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輸出與輪入——分別以今山西省域與今安徽省域爲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西省论文,安徽省论文,南朝论文,人口论文,域爲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僑流人口問題是理解東晋南朝歷史的一大關鍵①。昔陳寅恪先生指出：
晋代自八王之亂以來，戰亂相尋，天災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願走的以外（此種人產生的影響與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難。胡族統治者爲了控制人口，也憑藉武力，强迫徙民。由此出現了北方人口大流動的現象。兩晋南北朝三百年來的大變動，可以説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動、大遷徙問題引起。……不徙有事發生，徙則有大事發生，南北朝無一大事不與徙有關。②
再具體些説，筆者以爲，東晋十六國南北朝的歷史，雖然錯綜複雜，但其中也有主要綫索可尋。此主要綫索，在十六國北朝爲胡漢問題，在東晋南朝爲僑舊問題。所謂“胡”，乃三國西晋時代不斷内徙及十六國北朝時代先後入主中原的非漢民族，所謂“漢”，即十六國北朝時代北方之漢族士民；又所謂“僑”，主要指西晋永嘉亂後不斷南徙的北方官民，所謂“舊”，主要指南方土著。胡漢之間、僑舊之間既頗多矛盾，又有各種形式的合作。胡漢之間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的僑流南方，僑舊之間因有矛盾，促成了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大量設置；胡漢之間、僑舊之間又有合作，從而十六國北朝得以立國於北方，東晋南朝得以立國於南方。以此，治東晋十六國南北朝史，理解僑流人口以及與之相關的僑州郡縣，是爲關鍵。
研究東晋南朝僑流人口而堪稱奠基的經典文章，首推譚其驤先生1934年發表在《燕京學報》第15期上的《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張偉然先生稱述此文道：
魏晋南北朝史的經典名篇。前人未嘗不知那次北人南遷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關鍵，奈史料不明，無處下手。譚先生以僑州郡縣爲綫索，將問題解決到非常清晰的一個程度，充分表現了他的過人才思。③
具體來説，譚先生的“過人才思”，即依據《宋書·州郡志》及《晋書·地理志》、《南齊書·州郡志》中有關僑州郡縣的記載，考述某區域寄寓了哪些外來的僑州郡縣，由此看出當地所接受僑流人口的來源、數量及分布情況；這種方法的學理在於：東晋南朝的僑州、僑郡、僑縣，多因原州郡縣僑流而設，故此可以表達人口遷徙的始點與終點，提供有關遷徙時間與遷徙路綫的綫索。無疑，這是對僑州郡縣史料價值的切實發掘④。
今撰此文，旨在補充與例證譚其驤先生開創的由僑州郡縣論僑流人口的方法⑤，即密切結合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考證，分別以今山西省域和今安徽省域爲例，一則補充、一則例證譚先生所發掘的東晋南朝僑州郡縣對於僑流人口研究的史料價值⑥。
一、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輸出：以今山西省域爲例
如上所述，既然東晋南朝僑州郡縣多因原州郡縣僑流人口而設置，則僑州郡縣便與僑流人口的輸入有關，而與僑州郡縣對應的原州郡縣也就與僑流人口的輸出有關；進之，如果考清了原州郡縣的僑置經過（包括時間、路綫）、僑寄之地以及相應的户口數量信息，也就可以大致清楚與僑州郡縣相關的僑流人口的輸出情況。是爲研究東晋南朝僑流人口問題的一種方法。今以山西省域爲例説明之。
1.山西州郡縣的陷没與僑置
以《晋書·地理志》太康四年(283)政區爲準⑦，今山西之地，據有并州全部，即太原國統十三縣，上黨郡統十縣，西河國統四縣，樂平郡統五縣，雁門郡統八縣，新興郡統五縣⑧；又有司州平陽（統十二縣）、河東（統九縣）二郡及幽州代郡之平舒縣。惠帝時，八王亂起，永興元年(304)，東漢末年内遷的南匈奴單于後裔、匈奴左賢王劉淵（劉元海）乘機反於離石（今山西離石市）⑨，“二旬之間，衆已五萬”，稱漢王。及懷帝永嘉元年(307)，“并州諸郡爲劉元海所陷，晋并州刺史劉琨獨保晋陽”⑩。次年，劉淵又“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11)；十月，劉淵稱帝，國號漢。建興四年(316)，劉琨將箕澹、衛雄步騎二萬爲漢將石勒所敗，司空長史李弘又“以并州降石勒”（時并州治陽曲，今山西陽曲縣西南），“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琨乃“率衆從飛狐奔薊”(12)。至此，山西全境皆爲劉漢所有。而與此前後，永嘉五年漢將劉曜攻陷洛陽、俘晋懷帝；永嘉七年漢帝劉聰殺晋懷帝，晋愍帝即位於長安；建興四年晋愍帝降漢將劉曜；次年司馬睿於建康稱晋王，而劉聰殺晋愍帝，再次年，司馬睿稱帝於建康。於是北方正式進入十六國時代，而南方爲東晋。
然則據上所述，最早建號起兵反晋者爲内遷之山西匈奴，此並演爲“五胡亂華”、長達一百三十五年(304-439)的十六國局面。而自建興四年山西全境失於匈奴劉漢以後，十六國之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後秦、後燕、夏以及北朝之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先後全部或部分據有山西；换言之，終東晋南朝之世，山西未獲收復(13)。惟考東晋南朝的政區建置與官員授受，仍有并州刺史，太原、上黨、新興、河東等郡太守，平陶、襄垣、定襄、聞喜等縣令、長，則僑州、僑郡、僑縣也。
西晋末年山西州郡縣陷没後，出於職方不可不完備、郡望不可不保持、僑流不可不安置等考慮，故多有僑置，有的州郡縣還僑有幾處。山西“籍”的僑州郡縣設立後，也並不穩定，同樣存在省置交加、分合無常、領屬不定以及初寄治而後改實土等種種複雜情形，甚至還有反客爲主者，如“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14)。爲明其始末，下面大體以《晋書·地理志》州統郡國爲順序，依據《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晋書·地理志》及《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諸正史地理志所載(15)，參考其他多種史籍(16)，以州、郡（國）爲單位，詳考東晋南朝時期山西州郡縣僑置如下(17)。
平陽郡 治平陽（今山西臨汾市西南）。相關僑置有：其二，《宋志》荊州刺史南義陽太守：“孝武孝建二年(445)，以平陽縣併厥西。平陽本爲郡，江左僑立。……晋末省爲縣。”是東晋僑置平陽郡；後省爲平陽縣，隸屬南義陽郡。僑地當在南義陽郡境，即今湖南安鄉縣西南一帶。其二，東晋僑始平郡於襄陽，領有平陽縣。《宋志》雍州刺史始平太守“今治武當”，有實土；其“平陽子相，江左平陽郡民流寓，立此”，治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南齊志》雍州始平郡領縣四，有平陽。梁仍有始平郡，而領縣無考。其三，又有僑置於蒲阪（治今山西永濟市西南蒲州鎮）的平陽郡。《資治通鑒》卷一一八義熙十三年(417)：劉“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其時劉裕並未取得平陽郡地，僑置此郡，蓋意在防禦北道之夏國。不久復失。其四，《南齊志》南徐州南琅邪郡譙：“建元二年(480)，平陽郡流民在臨江郡者，立宣祚縣，尋改爲譙。”永明元年(483)，改隸南琅邪郡。按臨江郡治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有今江北之安徽和縣、全椒及江蘇江浦一帶；然而宣祚（譙）縣既隸南琅邪郡，則當置於江南境内，今江蘇江寧縣、句容市一帶。
河東郡 治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禹王城）。僑置可考者有：其一，《晋志》司州：司馬睿渡江，後“又以河東人南寓者，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松滋、廣戚八縣。並寄居焉”。考《宋志》荊州刺史南河東太守：河東郡“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户立。宋初八縣”，較爲明確。按安邑、聞喜（治今山西聞喜縣），並屬《晋志》河東郡；永安原治今山西霍州市，臨汾原治今山西新絳縣東北晋城村，均爲《晋志》平陽郡屬縣，頗疑二縣之僑置也先屬平陽僑郡（詳上平陽郡“其一”），及東晋末年平陽郡省爲平陽縣，於是二縣度屬河東僑郡。宋孝建二年(445)，又“以廣戚併聞喜，弘農、臨汾併松滋，安邑併永安”。《宋志》荊州南河東郡即領聞喜、永安、松滋、譙四縣，有實土。其中南河東郡及聞喜縣治今湖北松滋市西北長江南岸，永安治今湖北公安縣西南。《南齊志》荊州河東郡領四縣同《宋志》。隋平陳，廢河東郡及聞喜等縣。其二，《宋志》司州刺史：義熙十三年(417)，劉裕“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又有河内、東京兆二僑郡。……東京兆寄治滎陽，領長安、萬年、新豐、藍田、蒲阪”等僑縣。按蒲阪，《晋志》河東郡屬縣（治今山西永濟市西南蒲州鎮），僑治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北）一帶，宋少帝景平(423-424)初復陷没。
并州 治晋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僑置可考者有：其一，《宋志》南徐州刺史：“晋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濄淮，亦有過江在晋陵郡界者。……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按兖州（僑州）時鎮廣陵郡（治今江蘇揚州市西北蜀崗），據《廿二史考異》卷二五、《宋志》南兖州刺史、《南齊志》南兖州，罷并入兖疑在宋永初元年(420)。并州僑立“江北”，當在今江蘇揚州、高郵、泰州等市一帶。其二，《資治通鑒》卷一一九永初元年四月胡注：“帝既平關、洛……秦、并州刺史鎮蒲阪。毛德祖既自蒲阪退屯虎牢，則并州嘗寄治虎牢也。”按蒲阪屬《晋志》司州河東郡，虎牢（今河南滎陽市西北汜水鎮）則在司州滎陽郡。置并州於司州境内，自爲僑州；《宋志》不載，以其暫置(418-423)而旋失也(18)。其三，《魏書》卷四三《房崇吉傳》：宋明帝劉“彧以崇吉爲龍驤將軍、并州刺史，領太原太守，戍升城”。升城，今山東長清縣西南。及泰始三年(467)，魏將慕容白曜克升城，僑州廢。其四，《隋志》通川郡宣漢（治今四川萬源市南固軍壩）：“西魏置并州……（開皇）五年(585)州廢。”考《周書》卷四四《李遷哲傳》：“魏恭帝三年(556)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廿二史考異》卷三二云：“據此傳，則（并州）梁代已有之。”按梁不曾有汾晋片土，此僑置并州也。
太原國 治晋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僑置可考者有：其一，《宋志》秦州刺史南太原太守：“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高堂縣。領縣一”；“平陶令，漢舊名”。此太原僑郡疑東晋末年安帝世所立，大明八年(464)時領平陶縣。平陶，《晋志》太原國屬縣，治今山西文水縣西南平陶。南太原郡、平陶縣僑地在秦州僑治即漢中（今陝西漢中市境）。《南齊志》秦州南太原郡領平陶縣。梁無考，疑廢。其二，東晋義熙六年(410)平南燕後，據《魏志》齊州太原郡、《宋志》青州刺史太原太守，於升城（今山東長清縣西南）僑立太原縣，隸泰山郡。《宋志》兖州刺史泰山太守：“《永初郡國》又有……太原，本郡，僑立此縣。”又據《宋書》卷五《文帝紀》、《宋志》青州刺史太原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割濟南郡祝阿（實縣）與泰山郡山茌（實縣）、太原，立太原郡，有實土。其太原縣仍治升城。升城又名東太原城，即太原郡治。泰始三年(467)太原郡没於魏後，改稱東太原郡。北齊廢郡及縣(19)。其三，《梁書》卷六《敬帝紀》太平二年(557)：“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又《廿二史考異》卷二七陳書程靈洗傳“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條：“按梁陳之際，僑立高唐郡於宿松，太原郡於彭澤。”彭澤，今江西彭澤縣東北。按此太原僑郡梁置，據《隋志》九江郡彭澤，領四縣，即彭澤、晋陽、和城、天水。其中晋陽爲《晋志》太原國屬縣。隋平陳後，郡縣並廢。其四，《晋志》太原國有榆次縣，治今山西晋中市。據《晋志》兖州、《宋志》南徐州刺史濮陽太守、《南齊志》南徐州南濮陽郡，東晋僑立榆次縣，屬濮陽郡（晋明帝僑置）；齊建武二年(495)省。僑地在舊晋陵郡界（今江蘇鎮江、金壇、常州、無錫等市一帶），確址無考。
上黨郡 治潞（今山西黎城縣南古城）。僑置可考者有：其一，《晋志》揚州：晋孝武帝寧康(373-375)中，“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爲四縣，寄居蕪湖。尋又省上黨郡爲縣”；又《宋志》揚州刺史淮南太守襄垣令：“其地本蕪湖。蕪湖縣，漢舊縣。至於晋末，立襄垣縣，屬上黨。上黨民南過江，立僑郡縣，寄治蕪湖，後省上黨郡爲縣，屬淮南。文帝元嘉九年，省上黨縣併襄垣。”據知上黨郡及四縣（唯襄垣可考。襄垣，《晋志》上黨郡屬縣，治今山西襄垣縣北）僑置蕪湖境；後省上黨郡爲上黨縣，又併入襄垣縣。洪亮吉《東晋疆域志》卷四引《圖經》，上黨“故城在蕪湖縣西南”，即今安徽蕪湖市西南。襄垣則東晋末年分蕪湖爲實土，治今安徽蕪湖市；而蕪湖自僑置襄垣，其名遂隱，重新出現要到五代時。隋平陳後，廢襄垣縣。其二，《宋志》徐州刺史淮陽太守上黨令：“本流寓郡，併省來配。”考淮陽郡，東晋義熙中土斷立，治角城（今江蘇淮陰市西南古淮河與泗水交匯處），有今江蘇淮陰、宿遷二市一帶。上黨“流寓郡”當是東晋義熙前置，僑在今江蘇淮陰、宿遷之間；義熙土斷降爲縣，隸屬淮陽郡。及泰始二年(466)淮北失於北魏後，上黨縣又僑於廣陵郡境（見下）。其三，《宋志》南兖州刺史北濟陰太守：“宋失淮北僑立”，領廣平、定陶、陽平、上黨、冤句、館陶六縣。齊建元四年(482)罷併廣陵郡。據此，則上黨縣僑在廣陵郡境（今江蘇揚州、高郵、泰州等市一帶），及齊建元四年廢。其四，《宋志》南兖州刺史廣陵太守：“《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後四縣“並二漢舊名。……潞屬上黨……《永初郡國》云四縣本屬遼西，則是晋末遼西僑郡省併廣陵也”(20)。考此，東晋僑潞縣於廣陵郡境，隸屬遼西郡；東晋末年改隸廣陵郡，宋廢。
雁門郡 治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南古城）。僑置可考者有：其一，據《宋志》南兖州刺史及南徐州刺史，東晋僑立雁門郡，宋初領樓煩（舊雁門郡屬縣，治今山西寧武縣境，西晋初廢）、陰館（舊雁門郡屬縣，治今山西朔州市東南夏關城，三國魏廢）、廣武、崞（《晋志》雁門郡領縣，治今山西渾源縣西麻莊）、馬邑（《晋志》雁門郡領縣，治今山西朔州市）五僑縣。時雁門郡流人僑寓在江南京口（今江蘇鎮江市）、江北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西北蜀崗）等地，僑郡縣也跨江南、江北而立。宋元嘉八年(431)劃江南晋陵郡地爲南徐州實土，江淮之間爲南兖州實土。南徐、南兖二州既隔江分治，雁門僑郡及部分僑縣也隨之分立爲二。江北之雁門郡隸南兖州，領樓煩、陰館、廣武三縣，僑在廣陵郡境，即今江蘇揚州、高郵、泰州等市一帶；後雁門郡省併南東平郡，三縣隨之改隸，“孝武大明五年(461)，以東平併廣陵”。江南之雁門郡領樓煩、陰館、廣武、崞、馬邑五縣，僑於晋陵郡境（今江蘇鎮江、金壇、常州、無錫等市一帶）；後“省屬南徐州”。其二，《宋志》豫州刺史汝陰太守（實郡）領汝陰（郡治，今安徽阜陽市）、宋、宋城（按當爲“安城”）、樓煩四縣。樓煩爲僑縣，“流寓配屬”，僑在今安徽阜陽市一帶。及泰始二年(466)汝陰郡没於魏，遂僑置江淮之間，稱西汝陰郡，仍領有樓煩縣。樓煩僑縣疑梁時廢。其三，《宋志》南豫州刺史晋熙太守治懷寧（今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領五縣，有南樓煩，“《永初郡國》、何、徐志無”，則蓋宋後期因樓煩民僑置，確地無考，當在今安徽桐城、潛山、望江等市縣一帶。《南齊志》豫州晋熙郡亦領南樓煩縣。梁廢。
新興郡 治九原（今山西忻州市）(21)。其僑置，《晋志》荆州云：“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22)又《宋志》荆州刺史新興太守：“晋江左僑立。宋初六縣”，即定襄、廣牧、新豐、雲中、九原、宕渠。其定襄（治今山西定襄縣）、廣牧（治今山西壽陽縣西北）、雲中（治今山西原平市西）、九原四縣，爲《晋志》新興郡屬縣。“後省雲中。孝武孝建二年(455)，又省九原縣併定襄，宕渠併廣牧。”大明八年(464)時領縣三，即定襄、廣牧、新豐。其新興郡及定襄縣僑治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區東北，廣牧縣僑治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區東。《南齊志》荆州新興郡領三縣同《宋志》。梁仍立新興郡，《梁書》有《新興王大莊傳》，“大寶元年(550)，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户”。梁後廢郡。而據《隋志》南郡安興，隋仁壽(601-604)初廣牧改名安興，大業(605-618)初廢定襄縣。
2.由山西州郡縣的僑置所見山西僑流人口的輸出
以上考列了東晋南朝時期山西州郡縣的外僑情況。與這些僑州、僑郡、僑縣相聯繫者，是其所安置的以原州、原郡、原縣爲主的僑流人口，此僑流人口的概況，又可略據《宋志》等文獻作大致的推測。如譚其驤先生指出：
是時於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舊貫，僑置州、郡、縣之制。此種僑州、郡、縣詳載於沈約《宋書·州郡志》，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書·地理志》中。吾人但須整齊而排比之，考其僑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則當時遷徙之迹，不難知其大半也。
其中，“《宋志》於晋、宋、齊三志中爲最精”，又有相關的僑州郡户口數字的記載，故譚先生即以之爲依據，估算“截止宋世止”的“南渡人口”之約數，並且認爲：“僑州、郡、縣之户口數，非即南移人口之確數，以僑郡縣所領，非必儘是僑民，而本土郡縣所領，亦非盡本土之民也。然以之當約數，當可無大誤。”(23)又周一良先生更加詳細地討論云：
北人南遷以東晋爲最盛，宋時已微，齊梁陳則大批之移民絶迹矣。……考人口分布，舍地理志無由。考僑人分布，亦惟有據地志所載僑州郡縣及其户口數。……沈約宋書州郡志較詳贍可信，且兼載户數口數。休文自稱以大明八年爲正，户口之數未言何時，今姑以爲大明編户之數。依上文所闡明，宋代大批移民盡在大明八年前，此後皆不重要，則謂南朝僑人之遷徙於大明八年時已逹靜止狀態，固無不可，吾人先據宋志以窺僑人分布，自最爲合理。……惜僑州郡縣所領不盡僑民，而僑民亦不盡著籍於僑州郡縣，今姑認宋志僑州郡縣之户口爲僑人户口，而僑人隸實州郡縣者不復計算，庶可以截長補短，要是大約之數目，未可固執以求。復次，宋志只在州郡之下記户口數，雖僑郡所領大多爲僑縣，然亦有屬縣四五，只一二僑縣者。今以郡下所繫户口數平均分配於各縣，記其大約之數。各縣所領户口本多寡懸殊，平均分配不盡得當……觀者只注意其數目大約之比例可耳。(24)
有關《宋志》所記僑州郡户口數字的意義及其運用方法，譚其驤先生、周一良先生言之已明；又有需要考慮到的四點：
其一，《宋志》所載僑州郡户口數一般認爲是宋大明八年(464)的數字，其時上距西晋永嘉喪亂已有百五十年。“這些僑州、郡、縣的户口即［既］包括歷年來的移民，也含有這些移民定居後繁衍的後代。以首批到達的移民爲例，如果他們在定居後以5‰的年平均增長率繁衍的話，一百五十年内人口總數已經增加到2.11倍了。由於我們無法確定在此期間每批移民的數量和他們到達的時間，要推算出初始移民的數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因爲早期的移民，尤其是永嘉時的移民在總數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所以可以肯定，真正的或第一代移民比這個數字要小得多。”
其二，“無論是西晋的户口數，還是劉宋大明八年的户口敷，（《晋志》、《宋志》）都只登記了一部分人口，大大低於實際數。而且由於第一代移民中的‘衣冠’特多，所謂‘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貴族官僚、世家大族、地主豪强的比例很高，他們所蔭庇和隱匿的户口數量也要比全國正常的比例更高。”(25)
其三，《宋志》所載户口數還存在各州小序中所列該州户口數與該州各郡分列的户口數之和基本不合（只有郢州完全相合）的情況。實際上，《宋志》給出了兩組户口數字，即各州所列户口總數爲大明八年(464)數字，而各郡户口數及其總計數是“宋末”的數字，具體是“宋末”的哪一年，則尚難確定(26)。
其四，《宋志》所載户口數，既有土著户口，也有僑流户口，而僑流户口又來自黄、白兩種户籍。其僑流白籍户口數並不系統與完整，而且準確度要遠低於土著黄籍户口數；又相對於土著黄籍户口數，僑流黄籍户口數也存在比較明顯的脱籍與離散現象(27)。
總之，依據《宋志》，我們只能大體推論東晋劉宋僑流人口及其後裔數量與分布的概況，而不能詳知其確切數量與細部分布；但這並不意味著以譚其驤先生、周一良先生爲代表的上述利用《宋志》僑州郡户口數字所作推論的缺乏意義。畢竟，“這一推論最重大的貢獻，在於找到了一種相對可靠的，也是目前唯一的對這次移民進行數量分析的依據。……由於現存的史料中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如果不采用這種方法，我們就毫無可能對移民的數量作任何有實際意義的估計”(28)。當然，聯繋以上“需要考慮到的四點”，我們對“推論”出的數字是可以而且應該作出補充説明的。如譚其驤先生1934年的推論是：“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約共有九十萬。……即晋永嘉之喪亂，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遷徙南土；遷徙之結果，遂使南朝所轄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爲本土舊民，六之一爲北方僑民是也。”(29)而1997年葛劍雄先生的補充説明是：“初始移民在遷出地人口中的實際比例應高於八分之一；大明八年移民及其後裔占遷入地人口的實際比例也應高於六分之一。……保守的估計：到宋大明年間，北方移民及其後裔的總數至少應是户口數的一倍有餘，即二百萬左右。”(30)
然則基於上面圍繞研究方法的討論，兹以今山西省域爲例，由州郡縣的僑置推論僑流人口的輸出並作補充説明如下。
概括上一小節所考而重爲綜合，東晋南朝山西“籍”僑州郡縣的地理分布及其見於《宋志》所領户口數(31)可得如下：
今江蘇省境内僑置最多：并州、上黨郡（户七百一十四，口三千八百四十一）、雁門郡（有二）、樓煩縣（有二）、陰館縣（有二）、廣武縣（有二）、崞縣、馬邑縣、榆次縣（户一千零一十三，口四千一百一十九）、潞縣（户八百六十，口五千零一）、上黨縣、宣祚縣（平陽郡民立）。凡一州、三郡、十二縣，領僑户可考者二千五百八十七，合僑口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今湖北省次之：河東郡、聞喜縣、安邑縣、永安縣、臨汾縣（户一千二百一十二，口五千二百四十四）、新興郡、雲中縣、定襄縣、九原縣、廣牧縣（户一千五百三十四，口六千三百八十九）、平陽縣（户六百九十九，口一千三百七十八）。凡二郡、九縣，領僑户三千四百四十五，僑口一萬三千零一十一；
今安徽省又次之：上黨郡、襄垣縣（户八百九十四，口四千三百零七）、樓煩縣（有三，汝陰郡之樓煩縣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五百八十四；晋熙郡之南樓煩縣户三百零四，口一千四百九十九）。凡一郡、四縣，領僑户可考者一千八百八十五，合僑口九千三百九十；
今山東省再次之：并州、太原郡、太原縣（領僑户九百一十九，僑口八千二百三十一）；
又今湖南省：平陽郡，領僑户四百零一，僑口二千四百三十五；
又今陝西省：太原郡、平陶縣，領僑户二百三十三，僑口一千一百五十六；
又今河南省：并州，蒲阪縣（領僑户一百二十五，約合僑户六百二十五）；
又今江西省（太原郡、晋陽縣）、今四川省（并州）亦有僑置(32)。
按《晋志》，西晋太康四年(283)今山西全境凡一州、八郡國、六十七縣。其中并州六郡國四十五縣五萬九千三百户，司州二郡二十一縣八萬四千五百户，幽州一縣約八百五十户，共十四萬四千六百五十户；以一户五口計，約七十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人。東晋南朝有僑置的州、郡（國）、縣，則一州、六郡國、十七縣，又有樓煩、陰館，《晋志》無，共僑置了五州、十一郡、二十九縣，其中僑於今山西省域以外者四州、十郡、二十九縣；領户口可考者七郡、十七縣，合僑户九千四百九十五，僑口四萬七千八百零九。然則如果加上户口無考的三郡、十二縣(33)，以及没有爲之僑立州郡縣的零散僑流，豪强大族與各品官員兼併、隱匿與蔭庇的户口等等情形，則大明八年(464)時東晋劉宋疆域範圍内的山西官民及其後裔數，保守的估計或者説最低的下限，應該超過十八萬人(34)。又由山西州郡縣的僑置還可以看出，山西官民的南遷多在東晋，宋時已少，故據《宋志》統計南遷山西官民及其後裔數，是可以反映出其大致面貌的。而山西州郡縣僑置之盛，山西輸出的僑流人口之多，也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按照上述葛劍雄先生關於僑流人口“定居後以5‰的年平均增長率繁衍”計算，那麽，相當粗略的一個估計數字是：西晋末東晋初最大規模的山西官民南遷人口數字，約在八萬人左右，即爲《晋志》山西民户的大約九分之一。
以上依據山西州郡縣的僑置及《宋志》有關户口記載所作的推論，其實只是反映了山西遷入東晋南朝疆域範圍内的僑流人口的概況。而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又可得出如下認識：其一，山西官民的外遷，數量上遠不止《晋志》山西民户的大約九分之一；其二，山西官民外遷之方向與地域，也不限於南遷與東晋南朝疆域範圍；其三，山西官民外遷的引發原因，既有“人禍”，也有“天災”；其四，劉淵的順利立國，輿山西官民的大量外遷有關；其五，大量遷入東晋南朝疆域内的山西官民，又對遷入地發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以下略作申述。
《晋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光熙元年(306)，“東贏公（司馬）騰之鎮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也，擕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據此，號爲“乞活”的“部衆萬餘人”似以并州軍士爲主。而《晋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云：司馬騰敗於劉淵，“率并州二萬餘户下山（按指太行山）東”，又《晋書》卷六二《劉琨傳》載：“時東嬴公騰自晋陽鎮鄴，並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户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晋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則“乞活”的主體應是山西的并州漢族民户。按此“乞活”是西晋末年最具特色的流人集團，也是源自山西的最大流人集團，其人數，以“二萬餘户”、每户五口計，當不下十餘萬人，他們先是“就穀冀州”即遷入河北地區，後來又輾轉流移，有一部分南遷河南以至江淮之間(35)。
《晋書》卷六二《劉琨傳》：永嘉元年(307)劉琨赴并州刺史任，在路上表云，“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絶於路”。人口流失之狀況可見。
《晋書》卷一○○《王彌傳》：永嘉(307-313)初，“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云云，計其人數，則山西流人遷在今河南中部及西南部者，當亦不下十餘萬人。
《資治通鑒》卷八九建興四年(316)、《晋書》卷一○二《劉聰載記》：“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户，石越招之故也”。按河東、平陽二郡，正屬所謂“司隸部人”，而因有“大蝗”，“奔于冀州二十萬户”中，屬於今山西省域的河東、平陽二郡流民當居其中的多數(36)。
《晋書》卷一○四《石勒載記》：“時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户在於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故經營河北的石勒欲引誘之以爲己用。
《晋書》卷一○○《蘇峻傳》：“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按這是區別於上引史料中漂泊流亡之“純粹”流人的又一種方式，即豪强地主屯守塢壁、聚衆自保。與山西遷人有關者如平陽李矩，既爲奔走的平陽百姓推爲塢主，屯聚滎陽（今河南榮陽市）、再移新鄭（今河南新鄭市），其所屯聚的塢壁，又成爲平陽等郡百姓與士人逃難與抵禦剽掠的集結之地。最後，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李矩“率衆南走”，隨行至最後者百餘人(37)。
四處漂流、屯聚自保兩種方式外，如史籍中的記載，又有一些山西士族遷徙之初，目標相當明確，即遷往南方。如河東聞喜郭璞，父瑗曾任尚書都令史、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當“惠懷之際，河東先擾”時，精於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的郭璞預測家鄉的命運，得出了“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的結論，於是郭璞“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他先到廬江，繼而過江，爲王導深相器重，任職於東晋官府(38)。又太原祁縣温嶠，司徒温羡弟之子，父憺(39)爲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爲并州刺史劉琨左長史時，受劉琨委託，奉表渡江擁戴司馬睿稱帝，後爲東晋名臣，在穩定晋室綱紀與平定王敦、蘇峻之亂中，功績卓著(40)。又太原晋陽王承，司徒王渾之侄，“弱冠知名”，惠帝永寧中曾任驃騎將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41)。又太原中都孫統，祖父孫楚曾爲馮翊太守，孫統幼時與弟孫綽、從弟孫盛過江，家於會稽，而皆好山水，善於屬文，爲一時名士，如孫統“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孫綽“游放山水”，“性通率，好譏調”，“於時文士，綽爲其冠，温（嶠）、王（導）、郗（鑒）、庾（亮）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孫盛“博學，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42)。又河東安邑衛玠，西晋開國元勛衛瓘之孫，永嘉中，“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又到豫章，再到建鄴，“於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43)。又平陽襄陵鄧攸，原爲河東太守，永嘉末年，陷於石勒，後至新鄭投李矩，再奔江東，爲吴郡太守，“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悦，爲中興良守”(44)。
然則依據上引史料與上陳史實，當能證明以上五點認識中的“其一”、“其二”。如山西官民之四處漂流、屯聚自保、明確南遷三種方式中，四處漂流者即使山西民户流失了大半。又此種大規模的民户流失，從時間上看，始自西晋後期；引發原因則既有“人禍”，也有“天災”。“人禍”者，與匈奴最爲有關；“天災”者，頻繁而嚴重的自然災害。
先言“人禍”。據《晋書》卷九七《北狄傳》、卷五六《江統傳》及卷一○一《劉元海載記》，“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争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户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散處并州各地。西晋初年，“五部之衆，户至數萬”。其時又有塞外匈奴兩萬餘落歸化，晋武帝悉收納之，“與晋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本來，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一定面積的土地可以容納的人口是有限的。匈奴的大量涌入，影響了當地的人地“生態平衡”，並進而引起“生存競争”。匈奴“天性驍勇，弓馬便利”，由於種種原因，又與土著及晋廷存在矛盾與磨擦(45)。元康九年(299)江統作《徙戎論》即指出：“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果然，惠帝失馭，八王兵争，而匈奴劉淵首先在山西發難，“爲之禍首云”(46)，這正是此種漢匈分布形勢與漢匈複雜矛盾的必然產物。
再言“天災”。西晋中期以降，北方地區天災臻至，山西也不例外。如元康五年(295)，新興、雁門、太原、上黨諸郡國大風，傷禾稼；永寧元年(301)自夏及秋，并州等地大旱，大旱引起大蝗。此後至於永嘉，據《晋書》卷二七至二九《五行志》、卷二六《食貨志》、卷四《惠帝紀》、卷五《懷帝紀》，疾疫兼以饑饉，災荒不斷；而陷於“八王之亂”的西晋中央與地方政府，内鬥尚且不暇，其必要的救災措施也就非常缺乏，百姓們的唯一求生之路，便是流亡乞活，前述“乞活”之發源於山西，可謂當時狀況的形象寫照。
“天災”與“人禍”交織在一起，又使形勢尤爲不堪。如《晋書》卷二六《食貨志》的扼要描述：
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
於是劉淵永興元年(304)乘機“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并、司之地大亂，而山西官民也開始了大流徙，或東入河北、遼西，或西走關隴、河西，或南下河南以至江左。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山西大量漢族官民的流失，使得山西漢匈力量的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本來，自東漢初年南匈奴歸附至西晋初期，山西已經成爲南遷匈奴部衆居留的大本營，是東漢、曹魏、西晋中央王朝中匈奴部衆最集中、人數最多的地區。據安介生先生的推測：“將百萬人左右作爲西晋末年山西境内匈奴部衆的數量，是較爲合理的。”(47)而如此龐大的匈奴部衆、大量流走的漢族官民，造成了山西境内明顯的匈奴力量强於漢民的狀況，這一方面使得接替司馬騰、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的并州刺史劉琨難撑危局，另一方面又給極富號召力、極具政治頭腦與軍事手段的匈奴首領劉淵起兵反晋、建號稱尊、迅猛壯大提供了極好的機遇(48)。需要説明者還有，得到廣大匈奴部衆擁戴的劉淵之起兵及其建立漢國，又導致了更大規模的山西漢民遷流，而留在山西的部分漢人，則因與匈奴原就交往甚密，也或審時度勢、擇善而從，參與到劉淵的反晋力量與政權建設之中，於是漢匈力量的對比更形懸殊。晋室并州刺史劉琨在山西的艱難及其失敗、匈奴漢國劉淵在山西的順利及其發展，於此當能獲得深層的理解。
西晋後期以來大量官民的遷出山西本土，其於遷出地的顯著影響是匈奴劉淵在山西的發難及其壯大；與此相對照，其對遷入地的影響則隨着時間與地區的不同而複雜多端。以四處漂流者言，他們“成爲各個割據政權争奪的對象，最終往往成爲擄掠攻殺的犧牲品”(49)；以屯聚自保者言，在東晋十六國複雜的政治對立與軍事紛争形勢下，他們終究無法獨處，最後的歸宿是或南遷效忠東晋司馬氏政權、或就近投靠五胡非漢族政權。至於明確南遷者，或早於司馬睿、王導在建康重建晋朝，他們具有先見之明，看上了南方較爲安定的局面；但大部分山西南遷官民尤其士族，是在司馬睿、王導於建康重建晋朝以後，才義無反顧地率領宗族、鄉里、部曲以及依附人群，越黄河、跨淮漢以至過長江，來到南方，畢竟東晋南朝疆域所在的南方，既爲正朔所在，又具更加現實的民族認同，而且此接承西晋的東晋政權、禪代東晋的劉宋政權，還爲遷入境内的山西官民準備了職位、安排了寄寓之地、設置了原籍的僑州郡縣(50)。要之，從山西輸出的僑流人口，雖遷徙方式有別，遷往地區不同，比較下來，終以“鄉族集團”形式的南遷爲主流，其南遷人數，則西晋末東晋初那段遷徙規模最大的時間，依據《宋志》僑郡户口記載逆推，即在八萬人左右之數，及至《宋志》所記户口數的斷限時間大明八年(464)或宋末（宋至479年爲齊所代），包括其後裔在内，更是人數超過了十八萬。無疑，這動輒數以萬計的南遷山西官民及其後裔，對於“輸入地”即東晋南朝的人口增長、軍事情勢、經濟開發乃至文化面貌的改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而若其中的太原王氏、温氏、孫氏，河東裴氏、柳氏、郭氏，上黨韓氏，平陽賈氏等山西南遷大姓，也長期活躍在東晋南朝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舞臺上(51)。
二、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輪入：以今安徽省域為例
上節依據譚其驤先生《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宏文大義而有所補充，以今山西省域爲例，本於僑州郡縣以述西晋末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輸出；本節則以今安徽省域爲例，證明譚先生文章開創的利用《宋志》僑州郡縣及相關户口記載以復原東晋南朝僑流人口輸入的方法。
在《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文中，譚先生指出：
安徽省境内僑民之來自北方諸省者，以河南占極大多數（八僑郡、五十四僑縣），河北次之（一僑郡、六僑縣），山東、山西又次之（各三僑縣），陝、甘二省無。而本省及江蘇省境内淮南、北之人，亦多僑在大江南北（本省四郡、十三縣，江蘇一郡、六縣）。……若即以僑州、郡、縣之户口數當南渡人口之約數，則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約共有九十萬……安徽約十七萬。
按東晋南朝時代，既是安徽地理沿革史中最稱混亂的一段時期，也是安徽人口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段時期，而這正緣於僑州郡縣的廣泛設置與僑流人口的大量輸入。
1.安徽境内僑州郡縣的廣泛設置
依據筆者所撰《東晋南朝安徽境内僑州郡縣考略》一文(52)，可得東晋南朝安徽境内所有可考的僑州、僑郡、僑縣如下，而爲省篇幅，以下僑州、僑郡、僑縣的具體考證過程從略，改以四欄（用雙斜綫“／／”分開）表述之：第一欄“僑州、僑郡統僑縣、實郡統僑縣”，均注明原州郡縣治地及其對應的今地；第二欄“僑寄地”，亦括注或説明今地（因爲均在今安徽省境内，故省“安徽”二字），主要表僑州、僑郡所在，僑縣無確地可考者，即以其所隸郡之僑地或實地爲僑地；第三欄“備注”，簡述僑置始末，以與安徽有關者爲主，它不贅述；第四欄“《宋志》户口數”，列出或計算出（凡計算出者以“約”表示）僑郡、僑縣見於《宋志》的户數、口數，而有關原則與計算方法同上節山西部分。
司州 治洛陽（今河南洛陽市東北）／／合肥（今合肥市西）／／東晋大興四年(321)僑置。不久遷至滎陽（今河南榮陽市北）。
陽平郡 治元城（今河北大名縣東北），館陶（今河北館陶縣）、陽平（今山東莘縣）、濮陽（原郡，治濮陽，今河南濮陽市西南）、廪丘（今山東鄲城縣西北）／／沛郡南界（今靈璧縣南），移鍾離（今鳳陽縣東北）一帶／／東晋僑置。宋大明八年(464)領三縣，先又領廪丘。濮陽原爲郡，併省來配。泰始二年(466)淮北没於北魏後，移置鍾離一帶，領陽平、濮陽二縣。齊永明元年(483)省／／《宋志》户一千七百二十五，口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魏郡 治鄴（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長樂（今河南安陽市東）／／蒙（今蒙城縣西北），移馬頭郡（治今懷遠縣南淮河南岸）附近／／東晋僑置。宋降爲魏縣，隸譙郡。泰始二年(466)淮北没於北魏後，移置馬頭郡境，領長樂縣。齊永明元年(483)郡省，長樂改隸盱眙郡／／《宋志》户約二百三十七，口約一千二百三十四。
頓丘郡 治頓丘（今河南浚縣北），沛（今江蘇沛縣）／／清流（今滁州市境）／／東晋元帝僑置，後省爲縣，與沛縣一起改隸秦郡（治堂邑，今江蘇六合縣北）。宋元嘉八年(431)，併沛縣入頓丘。隋改頓丘爲新昌，又改新昌爲清流。
兖州 治廪丘（今山東鄆城縣西北）／／合肥（今合肥市西）／／東晋永昌元年(322)僑置，太寧三年(325)移治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西北蜀崗）。
陳留郡 治小黄（今河南開封市東），小黄（今河南開封市東）、浚儀（今河南開封市）、白馬（今河南滑縣舊縣東）、雍丘（今河南杞縣）、酸棗（今河南延津縣西南）、襄邑（今河南睢縣）、封丘（今河南封丘縣）、尉氏（今河南尉氏縣）／／長垣（今亳州市東），移安豐（今壽縣西南）東北／／東晋咸康四年(338)僑置。宋大明八年(464)領小黄、浚儀、白馬、雍丘四縣，先又領酸棗。泰始二年(466)淮北没於北魏後，移置安豐東北，領小黄、浚儀、白馬、雍丘、襄邑、封丘、尉氏七縣。齊時併合爲浚儀、小黄、雍丘三縣。隋開皇三年(583)廢郡及浚儀、雍丘二縣，唐武德七年(624)廢小黄縣／／《宋志》户一百九十六，口二千四百一十三。
陳留郡 治倉垣（今河南開封市西北），陳留（今河南開封市東南）／／潁陽（今太和縣東北）／／梁僑置。隋開皇初廢郡，開皇十八年(598)改縣名爲潁陽。
陳留郡 治倉垣（今河南開封市西北）／／綏安（今廣德縣）／／陳永定二年(558)改廣梁郡置，隋開皇初廢。
考城縣 治今河南民權縣東北／／今懷遠縣東南／／原屬陳留郡。東晋僑立，屬盱眙郡（實郡），齊以後廢／／《宋志》户約三百零四，口約一千三百六十五。
濮陽郡 治濮陽（今河南濮陽市西南）／／今靈璧縣南／／東晋僑置，後省爲縣，隸陽平郡。
濟陰郡 治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頓丘（今河南浚縣北）、睢陵（今江蘇睢寧縣）、樂平（今山東聊城市西南）、濟安（新立僑縣）／／今鳳陽縣、明光市一帶。又樂平在今鳳陽縣東，濟安在今鳳陽縣一帶／／宋泰始二年(466)失淮北後僑置，領定陶、頓丘、睢陵三縣。齊永明元年(483)併定陶入頓丘，又割鍾離郡樂平、濟安二縣來屬。後没於魏，隋開皇初廢郡。
高平郡 治高平（今山東微山縣西北），高平（今山東微山縣西北）、金鄉（今山東嘉祥縣南）、睢陵（今江蘇睢寧縣）／／當塗（今南陵縣東南）界／／宋泰始五年(469)僑置於淮陰（今江蘇淮陰縣西南），又徙治當塗，領三縣。後合併爲高平縣，齊永明八年(490)併入淮南郡于湖。
豫州 治陳縣（今河南淮陽縣）／／東晋曾僑蕪湖（今蕪湖市）、牛渚（今當塗縣北長江南岸）、壽春（今壽縣）、歷陽（今和縣）、馬頭（今懷遠縣南淮河南岸）、譙（今亳州市）、姑熟（今當塗縣）等地，後定治壽陽（今壽縣）。及梁，又曾僑合肥（今合肥市西）、壽陽、懷寧（今潛山縣）等地／／東晋咸和四年(329)僑置，州治遷徙無定。義熙九年(413)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今望江縣境）以北爲豫州實土。義熙十三年定治壽陽，而遥領淮北實郡縣。宋分置豫州、南豫州。豫州寄治睢陽（即壽陽），遙領淮北實郡縣。泰始中淮北没於北魏，豫州仍治壽陽，而分領淮南郡縣。齊永元二年(500)壽陽爲北魏所有，梁天監五年(506)於合肥立豫州。普通七年(526)克壽陽，又置豫州。太清元年(547)移置懸瓠（今河南汝南縣）。後江淮之地盡爲高齊所取，梁乃置豫州於懷寧，大寶元年(550)又改晋州。
南豫州 治陳縣（今河南淮陽縣）／／宋治歷陽（今和縣），曾移姑熟（今當塗縣）、宛陵（今宣州市）。齊治姑熟，梁移合肥（今合肥市西）、壽陽（今壽縣）、宛陵。陳太建五年(573)又曾徙治歷陽／／宋永初三年(422)分淮南置。元嘉七年(430)省，十六年又置。此後或省或置，而以分置爲常，領淮南及江南部分郡縣。泰始失淮北後，於淮南分置豫州。齊建元二年(480)省南豫，永明二年(484)復置，治姑熟。梁普通七年(526)移治合肥，太清元年(547)移治壽陽。梁末及陳治宣城(53)。
潁川郡 治邵陵（今河南郾城縣東），邵陵（今河南郾城縣東）、臨潁（今河南臨潁縣西北）、曲陽（今江蘇沭陽縣東南）、南許昌（今河南許昌市東）／／居巢（今巢湖市）東南／／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領三縣。齊增領南許昌。後廢。
潁川郡 治邵陵（今河南郾城縣東），許昌（今河南許昌市東）／／清丘（今阜陽市東）／／梁僑置。隋開皇初廢郡，十八年(598)縣改名清丘。
襄城郡 治襄城（今河南襄城縣），繁昌（今河南臨潁縣西北）、定陵（今河南舞陽縣北）／／春穀（今繁昌縣西北），又繁昌在今繁昌縣東北，定陵在今青陽縣東北／／東晋元帝僑立。安帝隆安後嘗移歷陽（今安徽和縣）。東晋末省郡，二縣改隸淮南郡。
南汝陰郡 治汝陰（今安徽阜陽市），汝陰（今安徽阜陽市）、慎（今安徽潁上縣西北）、宋（今安徽太和縣北）、陽夏（今河南太康縣）、安陽（今河南安陽縣南）、和城（今河南項城市北）、南頓（今河南項城市西）、樊（今山東兖州市西南）、鄭（今陝西華縣）、東宋（今安徽太和縣北）、宋丘（新立僑縣）／／合肥（今合肥市西）。又慎在今肥東縣東北／／東晋僑置，領汝陰、慎、宋三縣，並改合肥縣爲汝陰縣。宋有實土，又以南梁郡陽夏、安陽二縣來屬。齊時領十一僑縣。梁改汝陰郡，領汝陰、慎等縣。隋開皇初廢郡，改汝陰仍稱合肥。南宋時改慎縣爲梁縣／／《宋志》户二千七百零一，口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五。
西汝陰郡 治汝陰（今安徽阜陽市），汝陰（今安徽阜陽市）、宋（今安徽太和縣北）、安城（今河南汝南縣東南）、樓煩（今山西寧武縣境）、陳（今河南淮陽縣）、平豫（今河南平輿縣北）、固始（今安徽臨泉縣）、新蔡（今河南新蔡縣）、汝南（原郡，治今河南上蔡縣西南）／／江淮間北部，梁時治壽春（今壽縣）／／宋泰始二年(466)失淮北後僑置，領汝陰、宋、安城、樓煩四縣。齊增領陳、平豫、固始、新蔡、汝南五縣（永元前省廢）。梁領汝陰、宋二縣。隋開皇初郡廢。
南梁郡 治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蒙（今河南商丘市北）、虞（今河南虞城縣北）、穀熟（今河南商丘市東南）、陳（今河南淮陽縣）、義寧（新立僑縣）、新汲（今河南扶溝縣西南）、崇義（以金墉人新立僑縣）(54)、寧陵（今河南寧陵縣東南）、安陽（今河南安陽縣南）、陽夏（今河南太康縣）、安豐（今河南固始縣東南）／／先在浣川（今當塗縣一帶），後移壽春（今壽縣）／／東晋寧康元年(373)僑置浣川。太元中移置壽春，安帝時割成實土。宋大明八年(464)領縣九。先又領陽夏、安陽、安豐，安陽、陽夏後改隸南汝陰郡。齊領睢陽、新汲、陳、蒙、崇義。隋開皇初郡廢／／《宋志》户六千二百一十二，口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四。
梁郡 治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北譙（今安徽亳州市）、梁（今河南汝州市西南）、蒙（今河南商丘市北）、城父（今安徽亳州市東南）／／壽春（今壽縣）一帶／／齊時由南粱郡分置。隋開皇初廢。
北梁郡 治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北蒙（今河南商丘市北）、北陳（今河南淮陽縣）／／壽春（今壽縣）一帶／／齊時由南梁郡分置，永元元年(499)前廢。
梁郡 治下邑（今安徽碭山縣）／／北徐州境（今鳳陽縣、明光市、滁州市一帶）。梁治阜陵（今全椒縣東南）／／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齊永明元年(483)省，後又置。
南沛郡 治相（今安徽濉溪縣西北），蕭（今安徽蕭縣西北）、相（今安徽濉溪縣西北）、沛（今江蘇沛縣）／／肥如（今天長市境）／／東晋成帝時僑置。宋大明五年(461)分廣陵，治肥如縣，有實土，領三縣。梁廢郡，陳復置。北周改爲石梁郡，改沛縣爲石梁縣／／《宋志》户一千一百零九，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沛郡 治蕭（今安徽蕭縣西北），相（今安徽濉溪縣西北）、蕭（今安徽蕭縣西北）、沛（今江蘇沛縣）／／北徐州境，今鳳陽縣、明光市、滁州市一帶／／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
北沛郡 治蕭（今安徽蕭縣西北），新蔡（今河南新蔡縣）／／淠水（今霍山縣東北）／／梁置，隋開皇初郡縣並廢。
南譙郡 治譙（今安徽亳州市），山桑（今安徽蒙城縣北）、譙（今安徽亳州市）、銍（今安徽宿州市西南）、扶陽（今安徽蕭縣西南）、蘄（今安徽宿州市南）、城父（今安徽亳州市東南）、酇（今河南永城市西）、北許昌（今河南許昌市東）、曲陽（今江蘇沭陽縣東南）、嘉平（新立僑縣）／／先在浣川，今當塗縣一帶，後移居巢東南，今巢湖市東南。又山桑在今巢湖市東南，譙在今舒城縣境，扶陽在今無爲縣西北，蘄在今巢湖市，酇在今全椒縣西南酇湖濱，嘉平在今全椒縣西南／／東晋寧康元年(373)僑置浣川。太元中移置居巢東南，割成實土。宋大明八年(464)領山桑、城父等六縣，先又領酇縣。南齊時領山桑、蘄、北許昌、扶陽、曲陽、嘉平六縣，北齊北周之世省郡／／《宋志》户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八。
北譙郡 治蒙（今安徽蒙城縣西北），寧陵（今河南寧陵縣東南）、譙（今安徽亳州市）、蘄（今安徽宿州市南）／／今壽縣、長豐縣一帶／／齊時僑置。
北譙郡 治蒙（今安徽蒙城縣西北），北譙（今安徽亳州市）／／全椒（今全椒縣）／／梁置。北齊改郡曰臨滁，北周又改北譙。隋開皇初郡廢，改縣曰滁水。
譙郡 治蒙（今安徽蒙城縣西北），己吾（今河南寧陵縣西南）／／馬頭郡境（今懷遠縣、蚌埠市一帶）／／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齊永明元年(483)廢郡。己吾改屬馬頭郡。
蒙 治今河南商丘市北。魏 原郡，治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長垣 治今河南長垣縣東北／／蒙、魏在今蒙城縣西北，長垣在今亳州市東／／東晋僑置蒙、長垣二縣，又宋降僑魏郡爲魏縣。宋時三縣隸譙郡（實郡）／／蒙、長垣《宋志》户約四百七十五，口約二千四百六十八。
陳郡 治項（今河南沈丘縣），項（今河南沈丘縣）、西華（今河南西華縣南）、陽夏（今河南太康縣）、萇平（今河南西華縣東北）、谷陽（今河南鹿邑縣東）／／淮南一帶。齊治長平（今合肥市西）南／／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領項等五縣。齊永元後改置北陳郡，領項、西華、陽夏、萇平四縣，隋開皇初廢郡。
南陳郡 治項（今河南沈丘縣），南陳（今河南淮陽縣）／／霍山（今霍山縣）／／齊永元後由陳郡分置，後廢。
南頓郡 帖治陳郡項（今河南沈丘縣），南頓（今河南項城市西）、和城（今河南項城市北）／／今霍山縣、合肥市之間／／宋南頓郡帖治陳郡項。泰始失淮北後僑置淮南，仍帖治陳郡僑郡。齊永元元年(499)前郡廢，二縣改隸南汝陰郡。
西南頓郡 帖治陳郡項（今河南沈丘縣），西南頓（今河南項城市西）、和城（今河南項城市北）、譙（今安徽亳州市）、平鄉（今河北平鄉縣西南）／／壽春（今壽縣）／／齊僑置。永元元年(499)前廢。
汝陽郡，治汝陽（今河南商水縣西北），汝陽（今河南商水縣西北）、武津（今河南上蔡縣東）／／南譙、歷陽間，今巢湖市、和縣一帶／／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南齊後廢。
巨鹿郡 治廮陶（今河北寧晋縣南）／／相（今濉溪縣西北）／／原屬冀州。東晋僑置，後廢。
高塘郡 原縣，治今山東章丘市西北／／今來安縣東北／／原屬冀州平原國，治今山東禹城市西南。東晋義熙後僑於梁鄒（今山東鄒平縣境），宋元嘉中有實土。梁僑置。北周廢郡，改爲高塘縣，隋開皇初廢縣。
高唐郡 原縣，治今山東章丘市西北／／宿松（今宿松縣）／／梁僑置，隋開皇初廢爲縣。
肥如縣 治今河北盧龍縣北／／今天長市界／／原屬幽州遼西郡。東晋僑置，宋廢。
上黨郡 治潞（今山西黎城縣南），襄垣（今山西襄垣縣北）／／今蕪湖市西南。又襄垣在今蕪湖市／／上黨百姓南渡，東晋寧康中僑立上黨郡，領四縣（唯襄垣可考）。後省郡爲縣，隸淮南郡。宋元嘉九年(432)又省上黨縣併襄垣。
樓煩 治今山西寧武縣境／／汝陰（今阜陽市）一帶／／舊屬并州雁門郡。宋僑置，隸汝陰郡（實郡）／／《宋志》户約六百八十七，口約三千五百八十四。
武都郡 治下辯（今甘肅成縣西）／／橫江城（今和縣東南）附近／／原屬秦州。東晋僑置，後廢。
徐州 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鍾離（今鳳陽縣東北）／／宋泰始中淮北没魏後僑立。泰豫元年(472)移治東海朐（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海州鎮）。元徽元年(473)還治鍾離，劃爲實土。齊改稱北徐州。梁太清三年(549)後没於東魏，改稱楚州。
西徐州 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渦陽（今蒙城縣）／／梁大通元年(527)置，太清二年(548)没於東魏，改置譙州。
彭城郡 治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北徐州境（今鳳陽縣、明光市、滁州市一帶）／／宋泰始失淮北後僑置，齊永明元年(483)省。
宣城郡 治宛陵（今安徽宣州市）／／蕪湖（今蕪湖市）、姑熟（今當塗縣）／／東晋宣城郡治，不常在宛陵，或理揚州丹陽郡境蕪湖，或理揚州丹陽郡境姑熟，爲僑郡。
淮南郡 治壽春（今安徽壽縣），當塗（今安徽懷遠縣南）、繁昌（今河南臨潁縣西北）、襄垣（今山西襄垣縣北）、定陵（今河南舞陽縣北）、逡遒（今安徽肥東縣東）、角城（今江蘇淮陰市西南古淮水、泗水交匯處）、下邳（今江蘇睢寧縣西北古邳鎮東）／／于湖（今當塗縣南）。又當塗在今南陵縣東南，繁昌在今繁昌縣東北，襄垣在今蕪湖市，定陵在今青陽縣東北，逡遒在今宣州市北，角城、下邳在今當塗縣南／／東晋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多南遷，乃於丹陽郡（治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境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東晋末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實土。宋領于湖縣及當塗等五僑縣。齊又有角城、下邳二僑縣，永明八年(490)併入于湖。隋平陳後，廢郡，襄垣、繁昌併入當塗（隋開皇九年置，即今當塗縣），當塗、逡遒併入宛陵，定陵併入南陵／／《宋志》户約四千四百六十八，口約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三。
廬江郡 治舒（今安徽舒城縣）／／春穀（今繁昌縣西北）／／東晋咸和四年(329)蘇峻、祖約亂後，廬江流人始移江南，因僑置廬江郡，永和以後廢。
和城 治今河南項城市北。西華 治今河南西華縣南。譙 治今安徽亳州市／／今舒城縣一帶／／齊時廬江郡（實郡）領。和城、西華永元元年(499)前廢。譙乃建元二年(480)割南譙郡屬。
龍亢 治今安徽懷遠縣西北。雍丘 治今河南杞縣。酇 治今河南永城市西／／龍亢在今含山縣東南龍亢村，雍丘在今和縣西南，酇在今全椒縣西南鄭湖濱／／宋歷陽郡（實郡治歷陽）領縣中，龍亢爲僑縣，東晋立，北周併入歷陽縣；雍丘，東晋立，先屬秦郡，元嘉八年(431)度屬歷陽，齊後廢；酇，東晋立，先屬南譙郡，元嘉八年度屬歷陽，後廢／／《宋志》户約一千八百九十四，口約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
燕 治今河南延津縣東北。朝歌 治今河南淇縣。樂平 治今山東聊城市西南。虞治今河南虞城縣北。零 治今山東高唐縣南。濟安 新立僑縣／／燕在鍾離，今鳳陽縣東北；朝歌、濟安在今鳳陽縣境，樂平在今鳳陽縣東，虞、零在今懷遠縣、蚌埠市一帶／宋鍾離郡（實郡治鍾離）領燕、朝歌、樂平三僑縣。晋安帝因燕縣流人改鍾離爲燕縣，北齊復改鍾離。朝歌、樂平東晋僑置，北齊廢。齊時鍾離郡又領零、虞（原屬馬頭郡，永明元年改屬）、濟安（永明元年改屬濟陰郡）三僑縣，梁太清中没於東魏／／《宋志》户三千二百七十二，口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
虞 治今河南虞城縣北。零 治今山東高唐縣南。濟陽 治今河南蘭考縣東北。己吾治今河南寧陵縣西南／／今懷遠縣、蚌埠市一帶／／宋馬頭郡（實郡）領虞、零、濟陽三僑縣。齊時虞、零改隸鍾離郡；己吾自譙郡來屬，濟陽又併入己吾／／《宋志》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萬二千三百一十。
陰安 治今河南清豐縣北。南樓煩 治今山西寧武縣境／／陰安在今樅陽縣東北，南樓煩在今桐城、潛山、望江等市縣一帶／／宋晋熙郡（實郡治懷寧）領縣中，陰安、南樓煩爲僑縣。陰安隋開皇三年(583)廢，南樓煩梁廢／／《宋志》户約六百零八，口約二千九百九十九。
北江州 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南陵（今貴池市西南）／／陳初置，隋平陳廢。
據上所述，爲清眉目，再製表如下：
統計表中所列，東晋南朝安徽境内凡置僑州七、僑郡三十九、僑縣一百二十，這要多於譚其驤先生依據《宋志》列出的僑州二（南豫州、豫州）、僑郡十四、僑縣八十五。既然如此，譚先生“若即以僑州、郡、縣之户口數當南渡人口之約數，則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安徽約十七萬”的推論，也可以作進一步的補充與修正。
2.由安徽僑州郡縣的設置所見安徽僑流人口的輸入
東晋南朝安徽境内僑州郡縣的廣泛設置，最爲直接與明顯地意味著這一時代大量外地僑流人口的進入安徽以及安徽境内大體由北而南的僑流人口遷移。依據這些僑州、僑郡、僑縣的設置，可以推知相關之僑流人口概況如下：
其一，來源。安徽境内僑州郡縣所安置的僑流人口，成分錯雜，其中以來自今河南者最多（僑州三、僑郡十六、僑縣六十六），本省南流者次之（僑郡十三、僑縣二十六），今山東（僑州一、僑郡四、僑縣八）、江蘇（僑州二、僑郡一、僑縣八）又次之，今河北（僑郡三、僑縣三）、山西（僑郡一、僑縣四）再次之，今江西（僑州一）、甘肅（僑郡一）、陝西（僑縣一）最少(55)。
其二，時間。從僑州郡縣的設置能夠推知，僑流人口進入安徽及在安徽境内由北而南的再次遷移，多在永嘉亂後司馬睿建立東晋(317)到劉宋泰始二年(466)失淮北之地後這一段時期内(56)，其間共置僑州五、僑郡二十七、僑縣八十六(57)；齊（置僑郡五、僑縣三十一）、梁（置僑州一、僑郡六、僑縣三）、陳（置僑州一、僑郡一）時已少。至於僑流人口遷離本土的原因，則不外乎避兵禍、就食及慕化之心。北人以爲東晋“雖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58)，加以多不屑服屬於非漢民族的統治，遂大量南遷。安徽地處南北之交，既緊鄰動蕩不止的中原青齊，又密邇東晋南朝的京畿之地，於是在較爲便捷的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條件下(59)，其所接納的僑流人口數量，僅次於今江蘇省域，而居第二(60)。
其三，數量。安徽境内僑流人口的數量，據《宋志》統計(61)，截至宋大明八年(464)或宋末時，可考的十一僑郡、五十一僑縣，計領户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二，領口十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62)。按大明八年或宋末時，安徽總人口約户六萬零九百一十一、口三十三萬四千六百六十八(63)，則僑流人口與土著人口的比例爲56.3:43.7；如果加上户口無考的五郡、三縣，以及没有入籍僑州郡縣的零散然而卻不在少數的僑流，豪强大族與各品官員兼併、隱匿與蔭庇的大量户口，充當兵户或營户以及具有私兵性質的部曲等等情況(64)，則大明八年或宋末時安徽境内僑流人口及其後裔的總數，較低的估計數字就要超過四十四萬人(65)。又大明八年以後僑立的三州、二十三郡、六十六縣，雖存在較爲突出的或備職方、或爲軍事、或因置吏而設的性質，即與僑流人口的安置或無直接對應的關係，但這些僑郡、僑縣以至僑州，始置時領有僑流人口、既置後也可招徠僑流人口，應該是没有疑義的(66)；如此，這大明八年以後僑立的三州、二十三郡、六十六縣所領的僑流人口及其後裔，保守估計當也不下七八萬人。當然，若要進而推求外地輸入安徽境内及安徽本省境内的初始僑流人口或第一代僑流人口的數量，那將十分困難，而一個基本的認識是，東晋劉宋是安徽輸入僑流人口的主要時期，也因爲此，這前期大量輸入的僑流人口，如果“定居後以5‰的年平均增長率繁衍”的話，那麼到後期亦即南朝的齊、梁、陳時代，安徽境内僑流人口的後裔肯定是一個相當可觀的龐大群體；這一龐大群體，若再加上後期陸續輸入的僑流人口及其後裔，則到南朝末年，分屬陳朝與北齊的今安徽省域僑流人口及其後裔的實際總數，至少約在八十萬之譜(67)。按在安徽人口發展史上，僑流如此衆多，占有如此巨大的比重，這是空前的一次。
其四，分布。譚其驤先生就此問題指出：“江北所接受之移民較江南爲多……僑在江南者都聚於下游蕪湖一隅，江北則散處江、淮間，自滁、和以至於潁、亳，所在皆置僑郡縣。”而據上一小節所述，則可更加明確譚先生的認識。按照僑州郡縣的地域判斷，東晋南朝安徽境内僑流人口在地域分布上，以現行政區來説，大致可劃分爲三區：江淮區最多，相對集中於巢滁一帶（包括無爲、巢湖、含山、和縣、全椒、滁州、來安等市、縣地）、淮河南岸一綫（壽縣、蚌埠、鳳陽、明光等市、縣地）及合肥周圍，天長、長豐、霍山、舒城、桐城、樅陽、潛山、宿松等處也有分布；江南區僑流人口密集在青陽、當塗之間的皖南近江地帶，包括蕪湖、繁昌、南陵、宣州等市、縣地，廣德、貴池等處也有僑流；淮北區僑流人口則相對較少，且散布在濉溪、亳州、太和、阜陽、蒙城、靈璧等地。按安徽境内僑流人口的這種分布，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影響，如僑居地的開發水準、交通條件以及軍事地位，朝廷的有意安排，等等；其中對分布態勢起決定作用者，則是交通條件，譚先生即一語破的道：“淮域諸支流皆東南向，故河南人大都東南遷安徽，不由正南移湖北也。”(68)而全面觀察安徽境内僑州郡縣的分布，也正相對集中在淮河及其北、南支流沿綫以及長江兩岸地帶，然則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與安徽境内僑流人口分布之間的關係，可謂相當密切(69)。
其五，影響。僑流人口大量、持久而且廣泛地輸入安徽，對安徽歷史產生了多重的影響：首先，幾十萬僑流人口及其後裔留居安徽，不僅直接促進了安徽人口的增長，而且這來自各方的僑流人口也帶來了新的或先進的生產經驗與技術，建立了大量新的聚落，從而加速了安徽區域經濟的開發；及至僑流在僑居地久習而安，安徽成爲他們新的桑梓故里，安徽的文化面貌，包括語言、風俗、信仰、飲食等各個方面，又得以更加地豐富多樣、多方融匯。其次，就輸入安徽境内的僑流人口中之上層分子言，他們或政治地位高、或文化修養深、或社會影響大、或軍事能力强，在當時的政治、文化、社會、軍事舞臺上，扮演著一定的角色，這又無疑提升了安徽區域的政治與軍事地位。比如東晋、劉宋時期擁有衆多僑流人口的豫州、南豫州，即在對外軍事與對内政局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南齊志》豫州條：
義熙二年，劉毅復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地不為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强獷，民不識義，惟戰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後常為州治。撫接遐荒，捍禦疆埸。
又《南齊志》南豫州條：
建元二年……左僕射王儉啟：“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己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
按此是就豫州、南豫州抗禦北寇而言；在内部紛争中，則豫部的作用在於平衡上下游之間的輕重。豫部之地東逼下游首都建康，西拒上游軍事重鎮，抵淮跨江，名川四帶，既有舟楫之利，又有重險之固，既可以阻斷南北，也足以控扼東西，於是成爲建康的西藩，地位極是顯要；又豫部境内，蕪湖、姑熟、歷陽等地俱爲沿江重鎮，是控扼江道的咽喉。如果豫部爲上游重鎮如東晋荊州江州、劉宋荊州郢州江州權臣甚至不軌之臣所控制，則對下游建康的壓力將直接增大，中央政權即處於極爲下利的境地。然則在這種形勢下，經常掌控豫部的僑居安徽的北方大姓，如東晋豫州之潁川庾氏庾亮、庾懌、庾楷，陳郡謝氏謝尚、謝奕、謝萬，譙郡桓氏桓熙、桓沖、桓伊、桓石虔、桓玄，他們或爲外戚，或爲名族，或爲權臣，都在其時的内政外兵中擁有特殊重要的地位(70)；而東晋置於豫州的軍府“西府”(71)及其所領以安徽僑流人口爲主組成的“西府兵”，也就仿佛於著名的京口徐州之“北府”與“北府兵”，同樣在内政外兵中往往發揮着關鍵的作用(72)。
東晋南朝輸入安徽境内的僑流人口，其來源、時間、數量、分布、影響，據上略述，其概况當已明了；而得以明了這些概况的基本史料，便是譚其驤先生所揭示的僑州郡縣之文獻價值。
三、簡短的結論與三點相關討論
以上兩節以今山西省域與安徽省域爲例，分別討論了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輸出與輸入。筆者的意圖在於説明：
其一，譚其驤先生《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所構建的依據僑州郡縣的設置復原僑流人口的輸入的方法，儘管譚先生謙稱“實在很不嚴謹”，近十幾年來中國歷史人口學界也不斷有後續討論，但總體上仍是成立的；
其二，相對於較爲成熟的研究僑流人口輸入的方法，被較多忽視的僑流人口的輸出同樣值得研究，也同樣可以利用僑州郡縣這類獨特的史料。
明確了以上兩點，則照套本文第一節的“山西模式”，當能初步勾畫出東晋南朝時代今河南、河北、北京、陝西、山東、遼寧、甘肅、四川、重慶、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市僑流人口輸出的大致面貌；而照套本文第二節的“安徽模式”，又能初步勾畫出東晋南朝今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慶、陝西、山西、江西等省市僑流人口輸入的大致面貌。
當然，對於既有僑流人口輸出又有僑流人口輸入的今河南、陝西、山東、四川、重慶、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市，即可綜合運用“山西模式”與“安徽模式”進行研究。進而言之，如果擺脱現行政區的框架，改以當時的行政區域（如兩晋宋齊的州級政區）、自然或文化區域（如河北、河東、關中、隴右、河西、巴蜀、中原、青齊、淮北、淮南、漢沔、漢中、江南）爲單位，具體探討各別區域之輸出移民（僑流人口）與輸入移民（僑流人口）的情況，也可參照此所謂的“山西模式”與“安徽模式”。
當然必須强調的是，由以上兩節的考證與敘述已能看出，無論是研究僑流人口的輸出還是研究僑流人口的輸入，由僑州郡縣而推斷的情況，都需要結合其他文獻史料，作出必要的補充、合理的修正與適當的擴展，因爲僑州郡縣並不能全面、詳確、系統地反映僑流人口的各個方面。其間，尤其值得關注的問題，似有以下三點：
首先，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地理分布與僑州郡縣的地理分布並不完全一致，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説存在頗大的出入。
以今安徽省域爲例，據宋明時代一些方志、宗譜的記載，河間俞氏晋永嘉之亂後遷移新安郡，北方程、鮑、黄、謝、詹、胡、鄭、余諸氏東晋南朝時携子孫徙居新安郡，如此，皖南、浙西的新安郡僑流人口頗多，然而新安郡境並無僑州郡縣的設置。又據陳寅恪先生的研究(73)，永嘉亂後，南渡長江下游的上層階級選擇東土五郡（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從事經濟活動(74)，南渡長江下游的下層階級大抵分散雜居於吴人勢力甚大之地域即吴郡、吴興郡、義興郡境(75)，但無論東土五郡還是吴、吴興、義興郡境，都未設置僑州郡縣。這樣的情況也存在於東晋南朝的内地。如世傳僑流有南遷八閩者，《直齋書錄解題》卷八引唐林諝《閩中記》云“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黄、陳、鄭四姓先入閩”，而明何喬遠《閩書》卷一五二稱“衣冠始入閩者八族”，又有詹、丘、何、胡四姓；又泉州清原郡，《太平御覽》卷一七○引《十道志》：“東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按“中原仕族”、“衣冠士族”云云，出自後世追記，或有附會的可能，但永嘉亂後，東晋南朝有北方一般家族、零散僑流或由海路或由陸路遷入福建八閩之地，應該還是可以肯定的，因爲較之更遠的嶺南之地，當時史籍也明確記載有北方僑流的踪迹：如東晋義熙末，“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群不逞之徒作亂，攻没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76)，徐道期顯然就是北方移民或其後裔，而徐道期所率徒衆中也應當有不少的北方移民或其後裔；又宋泰始中，交州“土人李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77)；此“北來流寓”，也有直接遷自北方的可能。然而，無論福建八閩，還是嶺南交廣，也都不見僑州郡縣的設立。
進一步比較東晋南朝僑流人口與僑州郡縣的分布，還會發現一個連帶問題，即設置有僑州郡縣的區域，僑流人口也不一定固定居住在相應區域内，而其間的情形又頗爲複雜。如注籍僑州郡縣的僑民只是僑流人口的一大部分，南遷僑流有“多庇大姓以爲客”(78)者，有散居於當地州郡縣而編入當地户籍者，有“不樂州縣編户”的“浮浪人”(79)，又有政府强令屬籍當地者，可見僑流人口不盡注籍於僑州郡縣，而當地州郡縣所領也不是没有僑流人口；至於北方南來上層士族，據秦冬梅先生考證，“籍屬琅邪的王氏家族和顏氏家族都没有居住在僑琅邪郡的範圍内，而是居住在秦淮河以南的地區。……原籍爲陳郡陽夏縣都鄉吉遷里的謝氏家族也並没有居住在其籍貫所在的僑陳郡或陽夏縣中，從上述分析可知，世家大族的居住地與其僑籍所在地是分離的，多數世家大族並没有居住在其所屬的僑州郡縣之中。……世家大族不固定居所的原因有很多，因游宦、退隱、迷信等原因離開他們到南方後第一居所的例子很多，雖然原因不同，但造成的結果是相同的，那就是與僑州郡縣及宗族本家的脱離”(80)。
總結造成東晋南朝僑流人口地理分布與僑州郡縣地理分布並不一致的緣故，尤其重要者當有兩點。其一，大凡因僑流人口而置僑州郡縣，其僑流人口一般是呈團聚狀態的“鄉族集團”，即人數較多而且相對集中。那些遷入長江南岸稍遠以至八閩、嶺南等懸遠内地的僑流，畢竟只是發源於北方之移民大潮的無力餘波，他們人數既少，遷移時間與遷入地區又較分散而不集中，加之南方地廣人稀，便於他們隨宜而居，故既不必也無法爲他們僑建州郡縣；至於東土五郡殖產興利的北方南來上層階級，居住秦淮河畔、烏衣巷裹的琅邪王氏、陳郡謝氏一類僑姓名族，大多已有本籍僑州郡縣安置了其鄉族，他們本身則因政治而遊走宦海、因經濟而求田問舍、因文化而縱意肆游、因出身而免除税役，對於他們，自然也是既不能也不必再置僑州郡縣的。其二，東晋南朝政府僑立州郡縣的本意，在於表示一種收復失地的決心，在於以爲僑流人口“庶有旋反之期”、僑置初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在於利用北方南來僑流的歸本之心、武勇之力屯戍北部疆土、捍衛軍事重鎮、北伐西征，以此，不僅绝大多數一般層次的僑流人口既無心也無力遠遷東晋南朝之内地，政府也不願他們遠遷内地、失去控制、不便利用；而與此相呼應，政府建立的僑州郡縣，自就不必遠離北方僑流人口之故土以至深僻南方内地，將州、郡、縣僑立在大江南北、淮東淮西、青徐中原、沔漢梁益，使其總的形勢靠近北方，這與上述的僑置本意也是一致的(81)。
要之，東晋南朝境内僑流人口的地理分布與僑州郡縣的地理分布，細部不相一致之處甚多。其實這也並不奇怪。本來僑流人口的南來情形就各異，南來後之境況也頗不相同；而僑州郡縣的設立，無論有無實土，總歸相對固定。複雜流動的僑流人口與相對固定的僑州郡縣，焉能完全對應？而其間的種種差異，以上僅略言大概耳。
其次，相對於東晋南朝，十六國北朝僑流人口地理分布與僑州郡縣地理分布的對應關係更爲疏遠，故此，研究十六國北朝僑流人口，僑州郡縣就只是旁證材料而非關鍵材料。
如上所述，西晋末年以降，今山西省域的輸出僑流，除了輸入東晋南朝疆域範圍者外，還大量分布於十六國北朝疆域範圍内，然而十六國北朝並未爲之廣置僑州郡縣；這樣的情形當然不僅山西的輸出人口。與東晋南朝相比較，雖然十六國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動、民族遷移，次數特多、規模更大、情形更加複雜；然而，十六國北朝的僑州郡縣却並不普遍與正規，這應緣於十六國北朝内部人口流動與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頗多不同。
東晋南朝境内的僑流人口，多爲主動遷徙而來，成爲定居移民的比例較大；東晋南朝尤其是東晋、宋、齊、梁政權，實質上爲移民政權，以此，僑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軍事、文化影響大，受到的優待也多；又在特殊的正統觀念與郡望意識下，東晋南朝政府大量設立僑州郡縣，以安置僑流人口並且使之享受一定時間的優復待遇。反觀十六國北朝特別是十六國，漢族以及其他非統治民族的非漢族之頻繁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由胡族統治者實施的，並且以强制遷移性質爲主，他們不僅地位低下，而且境況往往悲慘，胡族統治者强制遷移他們的目的，是以之爲兵、用之耕耘；而隨着政權的興亡更替、時局的動蕩混亂，此被强制遷移的人口，又不得不被不同的統治者屢次遷移，所以能够長期定居下來的移民其實數量有限。
東晋南朝與十六國北朝移民性質、地位、目的、政策的種種不同，使得長期、普遍、廣泛設置於東晋南朝的僑州、僑郡、僑縣，在十六國北朝境内，總體上説，是不長期、不普遍、不廣泛的。當然，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諸如胡族先則以“外來者”的身份擁據傳統的漢族中原之地（這以十六國時期爲典型）、繼則以既擁據傳統的漢族中原之地遂生長已爲正統的意識（這以北朝時期爲典型），於是通過僑置州郡縣表達正統觀念，便先則缺乏民族傳統的根據、繼則没有文化心理的必要；又十六國諸多政權强制遷移人口的目的既在足食足兵、而北朝强制遷移人口的目的也多在實京實邊實内地，加之胡族爲統治者、漢族爲被統治者，則意在照顧僑流人口之郡望或鄉里觀念、給予賦役優免待遇、協調主客矛盾的僑州郡縣，就顯得多餘了；況且經過長期動亂，北方地區存在大片地曠人稀的區域，即便需要妥善安置流動人口，也可或納入既有郡縣，或爲之新設實土政區，從而達到人地結合、成爲國家編户齊民、徵收租賦派發徭役的目的。
要之，不同的統治民族、政治狀況、移民性質，決定了東晋南朝僑流人口與僑州郡縣存在密切關係，而十六國北朝儘管存在更大數量、更大規模的流動人口，爲僑州郡縣所安置者却只是其中的很小部分；也決定了東晋南朝的僑州郡縣，多數在土斷之前雖無土但有民，而十六國北朝特別是十六國的多數僑州郡縣，是既無土也無民。如此，十六國北朝的“僑流人口”、“僑州郡縣”，是立足於與東晋南朝僑流人口、僑州郡縣比較的意義上來説的；如果單從十六國北朝言，稱爲“流動人口”、“虛州郡縣”，也許更加切實、妥當。
最後，儘管東晋南朝僑流人口與僑州郡縣存在密切關係，僑州郡縣這類史料可供我們研究東晋南朝僑流人口的衆多方面，但有些問題，比如僑流人口的地域選擇，主動或被動的地域選擇與僑流人口中的世家大族或上層分子之興衰起伏的關係，僑流人口對當時以及後世的影響，等等，也仍然需要在僑州郡縣這類史料之外，廣搜其他文獻材料，才能稍明大概(82)。
（本文修改定稿過程中，參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陳爽、吴光興、侯旭東、陳勇及中國人民大學華林甫諸位先生的意見，謹致感謝。）
注释：
①本文所謂“僑流人口”，是與僑州郡縣配合使用的概念，爲明所指，兹引幾條關鍵史料如下。《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卷二四《食貨志》（第673頁）：“晋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又《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卷三五《州郡志》（第1028頁）：“自夷狄亂華，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没，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又《晋書》（中華書局，1974年）卷六五《王導傳》（第1746頁）：“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又《宋書》卷七六《王玄謨傳》（第1975頁）：“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是則本文之“僑流人口”，或可稱爲“僑人”、“僑民”、“僑寓”，“流民”（按《宋書》、《南齊書》中多見“僑民”、“流民”之稱。及唐修《晋書》、《南史》、《隋書》等，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諱，遂用“僑人”、“流人”之稱），又或可稱爲南渡遺民，還或可稱爲“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即大體指“五胡亂華”，“永嘉喪亂”後徙居東晋南朝疆域内的北方人口及其近幾代的後裔。其身份較爲複雜，而主要爲北方士人及其宗族、佃客、部曲等；又就東晋南朝對其的管理體制言，多置僑州郡縣以處之，户籍方面也與普通民户或土著居民有所不同，普通民户或土著居民的户籍是用黄紙製成的黄籍，而多數僑人的户籍是用白紙製成的白籍，白籍在内容上的一大特點是“許其挾注本郡”，《晋書》卷七五《范寧傳》（第1986頁）：“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即允許在户籍上注明本人的原籍，又注籍白籍者减免正常賦役。值得注意的是，與諸多僑州郡縣由無實土向有實土的轉變相同步，多數僑流人口也由注籍白籍、减免正常賦役向改籍黄籍、承擔正常賦役轉變，完成這種轉變者，則是土斷政策的實行。换言之，正是土斷，使得僑流人口喪失了特殊身份與優待權利。
②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講演錄》，黄山書社，1987年，第113、128頁。
③張偉然《譚其驤先生的五星級文章及學術活性》，《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3期，第120頁。
④考慮到我國史籍歷來對民族遷徙或人口遷徙大都語焉不詳，歷史地名對於移民史研究的特殊重要意義，自當充分重視；而僑州郡縣正是此種意義上的典型地名。另詳胡阿祥《“開卷如芝麻開門”——華林甫著〈中國地名學源流〉評介》，《學術界》2002年第5期，第253-265頁。
⑤譚其驤先生嘗自析《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云：“這决不是一篇完善的論文。永嘉喪亂後引起的民族遷徙是多方面的，豈只有北人南渡而已？至少還有不少中原人或東徙遼左，或西走凉州。即就南渡遣黎而言，也不僅移居於設有僑州郡縣之地。實際上不設僑州郡縣之地，亦多僑姓高門棲止。……再者，見於《宋書·州郡志》的州郡户口是宋大明八年(464)的數字，其時上距永嘉喪亂已百五十年，該文以大明僑州郡縣的户口數爲南渡人口的約數，從而得出南渡人口占當時南朝人口百分之幾，又占西晋時北方人口百分之幾這樣的結論，實在很不嚴謹。……所以若欲將這個時代的人口移動作出較完備的論述，顯然還有待於今後有志於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譚其驤《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頁）
⑥當然，東晋南朝時並不存在政區意義上的山西省與安徽省，此以山西省域與安徽省域爲例，既如下文所討論的，在此問題上山西省域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僑流人口的輸出）與安徽省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僑流人口的輸入），也考慮到今人有關移民史的地域研究，往往即以現行政區爲單位。
⑦《晋書·地理志》政區斷代，一般認爲是太康三年。弟子孔祥軍博士《〈晋書·地理志〉政區斷代考》（《書品》2007年第3期，第81-83頁）考爲太康四年，今從之。
⑧及晋惠帝時，又改新興郡爲晋昌郡。
⑨本文今地括注，統以1999年底爲準。按離石爲西河國治，亦東漢末年内遷南匈奴單于王庭所在地。又劉淵，先後任内遷五部匈奴的左部帥、北部都尉、離石將兵都尉。其惠帝即位時就任之離石將兵都尉，“很可能是晋朝所派至離石領兵監督匈奴五部的職官。也就是説，此職有一定的實權，掌握一定的軍隊”（詳周偉洲《漢趙國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9頁。此後劉元海的任職情況，以及爲部衆推爲大單于、起兵反晋，亦詳周偉洲《漢趙國史》，此不贅述）。
⑩《晋書》卷五《懷帝紀》，第116頁。按劉琨爲并州刺史始於光熙元年(306)，此前爲司馬騰（永康元年至光熙元年，300-306）。
(11)《晋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第2650頁。
(12)《資治通鑒》卷八九建興四年，中華書局，1956年，第2838-2839頁。按段匹磾，世居遼西的鮮卑段部首領。西晋末年東晋初年，先與劉琨結盟，後殺琨降後趙，再因謀亂，事敗被殺。
(13)晋義熙十三年(417)至元熙元年(419)初，曾收復河東郡部分轄地。
(14)洪亮吉《東晋疆域志·序》，《二十五史補編》本，中華書局，1955年，第2頁。有關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一般情況，詳胡阿祥《僑置的源流與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產生》（收入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編《高敏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綫裝書局，2006年，第189-204頁）、《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設立及其分析》（收入冬青書屋同學會編《慶祝卞孝萱先生八十華誕文史論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87-415頁）。
(15)以下簡稱《宋志》、《南齊志》、《晋志》、《魏志》、《隋志》。按《宋志》年代大致以大明八年(464)爲正，《南齊志》標準年代大體是永明八年(490)，《晋志》略爲太康四年(283)，《魏志》上中兩卷爲東魏武定(543-550)版籍、下卷爲北魏永熙(532-534)版籍，《隋志》則兼及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下節安徽部分同此。
(16)如《晋書》、《宋書》、《南齊書》、《魏書》、《周書》有關紀傳，《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資治通鑒》、《讀史方輿紀要》、《嘉慶重修一統志》，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録》，洪亮吉《東晋疆域志》、洪
孫《補梁疆域志》、臧勵龢《補陳疆域志》、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王仲犖《北周地理志》等。下節安徽部分同此。
(17)僑縣歸入所隸屬的僑郡或實郡下。其領屬有變化者，注明原屬州、郡、國（基本以《晋志》爲準）；僑地無確考者，可即以其所隸郡之所在爲僑地。
(18)考《資治通鑒》卷一一八、卷一一九，并州鎮蒲阪，自義熙十四年(418)至元熙元年(419)，鎮虎牢自元熙元年至景平元年(423)。
(19)王仲犖《北周地理志》，中華書局，1980年，第745頁。
(20)遼西僑郡所領四縣，據《晋志》，肥如屬幽州遼西郡，真定屬冀州常山郡，新市屬冀州中山國，又潞縣，并州上黨郡、幽州燕國並有，而據《宋志》，作“潞屬上黨”。按肥如、真定、新市皆爲河北舊縣，僑置則屬河北舊郡遼西郡，推此，頗疑遼西僑郡所領僑潞縣，亦爲舊幽州燕國屬縣。如此，“潞屬上黨”疑有誤，作“潞屬燕國”可能更妥。惟別無堅强證據，而今述山西州郡縣僑置，爲免遺漏，故仍附於此。另詳胡阿祥《〈宋書·州郡志〉獻疑》，《歷史地理》第19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8頁。
(21)按新興郡本爲省併僑郡所置。據《晋書》卷一四《地理志》上（第428-429頁）及《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第1121-1122頁）：漢靈帝末，羌胡大擾，并州所領“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並流徙分散”，除上郡廢棄外，其餘四郡各僑立於塞下；及建安二十年(215)，又省雲中僑郡爲雲中縣，省定襄僑郡爲定襄縣，省五原僑郡爲九原縣，省朔方僑郡爲廣牧縣，合四縣置新興郡，治九原。“魏黄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至晋因而不改”，新興郡屬并州。
(22)按河東郡加“南”字應在宋初，詳參胡阿祥《〈南齊書·州郡志〉劄記》，《歷史地理》第10輯，第325-326頁。
(23)譚其驤《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原載《燕京學報》第15期，1934年。收入《長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9頁。
(24)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原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8年。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第37-39頁。
(25)以上其一、其二，詳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1頁。
(26)詳參何德章《讀〈宋書·州郡志〉劄記二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5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61-164頁。
(27)《宋志》所載僑州郡縣，有經過土斷、已有實土的僑州郡縣，其領户由注白籍改注黄籍；又有未經土斷、仍無實土的僑州郡縣，其領户所注當仍爲白籍。白籍對於政府來説，是不税不役的虚户，並無多大的實際意義，因此，《宋志》僑流白籍户口數之不系統、不完整，且準確度遠低於土著黄籍户口數，是可以斷言的。以秦州隴西郡爲例，《宋書》卷三七《州郡志》三（第1157頁）：“文帝元嘉初，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歸化，六年立。今領縣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按從元嘉六年(429)到大明八年(464)或宋末，凡三五十年時間，其間未見對隴西郡的民户割屬，即使不考慮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素，隴西郡領户也失去了一多半。這種僑流人口從版籍上脱漏的現象，可能是無實土僑州郡縣的一種普遍現象。又相對於土著黄籍户口數，經過土斷核定的僑流黄籍户口數，由於僑流不願屬籍等複雜原因，也存在比較明顯的脱籍與離散現象。詳胡阿祥《論土斷》，《南京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第83-92頁。
(28)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第410-411頁。
(29)譚其驤《晋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長水集》（上），第219-220頁。
(30)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第411-412頁。葛劍雄並且强調“二百萬無論如何只是一個下限”。
(31)《宋志》只在州郡下記户口數，其與山西有關的僑置并州户口敷缺，諸僑縣户口數則據郡户口數平均分配；另有大明八年時已廢之僑郡縣，則據廢入之郡户口數斟酌統計，以僑郡縣雖廢而僑人尚在也。
(32)據上一小節，則《晋志》西晋司州河東郡蒲阪境内又曾短暫僑有并州、平陽郡，而蒲阪本在今山西省域。本小節既述山西僑流人口的輸出，故類似這種省内的遷徙，不復計入。
(33)按僑州不直接領僑流户口，故不與僑郡僑縣所領僑流户口重複統計。并州僑有五處（山西省外四處），《宋志》也無其户口數字的記載。
(34)粗略的計算如下：户口可考的十七縣爲四萬七千八百九十口，平均每縣得二千八百餘口；以此規模推之，户口無考的十二縣約計三萬三千六百餘口。可考無考兩者相加，便得八萬一千四百九十口。而按照上述葛劍雄對譚其驤先生“南渡人口約共有九十萬”、實際應有至少“二百萬左右”的補充説明，則八萬一千四百九十口又可同比放大到約十八萬口。
(35)“乞活”是“流民之中團結最堅，活動地域最廣，歷時最久者”，其始末詳周一良《乞活考》（原載《燕京學報》第37期，1949年。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論集》，第12-29頁）。參考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3-82頁。
(36)《晋書》卷一○二《劉聰載記》：“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於冀州二十萬户，石越招之故也。”（第2673頁）又《資治通鑒》卷八九建興四年：“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民歸之者二十萬户。”（第2833頁）
(37)《晋書》卷六三《李矩傳》，第1706-1710頁。
(38)《晋書》卷七二《郭璞傳》，第1899-1901頁。
(39)2001年2月，南京西郊郭家山西南麓發現温嶠墓。據出土墓誌，温嶠父名襜。
(40)《晋書》卷六七《温嶠傳》，第1785-1795頁。
(41)《晋書》卷七五《王承傳》，第1960-1961頁。
(42)《晋書》卷五六《孫統傳》，第1543頁；卷五六《孫綽傳》，第1544、1547頁；卷八二《孫盛傳》，第2147頁。
(43)《晋書》卷三六《衛玠傳》，第1067-1068頁。
(44)《晋書》卷九○《鄧攸傳》，第2338-2340頁。
(45)參看唐長孺《晋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第127-192頁。
(46)《晋書》卷一○○《載記序》，第2644頁。
(4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第64頁。
(48)詳胡阿祥《中國歷史上的漢國號》，《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第130-136頁。
(49)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第76頁。
(50)如上所述，在西晋今山西省域的一州、八郡國、六十七縣中，一州、六郡國、十七縣有對應的僑州、僑郡、僑縣；無僑置的二郡國，一是西河國，此本爲匈奴的大本營所在，又一是樂平國，其時並無顯著的大姓遷徙南方，而且其周圍又爲羯人的主要居住地。進而言之，如果對照山西“籍”僑郡、僑縣與山西“籍”南遷大姓，可以明顯地感到兩者之間相當吻合的關係，詳參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歷史地理》第1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40頁。
(51)參考胡阿祥《東晋南朝人口南遷之影響述論》，《六朝歷史與吴文化轉型高層論壇論文專輯》，《吴文化博覽》2007年第5-6期，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年，第25-34頁。需要稍加分析的是，以上山西大姓多非舉宗南遷。按東晋政權的支柱是僑姓與吴姓，僑姓依地理的遠近，又有區別。一類是河南大姓，以路近而多舉宗南遷；另一類大姓距離南方較遠，有一部分播遷江左，成爲僑姓，另一部分則留居北方原籍，就該大姓而言，形成南北兩支發展的現象，大多數山西大姓正是如此。然則既留居北方原籍，就難免出仕胡人政權，如匈奴劉氏漢趙政權中的上黨崔氏、朱氏；羯族後趙政權中的河東裴氏、柳氏，太原王氏，上黨續氏等。詳胡阿祥《中古時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論》，《歷史地理》第11輯，第111-140頁。
(52)署名胡嘏，載《安徽史學》1990年第2期，第7-14頁。
(53)按豫州、南豫州是今安徽境内最主要的兩個僑州。自東晋迄陳，其分合興廢頻繁，治所遷徙不定。劃成實土後，轄境及領郡也時有盈縮、增减。以上所述僅其大概耳。
(54)《宋書》卷三六《州郡志》：“《永初郡國》羌人始立。”（第1075頁）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引《宋略》則云：太初元年(453)遷金墉（今河南洛陽市東北魏、晋洛陽故城西北隅）人於壽陽，號爲祟義縣（第536頁）。今依王説。
(55)譚其驤先生文中的結論則爲：安徽省境内僑民之來自北方諸省者，以河南占極大多數，河北次之，山東、山西又次之，陝、甘二省無。而本省及江蘇省境内淮南、北之人，亦多僑在大江南北。
(56)譚其驤先生文中指出：“南遷之時代，亦略有先後可尋。大抵永嘉初亂，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蘇、皖之淮北流民，即相率過江、淮……成帝初以内亂引起外患，江、淮間大亂，於是淮南人及北方人之向之僑在推南者，更南走渡江……宋武帝北平關洛，復有青、冀、司、兖之地。自宋武帝没，南北交相侵略，而宋人屢敗。少帝世既已失司州，文帝世魏人又大舉南侵，以至於瓜步（六合縣東南），至明帝世而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並没北庭，於是其民多南渡淮水”云云。又由上一小節可知泰始失淮北與安徽境内僑州郡縣的密切關係，其疆域變遷之背景，另詳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西安地圖出版社，2000年）第86-87頁的有關敘述。
(57)這些僑州郡縣，齊、梁、陳三代又多有變化，如分置、改置、廢置等等。
(58)《晋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附王猛傳》，第2933頁。
(59)參考胡阿祥《東晋南朝僑州郡縣地理分布述論》，收入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0-427頁。
(60)胡阿祥《東晋、南朝江蘇境内的僑州郡縣》（《江蘇地方志》1990年第3期，第40-44頁）指出：“江蘇地處南北之交，建康又是帝都所在，北方僑流尤爲集中；本省沿淮人口又多有僑遷長江南北者，故江蘇境内僑立的州郡縣特多特雜。……粗粗統計，凡僑州十三，僑郡六十五，僑縣一百九十。”
(61)今安徽境内僑州郡縣，置於《宋志》大明八年以前者凡四州、十六郡、五十四縣。
(62)各僑郡縣的具體數字，見上一小節四欄中的第四欄“《宋志》户口敷”。
(63)此據《宋志》今安徽省域郡縣户口數統計。列入統計範圍者如下：揚州淮南郡六縣、宣城郡十縣、新安郡三縣，徐州沛郡二縣、下邳郡一縣、陽平郡三縣、鍾離郡三縣、馬頭郡三縣，南兖州盱眙郡一縣、秦郡一縣、南沛郡三縣，南豫州歷陽郡五縣、南譙郡六縣、廬江郡三縣、南汝陰郡五縣、南梁郡九縣、晋熙郡五縣、邊城左郡一縣、豫州新蔡郡二縣、譙郡四縣、梁郡一縣、汝陰郡三縣、陳留郡四縣。
(64)安徽以其特殊的軍事地理位置，其境内僑流成爲兵户或營户以及具有私兵性質的部曲的情況，相當普遍。參考唐長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3-94頁。
(65)粗略的計算如下：户口可考的五十一縣爲十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口，平均每縣得三千六百九十四口；以此規模推之，户口無考的三縣約計一萬一千零八十三口。可考無考兩者相加，得十九萬九千五百口。而按照葛劍雄對譚其驤先生依據《宋志》得出的“南渡人口約共有九十萬”、實際應有至少“二百萬左右”的補充説明，則十九萬九千五百口又可同比放大到約四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然則四十四萬餘口，與譚其驤先生文中的“安徽約十七萬”，差距頗大。
(66)其具體情形，參考上引胡阿祥《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設立及其分析》。
(67)即以宋大明八年或宋末的四十四萬人估計數計算，到南朝末年又已經過去了一百餘年，如果按照5‰的年平均增長率，則達八十餘萬人。考慮到安徽地處南北交争地帶、政局不穩、經濟發展受到影響以及南北政權遷移人口離開安徽，加上安徽僑流人口及其後裔主動或被動地遷出與散亡等等因素，而不計齊、梁、陳時代遷入安徽者，如此“截長補短”，筆者相信所謂“八十萬之譜”應是從低估計的數字。
(68)所謂“河南人大都東南遷安徽”，即因河南人多取道渦水、潁水、汝水等東南下，抵淮或再過淮。
(69)詳參上引胡阿祥《東晋南朝僑州郡縣地理分布述論》。
(70)詳參田餘慶《東晋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6-209頁。又潁川庾氏、陳郡謝氏，譙郡桓氏之本郡潁川、陳郡、譙郡，皆僑置安徽境内。
(71)地方長官帶將軍號統兵、開府置屬謂之軍府。魏晋以來，由於戰事頻繁，各地頗設軍府。起初，軍府與州郡並立，實行軍民分治。東晋南朝時軍府逐漸取代州郡而成爲事實上的地方政權。東晋置於豫州的軍府，因相對於建康其位置在西，故稱“西府”。
(72)以淝水之戰爲例，田餘慶《東晋門閥政治》指出：“淝水之戰是在陳郡謝氏諸兄弟迭爲州將的豫州境内進行，東晋的指揮者是謝安、謝石等人，主力軍是謝玄所組由謝氏豫州舊將劉牢之率領的北府兵。”（第185頁）又可以補充的是，從當時軍事動向看，謝玄等指揮的北府兵衝鋒於前，謝安當以西府兵殿陣於後，這不僅因爲淝水之戰就發生在西府防區，謝安的身份又能協調西、北兩府的行動，而且豫州西府乃謝氏家族多年經營，以其殿後更形保險。只是北府一戰得勝，於是聲名大振，而西府殿後之功，相形之下便湮没無聞了。
(73)陳寅恪《述東晋王導之功業》，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56年第1期；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8-68頁。
(74)如北地傅氏、潁川庾氏、高陽許氏、陳郡謝氏、陳留阮氏、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太原孫氏、高平郗氏、譙郡戴氏、樂安高氏、琅邪顏氏、濟陽江氏、濟陽蔡氏、廬江何氏、高陽許氏、魯國孔氏等等。再以會稽郡爲例，隨舉一些曾經生活於此的具體人物如下：北地傅敷、傅晞，潁川庾琛、庾亮，陳郡謝奕、謝安、謝方明、謝靈運，琅邪王羲之、王凝之、王徽之、王獻之、王隨之、王鎮之、王弘之，高平郗愔、郗超，樂安高柔，高陽許詢，太原王述、孫統、孫綽，廬江何子平，陳留阮裕、阮萬齡，譙郡戴逵，魯郡孔淳之，河南辛普明。
(75)以吴興郡爲例，河内郭文隱居吴興餘杭（《晋書》卷九四《郭文傳》，第2440頁），潁川陳達家於吴興長城（《陳書》卷一《高祖紀》，中華書局，1972年，第1頁）。又《晋書》卷七八《孔坦傳》載其爲吴興内史時，“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第2057頁），可見吴興郡境的江淮流人數量必定不少。
(76)《宋書》卷五○《劉康祖傳》，第1446頁。
(77)《宋書》卷九四《徐爰傳》，第2312頁。
(78)《南齊書》卷一四《州郡志》上，中華書局，1972年，第255頁。按此“大姓”當既有遷來的僑姓，也有土著的吴姓。
(79)《隋書》卷二四《食貨志》，第674頁。按“浮浪人”還包括南方的“無貫之人”。
(80)秦冬梅《論東晋北方士族與南方社會的融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134-141頁。
(81)本段的討論，另詳上引胡阿祥《論土斷》、《僑置的源流與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產生》、《東晋南朝僑州郡縣的設立及其分析》、《東晋南朝僑州郡縣地理分布述論》諸文。
(82)有關這些問題的初步討論，可參考筆者指導的劉新光《永嘉亂後北方移民的地域選擇——以江南爲例》（胡阿祥主編《江南社會經濟研究》六朝隋唐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第97-143頁）、宋豔梅《兩晋之際河東裴氏播遷考論》（《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第13-17頁），以及上引胡阿祥《東晋南朝人口南遷之影響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