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考略——广东汉族来源考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客家人论文,广东论文,之三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考证了广东汉民族的主要民系——客家人的汉族亲缘，与踞粤生存的确切时间，及徙粤的目的、路线，和群体组合等。认为客家人的前身是秦代徙粤的秦人与汉民，其群体组织是多成分和多层次的。
[关键词] 广东汉族 秦人 汉民 越裔瑶 畲人 客家人
一
客家人是今天散居在广东东北部与北部包括梅县、兴宁、蕉岭、大埔、平远、五华、龙川、河源、丰顺、紫金，暨连县、始兴、南雄、韶关、曲江、翁源、连平、英德，及福建西部包括明溪（归化）、宁化、长河、武平、上杭、龙岩、永定、南靖等地方的一支民系。由宋迄明代后，该民系向西徙至广西的梧州、柳州、武宣、马平、桂平、平南、陆川、贵县、藤县、南宁；沿西北越崎岖山道，进入川东的涪陵、重庆、綦江，川中的泸县、内江、资中，川西的成都、新都、广汉、新繁、灌县。向东沿闽、浙，越海进台湾，入朝鲜，至日本。正南方，又出惠阳、宝安、台山、中山，至澳门、香港和海南岛；经此再远飘重洋，而进入中南半岛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南海诸岛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沙巴、沙捞越、文莱、东帝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远至欧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境内。他们徙迁足迹，已遍及全世界。当今在海外生存的总人数，据统计已达一亿，仅台湾就有近450 万人〔1〕。 不少国家的部分客家人聚居地区（如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班芝兰，加里曼丹的坤甸等），不独已居有许多客家人，就连他们所操的客家方言，亦已成为该地不分人种的通用语。基此，流行谚语中，便有着：“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这些身居国外异地的客家人，由于具有天赋聪颖、能干的资质，有勤劳、勇敢、检朴的民族美德，有善自进取、拼搏的传统精神，故于异国异地留居的几十年、数百年，乃至一二千年中，不独都已各自为居住国家、人民开创了丰盈的财富，而且不少遗裔还成为巨商、实业家、科学家、政治家与知名度很高的文化艺术家，或者便是地方、国家领导、首脑，担负起建设地方、国家与繁荣经济的重任，如广东梅县石扇籍的罗芳伯其人，自清代徙居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海岛后，面对当时落后不安的社会，便主动于坤甸客家人聚居中心，以“大唐客长”名义，立“兰芳”年号，建起一个由客家人统领的王国，长达106年， 直至清光绪十年（1884年）始才为入侵的荷兰人所灭。正因为该民系有着这种特点，在国际政坛、学坛上，赢得了声誉并受到人们的关注，由此国际上也便有了以客家民系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派）”（Hakkao Logy）。
二
广东的客家人，国内以汉裔客家人相称，国外则被统称是华人、华裔、唐人，他们固有的族体，无可置疑，都本源衍自中原的汉民族。有关的亲缘保留，至今犹能作凿凿圈点者，主要还有以下几桩：
（一）所操客家话方言至今还有不少古汉语辞汇保留。
下面便试摘录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教授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有举几则语言辞汇比较：
凭上所引材料，客家方言，一旦翻查与对照起典籍来，却又会发现它本是源出于古代汉语。
再又对照1862年因反清起义失败而逃入原苏联中亚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市避居之原陕西居民保留的方言：他们称点心为“果子”，称大脑不够用为“缺一根弦”，称感冒为“着凉了”，称嫁女为“给人了”，称乞丐为“叫花子”，等等〔2〕。 这又都是客家人至今还保留的方言语辞。18世纪60年代逃去苏联的陕西居民，在广义上，他们也该是中原外徙遗民中的一支客家人，而广东的客家人至今还保留有和他们相类的言辞，这又明显说明广东客家人的方言本来自古汉语的群体。今客家流行谚语有“打扁客话成官话”一句，“官话”便是汉语普通话。依此谚语，客家人与中原人往来，只要把客家话略加修饰（即打扁），便可以达到与中原人互相倾谈目的。这种现象，显然也都本是互有同一古汉语亲缘保存的作用使然。
（二）客家人各宗姓至今还有代代传抄族谱和祖祠门楼上刻立列祖自中原始迁地名堂匾的风俗。
据兴宁《刘氏族谱》所言：“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刘永，刘备次子）之裔，亦迁居于江南。……唐僖宗乾符间，黄巢叛乱，海内骚然，居民流离转徙，于时有……天锡公，弃官，奉父祥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之石壁洞，后世遂以祥公为宁化始迁之祖”〔3〕。 说明了该宗姓于晋化从中原始迁与沿先取江南，后入福建，最后再行徙粤抵达兴宁地方的历史。《温氏族谱》也云：“我温姓，发源于山西、河南、子孙蕃衍。逮两晋‘五胡’乱华，……我峤公，时为刘崐纪室”。按《崇正系谱》“温氏条”又有：“后峤出镇洪都（江西旧南昌府），子孙因家焉”〔4〕。再就卓姓， 按《崇正同人系谱》“氏族条”亦云：“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粤有卓祎者，为建安（福建建瓯）刺史，后因家焉”〔5〕。凡此等等都说明上述宗姓始迁于中原及后为了任官徙迁入粤的历史事实。
堂匾，今按梅县境中的保存：它尚有李姓立的“陇西堂”匾；廖姓立的“武威堂”匾；严姓立的“天水堂”匾；杨姓立的“关西堂”匾；伍姓立的“安定堂”匾；林姓立的“西河堂”匾；温、郭两姓立的“太原堂”匾；邓姓立的“南阳堂”匾；房、张两姓立的“清河堂”匾；洪姓立的“敦煌堂”匾；陈姓立的“颖川堂”匾；熊姓立的“江陵堂”匾，谢姓立的“陈留堂”匾；黄姓立的“江夏堂”匾；刘姓立的“彭城堂”匾，等等。其匾中经刻之“堂”，便是该等亲祖原居的殿宇，于“堂”前所冠地名，即属其先祖在中原始迁时的原发地点。这些堂匾又明确证明上述诸宗姓居民都分别是从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暨江苏等地徙迁来的中原遗民。
（三）客家人至今还在保留畜犬与嗜食狗肉习俗。
客家人（也包括粤境的广府人与福佬人等）的畜犬与嗜食狗肉一俗，谚云“狗肉滚三滚，神仙企唔稳（站不住）”。这在今天中原居民眼里，它已是一桩不可思议的奇风异俗事儿。其实此俗在中原历史上，早在华夏先民与周人、秦人暨汉人时代，便已早有了风行与已早有存在。如祭祀，《左传注疏》卷十一便载有：“齐侯使公主……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周礼》卷三十五《小司寇》也见载：“小祭祀奉犬牲”。《礼记·月令》亦载：“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即都早已有了以狗作祭祀牺牲的习俗。又据《礼记·礼运》载祝嘏时所曰：“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豕簋笾豆鉶羹。”郑玄注云：“体其犬豕牛羊”，“分别骨肉之贵贱”。即对狗肉的身价，且还给列在猪牛羊之上。至于杀吃，依《礼记·王制》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即按此王制，狗肉且还是士这一人物阶层所专用的食品。对在客家人中流行的“冬至狗”（即于冬至时令杀食的狗肉均可滋补御寒）一俗，《史记·秦本记》第五载二十年武公卒，立弟为德公，其子孙饮马于龙门时有曰：“二年初伏，……以狗御蛊”。《正义》释云：“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按：磔，禳也，狗阳畜也，以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其最早发现狗肉食后功能的人，也都还本是中原的秦人与汉人，而非是后来的客家人。基此，对客家人吃食狗肉习俗，其实是他们继承中原祖辈习俗遗风结果，本非独创，也非奇风异俗，其实今天的中原人，也并非已全是不畜与食犬肉，笔者80年代初在河南淮阳一处内陆湖畔考察时，便曾亲眼目睹那里居民也既畜狗而又杀食犬肉习俗，他们把已
好了原条狗肉于街衢摆卖和居民选买情状，丝毫都不亚在岭南客家人的摆卖所见。
（四）客家人至今还保留中原衣着和习俗的遗风。
客家人衣着，按五十年代以前妇女所穿保留，是以穿从右边开襟的即右袵衫式为特色，而岭南原住居民的固有保留衣着，依《尚书·尧典篇》之“四夷左袵，罔不咸赖“撰志，“四夷”，注云：“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被发左袵之人”。而岭南的原住居民，便是“南蛮”中的一员。这样其固有的衣着形式，也都本当是以穿左袵式衫为特色。今天的客家人都是中原来的徙民，非岭南的原南蛮种人，故自又当要也保留以穿中原汉民族右袵遗风的衫式衣着为主。
客家风俗，还按18世纪60年代从中原迁去原苏联哈萨克斯坦原陕西居民之保留中原习俗古风为例：他们宾客来时“先用茶水、糖果”“招待”；村中的人死了，“死人多用土葬，也‘做七’和周年等纪念活动；婚嫁，“新娘出门时，娘家档车，要红包，下车时新娘头戴红盖头，由娘舅或兄弟抱着进婆家门，新娘穿载如同秦腔中的小姐打扮，送亲戚时要下拜作辑”等等〔6〕。今天客家人在迎接宾客、 死葬与婚嫁等诸场合中，也同样保留上述居民相类的习俗，其实像婚嫁中娘家的挡车与要红色，它都本源于古代抢婚制俗的残余，由娘舅或兄弟抱新娘进婆家门，也是人类婚姻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时所派生出的“天下舅公大”，凡事都由舅爷作主习俗之残迹，从中原来的徙民，保留这些古风俗是自然的。
（五）今天客家人的“客”称亲缘。
对客家人中见称的“客”，有见于东汉迄三国孙吴时代，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薛综上书孙权时便见有曰：“自臣昔客至此之时”。〔7〕即当薛综出任交州太守时，他便曾以“客”自称。 同书《徐盛传》载徐“遭乱”时也云：“客居吴，以气闻”。〔8〕《刘淳传》载刘“遭乱避地”时，也有曰：“客游卢陵”。〔9〕《吕范传》载吕“避乱寿春”后，也又谓：“将私客百人归策（孙策）”。〔10〕《潘璋传》载潘“徙会稽，璋妻居建业赐田宅”时，同样也有见曰：“复客五十家”〔11〕。《程普等诸将传》载陈武战死，当孙权哀之时，其《注》引《江表传》又道：“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12〕，等等，以上见称的“客”，早期称的“客居”、“客游”等，都为自称，而后期称的“私客”、“复客”等，却属他称。“客”者，宾也。“客家”，便是“客而家焉”。则它既是自称，又是他称。当徙途中，这些“客”称者一旦为仕宦、豪强阶层所收容、雇用，“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13〕。便都已变成为“私客”、“复客”，即都已沦丧为寄人篱下之奴仆；当这时的“客”又凭耕了豪强、仕宦所坝占的土地时，“诸下人多为诸王公贵左右、佃客”，“佃客无过四十户”〔14〕。这时又给变成是诸王公贵族之一员佃户。
逮晋代，当群雄争夺中土，黎庶走南疆，至西晋末年，按《晋书·孝怀帝》中：“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抚作乱于湘州”，“当涂流人渡江”〔15〕，“有秦国流人至江南”〔16〕等诸撰志，那些业已徙往南方了的中原人，这时又复见称“流人”，不是全称之为“客”。
当中原再次“永嘉乱起”，并出现了“无帝渡江”后，这时按《晋书·地理上》载：当涂流人渡江“侨立为县”。秦国流人抵江南改堂邑为秦郡，后又谓：“侨立尉氏县属焉。”即其原有以“流人”称之徙民，又都改在侨县、侨郡中生存。与此《隋书·食货志》便曰：“昔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基此，这批徙民复又见称之为“侨人”或“侨民”。
这许多都已南徙了的中原人，他们经抵江淮、江左、江右与或是岭南粤地后，凭依《魏晋·上世祖纪》载志：“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寄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他们都本无于异地久留的观念，有朝一日，都还会给重返故土，所以便都“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旧壤”，便是故土、旧居，这便是客家人后来之会有设置中原原发故地堂匾与抄存放谱习俗的由来。
可是，岁月的流逝，这些已南徙了的中原人，除却少数有获重回故土的机会外，有很大部份的人都是始终没有得到“归还旧壤”之机，他们长期身居异地为客，“流民失籍”〔17〕，没有具体户籍。故待于侨县、侨郡生存时，“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18〕“挟注”，便是于户籍上准予注明其中原原有籍贯。“客皆注家籍。”〔19〕至此，客家人这才始有了他们于异地侨居的户籍资料。“自迩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墓）坟栢，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基此又便“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给向当地豪强或政府部门提出对垦耕土的要求。“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20〕。就地并学好管治地方之政策法令。至此，这些南徙的客家人，终于在异地确立起他们长住久安与衍传子孙的观念。
但随着这种观念之确立，当异地子孙的繁衍，人口都已无间的膨胀，而可耕地却还依旧，并日见不足时，他们于长期跋涉中所孕育出“四海为家”的传统意识，又复会油然苏生，与此又再动摇他们长住久安观念，重登徙途，继续开展他们没完没了的迁徙与亲缘扩展历史。这也便是中原遗民客家人之一种民性与所培育出来的独特群体遗风。
三
这样一支以客、流人、侨人（侨民）称的中原徙民是何时南徙入岭南粤地的呢？
承前所述，这支徙民以“客”称，是始见于三国孙吴时代：称“客家”，即直呼为“客家人”，凭《隋书·食货志》之有“客皆注家籍”载志，宋《太平寰宇记》载廉州四民时地载有“一曰客户”事实，自当于隋至宋代时间便已出现了。至于他们徙往岭南粤地的具体时间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主张客家人入粤始于东晋。
笔者循客家人都是来自中原和都互自有着中原地区的籍贯、堂匾及其族谱保留这一事实，秦汉时的岭南，按典籍载志：《淮南子·人间训》载秦有着：“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与“塞镡城之岭”，“守九疑之塞”，“守南野之界”和“处番禺之都”及“与粤人战”：《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载有秦王政三十三年与三十四年的谪贬中原罪犯、赘婿、贾商与渎职官吏等人的入粤就居；《南越列传》更载有：赵佗之“用为南海龙川令”；汉代武帝元鼎年当汉王朝挞伐赵佗所建南越国时，又谓有发中原万计军旅之击桂阳，下汇水、出豫章，下横浦和出零陵，下离水，“咸会番禺”；东汉，值交趾二征反叛时，《后汉书·马援传》又载曾遣万众军旅人员进入岭南。……这些已经进入岭南粤地了的人员，他们都互有在中原的籍贯，中以领军的将领相论：除秦代尉将屠睢与东汉楼船将军段志等人入粤不久便已身故了，典籍一直鲜载其情外，其像秦二世时所遣的南海尉任嚣，粤人汪兆镛三十年代于广州旧将军署治地（今迎宾馆到六榕寺间）出土拍印有“高乐”文的秦汉陶片拓片上经作的题记所云：“任嚣未著邑籍”，“高乐，秦县故城，在今南皮（今河北天津境）县治东南”，“疑任嚣为高乐人”〔21〕；秦代所遣充任龙川县令的赵伦，《史记·南越列传》载他为河北境的“贞定人”；汉代武帝卫尉路博德，既是中原汉代王朝卫尉，伏波将军，自当也本有中原籍贯；汉武帝的主爵都尉杨仆，典籍载他也是河南宜阳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后汉书》亦载为“扶风茂陵人”（即河南今天大康县地人）。……
考古材料也证明：岭南今天属（或曾是）客家人聚居过的地方，粤之北部：从连县、连山、连南、阳山到英德、韶关、曲江、乐昌、始兴、南雄等地自50年代以来，都已曾有秦至汉代时间的墓葬出土，中始兴白石坪等地，还保留有定为战国其实是秦汉时期的居住遗址。其中包括墓葬在内，均曾出土不少具有中原制作特征的陶器、铜器与其他器物，有不少甚至还直接出土有带中原形制的戈、矛、斧、钺、族、剑等铜（或铁）铸兵器，充分证明其中的墓主人与居民，都是秦汉南徙入该地的中原军旅、百姓徙民。在粤之东北部，偏西一隅的龙川，便是秦末汉初中原徙民赵佗出任县令的地方所在；其县之东南，至今还保留有相传是赵佗当年所建的城池——佗城；县之东北，今五华的华城狮雄山巅，考古人员又复曾掘出一处瓦当上刻“定”文的汉代台城遗址〔22〕。该华城古称长乐，按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载：“长乐本龙川地”。赵佗入粤曾建有四台，“其在长乐县五华山下”，曾建一名曰“长乐”的台，其台并筑在“佗之旧治”境，且是“佗受封时所筑”。凭此有见的“定”文，当便可能就是源自赵佗“贞定”籍贯而来的文，而发现遗址，也可能就是赵佗当年所筑“长乐台”台城遗址的所在；沿此台域东去，兴宁新圩大村乡鬼树窝，又曾掘得秦汉青铜钟6件〔23〕。 该器以器体厚重，表面未作光滑处理，铸作粗糙为特征，这与广州汉初赵昧墓出“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青铜句鑃等器的铸作相类。该器钲部还竖刻有菱形花致，鼓部则横铸有变体万字纹。作这种铸纹的式样，在中原春秋战国时间流行的青铜钟器类中，它都是见所未见，结合该器出土近旁，至今还有“秦皇坪”称的地名保留，故该一钟器，当可能便是或属赵佗，或是其他吏官于彼活动时所留落之遗物；从兴宁迳入梅县，南口的寺前村，近年也见出土有汉代青铜樽与里贮藏有汉代流通铜钱8.5 公斤〔24〕。……凭依这些考古材料，自亦证明秦汉两代，都确曾有过一批中原人或为戍卫，或是就居进入了该东北部地生存。
如此，按这些抵达粤北与粤东北地方的中原人都互有中原的籍贯，他们无可置疑，当便都是秦汉徙迁该地的一批客家人，只是那时他们还只称中国人、秦人不称客家人而已。凭此对客家人的迁粤时间，便都该给上索到秦汉这个时代。
逮魏晋南朝史称的“六朝”以后。粤北地方出现有岭南最早参与中原封建皇朝中枢决策、号称“岭南第一人物”的唐代开元年间知名丞相张九龄。张
生在曲江（后人给称张曲江），死后葬于韶关市西北郊罗源洞，凭他墓中随葬墓志铭刻志：“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25〕。“范阳”便是古代以范水北地方得来称名，地在今日河北北京近郊。按其先祖在该地已有了四代居住的历史，他们都当便是从六朝（大体在晋、南朝）起就在该北部地区生存的一支客家人，今天翁源江尾镇筑八卦形围屋聚居的张氏宗祠，门首至今还保留有“千秋事业承京地，十策家书继曲江”的对联便是明证，因为这支民系都同操客家方言，和自认是从张九龄宗亲中所衍传的一支后裔。再粤北境中的韶关、曲江、始兴、南雄与乐昌、连县、连山、阳山等地，笔者与其他考古人员自五六十年代以后，亦在上述地方考古掘出有近百余座晋、南朝至隋、唐时间带纪年与吉祥语等文的具岭北制作特征的墓葬与其随葬器物。
粤东北地方，客家人聚居中心的梅县，凭其历史发展沿革，秦取陆梁地时它是属南海郡，汉武帝开岭南六县时属揭阳县地；东汉属交州的揭阳县；三国属吴之南海郡领地；晋代分属东官郡与义安郡之辖领；南朝齐置义安郡和领六县时，始有该地置程乡县治；入宋置梅州；清称嘉应州〔26〕。即其境之有地方建制的营设，都还始于南朝的齐代设置程乡县之时。然证之该地考古所得材料：笔者50年代便在该县北门岗与大墓岌掘出有“太始八年八月十六日作此壁”砖文的纪年晋墓与无纪年的晋墓、南朝墓和带“神龙元年”砖文的纪年唐墓〔27〕；于县郊的丙村区，40年代又曾于沙龙岗原图书馆门首掘得晋代墓中所出青釉瓷四系罐与碗、盘、杯等件〔28〕；于畲江与程江两区，80年代其他考古人员，复又曾掘出南朝至唐时间的墓葬与窑址。〔29〕
客家人的墓葬都以长方形（或双室合葬）与凸字形的砖砌形式，墓里并以出青釉瓷四系罐、碗、杯、盘和鸡首执壶、与唾壶等器为主与具特色，如“太始八年”墓，即曾得有青釉瓷唾壶与鸡首执壶之残嘴和碗、杯等残件。具此墓葬形制与器物特征的墓葬，在江苏南京与浙江杭州等地，一直很为流行，其中作长方形的墓较典型的，也见有南京象山所掘的《M5》“王闽之”墓〔30〕；作凸字形的，也有见于象山所据的《M6》“夏金虎”墓〔31〕；老虎山所掘的《M1》至《M4》四座墓〔32〕；吕家山，娘娘山，五塘村等的《M1》墓，暨汽轮电机厂的四座墓〔33〕；郭家山的四座大墓〔34〕；宜兴的“永嘉七年”两晋墓〔35〕；句容的“元康四年”西晋墓〔36〕；以及浙江杭州的老和山“兴宁二年”的东晋墓〔37〕，等等。墓中的随葬品，除梅县所出四系这一类青釉瓷罐形制已略有差别外，其余都是基本一样，特别像鸡首执壶和唾壶等器，从形制到施釉表现，一直都保留着南京等地流行的制作特色。
这样，见于梅县境的：“太始八年”纪年，“太始”，即“泰始”。是晋武帝司马炎于公元265年建西晋王朝时所立一年号，“八年”， 为公元272年。处“六朝”时间的岭南， 一直归属在南京建都的历代王朝辖领，《晋书·地理下》载永嘉乱起元帝渡江流人相帅过江淮后，均有谓晋元帝司马睿为渡江之民“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司牧”，便是管养。《北史·高凉王孤传附天穆》载“流人所在皆置命属郡县”时有谓：“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即曾给已南徙了徙民遣派管治地方的吏官。
基此梅县地，按历史发展沿革，虽方志只载南朝才有建制的营设，但据今已得的墓葬和其纪年材料，自西晋初年，都已即有了具一定规模之建制营设，其中像“太始八年”的墓主人，凭上引述，便极有可能就是那时的地方吏官、家属，及或是受南京令遣跟随客家人流徙到梅县地的一员“司牧”官员或其家属。凭此，对在梅县地区的生存（即客家称的这支遗民在梅县地的生存），也都自该给发生在六朝时间的吴迄晋初那一段时间，不该在东晋至隋唐时代。
四
不同时间的徙民徙粤的目的、路线不同。
秦汉至六朝及隋唐时间的中原人徙粤，按本有着秦汉时的人（有称中国人）与六朝后的客家人（有称客、流人、侨人（侨民））这两批，因徙迁时的时间已经不同，这便导致了他们先后各自有着不同的徙迁目的和路线。
秦汉时，依秦始皇为图扩大疆土与谋“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攫取，卒便“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与越人战”（《淮南子·人间训》），那时间他们徙粤目的，明显都是出于一种征战性质。由此对徙粤时所取路线，除王翦一支军旅人员有先取东南，后入闽、粤的路线外，其余大部分的人马，都可谓是循告别中原长安或洛阳地后，便是直取鄂、湘和赣，然后再行逾越五岭的路线进入岭南两粤。如《史记，平津侯主文列传》所载的屠睢，便有谓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同书载元鼎年的故归义越侯，也谓有出零陵，下离水，或抵苍梧，卫尉路博德也有出桂阳，下汇水（即湟水，今天小北江）；主爵都尉杨仆，亦是有出豫章，下横浦等等。即都是分别沿着岭南的西部“湘桂走廊”间之湘水与离水，中部自湘南零陵越逾五岭进入粤北连县地后再南入的汇水，东部之从赣南越过大庾岭进入粤北南雄、始兴地后的奔泻北江与浈江，暨自湘南的宜章沿古称的溱水（即今武江）等诸水进入两粤。今考古材料，西部沿全州至兴安入临桂，自灌县至恭城下平乐，由富川至贺县入梧州（即苍梧）；中部循连县入阳山下英德，由连县出广宁进四会，与由乐昌入韶关出曲江奔翁源；东部由南雄至乌径经始兴至韶关等诸江水所经流的县境与其江畔，都已曾掘得数以百计的秦至汉代时间的墓葬、居住遗址及军旅、吏官人员所持用的无数陶、铜生活用具与铜、铁冶铸成的各种兵器这些事实，亦都具体佐证了这些中原徙民当年确曾有过经彼与沿水路进入两粤事实。
待经东汉末入六朝后，其以客、流人、侨人（侨民）称的诸中原客家人徙粤，那时政局因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战争频连。及后，魏国给灭掉了蜀、吴两国，阅十余年，北方又爆发了“八王之乱”，西北方的匈奴、东胡、氐羌族人，大举入主中原，杀死洛京居民三万余人，且还纵兵劫掠，虏去晋怀帝，酿成“永嘉之乱”。至此，中原的西晋于公元316年迁都南京，建立起东晋；但没多久， 长江流域又爆发了以孙恩、卢循等人为首的农民起义，东晋军阀混战。其后，刘裕迫恭帝让位，改国号宋、历宋、齐、梁、陈等朝，最后又为杨坚统一，建立起隋代王朝。处此几近四百多年时间中之客、流人、侨人的南徙，其目的，自当非再是属出于疆土的扩大和捍卫，更非再是为图谋奇珍异宝的攫取，而系纯为一种逃避战乱、灾害与某些吏官那时的官职任迁。基于这样，对他们南徙入粤所取的路线，也便有异于秦汉军旅、居民南徙时那所取从湘、赣越逾五岭的路线。
今循《三国志·吴书》卷54中“吾闻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上”的记载，那些早在三国孙吴时代便已徙往江淮的中原居民，这时已有从江北转迁向江东（即江南）；依《晋书·王导传》卷65中“俄而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载志，“江左”便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晋代以后的中原居民，当又有从中原直接徙往南京地区；再按《晋书·志第三》卷13中之“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以东流亡十六七”，“又流奔而西者万计”撰云，那些已徙入了江南地方的中原人，这时又复有向着西方迁徙，而此一西方，无疑便已是闽、粤或赣等地方了。见于具体人物的事实，前引鲁国汉阳（今山东泰安西南）籍人的士燮一家，“汉鲁相”裔的山东钟离牧，江苏泰州市的广陵吕岱，安徽沛郡的薛琮，以及江苏吴郡的陆凯等人的迁粤，凭《三国志·吴书》与《晋书·地理》等籍载志，也复是分别从东南的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沿闽、粤或赣粤的路线进入两粤；又如宁氏这一支家族，按出土的该族人宁贙墓志铭“繁衍陵穆，盘根闽越者载”与“令美闽越，德隆蕃邦”刻志，宁道务的墓志铭之“干蛊之任，迁移钦江（今广西钦州）长为茂族”刻志〔38〕，及前引族谱资料中之对廖、张、温、赖、钟、薛、等宗姓子孙抄录，他们也都复是或从江北山东等地，或是自江左、江右（赣、南昌）地方，经闽或赣徙粤与抵达梅县客家人所居中心或其他地方。
这种情况在考古材料中也有证明，南京梅家山，江苏的扬州，和浙江的上虞，浙江的温州太平岭等地出土的青釉瓷辟邪水注，岭南的广州一座“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墓也给出土了一件， 它的造形制作与器身施釉，亦都和南京等地所出相类。南京清凉山东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墓中出土的蹲伏状、昂首、双突眼、小嘴、 头长双弯角形状的青釉瓷羊，至晋、南朝还见于南京其他地区和江苏镇江，与浙江上虞，浙江瑞安等地晋墓（或南朝墓）出土外，广东东部潮阳的孤山一座晋墓也出土了一件，有见造型与施釉，亦保留南京等地所出制作风格。南京幕府山等地六朝墓中普遍有见的青釉瓷鸡首执壶，还见于浙江、福建和江西出土同时，岭南和福建毗邻的潮阳、揭阳、梅县等地，也都同样见有出土，所见的造形和施釉，也复大同小异。
南方东汉末年后流行的青釉瓷器，凭依南京东吴时间所出青釉瓷羊的器身已刻有“甘露元年”的纪年铭文，于赵史冈《M4》墓所出青釉瓷虎形器（有称虎子）的器身，亦见刻“吴赤鸟十四年”的纪年铭〔39〕。“赤鸟”是吴孙权年号，“十四年”为公元251年。 “甘露”是吴孙权孙子皓的年号，“元年”是公元265年， 它便是今天南方流行青釉瓷器中有纪年可稽考的出现时间最早的两件。东吴以后南京的青釉瓷器已很为盛行，制作亦比其他地方繁杂，凭此六朝后的南京，便当该是育创与流行该一类青釉瓷器的故乡，见于浙江、福建、江西和岭南两粤等地方流行的，亦都当是直接得自南京地区成品及或是制作技术的输传。基于这样，今天的上列三器，依青釉瓷辟邪水注见于南京出土后，都只有浙江、福建和广州地方有见出上；青釉瓷羊见于南京、浙江等地出土后，广东却只有和闽毗粼的潮阳地方出了一件，其他地区至今未见；青釉瓷鸡首执壶见于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和广东东部的梅县、潮阳、揭阳，中部的广州，西部的肇庆，暨广西的桂林等地出土后，于五岭山脉南端的粤北和桂东北，五岭北端的湘南等地方业已发掘出数以百计的六朝墓中，它却又都是至今不见。这种现象，诚然，都已证明典籍有载六朝中原徙民告别了中原故土后都是先抵江淮，后入江左，完了再从南京取其经浙江至福建（个别或经江西）的路线进入两粤，非再给循从中原经鄂、湘越逾五岭山脉路线入粤的这种历史事实。对于徙民中有受南京封建王朝令遣之民一节，今都可以于南京老虎山晋墓所出两方长方形六面刻文的铜印章在广州原华南医学院基建工地也有出土这一事实作出应证。
该一印章，南京的六面刻文一方分刻：颜琳、臣綝、颜林白事、颜林白
、颜文和、白记。另方分刻：颜镇之、臣镇之、颜镇之白事、颜镇之白、镇之言事、颜镇之白记。〔30〕
广州的一方六面刻文是：周承公、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周君时、白记〔31〕。
文中所刻的文字：南京刻的颜綝、颜镇之和广州所刻周承公等文，是印章主人的名字；其颜文和与颜琳和周君时，则是印章主人的别号；白事、白
凭此，有见铜印，当都明显是属晋代宫庭与官署中公文往来时所持的一方印章，中依六面刻文的体裁，它都该便是晋代宫庭、官署有行的一种格式，依作此格式印章两地都见相同，那见于广州的特者，无可置疑，都自该便是直接受南京令遣的一员幕僚官员。
综上所述，六朝时从中原南徙的中原人，采取从中原至东南，完了再又由东南经福建（个别经江西）进入两粤路线入粤，在当时，都直接和他们南迁的目的与岭南那时都直接受南京建都的封建王朝领辖的这种现实相适应。
五
岭南秦汉前后境中就居的原住居民，都是一批以“越”、“瓯”和其他谓称的部落居民，其中五岭边徼的粤北和桂东北部地方，是大体居有“苍梧”与“陆梁”称的居民；桂中部与东南部和粤西南部地方，是居有“西瓯”和“骆越”称的居民；桂西北和中部地方，是居有“濮”、“布”称的居民；桂西南部地方是居有“骆越”人；于粤中部地方，是居有“南越”称的与或还有“骆越”称的居民，于粤东北和东南部地方，则是居有“闽越”称的居民，等等。秦汉始后，凭中原以“中国”和“秦人”称的军旅、居民已大批的南徙，如《秦始皇本纪》载谓：“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书·文帝纪》载道：“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这便使得岭南秦汉以“中国”、“秦人”称的中原徙民与岭南以上述称的原住居民在境内作大幅度的北南民族的共居、杂处。
逮东汉末迄六朝后，中原以“汉”称的居民（包括客家人与广府人、福佬人等在内）又再次的南徙，这时岭南的居民中，其秦汉时有见称名已不再多见，出现有以鸟浒、俚、
、僚、蜒、瑶、畲等称族人，与自海外徙迁来的古波斯人、阿拉伯人、沿海诸岛来的番人，等等。基此，又再一次在岭南形成东汉末后的南徙中原汉族遗民之与岭南上述称的原住居民共居与杂处的生存圈。
上述这个事实，今证之考古材料很多。岭南历史上曾是秦汉当年南北往来通道线上的今天粤北韶关、曲江、乐昌、南雄、始兴、连县、连山、连南、阳山、英德、怀集、广宁、四会、德庆，和桂东北之兴安、全州、灌阳、恭城、贺县、平乐、临桂、梧州，暨封开、郁南、罗定等地，曾是秦汉郡治营设的今之广州原南海郡治，今之贵县原桂林郡、郁林郡治，今之梧州、封开原苍梧郡治，今合浦之合浦郡治，海南岛之原珠崖、儋耳郡治，暨曾属秦汉县治营设的粤龙川、揭阳、博罗、四会、中宿（清远）、浛洸（英德）、端溪（高要），桂之始安（临桂）、桂林、荔浦、布山（贵县）、合浦等地，暨其郡县治所属的一些地方近旁，都已互有着以个数，以十数，以百数，及或是以千数的秦汉至六朝时间的墓葬、遗址与其他遗物保留发现。如广州原南海郡治，并曾掘得像中原汉族遗民的南越王赵眜这人物墓葬〔33〕；贵县原桂林郡治，也曾掘得有称是“中原人”，“任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员”，与“可能是赵氏王国派驻当地的相当于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34〕的西汉墓；于合浦的原合浦郡治，其城郊杨家岭与廉东乡锺屋一带，截至50年代，又尚有着几近百座“墓而有坟”的中原汉墓群保留，中经笔者发掘清理的亦有两座〔35〕。于已发掘的墓葬中，有不少既有带岭南地方制作特色的“越式器”，又有具中原制作特征的“汉式器”、“楚式器”等诸随葬器物；不少的墓中还得有中原建房相类的板瓦、瓦当建材；还保留有显示吏官意识的“官”、“宜官”、“宜侯王”、“官军”、“官富”与显示官职的“常御”、“居室”、“长秋居室”“卢典”、“右官王”、“左官”等诸文句，暨吏官之“宁”、“张”、“王”、“李”、“周”、“高”、“单”、“
”、“稣”（苏）等宗姓；许多的墓里，甚至还随葬供墓主人居住的陶（或木、铜）制的房子模型；供吏官持用的车、马模型；供水中交通使用的陶（木）制的船只模型；更多的墓中，还随葬有铜或铁铸成的矛、戈、斧（钺）、
、剑、匕首等诸兵器，……这便具体证明墓葬（个别是居住遗址）的主人，不少本便是自中原南征、南徙入两粤的军旅、吏官与其家属。
逮六朝以后，随着长方形、凸字形和与凸字形共存的刀字形墓葬的保留及墓里都有青釉瓷器与六面刻文一类青铜印章、部曲将、督印章等之随葬，自又当己还有不少中原汉族遗民进入两粤，补充着在粤与原住居民杂处的人数。
那时间见与杂处之民，除典籍已有明载像越人吕嘉及其官贵这些人之和南越国中的中原遗民共居、杂处外，见于考古材料的，还有广西贵县西汉墓中殉人葬具与器物刻文中所反映的人物。
贵县西汉墓中殉人葬具，分有四块板榫合成的与用原条独木作成的两种。前者，因棺具木板需动用金属工具反复加工始可获得，浩费工程、技术较难，故在岭南历史上，都多在汉区流行；后者，俗称独木棺，只用原条木截去尾首刳空中央而成，制作既简，又可免除动用金属工具而用火焚加石器凿掘取得。在岭南，便多在少数民族地区保留。其中以海南岛黎族的保留为例：其板块榫合棺，便都是在黎族聚居的外围与汉人杂处与或是毗连的地区保留；而独木棺，则一直兴行保留在他们居住中心地带，而且这类刳空了中央的独木棺具，里如确用以贮尸，它便是名正原顺的棺具；若否把它置入江河，它却又是一袭舟具，即独木舟，笔者50年代在该民族地区考察时，便曾亲自乘过这类舟具渡江。因此两者，制作本身都已给寓系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即有见殉人都分别是具有汉、越两种民族身份之民。在随葬器物上，按出土青铜器有錾刻“蕃”铭，而漆器则烙描有“布山”文字事实。“蕃”，是广州“蕃禺”一称的略写，中原的赵佗汉初在蕃禺地（即今广州）建南越国称王呼帝时，国中所用鼎及其他器物，凭墓中出土所见，也都同样见錾或烙描有此“蕃禺”文句；“布山”，“布”发音与“濮”相谐，所谓“布山”、也即是“濮山”，即为濮族人所踞山岭。而此一濮人，本是属川、滇聚居民族，秦汉以后，其族人中一部分，沿滇、黔、桂边境建句町国后即有徙入桂境。故其所称的“布山”，实际便是指称这一支族人和在汉代也曾有踞该“布山”踞山岭。凭此两铭刻，自又明证秦汉后该县地均曾有着中原徙民与地方原住居民的共居、杂处。这种事实，《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也已同样具体作有墓主人是“中原人”，而殉人凭颅骨测量，则可能是“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著民族”的这种撰志。
不同民族间的共居、杂处一经形成，通过互相通婚，势必便要引发出不同民族间的互相混化融合，由此给导致出不再纯属于任何一方的变异个体与群体的出现。
岭南历史上不同的民族杂处中所发生的通婚融合，典籍有载的，秦汉时它有中原遗民赵佗孙子婴齐的与越女通婚和给衍传出像赵建德这样一支混化的一代；六朝的南朝有本是中原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的梁代罗州刺史冯融《隋书》等籍他曾命儿子冯宝与高凉郡俚僚族人首领、女酋首冼夫人通婚与给衍传出像子，冯仆，孙，冯盎，玄孙，冯智戴、冯子犹等几代混化子孙；唐代有本属高阳（今河北高阳）北新城人的礼部尚书许敬宗电白霞垌出土《许夫人墓志铭》与《新唐书·许敬宗传》载志他曾命女“年十有四归于冯氏潘州刺史顺政公其人”（《墓志》）。即下嫁给了冼夫人与冯宝婚后所衍传的第四代裔孙冯子犹作妻。这些混化一代族人在生活中，于强大汉族亲缘影响下，不少及后都已各有了宗姓和中原籍贯。如冯、冼婚后的几代裔孙，他们便都已有了冯姓和有了如冯盎说的那样是“本北燕冯弘裔孙”。即已多自称为是中原遗民了；可是，此种自称在中原宫廷、官署等正统场合，还以冯、冼婚后衍传裔孙冯智戴为例，唐贞观七年值唐太宗置酒故未央宫，给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命冯智戴咏诗时，太宗便称他是“南蛮酋长”，是“胡、越一家”。〔36〕即又尚犹以“蛮”和“越”人相称。
这样，在生活中这一支混化一代，便已有着既可称汉又能呼越的双重族裔属性。这种属性，它便是后来促使居民越裔汉化与汉人越化的融合动力，也是岭南后来由越、汉融合所成的如像广西的仲家、僮、侗人，海南的熟黎、俍人，广东的广府人、福佬人等诸族群与民系形成之有利条件与成为可能。这也就是岭南秦汉以后的民族形成之一梗概。
至于对客家民系的群体组合，曾是该民系聚居的粤北部与粤东北部地方，承上所述，早在秦汉，它都曾是不少中原徙民徙居的所在，境中的龙川、乐昌、曲江、英德等地方，且曾是任嚣、赵佗等诸中原人筑“任嚣城”、“赵佗城”、“汉城”与“万人城”等城池聚居的具体地方，故自秦汉起后，也当已有了不中原徙民在该地和当地原住居共居、杂处与融合。而这点，今北部像韶关、始兴、连县、连山、阳山与龙川等地一直都有秦至汉代的墓葬与其器物保留这事实可资作证。那时间与之杂处、融合的当地原住居民，以北部说，因其地毗连五岭，故当大体是居有一支“陆梁”称的原住居民；于东北部，那时该地属闽越郡辖领，故又自当居有“闽越”称的原住居民。今这点，也有梅县出的带
刺、方格。蟠虬（原载称夔纹）三复合纹陶罐与大埔有见出的器身施挂黄褐色浑体釉的高颈、鼓腹与高颈、鼓腹、一侧捏有鋬耳的陶壶、陶尊事实佐证〔37〕。因为前者粤省各地特别在珠江流域都普遍有见，在闽则一直罕见或是不见，其中所作蟠虬、方格、刺等纹，并一直流行于中原商周铜、陶器上，见于岭南，当是得自中原徙民与或是中原人与原住居民合作之手；而后者，粤省今都只限大埔和粤东南个别地区有着出土，而在与之毗邻的闽，则却普遍有见，同时于闽溪溪头等地遗址出的，且还从施釉到制作均和大埔地所出相类，故对该器，有谓是闽越族人的制作，笔者也持这种意见。今像上两器既都同在粤东北地方共存，这便自当要被认作是该两支族人的共居杂处的物证。〔38〕
逮六朝后，北部中原徙民，除已有了像中原汉裔、客家先民、唐代张九龄的四代祖先就居其中外，境内又一直有着六朝时间的墓葬出土，据韶关西河一座“太康七年”（公元286 年）墓中所出一件墓主人居住陶制房子模型都作中原流行的金字架形草顶，泥木的墙壁、正门横向开窗、房里面还按北方居民居歇习惯设置有
床（即炕床）表现，当又具体证明不少中原徙民就居其中。与之杂处融合的原住居民，依唐代贞元年后遭贬至连州任刺史的刘禹锡所作《莫瑶歌》诗中已有瑶人“婚姻通木客”此词，所谓“木客”，明。邝露《赤雅》中有“自秦时造阿房宫采木流寓于此”撰释，当便是秦代南徙至彼的一支中原遗裔。唐时，这支徙民己与“莫瑶”称的瑶民通婚，而岭南这支瑶族人，依出土材料和方志有载事实，早在南朝都已有了生存。如此，于六朝那时北部与中原徙民杂处融合的原住居民，当有一支本便是瑶人。有关这点，今亦可证之曲江河边厂一座“咸康八年”（公元342 年）的东晋墓中所刻：“咸康八年七月十八日孝子李立”与“咸康八年七月廿日孝子邓立作”这两条砖文，即由李、邓两名不同宗姓孝子同为一个墓主立墓瘗葬这一现像事实。
我国古代婚制中，曾有过“女招男嫁”的婚姻形式，这种形式，便是后来典籍常称的“赘婿”。这种婚俗婚后男子皆都改从着妻姓。这样，在一个家庭中，便出现有如《国语·晋语》上所载黄帝二十五位儿子的“其同姓者二人而已”那样，儿子因都已分别出嫁了，改从了妻子的姓，故一家便只有二位珲未出嫁的儿子仍是同姓。这种现象，它便是这种“女招男嫁”赘婿婚推行的一大特色。如此，今见于曲江东晋墓的该两条砖文，当便既是赘婿婚之展示，又是墓主人便是行此赘婿婚的继承者之铭记。
古代这种婚俗，随着母系氏族社会之转为父系氏族社会取代，而且还获得了巩固，从而并出现了由女子出嫁的“男娶女嫁”婚俗形式后，这时如若还再行赘婿婚，不免便会被视之逆道违法。基此，逮秦，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便出现有秦王政三十三年将犹行赘婿婚的人推向罪犯、渎职吏官与商人的行列，齐齐给遣谪去南疆两粤与该地原住越人杂处。而曲江东晋这位墓主人，无可置疑，便是秦三十三年徙抵粤地后仍在续行该俗的继承者，但已是何种族人，是汉裔呢？还是越裔？因缺具体材料，有待进一步再考。然而就凭尔后此俗之兴行情形说，岭南今天汉裔群体——客家人、广府人与福佬人，凡是家贫有女无子的家庭，都犹会偶行此赘婿。但已不普遍；而在墓葬保留近处和邻近的瑶人族群中，他们称赘婿此俗为“招郎”、“上门”，其在连山居住的过山瑶，按笔者五至六十年代所作的调查，他们十之七、八的个体家庭，都是凭此赘婿婚俗摄合；生存于翁源地方的瑶人，依愚人《翁源瑶民生存一瞥》文介，且还制有行此婚俗的“赘婿法”〔39〕。即粤北瑶人都仍炽热在保留着这种赘婿婚俗。对于他们此俗的得来，无可置疑，都该得自与中原徙民杂处融合时之移植。此，在他们保留兴行此俗本身，也都给寓系有莫瑶“婚姻通木客”这种事实的融合影子。
其东北部的中原徙民，依梅县地已有“太始八年”西晋初年墓葬和墓里有着南京墓中常见青釉瓷鸡首执壶与唾壶等器留存，也已证明起码在六朝时之晋代即已有了从江左（南京）等地徙迁的中原徙民客家人在该地生存。与此同时，梅县与其周围一直都保留有众多“畲”称地名，和“畲坑”称境并掘出有不少南朝至唐时间的墓葬，于一座墓的砖块上并见拍印有南方南朝墓常见的六瓣梅花朵花纹与纹表刻书有“畲人”文句三组，这便具体证明畲人族群南朝也曾有在梅县地存在。与此并当和已徙迁入该地的中原徙民组成共居、杂处及融合的生存圈。
历史上的畲人，分别持有雷（卢）、蓝、茅、赖、盘、苟、娄（刘）、胡、侯、钟等十个宗姓，他们自称“山哈”，他称有谓“畲客”，所操方言，今居粤东潮州凤凰山区的，是“客家话约70—80%，潮州话10—15%，还有5%，则既不像客家方言，又不像潮州话， 而是具一定民族特点的单词和词组”〔40〕；居闽、赣、浙边境的，都是通行“汉族的客家方言”〔41〕。居闽、浙边境的，则“其语言已十之七八和客家语相同”。〔42〕即都是以操客家话方言为特色和或以操客家方言为主。出现这种现象，今梅县地区已不再有畲人，他们原持有的宗姓，除湮灭了的外，像原有的雷（卢）、娄（刘）、蓝、赖、侯、胡、钟等姓，今见有持者，都已自称是客家人，不再是称畲的人；他们所称的“山哈”，“哈”与“客”，客家话都是同发一个音，故所谓“山哈”，也便是“山客”，即是指他们属居山区的客家人；所称的“畲客”，“畲”给联“客”，明显便是指畲族已与客家人作了融合展示，对畲人也都基本是操客家话的表现，则该又当是两者在融合中已融合为一体了的见证。凭本这些事实，对六朝间于东北部生存的中原徙民（即客家人），其主要杂处、融合民族，便都当是这一支畲称族人〔43〕。
综合以上所引材料，粤地生存客家人的群体组合，秦汉后，当本便是分别由秦汉时的秦人、汉民与粤地的“陆梁”人、“闽越族”人，六朝时，是汉裔客家人与粤北、粤东北地的瑶人、畲人、个别地区或者还有俚、僚人与蜒人融合组成，发展中他们的群体，并都是多成分和多层次的。
注释：
〔1〕《人民日报》1989年2月2 日（海外版）姚平方《天下客属一家亲》文。
〔2〕〔6〕《广州日报》1992年1月4日转载通讯。
〔3〕〔4〕〔5〕具见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7〕《三国志·吴书》卷五十二。
〔8〕〔9〕〔11〕〔12〕《吴书》卷五十五，注。〔10〕《吴书》卷五十六。
〔13〕〔17〕《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
〔14〕〔19〕《隋书·食货志》。〔15〕《晋书·地理·上》。
〔16〕《隋书》卷十四。〔18〕〔20〕《晋书·范汪附子宁传》。
〔21〕广东省博物馆拓片藏品。
〔22〕《文物》1991年11期。
〔23〕《1985年中国考古年监》。203页。
〔24〕《羊城晚报》1990年11月11 日报导。
〔25〕《文物》1961年6期笔者执笔简报。
〔26〕温仲和辑《光绪嘉应州志·沿革》。
〔27〕《考古通讯》1956年5 期笔者文（北京考古所编版）。
〔28〕原墓据说是丙镇中学当时的教师温钦兰负责发掘，器物五十年代笔者看见时， 是藏井塘红光小学办公室。
〔 29〕《考古》1987年3期。
〔30〕〔31〕《文物》1972年11期。
〔32〕《考古》 1959年6期。
〔33〕《考古》1983年4期。
〔34〕《文物》1981年12期。
〔35〕《考古》1977年2期。
〔36〕《考古》1976年6 期。
〔 37〕《考古》1961年7期。
〔38〕《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8期。
〔38〕《考古》1989年3期笔者《岭南宁氏家族源流新证》文。
〔29〕《考古》1983年4期。
〔30〕《考古》1959年6期《南京老虎山晋墓》。
〔31〕《文物》 1957年1期广州市文管会1955年古墓发掘简报。
〔32〕《晋书》卷88。
〔33〕赵眜有谓是赵佗孙子，笔者则主张是赵佗儿子，文见《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笔者文。
〔3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
〔35〕《考古通讯》1958年6 期（北京版）。
〔36〕《资治通监》卷194。
〔37〕该两器俱见《广东文物普查成果图录》图版46、39、34。
〔38〕对该两器之出现时间，有主张在三至四、五千年那时，笔者按器物制作与纹饰流行实际，则主张是秦汉前沿距今只二千余年之物。主要论点，可详《南方民族考古》待刊第6辑笔者文。
〔39〕民国版《民俗》23、24期合刊本。
〔40〕《潮州文物志》潮州畲族的语言条。
〔41〕《民族语言》1961年6期罗美珍文。
〔4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43〕关于广东瑶、畲族人与中原徙民客家人融合事实，笔者还撰有专文，可详《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995年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