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时报的崛起——1916～1917北京舆论状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舆论论文,时报论文,顺天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6)05-0043-06
一、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舆论界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恢复使用中华民国纪元，全国舆论一片倒袁之声，北京舆论界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政府之干涉威压亦较前稍宽。又天津之公民日报，措词激烈，近在东单牌楼设分所，行销甚广，无人干涉。茶馆戏园读报之自由亦渐恢复”。[1]
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月，内务部发出电令，将以前禁止发行邮递挂号的二十余种报刊一概弛禁。7月16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废止袁世凯政府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自此以至1918年10月段祺瑞内阁颁布新的《报纸法》为止，公共舆论处于一种无法监控的真空状态，与民国元年的景况颇为相似。中国的报业迎来了第二个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7月2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十一家报馆联合开会，欢送国会议员北上。大会提出：“排除恶政，建设良谟，报馆与国会应同负责任。”更有演说者指出：“无报纸，民意何以上达，报纸处于一国之中，实占最重要之地位。”[2]舆论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重视和张扬。至1916年底，全国报纸从130～150种增加到289种，比前一年增加了85%。[3]这个时期报业发展最大的有利条件，是民众已经养成阅报的习惯，“凡有文字之知识者，几无不阅报，偶有谈论，辄为报纸上之记载”，因为民众可以读到代表不同意见的报纸，他们渐渐养成了对报纸水准和新闻可信度的判断力，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报界思想上的进步，戈公振将这种状况称为中国报界的“一线曙光”。[4]162
北京为洪宪时期摧残舆论的重灾区，加之议员北上，国会重开，报界的复苏最为明显，仅仅两三月内，复刊和新办的报刊就有70余家。[5]这些报纸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局面：“近数月以来，京内新闻事业，异常发达，商家政客以及党派，莫不各有一张报纸以发表其意思”。[6]国务院于8月初在中央公园举行招待报界茶话会，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致词，表示：“新闻记者之职任对于国家及社会均甚重大，且为国家与社会间之枢纽。”8月4日张继、谷钟秀等国会议员又宴请报界人士，希望国会与报纸共同发挥监督作用。[7,8]当时的论者即已指出：“北京报纸最进步最上轨道之时代，不在民国元年民权勃兴之时，而在民国五年与六年民治受创之后。”[9]
然而，报纸数量众多并不代表公共舆论的发达。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北京为政治中心，“舆论颠倒，道德堕落，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怪状尤百出”。[4]283更有甚者，只是为出报而出报，“用他报之文字，换自己之报名，仅印一、二百张，送给关系人阅看而已”。[10]多数报纸的规模也小得可怜，全体职员不过“编辑、仆役各一人，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11]以每日印1000份计算，印刷费每月只需200元左右，内容则全靠剪贴他报材料，及收罗免费的通讯社稿维持，当时北京报界流行用语，称剪子、糨糊、红墨水三样对象为“报之素”，又叫“新闻胆”。[9]
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初次加入北京报界，是1919年，那时北京报业的情况较之两三年前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他后期的纪实小说《记者外传》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北京报业的状况。主人公杨止波和张恨水一样，以前担任过外省报纸的主编，来到北京后，对首都报纸这种办法感到“很是纳闷”。
杨止波的朋友王豪仁，深谙北京报业情况，他的解答是：“要知道现在京城里办报，多数不是营业的，一家报不过印个几百份，还有印个几十份的。……至于你说的跑新闻，根本他们就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稿子一发，就算完了。”[12]32他建议杨止波只能在小报社暂时栖身，将来想法子进大报馆，不过，他紧接着提醒杨止波：“那个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开的，去不得。去，日本人也不会要。”但是，杨止波听朋友说“北京报纸，就只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销路好，而且只有它装有卷筒机”，忍不住想去看看。以前军阀时代，老百姓被欺负得可怜，北京很少人盖楼房。可是日本人就什么全不在乎官家是否许可，盖了楼房作为顺天时报的报馆。“于今看起来，盖一所楼不算什么，可是当年，而且是一家报馆，那就了不起了。[12]7”
《顺天时报》创刊于1901年，最初的发行对像是日本、朝鲜在中国的侨民，所以报头首列的也是明治年号。1905年该报“出让于日本公使馆”，“在日本外务省保护之下”，[3]40也开始了它的本土化。报头的年号换成了大清或中华民国的纪年，报馆也聘请了一些中国人担任“论说”和“时评”的撰写，如华人总编辑张伯甘，即其中的佼佼者。[9]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顺天时报》在1916～1917年达到了它的巅峰，日发行量最高为12000份，成为华北第一大报。[13]张恨水小说中提及的顺天时报独有的卷筒机，开始使用于1916年8月9日，当日《顺天时报》的“论说”充满了对顺天时报在北京乃至中国报界领先地位的得意之情：“日本今日各报社殆莫不有此机……盖报纸日刷至十千以上者，非有此机不能应时刷竣，致该日之报纸见于阅者眼帘。而今概算，日本全国利用此机者，不下三百台也。翻观中国方面，在上海之老报者，《申报》《新闻报》两社利用此机，余则未有所闻也。”添设新机器，是因为“我《顺天时报》昨年以来，销行日扩，京津固不待论，即中华全国之各省垣各要埠，阅读本报日益增多。”[14]
众所周知，《顺天时报》实为日本外务省的宣传机关，它甚至因此在1930年遭到中国读者和派送人员的抵制而停刊。这样一份外国人办的外国政府机关报，却能在1910年代后半期雄踞华北，赢得中国市民的争相购买，表明其在舆论的政治性与公共性的矛盾中达致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它在充当日本政府宣传喉舌的同时，担当着北京公共舆论机构的功能。
二、从“惟一反袁报纸”到“华北第一大报”
提起《顺天时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会有先天的厌恶之情，却又无法否认它的社会影响力。报人龚德柏称《顺天时报》是“最讨厌而最有销路的报纸”，“只有它敢登载一切不利于中国与政府要人的消息”。[15]鲁迅虽轻蔑地称《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报纸，自责这种报纸能在中国“跳梁”，是因为“国人之不争气”，但也承认它“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16]对《顺天时报》批判最猛烈的大概是周作人，他在1924年的《李佳白之不解》中指斥《顺天时报》“他们所幸所乐的事大约在中国是灾是祸，他们所反对的大抵是于中国是有利有益的事”，在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中，他再一次给了这份报纸一个定评：
凡是不曾于民国早年在北京经过些时候的人，决不会想到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汉字新闻是怎样的岂有此理的可气。本来中国的报纸最初都是外国人办的，如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是如此，但那是外国商人主意为的赚钱，不像日本的乃是政府主持，不但诸事替日本说话，便是国内琐事也都加评论指导，一切予以干涉。[17]
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义愤。可是，怎样解释《顺天时报》在1910年代后期的热销和在市民中的巨大影响呢？新闻史家将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报纸的言论不自由与外国报纸的“治外法权”，如胡道静就说过：“当军阀拥权自重，相互混战之时，本国所有的报纸，对于国内一切关于政治军事的最近新闻，都很难迅速准确报道，这样，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界凡十余年之久。”[18]黄福庆则指出：“中国的报业是在动辄得咎的生死边缘中求生存，因此新闻业者，无不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发行报纸。相反的，中国报纸愈受到取缔，日本人的报纸则相对兴隆发展，纵然他们的言论涉及中国内政，因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中国政府及各军阀对它也无可奈何。”[19]219
这些解释确实道出《顺天时报》在1916～1917年迅速崛起的外部条件。由于它处于日本政府荫庇之下，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查封这份报纸，只能通过禁止邮递和在外埠销售等方式进行封锁，据说袁世凯的特务机关曾经设法谋杀顺天时报社的华人编辑，也由于日方的保护未能得逞。[9]另如当时日本的顾问人员遍布中国各地，自1912年至1916年，受聘于中国各省的日本顾问达1155人之多，其中尤以直隶、奉天、吉林三省占二分之一以上，这对于身处北京的顺天时报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新闻资源。[19]225日本的三大通讯社——东方通讯社、联合通讯社和电报通讯社，也在此期间先后成立，并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社，也给日资报纸带来中国同行无法享有的便利，再加上日本政府的经费津贴，才赋予了《顺天时报》独霸华北的实力。《顺天时报》也从来不讳言它是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甚至还以自己享有言论上的治外法权为傲[20]。
1916年元旦，袁世凯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对舆论界的压迫更形峻急，“凡刊有不利于己之事实，或反对其政策之评论，辄不止封禁其报馆，且逮捕其主笔编辑人等，投之牢狱，甚至设法暗杀以塞其口”。[21]北京的舆论自然更为整齐划一：“自帝制问题发生，北京报纸趋于一种势力之下，俨与政界冶为一炉，凡关于鼓吹帝制及驳斥反对党之稿，多由筹安会撰拟，分送各报，对于此等稿件，各视其所享之权利，以尽相当之义务。”[22]
《顺天时报》最初对袁世凯称帝持旁观态度，及至日本政府公开反对中国实行帝制后，顺天时报利用其有利的位置，扮演了反对帝制言论的主角。如1916年元月，袁世凯宣布改变国号，云南蔡锷等人誓师护国，京中报纸对蔡锷唐继尧等人一片责骂之声，顺天时报即于1月6日发表论说《是谁为叛逆耶？》指出，云南军民长官宣告独立，是反对帝政、维持共和，不得视为强盗匪徒。假借民意而改变国体者才是叛逆。
帝制分子借助收买、打压舆论界，组织请愿团等种种手段，向中外表明帝制复辟是出于“民意”，《顺天时报》恰恰在这个问题给予帝制派以致命的打击，先是指明外国政府不相信民意拥护帝制的谎言，[23]接着连续报道上海报纸不愿使用洪宪纪年，[24]南省商家账簿也仍然使用民国年号，其结论为：“可知人民之恶见洪宪二字，与政府之恶见民国二字，其情形正复相等也。”[25]《顺天时报》并且严厉抨击中国报纸不仅不能代表公众意见，反而伪造民意，虚托公论。
它甚至警告袁世凯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可能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吾愿当局深自反省，纵不能真正尊重反对者之意见，以示雅量，亦应宽容反对之意见，俾其自由发表，勿徒藉辞治安，妄事压迫，若不知自改，续行此专制的行动，吾恐列国益将非议中国之非文明半开化的政策，且将以未开化非文明国之手段相对待矣。”[26]整个帝制时期，《顺天时报》上反对袁世凯、支持南方护国运动的言论和新闻比比皆是，而且它有独特的销售渠道，除依靠派报所外，遍布北京的日本洋行也多成为该报代销点。[27]
《顺天时报》凭借反袁姿态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销量节节上升，连袁世凯本人日常阅读的惟一一份报纸也是《顺天时报》，为此袁克定等人不惜耗资三万元假造一份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专供袁世凯阅读，以坚定他称帝的信心。[28]洪宪帝制落幕后，《顺天时报》凭借这一时期的舆论真空成为“华北第一大报”，顺天时报社长龟井陆良很得意地说：“（本报）以不偏不党之见地，扶植方兴未艾之势力，而反对倒行逆施之旧势力，拥护中国已成之共和，使政治渐趋于正轨，庶不至内乱频仍，而导国家于危亡之域。”[29]
三、“介乎于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之间”
实际上，《顺天时报》从旁观到反袁的姿态调整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直接相关。随着欧战的深入，日本政府也不愿意继续加深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恶感，从而将中国推向敌对的立场。自从提出“二十一条”的大隈内阁倒台以后，继任的寺内内阁改变策略，希望能与中国加强经济和军事合作，进而将中国拉入协约国集团。[30]《顺天时报》秉承这一态度发表言论，效果正如黄福庆指出的：“该报的反袁言论固然与本国政府的政策相配合，而又能巧妙地对当时中外主客观情势，作有效运用，其堂皇之言论，使中国人都感到顺天时报的言论才是真正关心中国的前途而仗义执言，因此国人也刮目相看。”[19]296《顺天时报》虽然不失其机关报本色，客观效果上，却与民众读者的政治诉求相吻合。在讨论报纸与读者关系时，沃尔特·李普曼指出，一方面，“人们对新闻机构的批评表达了共同体的道德标准，他们期望这种机构应该像学校、教会或其他非赢利的行业一样在同一个被假定的水平上维持生计”；但另一方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决不等于严格按照教义或者某种道德文化形态规定的方式去陈列新闻，而是如何激发读者情感，使他与所读内容产生共鸣。……读者必须通过个人的认同，像参与演剧一样参与新闻。”[31]《顺天时报》是否能担当公共舆论机构的功能，关键即在于两点：（一）它能否符合读者的道德标准；（二）它能否吸引读者参与它的话题。
关于第一点，《顺天时报》的政治姿态确乎随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动而变动，它1930年因读者的抵制而停刊，即证明该报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紧跟，使其再也无法符合中国读者的道德标准。然而将《顺天时报》的成功仅仅归结为它拥有中国人办的报纸所不具备的言论自由，未免将这一论题简单化。庚子事变后，《顺天时报》不仅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而且在1904年《京话日报》创办之前，它是北京惟一的中文日报，然而彼时它在北京民众中的接受度远不如后来。到1916～1917年，从读者来信数量、范围及参与话题的程度来看，北京民众已经不再有意识地排斥这份“日本报纸”，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公共舆论机构看待，试图通过这一媒体表达自身观点和向社会发出呼吁。仔细考察这一时段的《顺天时报》，笔者认为，将其作为一份功能简单的政论报纸显然有失公允。《顺天时报》在北京市民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显然更接近日本国内的新型报业。
1916年的北京媒体，即便那些严肃的报刊，大都仍延续自清末康梁以来精英办报的政论倾向，无法有效地吸引读者和市场。舆论界的有识之士对此深表忧虑。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对“报馆充斥”的“新现象”表示痛心。与那些从道德层面上责难报纸经营者的论调不同，李大钊认为报纸作为一种商品，应该与市场的需要量相适应，而今“吾国都市中之报馆，其数乃远越乎各国。元二年之际，外人旅行吾国者，辄谓世界中都市之报馆，以北京为最多，莫不惊为奇异。今日之象，殆与元二年相同。以此营业焉有不失败之理？”这就造成报界中人不得不“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32]杜次珊则反驳那些认为报纸销路不佳是由于民众知识尚未普及的说法，强调北京报纸读者稀少是由于“盖无阅新闻纸之乐趣及无阅新闻纸之必要也”，和李大钊一样，他也认为报纸应该是一种“高尚营业”：“阅新闻纸之人出资以购之，实视之如商品，登告白之人出资以偿之，实其传播之功也，由此观之，新闻事业之所以为新闻事业者，盖于公益范围之中，求其本分应得之利。”[33]以上言论表明1916年的北京舆论界不得不面对从政论工具向舆论机构转化的问题。
而在日本，这一进程早已开始。戈公振曾慨叹“日本人口仅七千六百万，有报纸四千五百种，我国人口四万三千六百万，只有报纸两千种，不啻一与十三之比”，还只是表面的资料比较。[34]更深层的差异是，日本报纸已在明治末年开始了企业化转向，早先所谓“大新闻”逐渐变得平民化和商业化，“日清战争后，新闻界总体上向营业本位、读者本位倾斜，新趣味的竞争、号外附录的竞争、广告的竞争、报价折扣等营业本位的竞争盛行。这样，各报都为争取中层以下的读者而煞费苦心，报纸的调子也都变得更加通俗”。[35]250用日本新闻史学家的话说，“明治前期的报纸，不管是政论大报，还是小报，都是只有一个中心的圆，明治后期的报纸，则随着企业化的进展，逐渐地变为具有两个中心的椭圆：一为编辑中心，一为营业中心。”[36]46 1911年《大阪朝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的日发行量均已超过30万份，此外至少还有五家报纸销量在15～20万份之间。[35]317而同期中国最畅销的报纸《申报》日销量才刚刚突破一万份。[37]
《顺天时报》与日本国内报纸的关系异常密切。顺天时报社长龟井陆良本是东京时事新报驻北京特派员。对于不便出面表态的国内国际诸问题，顺天时报往往借译日本报纸的言论来表达自身的观点，如袁世凯宣布称帝后，《顺天时报》一面在1月11日的报纸上反驳《英文北京日报》称顺天时报主张颠覆袁政府的报道，[38]一面又连续于1月20、21日发表译自《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的文章，以表明日本的反对立场：“我国今日之急务，宜以俨然之威，力促袁政府反省，最少须至动乱镇靖，再行帝制。”[39]这种情形多次出现，因此称《顺天时报》为日本主流舆论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亦不为过。
《顺天时报》在如何吸引读者方面，吸收了日本发达的办报经验。明治后期日本报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介乎于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之间”，体现在内容上，“比以前更加重视新闻和趣味性、娱乐性的文章，而将言论放在次要地位”，并且开始了文言体向口语体的转换。[36]40这也可以看作《顺天时报》的特色。民元以后的《顺天时报》每期八版（星期一为四版），其中二版为论说和要闻，四版为地方新闻，五版为文艺副刊，刊载小说和剧评，七版为外国新闻及本京新闻、时评，其余版面全为广告。大约自1916年7月起，三版增加大半版刊登来件，内容既包括各界人士对政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有如《统一言文议》、《北京电灯事业之亟宜改良》等对社会问题的见解。这样，《顺天时报》的整体内容表现出针对读者需求的梯阶性，可以同时满足“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两类读者的信息需求。
综而观之，《顺天时报》在1916～1917年的崛起，当归功于内外各方面的条件。日本政府荫庇下的言论自由，消息来源的快速准确，提供给读者的新闻，可信度远远超过中国民营报刊；而来自于日本商业报系的运作模式和办报策略，使《顺天时报》在众多政论型报纸中独树一帜。我们还可以指出，清末北京报纸的亲民传统，也给《顺天时报》赢取北京市民的认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在当时的北京，由于政治的压迫、观念的落后以及经费的缺乏，几乎没有一家中国人办的报纸可以承担公共舆论机构的功能，《顺天时报》正是利用了这一真空，成功地让自己充当构筑北京民众“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媒介。①在不否认《顺天时报》的机关报性质与政策导向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整份报纸在北京当时公众生活中的地位，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直接和简单。
收稿日期：2006-07-30
注释：
①本尼迪克特的这个概念本来是指称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