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会死亡吗？——对美国《财富》杂志封面专题文章《香港之死》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美国论文,之死论文,封面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观点抑或老把戏
对香港九七回归之后的发展前途，确实存在有极为矛盾的看法，最新的一种代表性观点，发表在美国的《FORTUNE》杂志今年6月26日一期上，其醒目的标题是“香港之死”。作者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前途极为悲观，认为香港的前途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完了。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寒心冷齿甚至胆战心惊的结论。
但作者的立论根据却并不新鲜，其实完全是十几年来充斥香港的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现行经济政治制度不满和恐惧的老调重谈。核心的观点是认为97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必会破坏“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必会危害香港建立在法律与自由基础上的根本制度，必会干预香港的正常运转，因此必会动摇外资与港人的信心，迫使众多的外国和香港公司及企业重新考虑其经营方针，并将主要业务移居海外。
该文将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前途的判断冠以如此耸人听闻的字眼，但却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经济分析和统计数据，相反却通篇充满支离片面的无理指责，浅薄武断的主观预测，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如果说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则确是非常幼稚无知和愚蠢可笑的。而如此拙劣的文章竟然会发表在如此著名的《FORTUNE》杂志上，确实令人惊讶不已。
可见所谓香港之死，决不是什么新观点，不过是老把戏换了个新套数而已。
香港经济繁荣的基础
九七后香港会不会“死”，要害在于搞清楚使香港发展成为今天这样富有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根本基础是什么？继续维持香港经济繁荣的根本条件是什么？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就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成为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香港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或主要内容是：
首先，一百多年来始终实行的自由港经济和自由贸易，使香港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了特殊地位和特殊优势。
其次，港英政府对香港经济始终采取“积极不干涉主义”，从而营造出香港独特的、宽松自由的经济发展环境。
第三，香港“精英整合式政体”所实现的高效运转的管理体制和高度稳定的政治局面（早在80年代初，金耀基先生就在他的一篇有关香港政治模式的著名论文中讲到：“香港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事实上，英国的香港政府从未想过援用西方的民主型模，一开始，香港政府就试图采用一个配合香港社会的特殊的政治形式。”这就是“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团体所代表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治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给统治权力赋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驰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
第四，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初，香港能够适应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自己的以出口为特征的制造业迅速崛起，并在发挥其显著的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使香港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取得所需的原料、劳动力和资本财货，大大提高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全速发展出口工业的同时，对外来投资采取积极的开放政策。因而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将近30年的工业化高速进展，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繁荣，使香港成为世界著名的制造业中心。
第五，从70年代起香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强大的工业化经济基础、在国际经济格局日益突出的重要地位和特点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金融业、运输业、服务业方面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第三产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从而使香港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转口贸易航运中心。
“中国因素”与香港经济
如果说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影响在香港经济发展中无足轻重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在近18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成为香港经济高度繁荣的根本保证，“中国因素”成为影响香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首先，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造成中国经济近20年高速增长，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活跃和最富有成果的地区。中国经济奇迹般地迅速膨胀，给整个东亚地区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活力，而香港作为传统的南中国的门户和唯一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国际经济中心，在中国数额巨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在与此相关的数额巨大的金融业务往来中，自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有资料表明，从1983年到1994年，香港的对外贸易额从3360亿元增加到24000多亿元，增长了6倍，其中仅与中国直接有关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额就从612亿元增加到14000多亿元，增长22倍，所占比例也从18.2%上升到58.3%。同时香港持牌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总额也从9000多亿元，上升到70000多亿元，增长了8倍。
其次，在过去的18年中，香港充分利用中国大陆这一庞大的市场，丰富廉价的人力和各种经济资源，以大陆经济的迅速膨胀为基础，大规模地向中国大陆进行了获益颇丰的投资，港资多年来一直是对中国大陆的第一大外商投资，从而逐步实现了香港的产业转移和与大陆经济的一体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为香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和兴旺。
第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香港制造业与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完成，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崛起和继续飞跃必将更加有力地支持和促进香港的繁荣。
第四，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迅速增长的“逆向投资”趋势：中国大陆的企业和资金开始以强劲的姿态挺进香港市场，“中资”已日益成为香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由于香港和大陆的相互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使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与大陆之间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和迅速的一体化进程，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繁荣，还是“死亡”？
九七后香港经济繁荣还是“死亡”，关键在于能否继续维护香港经济繁荣的根本条件。
首先，中国大陆的继续改革开放是维持香港继续繁荣的最重要保证。只要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就不会改变，作为中国南大门的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转口航运中心的地位就不会改变，香港继续繁荣的基础也就不会改变。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今后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已成为12亿中国人民无可动摇的共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其次，“一国两制”同样也成为中国今后长期发展的基本国策。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保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实际上就是保护香港多年来所实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变，这同样是维持香港繁荣的根本保证，是根本制度的保证。“香港之死”的作者在这方面极尽蛊惑之能事，实在是愚不可及的。凡对中国现代史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想到，中国大陆解放后，香港的收回易如反掌。对于根本不承认和立即废除旧政权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中国革命的新政府来说，一百多年前腐败的清政权与英国签订的割让香港和九龙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根本无效和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本在立即废除之列。正是因为革命后立即受到帝国主义强权包围和封锁的中国大陆，需要一个保留原制度而与西方保持正常经济通道的口岸，需要一个经济自由的出海口，亦即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以后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战略举措，它对之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既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已然对香港采取了如此“高保真”的政策，那么对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国策的今天来说，更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可能去改变和破坏已然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如此巨大作用的香港的现行制度，改变和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因此，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香港人和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政府宣布保持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决不可能是口头上说说来骗人的虚假承诺，而是中国发展的切身需要，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中国政府已明确宣布九七后的香港实行港人治港，并通过制订基本法对于这一承诺给予了庄严的法律保证，这实际上就是在经济上继续实行“积极不干涉主义”，在政治上继续保持香港以往始终实行的高效运转的政治社会体制，从而达到一方面保证香港继续保持独特的宽松自由的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保证香港继续保持高度稳定的政治局面。如上所述，这也决不是说说而已的虚假承诺，而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在众所周知，现在香港的政局已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这决不是中国政府所为，相反却正是中国政府所最不愿看到的，而这恰恰是那些所谓为香港人着想，处处攻击中国现政权，实际上做着不惜牺牲香港根本利益为自己争权夺利勾当的一小撮人所为。恰恰正是这一点，才是香港九七回归后政局能否继续保持稳定的真正忧患所在。
当然，诚如许多专家所说，九七回归后，香港不可能不受到中国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中国政局和现行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不完善之处也不可能一点不波及香港社会，不可能没有新问题。但这对任何一个地区和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好比港人时下常说的一句话：“英国感冒，香港打喷嚏”，是不足怪的。
因此，正如香港《经济导报》7月号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尽管在香港的前面路程中，存在许多问题，还会有许多问题不断出现，但只要中国为香港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不变，只要‘中国因素’继续发挥其正面的作用，只要勇敢面对种种挑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寻求因应的措施，只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和港人特性不变，香港就不会死，而且它还会像港人所歌唱的：香港明天会更好！”
（选自《开放导报》199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