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证据论文,高技术产业论文,地位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域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不同的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形成了所谓的“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①这种分工模式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能以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等要素参与其中，快速提高其产品生产和出口能力，最典型的是中国以“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模式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②然而，由于主要以低成本劳动力等低端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以产品内分工发展最为快速的电子产品为例，2005年美国苹果公司的30GB第5代iPod零售价是299美元，其中仅有3.86美元由组装测试厂商获得，仅占其制造成本的2.7％。类似地，售价1479美元和1399美元的联想ThinkPad T43和惠普nc6230两种笔记本电脑，组装厂商所能获得的价值仅为21.86美元和23.76美元，分别为制造成本的2.5％和2.8％。③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经济领域的表现令人瞩目。得益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得以从最初级的组装加工起步，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逐步“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并逐渐向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渗透。正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所曾经历的，中国正徘徊在产业亟待转型升级的大门口。如何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层级攀升，成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实现分工地位提升，首要的问题是要对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国广泛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对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判定并不像在传统分工模式下那样简单明了。早期发展出的判断一国竞争力和分工地位的方法，如净贸易指数、被广泛运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等，④都会因为对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重复计算而导致一国贸易额的虚高，即“统计假象”(Statistical Illusion)问题。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如Hummels等提出的垂直专业化(VS)指数，⑥通过剔除一国出12I产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来衡量一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Koopman等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国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⑦黄先海、杨高举认为，一国出口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对外贸易的获利能力是其“国际分工地位”(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Status,ISS)的集中体现。他们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口品的国内完全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通过跨国比较发现，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在25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16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10位。⑧
寻求升级的途径是准确判定一国国际分工地位之后的必然选择。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角度，实证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可行途径，如Thomsen以及Garcia和Scur对巴西、越南具体产业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讨论；⑨二是从FDI技术溢出和产业转移等角度进行分析。关于FDI溢出效应及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Blomstr
m和Persson以及Kokko对墨西哥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存在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⑩但Haddad和Harrison对摩洛哥、Kokko等对乌拉圭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1)对FDI在中国的溢出效应研究也是一个热点论题，(12)学者们对FDI投资的区域间溢出效应、(13)行业层面的溢出效应与企业层面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14)这些研究发现FDI在中国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也有一些研究者发现，FDI溢出效应和技术引进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平新乔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显著，甚至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努力。(15)Hale和Long的研究表明，外资的进入会诱使更多的民营企业为其提供中间产品，并因此而显著地降低创新投入。(16)Fan和Hu以及Hu和Jefferson同样发现，FDI对中国企业的研发努力的净作用显著为负。(17)也有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显著为负。(18)
以上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具有借鉴意义，但多数研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外部”性的因素，即从发展中国家之外寻求能帮助其实现升级的途径，试图借助分工合作的知识溢出来提高技术水平、改善分工地位，实现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跨越，而忽略了对“内部力量”的分析，如国内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研发与创新等因素的作用。实际上这些才是一国赖以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和根本，依靠外资及其溢出效应永远只能做被动的“跟随者”。因此，对于像中国那样已然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各种努力，实现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因此，本文尝试在两国产品内分工的框架下，构建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地位升级受其国内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等内部因素影响的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探索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可行途径。后文基本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理论命题；第三部分就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作总结性评论。
二、理论模型
从而单个技术服务企业的利润为：
(一)有成本的技术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
一般而言，后发国不能免费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服务，而且技术服务的贸易还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此可将进行贸易时为保护知识产权而支出的各种费用看作技术服务贸易的成本。同时，与产品内分工相伴随的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领域，形成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的环节之一，且资本流动也存在成本。在LRS模型中，对有成本的技术服务贸易、资本流动，以及二者对产品内分工和发展中国家所处地位的影响未作讨论，当然也没有涉及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准确度量一国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因此，我们将有成本的技术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LRS模型框架中，并引入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一国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采用反向求解法，设两国的劳动者即为消费者，其消费偏好相同，收入来自工资，充分就业条件下世界总收入是：
此时，尽管
阶段的零部件在G国生产，但由于其生产所需的专业技术服务是从D国进口而非本国生产，其国内技术工人没有就业机会，技术服务企业也不能获得利润，只有资本和非技术工人能获得相应收益。虽然G国的产出中包含了进口的专业技术服务的价值，使得其总产出(出口)较高，但实际所能获得的收益较低，即产出中的增加值的比例较低，相反D国产出中增加值的比例要高得多。这意味着在两个分工参与国的利益分配中，G国只能获得较少的一部分，与其高额的产出(出口)不相匹配。此即前文所述的“统计假象”问题——出口中包含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值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额高企，但实际获利低下。针对“统计假象”问题导致的出口额难以准确反映一国国际分工地位和竞争力问题，黄先海、杨高举提出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法，剔除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计算单位最终需求(出口)带动的国内完全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可克服“统计假象”问题带来的干扰，从而准确评判一国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23)其方法的核心在于，无论产品生产(包括出口)需要多少进口中间投入，在生产技术水平和工资等不变的条件下，所能形成的增加值并不变动。当一国高技术产品生产中所需的高价值的中间投入主要依靠进口时，表明其对外部要素(如技术、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而此时其本国产出中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例自然很低。因而本国增加值与产出(或出口)值之比，可反映一国生产(出口)的国际分工地位。同时，生产相同价值的产品，如果一国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更少，则表明其生产效率较高，相对于使用更多劳动力的国家，在国际生产链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从而生产效率也反映了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产出中的增加值率(增加值与总产出之比)与劳动生产率(增加值与劳动力之比)之和，以衡量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一国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ISS，(24)对于G国有：
三、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及数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立以下对数待估计方程，对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式中因变量ISS表示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以出口品的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衡量的国际分工地位，
为其他控制变量(i≥6)，ξ是随机误差项，其余字母的含义同前文。我们选择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回归，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选择高技术产业的数据，一方面是因为高技术产品更可能采用产品内分工方式进行国际协作生产。据Hummels等的研究，产品内分工须具备三个条件：(1)产品生产可分为连续的两个及以上的阶段；(2)有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赋予其增加值；(3)至少有一个国家的生产阶段使用进口的中间投入，并且部分产出用于出口。(30)显然生产过程复杂的高技术产品，尤其是生产阶段和零部件标准化程度很高的电子信息产品，更容易满足这三个条件。另一方面，大量高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主要形式。OECD的数据显示，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在2008年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31)同时，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倾向在2004年超过了50％，并在其后都保持55％左右的水平。(32)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的比例，虽然呈逐步上升趋势，但在2006年之后才超过10％，到2010年达到约15.2％。(33)这些数据表明，大量的加工贸易，是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技术产品出口国的重要因素，加工贸易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高技术产业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典型方式。
计量估计所用到的数据包括两部分：一是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1995—2007年的产业层面的数据，(34)二是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和2004年经济普查的企业层面数据。由于产业层面的是直接统计数据，准确性较高，而企业层面的部分数据是我们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算得到的，可能存在度量准确性问题。因此，我们先进行产业层面的估计，再以企业层面的估计作印证。
对产业层面的数据，以增加值率和生产率衡量的分工地位与其他国家的比较见图1。以高技术产业中的科技活动人员衡量技术劳动力；以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减去科技活动人员数，得到非技术劳动力；资本投入采用王玲、Szirmai的方法，(35)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各期资本存量；由于相应年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借鉴卢荻以及蒋殿春和夏良科的方法，(36)以外资企业当年投资额衡量；对技术创新以R&D经费内部支出衡量。对产业层面的数据，考虑到数据齐备性和对应性，选取17个三位码行业的数据组成面板数据，(37)相关数据以1995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38)最终形成一组包括17个截面和13个年份的面板数据集，对其取对数后的统计描述见表1。
图1 以增加值率和生产率衡量的国际分工地位比较(1980—2007)
注：以各国1995年的平均值为标准，对增加值率和生产率进行消除量纲化处理，之后再相加，计量分析数据也做类似处理。各国增加值以199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并根据当年汇率折为美元，再计算生产率(千美元/人年)。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和国研网统计数据库(http://edu-data.drcnet.com.cn/web/)；其他国家数据来自OECD《结构分析数据库2011》。
从图1可知，中国以增加值率和生产率衡量的国际分工地位在1995—2007年间持续上升，量值增长了41％，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非常明显。以同时期的量值对比，中国大约是其他国家平均值的30％；其中，中国2007年的量值才达到韩国1990年代、法国和意大利1980年代的水平，与美国、日本1980年代的水平尚有一定差距。由于多数国家的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39)因而中国与发达国家量值的差距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致。虽然中国高技术产业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在1995—2007年间提升了445％，远远快于其他国家，但由于绝对量的差距太大，而增加值率的下降速度又比其他国家快很多，导致最终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量值无论从绝对数还是提升的速度来看，都比不上其他国家。
对(14)式进行回归估计时，需要注意内生性问题。李红玉在比较了解决生产函数估计中要素投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的各种方法后指出，对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能够得到一致估计量。(40)因此下文的分析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进行回归分析。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一般要求样本的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本文所收集的数据是17个截面和13个年份。我们将数据以2002年为界，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了WTO，其后高技术产业要素的投入和出口均出现加速上升趋势(见图2)，这可能导致数据的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将全部数据进行混合估计会降低其结果的可靠性。同时，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将前一期的解释变量与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以及税负率和平均工资，(41)也纳入回归方程。我们先进行总体数据估计，再分别以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42)结果见表2。
图2 中国高技术产业要素投入和出口状况(1995—2007)
注：P代表专利申请数(千件)，EX代表出口交货值(千亿元)，其余和(14)式相同，前加F表示三资企业所占比例(右轴)。K(百亿元)、R(十亿元)和EX以当年价计。Lu和Ls的单位分别为十万人、万人。
资料来源：1996年和1997年的出口根据OECD STAN Bilateral Trade Database的数据进行汇率换算而得，并以1995年和1998年的均值推算三资企业出口，其余来源同图1中的中国数据。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07)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并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资料整理公布格式”来筛选高技术企业。(43)部分没有直接记录的数据处理情况如下：2004年的增加值，采用生产法以工业总产值减去工业中间投入，再加上本年应交增值税而得；以企业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数来衡量技术劳动力，(44)2005—2007年的企业技术劳动力以从业人员总数乘以2004年的相应企业技术劳动力占比而得；2004年的企业研发投入以总产值乘以2005—2007年相应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而得；2004年的资本投入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之和来代替，后续年份资本仍通过永续盘存法获得；外资以四位码行业中三资企业投资额衡量。经样本筛选后整理得到13105个企业4个年份的平衡面板数据，(45)采用与产业层面相同的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由于企业层面的数据直接可得，因此表3中还包括了对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
(二)计量结果讨论
对产业层面数据的估计结果而言，总体及分类回归结果中Wald统计量的χ[2]检验都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模型的系数(除截距项外)均为零的原假设；而Sargan检验都通过，即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原假设，表示模型估计结果中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模型的二阶自相关检验AR(2)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这些检验表明模型整体设定合理，工具变量可接受，可以用估计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总体来看，估计结果与前文理论模型预期基本一致，各主要变量的系数大都为正且显著。但各组数据的估计结果有一定差异。
(1)总体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及其他要素投入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显著性水平各有不同。在两组时间估计结果中，非技术劳动力和外商投资(2002—2007)的弹性系数都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研发投入则在高于1％的水平上显著，资本和技术劳动力的显著性居中。这表明技术创新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投入，是推动中国整体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主要因素，而非技术劳动力和外商投资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性较低)，与前文理论模型的预期基本一致。非技术劳动力的作用显著性低的原因可能是，与技术劳动力相比，其生产效率较低，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也低，从而对增加值率和生产率的贡献不如技术劳动力。外商投资的作用不显著是比较意外的结果。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额已达826.2亿元，占高技术产业总投资额的17.8％，(46)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即使溢出效应系数非常低，也会因投资的规模而使得溢出效应比较明显。但估计结果却显示，只在后一组数据中很低的水平上显著。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外资在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的投资主要是设立三资企业，其中外商独资企业占绝大部分。2008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额826.2亿元，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用29.7％，外商投资企业利用66.6％，只有3.6％为内资企业所用，同年，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商独资企业数占三资企业数约73.9％，产值占74.1％。(47)这意味着流入的外资与内资企业的直接联系较少，可能也限制了其直接溢出效应的发挥。当然，溢出效应的大小，还与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关。Blake等研究发现，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其吸收能力也越高，从而越能够从外资流入中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溢出效应。(48)就中国高技术产业而言，随着三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生产及出口的扩张，外贸的入超状态直至2004年才得以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吸收能力可能也相对有限。此外，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明显，还可能与三资企业的生产主要是出口导向型有关。Lin等研究表明，出口导向型的FDI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明显低于内销型的FDI。(49)而1995—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的平均出口倾向高达70％以上。(50)
(2)对国有企业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较低，其中研发投入和资本投入是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的主要推动力，而技术劳动力则完全不显著，非技术劳动力也只是2002—2007年的数据组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并不具有提升国有高技术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而资本和技术创新则有正向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增加，对国有企业而言，因新的生产技术或设备的使用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但人力资本积累却因国有企业特殊的管理机制而未必能转化为生产效率。外资的作用也不显著，表明其对国有企业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实际上，研究者们对外资是否对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没有一致的结论。Blake等研究发现，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外资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51)而Hale和Long的研究则表明，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或为负。(5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所用的数据不同。(53)
(3)对三资企业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非技术劳动力对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作用最显著，但显著性趋于下降(两组数据结果对比)，资本投入的显著性次之，技术劳动力和研发投入的显著性水平在后一段的数据组中有所提升。这表明在高技术产业中，外资企业主要利用中国的非技术劳动力，并结合其资本投入进行生产，以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和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但这种投资生产模式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即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作用在增强。这与三资企业雇佣的非技术劳动力比例在不断降低，而技术劳动力比例上升的趋势相一致。三资企业中两种劳动力之比从1995年的75∶1降到2007年的29∶1，表明外资企业从需要大量非技术劳动力的生产，向技术相对复杂的产品生产转变。显然这种转变需要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同时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尽管如此，研发投入的作用仍只是在很低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与其在中国的投资生产模式有关，2007年三资企业的R&D内部支出占高技术产业总体的44％，专利申请量占总体的30％(图2)，而新产品产值却占总体的70％。这意味着三资企业的新产品生产能力远高于其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水平，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难以用研发的投入产出效率的高低来解释。实际上，2007年三资企业的R&D内部支出占其总产值的比例仅为0.7％，明显低于高技术产业平均值1.1％的水平。因此，可以推测三资企业能从外部引进新产品，这些引进的新产品不需要在中国进行研发，但同样能提升其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亦即新产品的引进代替了国内的技术创新。当然，研发投入的作用在后一组数据中变得显著，也和外资企业日渐重视国内市场、在华大量设立研发中心的实际观察相一致。(54)
(4)企业层面数据的估计结果一定程度地印证了产业层面数据的估计结果。总体而言，研发投入、技术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均对高技术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非技术劳动力的作用显著性较低，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分企业类型而言，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作用最显著、资本的作用次之；民营企业则是研发投入、技术劳动力和资本都非常显著；在三资企业中，非技术劳动力和资本的显著性较高，技术劳动力和研发投入则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外商投资在所有数据组的估计结果中都不显著，这和上文产业层面数据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对比表2和表3的结果可发现，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尽管对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有较显著的作用，但与民营企业相比显著性明显偏低，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存在效率损失所致。当存在效率损失时，要素配置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不利于生产中增加值的形成，从而其积累和提升不能发挥应有的提升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
四、总结性评论
本文将增加值率和生产率作为跨国可比的国际分工地位度量指标，引入产品内分工分析框架中，刻画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受国内技术创新、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FDI溢出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机理。理论模型分析表明，提升技术水平和协同性的要素投入，以及FDI的溢出效应，都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以中国高技术产业和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技术研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升级的关键因素，FDI溢出效应的作用相对有限。本文研究的新颖之处有如下几点：一是对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准确度量和升级动力，进行了理论刻画和实证检验，从而拓宽了此领域的研究视野；二是突破了已有研究只关注外部因素对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作用的窠臼，重点探讨了一国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等内部因素，对其分工地位升级的推动作用，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三是将增加值率和生产率作为跨国可比的国际分工地位度量指标，引入产品内分工分析框架中，解决了“统计假象”问题对分工地位度量所带来的干扰。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要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进而推动产业升级，除了要转变依赖外部因素的理念(如市场换技术)，更应关注内部因素如技术进步和要素提升等的作用，还要推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以提高利用效率。1995—2007年国有高技术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体的60.5％，而其专利申请数却只占总体的37.7％，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占总体的39.3％。很明显，国有企业的科技产出与其拥有大量的科技活动人员极不相称，意味着人力资本在企业的创新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存在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且创新效率损失大于生产效率损失。(55)因此，解决好这一问题是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在提升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中应有作用的必然选择。
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未能在产业层面对其他类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行分析，而企业层面的分析也因部分数据是推算而得，可能存在度量准确性问题。同时，本文的分析也未能考虑区域差距对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这些都留待在后续研究中讨论。
责任编审：许建康
注释：
①卢锋：《产品内分工》，《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1期，2004年。
②黄先海、杨高举：《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文献述评与新的分析框架》，《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③J.Dedrick,K.L.Kraemer and G.Linden,"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 U.S.-China High-Tech Trade Conference Paper,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October 23-24,2009.
④B.Balassa,"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vol.33,no.2,1965,pp.99-123.
⑤⑧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5期。
⑥D.Hummels,J.Ishii and Kei-Mu Yi,"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54,no.1,2001,pp.75-96.
⑦R.Koopman,Z.Wang and S.Wei,"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Foreign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in Gross Exports," USITC Working Paper,no.2008-03-B,2008.
⑨L.Thomsen,"Accessing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Role of Busin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Private Clothing Industry in Vietnam,"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7,no.6,2007,pp.753-776; R.Garcia and G.Scur,"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Brazilian Ceramic Tile Industry and New Challenges of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Practice,vol.11,no.1.2010,pp.57-78.
⑩M.Blomstrm and H.Persson,"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s Efficiency in an Underdeveloped Economy: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orld Development,vol.11,no.6,1983,pp.493-501; A.Kokko,"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3,no.2,1994,pp.279-293.
(11)M.Haddad and A.Harrison,"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2,no.1,1993,pp.51-74; A.Kokko,R.Tansini and M.C.Zejan,"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2,no.4,1996,pp.602-611.
(12)较早期部分代表性的研究如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赖明勇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第8期。
(13)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罗雨泽等：《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外溢效应：对中国区域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2期，2008年。
(14)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年第12期；刘巳洋、路江涌、陶志刚：《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地理距离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1期，2008年；X.Xu and Y.Sheng,"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Development,vol.40,no.1,2012,pp.62-74.
(15)平新乔：《市场换来了技术吗？》，《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5期。
(16)G.Hale and C.Long,"FDI Spillovers and Firm Ownership in China:Labor Markets and Backward Linkag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Series,no.2006,25.
(17)C.S.Fan and Y.H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digenous Technological Efforts: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s Letters,vol.96,no.2,2007,pp.253-258; A.G.Z.Hu and G.H.Jefferson,"FDI Impact and Spillover:Evidence from China's Electronic and Textile Industries," The World Economy,vol.25,no.8,2002,pp.1063-1076.
(18)蒋殿春、张宇：《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蒋仁爱、冯根福：《贸易、FDI、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技术进步》，《管理世界》2012年第9期。
(19)N.V.Long,R.Riezman and A.Soubeyran,"Fragmentation and Services,"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6,no.1,2005,pp.137-152.
(20)如果总技术服务S无成本地自由贸易，则G国能免费获得所有技术，其工资水平低于D国，从而将出现角点解情形；同样如果资本无成本地自由流动，G国资本将全部来源于D国。这两种情形都和我们的分析目的相违。而最终产品和零部件有贸易是否有成本，不会对分工模式有本质的影响。
(21)系指两国中两种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相同，t是否相同，并不影响下文分析结论。
(22)系指产品完全在某一个国家生产的情形。角点解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在此不作讨论。
(23)技术细节可参阅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5期。
(24)这样做相当于计算直接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在互相没有中间投入的两部门模型中，国内完全增加值率与直接增加值率是等同的。
(25)LRS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溢出效应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研发对其分工地位的影响。
(29)参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0)D.Hummels,J.Ishii and Kei-Mu Yi,"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31)OECD STAN Bilateral Trade Database,http://stats.oecd.org.
(32)即出口额占总产值的比例，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3)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
(34)《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从2009年起不再包括高技术产业增加值，这使得我们无法计算2008年及以后年份的增加值率，因此我们的样本只截至2007年。
(35)王玲、A.Szirmai：《高技术产业技术投入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2008年。
(36)卢荻：《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和区域分析证据》，《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蒋殿春、夏良科：《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作用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5年第8期。
(37)之所以未选择细分到四位码的数据，一方面四位码行业中部分数据缺失较多(齐备性)，另一方面分类目录中不是每个三位码行业都细分到四位码(对应性)。
(38)产值和增加值以工业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平减，资本存量和外商投资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两个价格指数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39)由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深化，使得参与国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投入进行生产，从而会降低其增加值占总产出的比例。
(40)李红玉：《解决厂商生产函数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从参数估计到非参数估计》，中国数量经济学年会2008年论文集，http://www.docin.com/p-280218267.html.
(41)税负率是税负支出(利税减去利润)与产值之比(％)，平均工资(元/人)为经价格平减后工资总额与从业人员数之比(数据来源与下文企业层面的相同)。由生产法可知，增加值会受价格和税率两个外生性因素的影响，而价格因素可通过价格平减得到控制。同时，工资水平也是影响增加值率和生产率的外生变量(由模型分析可知)。
(42)一般而言，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数据可由全行业的数据减去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数据得到，但我们发现有一些项得到的数值为负数，使得对其他所有制企业产业层面的分析难以进行。
(43)国家统计局国统字(2002)033号文件，可参阅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编：《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的附录。
(44)因为两个数据来源中都没有科技活动人员的统计。
(45)根据余淼杰的方法，剔除了几类异常样本，详见余淼杰：《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4期，2011年。同时，还剔除了计算的增加值为负或为零的样本。
(46)参见张晓强主编：《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09》，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2007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数据不可得，故本文以2008年数据代替，下同。
(47)利用外资的数据来自张晓强主编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09》，外商独资企业数及产值占比根据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2008年数据计算，二者可能不是完全可比。
(48)(51)A.Blake,Z.Deng and R.Falvey,"How Does the Productiv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pillover to Local Firm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nd GEP Research Paper,March 2009.
(49)P.Lin,Z.Liu and Y.Zhang,"Do Chinese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DI Inflow? Evidence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illovers,"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20,no.4,2009,pp.677-691.
(50)数据来源见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编《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相应年份。下文所引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与此处来源相同。
(52)G.Hale and C.Long,"FDI Spillovers and Firm Ownership in China:Labor Markets and Backward Linkages."
(53)Blake等人的数据是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及成都的企业调研而得，而Hale和Long则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本文企业层面数据相同，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有较好的可比性。
(54)到2010年年初，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已超过1200家，见《人民日报》2010年3月17日报道。(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0-03/17/nw.D110000renmrb_20100317_4-02.htm)
(55)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