其行踪(11)，张默生在《宇宙风》上发表《怪诗人徐玉诺》一文谈论其“异行”外(12)，徐玉诺几乎被人们完全遗忘了。就在他从文坛销声匿迹而被人们完全淡忘之时，1948年5月，《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却突然出现了这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既可看做是河南文化界对于自己这位文坛前辈的关心、致敬与召唤，也可看做是中原文化人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过往的缅怀、凭吊与回味。当然，徐玉诺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谈论，其实也并非完全以其诗人和文学家的身份。作为诗人的徐玉诺，其创作生涯大起大落，充满一定的传奇性与戏剧性，当然会引起人们兴趣；而作为“奇人”、“怪人”的徐玉诺，其行为的洒脱不羁，其生活中出现的无数奇思怪行，以及由此奇思怪行所袒露的质朴率真、自由诗性的人格风范，更容易引起同时代人及后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讲，作为诗人的徐玉诺值得研究，而作为“奇人”、“怪人”、“异人”的徐玉诺，同样值得研究。当年张默生写作《异行传》时，将徐氏作为一重要对象，就是着眼于徐氏身上的“奇思怪行”，而非其创作生活。(13)因此，把徐玉诺作为一种有趣的人格类型的代表，把他与民国时期的其他“异人”并置起来，进行综合的比较研究，是一个有价值也有意思的课题。 以上三篇文章外，笔者还见到另外几篇徐玉诺的研究文章，不见于秦方奇先生的《徐玉诺研究文献索引》，顺带把它们列于文后，以供研究者参考。这几篇文章是：黄世璞《读〈将来之花园〉》，刊《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2月23日；周佛吸《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连载于《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1月15日、16日、17日第7版；戈雨《淹没了的诗作者——徐玉诺》，刊《新蜀报·蜀道》第775期(1942年8月13日)。这几篇文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佛吸的《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一文。“周佛吸”即“周仿溪”；也是河南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作家。该文文后有注：“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河南七中”。说明此文写作的时间为1931年12月24日。周氏此文题目中所谓的“二十年来”指的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31年这二十年。此文应该是第一篇从历史角度对河南现代文学进行历史描述与梳理的文章。文中，周氏首先论述了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前的河南文学的发展，然后，又重点论述了五四文学革命至30年代河南文学的发展。论述五四文学革命部分，他第一个加以论述并给以很高评价的作家就是徐玉诺： 文学革命后，第一位值得论列的，便是徐玉诺君了。徐君鲁山人，我们已相交十余年，他的生活、作品、人格，我都很知道，久欲特为作一册小小评传，因无暇，尚未入手。徐君在民八五四运动之后，为新思潮所掀动，非常努力。对于文学，尤特加注意。在《尝试集》、《草儿》之后，要以他的《将来之花园》为最早，最有价值。《尝试集》之浅薄，《草儿》又于浅薄外加以芜杂，除大胆摧残旧古典主义之外，似皆毫无可取。《将来之花园》，自然也不是我所喜欢的，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自有它的时代价值的存在。郁达夫的颓废主义，太戈尔的哲理主义，和西洋象征主义的神秘色彩，在《将来之花园》里，早已深浓的彻透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倘若把时间的前后，稍加以精密的计算，我可说句笑话，徐玉诺君，怕是我们中国文坛上的先知先觉呢！ 他的著作，除前述者外，有《雪朝》一卷，有在《小说月报》刊登的描写土匪的小说，有未曾发表过的写土匪的一卷诗。那时，他是人生艺术派，他表现了河南的混乱落后，他坚强的诅咒着残忍和战争。他的影响，不特风动了河南，而且在某项(14)上，已笼罩了全中国。最初将他指示给读者的，是文学研究会的王任叔及叶绍钧。他的声名，初时更在郭沫若之上，后因他特重主观生活，漠视时代需要，遂致销声匿迹似的不闻不响了。这在我觉得他是吃了叶绍钧《诗的泉源》之大亏了，因他的夙性偏此，而又极端信仰着叶绍钧故。因他的足迹，致使他的影响，特加浓重的，是临颍的甲种蚕校，吉林的毓文中学，厦门的集美。 临颍的甲种蚕校，在中国文坛上很有名。作家到此的，先后有徐玉诺、叶善枝、丁师、郭云奇、王皎我、于赓虞，再加上作者，共有七人。丁与于是特来闲住访友，余皆担任功课。学生中在文坛露名的，有刘永安、卢景楷、张耀南、程守道、张洛蒂、王庆霖、张耀德等，亦不下十余人。玉诺最喜欢永安与景楷。永安几完全是玉诺的化身，而情调之哀切，尤过其师。他两个的作品，多在《小说月报》、《学生杂志》、《觉悟》、《鹭江潮》等刊物发表，惜没专集。赓虞最喜欢耀南，耀南作品较多，发表的地方亦较多，他在北京住了好久，完全以卖文为生活。他于今夏染痢疫逝世。作品有小说两卷，诗两本，都没得刊行，将来有机(15)，当为印刊。我最喜欢张洛蒂与程守道。程守道有诗一卷，他的诗，有深长的意味，有谐合的音韵，有稳妥的字词，有渊永的情理，我爱读得很。虽曾抄录为一卷，但也未曾出单行本。《鹭江潮》、《飞霞》及《豫报副刊》上都尝有东西发表。尤以在《飞霞》上为多而且好。玉诺编豫副(16)时，尝发表我和守道的通信，标题为《颖上通信》。那是守道初次发表他文学上的主张的。虽未必尽对，但却有独见处。在《飞霞》上的评论，已高超得多了。然终未能全识文艺的底蕴。他才性之高，气质之雄，不亚赓虞；卒因民十六加入革命，奔走武汉，将文学生涯，完全扔弃，至今仍杳然不知所止，未免可惜呢。 (周佛吸：《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河南民国日报》1932年1月15日、16日、17日第7版) 周佛吸认识徐玉诺较早，对徐玉诺诗歌创作关注也很早。早在1923年，他就在《小说月报》14卷第3号(1923年3月10日)，以“周仿溪”之名发表《叶绍钧的〈火灾〉》和《徐玉诺君的〈火灾〉》两文，对徐玉诺的《火灾》一诗表示赞赏。由于他与徐玉诺同为河南老乡且是好友，对徐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相当了解，因此，他对徐玉诺的论述，就能提供出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其中有关临颍甲种蚕校师生的校园文学创作活动，以及徐玉诺在临颍甲种蚕校期间与学生诗歌创作间的互动交流，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据《年谱》，徐玉诺1922年9月应聘到河南临颍甲种蚕校教书，1923年3月中旬离开。(17)徐玉诺在临颍甲种蚕校的时间虽很短暂，但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一生创作力最为旺盛之时，再加上临颍甲种蚕校人才济济、文风颇盛，朋辈间及师友间的切磋诗艺与相互影响，无疑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和创作氛围。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徐玉诺的诗歌创作并能有效激发起他的创作激情。(18) 作为好友，周氏对徐玉诺和其他作家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情感色彩，如认为徐玉诺的声名，起初在郭沫若之上，他的影响，“不特风动了河南，而且……已笼罩了全中国”；《尝试集》浅薄，《草儿》浅薄加芜杂，皆毫无可取等。但他有些评论则比较切实到位，如他注意到叶绍钧对于徐玉诺的深刻影响，并认为徐玉诺之后创作上的停滞，是受了叶绍钧《诗的泉源》一文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究的问题。叶绍钧《诗的泉源》认为：“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这不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有字迹可见的诗啊。当然，写在纸面就是有字迹可见的诗。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紧要的关系，总之生活充实就是诗了。我尝这么妄想：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富。”(19)“只要是诗，写出与不写出原没有什么紧要关系”。叶绍钧的这种观点可能一定程度影响了徐玉诺后来对于创作的态度，使其创作陷入消极无为的自在状态。但周氏认为徐玉诺后来的放弃创作完全是受此文影响，则有夸大之嫌。徐玉诺创作上的大起大落，其根源还是应在徐玉诺自己身上找，而不能把它归之于外在影响。 ①秦方奇：《徐玉诺研究文献索引》，见《徐玉诺诗文辑存》(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7～619页。 ②④⑨⑩(17)秦方奇：《徐玉诺年谱简编》，见《徐玉诺诗文辑存》(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7、645、645、646、645页。 ③原文如此。 ⑤“《中前》”即“《中国时报·前锋报》”。 ⑥原文字迹不清，当为“沉”字。 ⑦“慌人”，河南方言，有“骗人”、“搪塞”的意思。 ⑧原文字迹不清，当为“的”字。 (11)1934年10月9日鲁迅在回复萧军有关徐玉诺的问询时说：“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到那里去了。”鲁迅：《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12)默僧(张默生)：《怪诗人徐玉诺》，《宇宙风》第35期，1937年2月16日。 (13)见张默生《〈异行传〉自序》，《异行传》，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14)“某项”当为“某种程度”。 (15)“机”后缺“会”字。 (16)“豫副”即《豫报副刊》。 (18)在创作类型上，徐玉诺当属于作家中“外在激发型创作”的代表与典范。在外在有利条件、良性环境及师友朋辈的激发下，这类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潜能会得到极大释放；一旦外在的刺激消失，他们的创作就会陷入消极与停滞。 (19)叶绍钧：《诗的泉源》，《诗》第1卷第4号，192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