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之二）——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心目中论文,之二论文,国学论文,一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国学向史学转移后唯物史观的兴起
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到章太炎的新六经皆史观念，以及大约同时刘师培实际上按照西方学术分科来整理先秦学术的另一种新六经皆史取向（注：对此我会另文专论，可参考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收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1—210页；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版。），近世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中本有一条越来越趋向史学而或隐或显的路向，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提出“六经皆史料”的观念虽有突破，其实也是沿此一线在走。（注：新文化人在区分“史”与“史料”方面有继承也有突破。胡适将章学诚的“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解释成“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姚名达认为胡适“于章先生中心见解，不免误释”（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而胡未必是不懂，更可能是有意的，他不过借章之语而转用之。新文化人必须区分“史”和“史料”的思路或可从毛子水下面一段话中去理解：“国故的大部分，实在就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前人所做的从前人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用他；因为现在人的历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应当和从前人的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眼光新做出来，方能合用。因此，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后来国学的走向史学，大致可以看作这一路向由隐到显的发展。
同时，国学也面临着“中学”当年已遇到的能否“经世”的问题，正是经世的需要让传统中国学问中与之最接近的史学取代经学而一度成为中国学术实际的中心。（注：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张君劢在19世纪末年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张生于1886年，自称13岁考入此学堂），那时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实这里的“英文”和“国文”更多是中学与西学的区分：“四天读英文的时间，并不完全只读英文，而是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都属于英文”；而“三天读国文，就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功课。”（注：张君劢：《我的学生时代》，《再生》第239期，1941年11月15日， 第7页。）广方言馆本是侧重西学的，故中西学中以西学为重自属当然。 有意思的是“中学”实际已基本读史（三通是“古代史”，掌故是“国朝”的现当代史）。“国文”既然早已出现史学化的倾向，后来“国学”走向史学便是顺理成章的发展。（注：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文学”的考据化，详另文。）
宫崎市定提出，民国“历史学与国学”的“分离独立”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刘龙心经过远更仔细的研究将其确定在北伐后国民党执政的初期，她认为“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停办、〔国民政府〕《大学组织法》的颁布以及北大史学系推动第3 次课程改革”等事件“代表了一个学术分科时代的来临。自此国学不但逐渐为现代学科体系所分化，史学也因此而与国学正式分道扬镳”。（注：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宫崎市定语也引在此文中。）这样的观察自有所见，惟机构的兴废虽极具象征性，然各国学机构的建立并不在史学机构之前而反在其后，尤其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正成立于1928年，岂非提示着相反的方向？如果从学人的自视及其实际治学的对象和方法看，许多在国学机构供职的学者未必自认是在研治“国学”，而撰写论著标明国学者却多在非国学机构从业；清华国学院停办后原有的学人似未出现治学取向的明显转变，而燕大国学研究所之所为却与清华、北大两国学机构所治有明显的差异。（注：关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参见陶飞亚、吴梓明《燕京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学人》第13辑，1998年3月，第59—100页。）
更重要的是，“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在具体治学层面，或者经学对史学的控制性影响要实际得多，所以史学要言“独立”，恐怕更多还是针对经学而言。陈寅恪论民初新史学时，即特别强调其“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的特色。（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342—375页。）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太长，且始终具有“模糊不清”的特征，则其与早就长期存在的史学（虽然未必是所谓“现代学科体系”意义上的史学）的互动关系恐怕还要微妙复杂得多。
总体地看，若说短暂风靡一世的国学在北伐后走向衰落大致是成立的。相比起来，史学虽然也不能对“富强”有多少直接的贡献，但在学科认同上毕竟比国学要超越得多（这在中西新旧对立的时代里有特别的作用）。本来整理国故时期的“国学”在具体内容或研究题目方面已逐渐向史学转移，国学的学术认同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这一趋势。而1926年《古史辨》出版并风行更将许多学人的实际注意力由“国故”向“古史”转移，也是导致史学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既然整理国故的风行与考据的“科学化”有直接的关系，国学的衰落也影响到作为其基础方法的“考据”，使其逐渐陷入困境。结果，考据究竟是否科学？若考据未必科学则什么是科学或要怎样研究才科学便成为新的问题。很可能与这一新语境相关，张东荪在1934年重提此议，在天津《益世报》发表《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吗？》一文，仍在反对“许多人都说清儒所用的考据方法就是科学方法。本来有一派学者主张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在其内容，而在其方法。凡是用科学方法的都是科学，因此丁文江先生称胡适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是科学。果尔则清朝学者的音韵研究辨伪研究当然是科学了。”他认为“这样的说法太笼统，太容易使人误会”。因为科学“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历史科学”。而二者的“方法确有不同”， 即“一个是用考证，一个是用证明，二者的区别却甚大”。 故“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的方法，而不能够笼统称之为科学方法，因为有使人误会为自然科学的方法的嫌疑”（注：张东荪：《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么？》，1934年2月12日《益世报》。）。
这基本上是白马非马的论证法，并无什么进一步的认识。（注：在一般人看来，“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是以“科学”一方获胜而结束的。但“人生观”一方显然不服气，张君劢在1934年撰写《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重新检讨十年前的论争，实即力图“翻案”；张东荪这一继续考辨或者即与张君劢的“清算”是互相配合的，他在文中以大禹是否存在来举例，显然有针对古史辨派之顾颉刚的含义。）五四人虽然认为所有学问都是（或应该是）科学，他们当然也知道科学中还有类型的区别，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江和他自己都“最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恰将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其适用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方法考据颇相类。（注：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4页。）反对“国故”的傅斯年后来提出“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也是相当有分寸的类似思路（他并不提将史学建设得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
张东荪虽趋新（然未据主流），却有张尔田这样一位守旧而专事考据的兄长，所以他还承认“考据方法在自身本有他的价值，正不必影戤自然科学方法而后方有价值”。但对许多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凡属“中学”范围的学问已不见得高明，而考据更是被推翻的“前清”之胜朝余烈，科学对考据所起的正名作用的确至关重要。梁启超在1922年自供说，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可寻，以成为科学。“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承认其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具有想为史学“取得科学资格”的心态。（注：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页。）
民初中国学人的一个主要关怀就是要使中国学术预世界学术之流，而中国学术的“科学化”是预流的重要先决条件。观许啸天1927年所辑的《国故学讨论集》（注：群学社1927年版，今有上海书店影印本。），特别是第二集《学的讨论》和第四集《人的讨论》，在在均可看到将中国旧学用西式学科名词或当时流行的新名词表述的“整理”意识，许多更已明白直接地表现在文章的题目上，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和《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黄近青的《中国文学史的大概》、无观的《墨子与科学》、甘蛰仙的《宋明哲学家的人格活动》、徐剑缘的《荀子的心理学说》、吴虞的《消极革命之老庄》和《墨子的劳农主义》、陈宗列的《商君政治哲学》、刘月林的《颜习斋的哲学》以及胡适的《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等。这些文章的一个总精神便是将文字流传的中国传统“科学化”，以进入“世界学术”之林；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明确将清人使用的考据定义为“科学”方法，更是典型的表述。陈独秀说其“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却甚能概括这些人的心态。
张东荪特别点出“清朝学者”也是有深意的，不仅因为胡适已正面表彰清代学者考据方法的科学性质，更重要的是民国是以革命的方式代清，而各方面的“革命”都得到提倡恰是那些年的时代风气，则前朝学术似不应在新朝仍受推崇。由于“科学”所起的正名作用，如程千帆又几年后所说：清季兴起的今文经学已因“政局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倒是乾嘉“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注：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3年2月1日， 第2页。）考据之名正，以考据方法治学者便言顺，反之亦然。虽然程千帆等仍看见考据的“风靡”，其实北伐后治考据史学者多只能在学院派的研究群体中仍具地位（这里仍有新旧之分，新派多不承认“旧派”考据的地位），而与社会思想言说更接近的非学院派学术中另一种重视理论的史学明显上升（社会史论战即是最典型的代表），且对学院派构成巨大的冲击。
可以说，北伐后两种史学的竞争是更早就开始的思想竞争的发展和继续，早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开后来实验主义和唯物史观竞争的先河。这一竞争当然不仅是学术争端，而有着更广阔的关怀和社会、思想背景，此非本文所能详论；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双方都自称“科学”而且试图证明自己更科学。当时的社会认知也大致承认两者都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伍启元后来总结说，“科学方法最盛行有实验主义”，而“辩证法的唯物论至少也有同样的重要”。虽然“实验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常常施以攻击，这两派的学者至今还常常互相争论”，这并不妨碍它们都是“科学”的分支，而且是当时最主要的分支。（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9、38页。）
张君劢在1934年认为陈独秀当年不过“借科学与玄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如果确是如此，则陈独秀可谓相当成功。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还是中学生的唐君毅后来回忆说：北伐以后，“上海的思想界则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征服”。史家陈志让也认为，在那次的论战中，科学派虽然取得表面的胜利，却不久即“输给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张君劢分析唯物史观何以“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恰因为“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大家想望社会革命的时候”。这一分析极有见识，唯物史观根本就是论战时“科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并非与“科学派”相异的另一势力。（注：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期，1934年7月1日，第8—10页； 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传记文学》第28 卷第 3 期，1976年3月，第18页；陈志让：《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思想界已先拔头筹的实验主义对唯物史观一度相当包容。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陈独秀解释他的“唯物的历史观”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胡适则认为“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他说：“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物质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如果陈所说的“客观的物质原因”也包括“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心的原因”，这样的唯物史观他也“可以赞成”。（注：《陈独秀序》、胡适：《答陈独秀先生》，均载《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6—27页。）
胡适如此说已相当恭维唯物史观了，但陈独秀还是不满，再申他“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这些因素“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却不足与具支配地位的经济同等。简言之，“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表兄”。这确实是个重要的区别，一般都同意到新文化运动时中国人学西方已跨越西艺、西政而到文化层面的西学阶段，所以新文化人多从西方“物质进步”中看到“文明”；而唯物史观对经济的重视很可能导致对更接近经济基础的西艺或“制造”的重新关注（后来的抗战更增强了这一倾向）。有了新思想武器的陈独秀即认为“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近代“有些中国人，一面绝不注意工业，一面却盲目的提倡教育，真是痴人说梦”。（注：陈独秀：《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第30—32页。胡适曾寄希望于苏俄的认真办教育，以为可以通过这一努力由专政转化到民治。有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的陈独秀与胡适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认为，既然“欧美资本社会教育进步，完全是工业发达的结果”；苏俄虽然极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列宁如何热诚，所谓教育普及，眼前还只是一句空话”。教育尚不能普及，胡适所期望的民治就遥远得很了。）欧美教育究竟何以进步且不必论，中国在戊戌维新之后确实存在重“教育”而轻“制造”的倾向却不容否认。
我在别的文章中已说过，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前后曾主张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史观这两种方法应该合作成一条联合战线，胡适在十年后虽认为二者合不起来，当初却与中共有相当正面的呼应。（注：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实际上胡适到1924年还在与他的朋友陈衡哲讨论唯物史观，陈表示，“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 〔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唯一工具。”（注：《陈衡哲致胡适》（1924年5月28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2—253页。）这是陈衡哲回复胡适当年5月17日的信，据前后信揣测， 胡适在唯心与唯物史观中显然倾向于后者；而陈特别要辨明她同样“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也值得注意。胡、陈皆非一般意义上的左派，而其当时对唯物史观虽有保留但大致接受的态度很能提示那一时代的思想趋向。
对本文的论题重要的是，“科学”在中国这两大分支取向虽然不同，却皆是“历史的方法”。伍启元指出：“实验主义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辩证法唯物论是用唯物史观的见解来研究事理”。而两者的贡献也具体落实在史学之上：“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辩证法的唯物论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在史学方面”，即以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社会史。“《古史辨》的贡献是在破坏伪古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目的在建设真古史；它们在现在所得的结论，虽然都不必是定论，但它们已为后来研究古史的人打开一条大路了。”（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68、73页。）
伍启元是左派，所以他关于破坏与建设的区分有一定的倾向性（当时非唯物主义派的史家主张或实际从事古史“建设”的还大有人在，详另文），但他主张唯物史观派的工作是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派的继续这一点，当时有不少人赞同。顾颉刚在1933年就说：学术是发展的，信古的清代学者整理古书的成果，传下来却“给我们取作疑古之用！所以然者，他们自居于‘下学’，把这根柢打好了，我们就可跳一极而得其‘上达’了。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极，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极。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要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此语或不免有自谦的成分，然决非虚伪。这段话的思路和口气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胡适1922年回应中共政治主张的表述，当时胡适将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所提出的十一条原则全部转载于《努力》后评论说，“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步骤先后的问题。我们重在‘现在’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故事事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既然“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和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 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注：胡适：《这一周》（1922年7月），《胡适文存二集》第3卷，第167—169页。）可知胡适、顾颉刚等那时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唯物史观的研究取向都至少一度采取“敬而远之”的包容态度（当然其间的保留也很明显）。
顾颉刚到1935年回顾其学术路向的发展时说，1921年他开始辨古史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顾知道原来打算“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的计划太大，所以“马上缩短阵线，把精力集中在几部古书上”。（注：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第64页。）
这段话清楚地提示了从事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诸公开始时的学术语境及此后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实际基本没有超出文献的范围，但开始时却非有意如此，而是原以为靠“整理”既存文籍就可解决问题；在认识到地下材料和社会分析两方面的重要性后，有些人也许追随，然顾颉刚却选择了缩短阵线的办法，变为有意识地仅从事文籍考辨的工作。也就是说，当年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最大的学术挑战来自“地下材料”和“社会分析”所代表的两种治史取向（而非仅唯物史观一种）。考虑到胡适等人谈“科学”时对“材料”和“方法”的强调，这两方面的冲击有多么强烈不言自明。
最能追随时代的胡适在北伐刚结束时即有转变，以前最讲究“方法”的他转而强调“材料”的重要，特别指出那种认为只要“有了精密的方法，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粪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的观点（可对比前引顾颉刚所说科学的材料可以包括星辰和尿溺的见解）只是“片面的真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从清儒到顾颉刚的中国学术，“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与西方自然科学以“实物”为材料的取向迥异，而成绩更不能比。胡适违背自己原来主张的发现恒星与发明字义平等的主张，不得不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甚至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这等于是提倡“以实物为材料的科学”去打倒“以文字为材料的科学”）。（注：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第2 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87—205页。按胡适在1936年说：科学与人生观这场论战“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又早已被一批更时髦的新玄学‘取而代之’了”（胡适：《丁文江这个人》，《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 页）。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学术而言，但在学术上则很可能是指唯物史观，说明他基本是对“地下材料”一方做出反应，而对唯物史观有更多保留。）
顾颉刚既然自知在材料和方法上都已有所不足，缩短阵线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它其实意味着自己承认在相当程度上从学术一线退出。整理国故的逐渐让位于史学固因此，古史辨派即将走向衰落的造因也已隐伏于此了。对于曾居主流的顾颉刚来说，身历北伐后唯物史观的“风靡一世”，感觉一定非常强烈。但由于自知在“社会分析”方面的不足，他对唯物史观的正面挑战只能持一种防守的态度。针对“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一点，他首先表示“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只是“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如果要“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顾将此视为史学领域内的“分工”，接着便说出前引关于“下学”与“上达”的一段话，态度相当谦退。（注：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古史辨》第4册，第22页。）
但唯物史观派（比陈独秀更年轻的一代）对胡适等人却不那么包容，如果说李季、彭述之等在思想言说领域对实验主义的攻击已近于“谩骂”（注：伍启元语，参见其《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74—75页。），郭沫若在学术圈内对整理国故的正面挑战也相当不留余地。他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斥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在被认为是唯物史观代表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特别强调他们的“批判”与胡适等人的“整理”非常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注：本段与下段均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郭氏与顾颉刚相类，也同意“‘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但他基本不承认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反认为罗振玉和王国维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罗振玉的功劳主要是以“崭新的方法”搜集甄别史料，而王国维的著作所包含的更“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方法”是胡适毕生最引为得意者，似乎还未必有罗振玉那样“崭新”，而其“科学”竟然也不如王国维！这样的整理国故，还能有多少学术地位呢？郭沫若更明确指出：要谈国故，仅读清儒的著作是不够的，“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而胡适研究古代哲学史的缺点正在于“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
前引顾颉刚的观察已说唯物史观的长处在于“社会分析”，这在当时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这里仅取一例：郭沫若在书中说，商代既是畜牧盛行的时代，“那吗商代的社会必然还是一个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只要是对于新兴科学稍稍受过训练的人，立刻便可以得到这个暗示”。（注：这是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141 页中所引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9页），当为该书的初版，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中所收的修订版这一段话改为“商代都还只是畜牧盛行的时代，那末商代的社会应该还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第19页）。关于“新兴科学”的那一句已不在。）这一叙述特别传神，只要稍受训练，立刻便可以得到暗示，也立刻与未受此训练者有了区别；不仅立竿见影，而且高下立判。这里“新兴科学”的威力和效果真是神奇得很，未曾掌握这一“新兴科学”的胡适等人当然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四、结束语
本来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而国学明显地是“中学”的近义词；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本身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那时许多人根本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得到采用（尤其胡适明确指出选择这一词汇就因为其中性），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即曾较有吸引力，惟不持久；到国故这一中性名称得到标举，并且是由留学且比较西化的胡适来表述，整理国故运动立刻如日中天。（注：只要认真考察，清季民初凡对中学取肯定态度而能具影响的，无不具有西方的色彩，《国粹学报》派已开以西学治中学之路的先河，《学衡》派更将此道光而大之。就像胡适在北大要能考据才足以使章门弟子心服一样，没有西方背景这一保护色或免疫力，也就几乎没有为中学说几分话的余地。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也就是说， 整理国故能在全国不胫而走，既有中国学人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胡适虽曾否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说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只是学术工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但这未必是其全部的真意。（注：《胡适致胡朴安》（1928年11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97页。关于整理国故与胡适的民族主义， 参见罗志田《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胡适反传统思想的民族主义关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
陈独秀确实看出了整理国故在这方面的实质，即“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胡适曾辩称他们的立场是中立的，但那只是将整理者自己置于一个超越的地位，即与所整理的国故似乎没有什么内在关联的地位。科学的超越性在这里得到凸显，整理者如果是科学家而不是具体的中国人，则国故也不过是研究的对象而已；但国故这一名称本身终揭示了整理者与被整理者之间不仅仅是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也正在于此，后来的反对者实际反对所有以“国”字开头的名目（详另文）。反对派的观念很清楚：国故本无多少整理的价值，至少在那时不是当务之急，而且会妨碍引进不论以什么名目表述的西学这一中国当下最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个观念渊源甚早，至迟也可追溯到甲午战后的严复）。
有意思的是，如果依照民初人开始遵循的西学分类，国学或国故学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而科学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本具有“分科之学”和分科治学的意谓。但国学或整理国故如果不“科学化”，其实难以成为中国学界注目的（哪怕是短暂的）主流。因此，“科学”落实到以史学为中心内容的“整理国故”之上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国学“科学化”的进程；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虽然最后还是因不够“科学”而以下台告终）；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居然走向了“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论”，而“科学”这两大分支又具体落实为整理国故、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这样的后果，即因这种种因素所促成。此时反思梁启超所说西洋学问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或能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意无意间怎样结合得一新知。
标签：国学论文; 科学论文; 顾颉刚论文; 赛先生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陈独秀论文; 胡适论文; 古史辨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