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港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籍南斯拉夫史家斯托亚诺维奇提出，西方史学中存在三种范式：一是从希腊罗马到近代早期的鉴戒性范式，二是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叙述性范式，三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范式〔1〕。 这是他根据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对西方史学所作的概括。受此启发，笔者认为自1950年迄今的港台地区史学区可分为三种范式：一是以新考据史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它随胡适、傅斯年等人从大陆迁到台湾，在1970年以前一直是港台地区史坛的主流，此后江河日下，日渐式微；二是以广义新儒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史学，它以香港为主要活动基础，时起时落，一直是港台史坛的一支偏军，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新儒学隆兴而影响不断扩大；三是社会科学史学，它是受欧美史学的影响而在港台地区兴起的，50年代后期，殷海光首倡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正式揭起社会科学史学的大旗。嗣后，《思与言》杂志不断为之摇旗呐喊，使这样一股史学思潮不断成长壮大；到1971年《食货月刊》复刊，在一大批史界新人的共同推动下，社会科学史学思潮一跃而成为港台史坛的主流，影响日益扩大。
库恩根据自然科学史，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范式做了这样的定义：“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代表这一范式的著作有两个特点，“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就范式的这些特征而论，港台地区的社会科学史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史学范式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
自1950年以来，港台地区的新考据史学虽然因社会环境和人事变迁的影响而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中，但是，正如杜维运所说，到70年代为止，“不可否认，考据仍然是史学的主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可以说完全笼罩在考据风气之下，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与考据有极深刻的渊源，学术著作的审查以及奖励，也以其是否有考据份量作最重要的标准之一。”〔2 〕考据的这种地位使得任何欲作不同方向研究的史家落在受蔑视受压抑之列，而这种有形无形的内在外在（心理、制度）压力无疑给新史学的发展设下了巨大的障碍。
港台社会科学史学在其探索发展过程中始终与新考据学派所代表的研究规范处于对立的位置。自殷海光创议以来，新潮史家引介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强调解释和对大规模史事的重建工作，这一系列的努力都表明他们试图突破考据史学所设立的限制，创造一种新的史学范式。但是如果不能奠立一种与新考据史学一系列的理论假设旗鼓相当甚至超越它的理论前提，那么，新考据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新潮史家来说都将始终是一种严重的学术挑战。倘若如此，则不论怎样引介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或者只是济新考据史学之穷，或者只能为考据史家所轻忽。这样下去，社会科学史学将无法真正建立起它在学术界的地位。
林毓生早在50年代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时，就对新考据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和不满，但是他又找不到有力的论点来反驳考据史家为考据史学辩护的说辞。直到1975年，经过10多年的酝酿与思考，他开始在港台大力提倡“不以考据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提出人文研究的中心目的是寻找人的意义，凡是离这中心越远的东西，便越称不上人文研究的主题。从此出发，林毓生认为考据史家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企图把史学变成实证主义或19世纪德国语文考证学派所界定的“科学”，在根本上不能成立，而且也根本无法达到。他认为作为人文研究的史学，其意义根本不在于此，而在于借历史的了解，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人生、社会与时代，并进而寻求一些积极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有真正的创见，史家应当是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而不是考据史学的史料发现家， 考据在历史研究中只能是边缘性的东西〔3〕。在这里，林毓生开始在理论前提上建构社会科学史学的规范，并试图以之击倒和代替新考据史学的那一套理论假设。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到1982年，林毓生写作《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在论及考据工作时，他提出“学术的进展在于重大与原创问题的提出；重大与原创问题提出的时候，不必做功利的考虑，但不是每个纯学术的问题都是重大与原创的问题。从这个观点来看，解答材料的考据工作是在严格的学术价值等差观念中层次较低的工作。无论考据做得如何精细，考据本身是无法提出重大与原创的思想性的问题的”〔4〕。到这时， 林毓生觉得自己终于比较圆满地消除了新考据史学对自己的压抑感，真正从理论上回应了考据的挑战，并战胜了新考据史学。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林毓生逐渐抛弃了50—60年代他所崇信的逻辑实证主义，而对于儒家人文主义的创造性转化提倡得越来越积极。这种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成为他70年代以来所关心的主要问题，而这一提法和思考方向也日益被大多数学术界人士所接受，影响日渐扩大。
与林毓生的思想历程相似，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史家也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发现，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中应当发挥人文主义思想的作用，而这种人文精神引导下的历史研究又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极为深厚的渊源。他们从这一方向批判考据史学，建构自己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因而不约而同地对注重从历史中发现意义的钱穆史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并有相当的认同感。如许倬云以私淑钱穆自承，并对儒家的人文理想怀有较强的敬意和归属感。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实际是为了明白自己，了解自己。我们由过去的经验中可累积许多经验，也可汲取智慧，这才是历史的主要意义〔5〕。 而素以提倡新方法知名的台大历史系教授黄俊杰，一方面力倡历史教学要以人文精神为依归〔6〕， 一方面又认为钱穆所主张的能守旧方能开新是未来史学的一条康庄大道〔7〕。 他对港台学界一味授引西学，少有自己创见，实证学风流行，作了相当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他看来，70年代以来港台学术界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在学术研究中普遍注重价值问题等一系列发展学术的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学术传统，以开创学术研究工作的新局面”〔8〕。
二
下面，我们试对港台社会科学史学的理论方法的特点作几点概括。
第一，与以往史家只关注政治史、军事史不同，在研究的视角上他们更注重社会大众的历史，主张从基层考察社会的构成与变迁。杜正胜专治先秦两汉史，他自称研究对象一贯在于人民大众，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陈述无名群众对历史的贡献。他的周代城邦说和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编户齐民论都立足于此。编户齐民这一观点的提出“侧重政治结构下的社会基盘，除说明春秋中晚期以下的新形势外，也尝试对中国更长远的历史发展提出结构性的解释”〔9〕。 早年他多从制度史入手论社会史问题，近年乃更提出要在以往的社会史骨骼重建之后，转以内在血肉精神的探讨为方向的新社会史研究，核心即“生活礼俗史”〔10〕。黄宽重撰文评价海峡两岸近40年的宋史研究，认为“两岸都对社会中最基层的部分，如风俗、习惯、婚姻与家庭、宗教信仰、人际网络、基层社会组织、社会群象等，与一般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史部分”〔11〕，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这是今后宋史研究者所应努力的方向。1981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陶晋生主持下开始实行为期4年的《中国近世社会构成》研究计划，参加者除陶晋生外， 还有黄宽重、黄清连、洪金富。这个研究计划“拟追溯唐末五代以来土地制度的变化，北宋扩大实行考试制度对于宋代及宋以后社会的影响及改变，分析宋代社会的结构以及辽金元三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变迁，以探求近世社会之构成及其特征”〔12〕。李国邦在研究中国区域现代化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问题主要在于人口、财富分配、权力结构及社会流动四方面”〔13〕。
第二，社会科学史学重视结构功能的研究。据柏林科学中心国际比较研究所所长卡尔·W·多伊奇的解释，“按照有关问题的时间尺度， 缓慢演变的过程叫做‘结构’；按照同样的时间尺度，迅速演变的进程可以称为‘功能’”〔14〕。许倬云通察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史，提出亲缘团体、精耕细作农业、文官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三要素，并表示中国历史体系的结构及其变与常是他近年最为关注的课题。杜正胜将夏商周三代政治社会结构归结为封建城邦，将春秋中晚期以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归结为编户齐民。也是从结构及其变迁的角度提出的。管东贵在讨论满族汉化问题时发现，对这个问题可以从因果、辩证、结构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思考，而“从结构功能的观点看，满清政权之无法维持，及其汉化之无法遏止，乃是由于在他们的生存问题上，事关全局的结构陷入了解体性漩涡的缘故。”在他看来，从不同方向虽然可以看出一段历史的不同面貌，但是“满族汉化之整体性的变迁运作过程及其历时回馈的情形，却只有从‘结构’的观点去看才能看到”〔1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受E·布莱克《现代化动力》一书的启示， 组织10位史家进行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分析近代中国10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所使用的正是结构比较法。港台社会科学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历史长期变迁特征的发掘正是结构性的研究，而对历史转型期的探讨则显属功能性的研究；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他们的历史分析阐释模式，得出了各自的研究结论。这也是社会科学史学深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的自然反映。
第三，跨学科方法的广泛运用也是社会科学史学的一大特征。自殷海光倡导之后，科际整合就一直受到新一代史家的特别重视。张光直提倡使用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许倬云竭力主张史家要对某些学科的理论多加注意，“一个人若很久没有出发，就会失却出发的能力。”史学是他的专业，人类学、社会学等则是他的副业。在他的著作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毛汉光自步入史坛以来，一直力倡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这将使史学具备更多的工具，从而使历史事实与历史轨迹更为正确与合理。黄宽重认为要形成有关宋代历史的大观念，这“固然与学者个人的历史涵养、聪明才智及学术眼光关系很大，若能进一步结合社会科学的理论与丰富的研究成果，则论点更周延，更能垂之久远”〔16〕。至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体研究计划“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更是科际整合这一运动的产物。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找新的认识能力和新的研究技术，这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性的潮流，它大大推动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中也逐渐增加了历史的内容，从而使得历史在当今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并没有泯灭史学自身的独特性，这正象李国邦在论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时所说，“故本研究工作虽力求采用科际整合的观念与方法，于各项史事多作精细的量化分析，并综合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俾得一整体概念，甚至建立理论，或寻找出现代化演进的法则，唯一切仍以根据史料为原则，作整体的观察”〔17〕。以史料为根据，这是史学的纪律，也是历史学的根本特性所在。历史学广泛采用跨学科的理论方法，最终仍是以材料为基础的。
第四，社会科学史学理论方法的核心是“问题与解释”。就历史研究的程序而言，共有5个环节：先是形成问题，再据问题去寻找材料， 然后考证材料的真伪，再解释材料，最后叙述成文。实证主义史学家多漠视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往往从材料的考辨入手，用材料考辨再进行史事叙述，对于史事的解释多持反对态度，因而实证主义史学的特征是叙述性的。社会科学史学家则不然，他们首先将历史研究的程序用明确而有系统的方式提了出来，考证材料和叙述成文对他们来说自然十分重要，但他们更关注形成问题，由问题出发去寻找材料以及对史事的解释。这种关注点的不同带来了历史学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在材料而在问题，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实证主义史学家所不具备的。林毓生批评新考据史学，认为考据不论作得多么细致，都不能提出重大而原创性的问题，而这正是历史研究的真意所在。其次，由问题出发去搜集材料，材料的意义与往日有了根本的不同。它不是预先提供给史家的，而是由史家来“创造的”。那些过去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变成了非常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材料，这大大扩充了史料的范围。而由问题出发来研究材料，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又加强了史家理解材料含义的深度。史料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社会科学史学家的史料完全随着历史问题的变化而变化，这与实证主义史学家静态看待史料显然有天壤之别。最后，社会科学史学强烈批判实证主义史学证而不疏的传统，明确提出解释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特别强调解释，以至有人称60年代以来港台兴起的社会科学史学为“解释史学”（解释学派）〔18〕。由此出发，社会科学史学家对那种一大堆材料的串连和事件的叙述不感兴趣，主张要从事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历史研究工作。在表现形态上，与实证主义史学不同，它是分析性的。实际上，作为港台社会科学史学范式核心的“问题—解释”这一特征与国际史坛大趋势是完全合于一辙的。
注释：
〔1〕斯托亚诺维奇：《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派范式》， 美国伊大卡1977年版，参见《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320页。
〔2〕《二次大战以后我国的史学发展》， 思与言杂志社编：《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版，第51—52页。
〔3〕〔4〕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282，第40页。
〔5〕许倬云：《什么叫历史》，《历史月刊》，1988年； 转引自田人隆《台湾学者论史学的“危机”与“再生”》，《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
〔6〕黄俊杰：《历史教育与历史意识的培养》，《思与言》， 第20卷第4期。
〔7〕黄俊杰：《三十年来史学方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赖泽涵主编《三十年来我国人文及社会科学之回顾与展望》，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20—221页。
〔8〕黄俊杰：《儒学传统与文化创新》， 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代序第3—7页。
〔9〕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社1990年版，序。
〔10〕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1992；第3卷第4期 参见王健文《杜正胜》，《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4期。
〔11〕黄宽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2〕《汉学研究通讯》，第2卷第4期，第226页；第3卷第4期， 第236页。
〔13〕〔17〕李国邦：《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版，第60、5页。
〔14〕卡尔·W·多伊奇：《作为比较研究基础的系统论方法》，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6年第3卷第1期。
〔15〕管东贵：《满族汉化问题新解》，《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4、426页。
〔16〕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台湾近代史所1983年版，第19页。
〔18〕李东华：《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究的发展》，联经出版社1988年版，第65—83页；杨金荣：《萧启庆教授谈四十年来的台湾史学界》，《社科信息》，198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