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诺族与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诺族论文,民族政策论文,中国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7.2“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8)06—0020—05
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研究，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对于相关的基本概念，学术界尚缺乏比较一致的理解或界定。笔者认为，所谓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就是体现在民族政策过程中的民族政策主体的价值倾向性，是支配民族政策主体对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调整的价值标准，是基于一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实际并体现民族政策主体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志的价值观念，是民族政策的本质、底蕴和根本所在。
基诺族是迄今为止新中国最后确认的单一民族，因此，一经确认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很快掀起了科学研究和扶贫开发的热潮，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30年来，基诺山不仅成功实现了“整体脱贫”，而且找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上实现了新的“跨越”。基诺族的发展，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有力释证，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民族政策内涵，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基诺山是全国唯一的基诺族乡，2006年全乡总人口11400多人，其中96％以上为基诺族，占基诺族总人口的50％以上。本文以基诺山基诺族的发展为例，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把真正的民族平等作为最高价值标准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在交往联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地位、待遇、权力和利益的平等。真正的民族平等意味着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都一律平等。列宁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绝不是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1](P760)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并把它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总原则、总政策，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2](P362)
1.民族识别和单一民族的确认。民族识别是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原则的一种体现，从1958年开始，杜玉亭先生等人对“攸乐人”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民族识别和研究。1979年5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基诺族识别报告(国发[1979]140号)，6月6日对外公布，从此，基诺族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平等一员。单一民族的确认，为基诺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在民族识别和确认中，坚决消除各种歧视性称谓，完全尊重本民族的意愿确定族称，充分体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
2.单一行政区划和民族乡的建立。解放前，基诺族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新中国成立不久，便跨越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7年2月23日“攸乐山生产文化站”的成立，标志着基诺山正式成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区域。在随之而来的20多年中，基诺山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社会主义乡村管理制度的频繁变动。1988年正式建立基诺山基诺族乡，隶属景洪县(1993年改为景洪市)，下辖7个行政村45个村民小组。
3.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单一民族的确认，使基诺族取得了在各级国家机关中发言的平等权利，从此，在各级人大、政协中都有了基诺族的代表。民族乡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补充，基诺族乡的建立，保障了基诺族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2008年3月10日下午，“在全国‘两会’少数民族代表集体接受近百名中外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巴卡完小教师包布鲁被单独提问3次，占了全部9个问题的1/3”[3]，既体现了国内外对基诺族生存发展状况的高度关注，也展示了基诺族全国人大代表的风采。
4.大力培养和使用基诺族干部。基诺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基诺族群众的桥梁，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是组织基诺族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骨干，是引领基诺族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带头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诺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先后有10余位基诺族干部在省、州、市的厅级、处级领导岗位担任各种职务，还有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分布在各地区各行业中。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基诺乡的教育投入，大力培养基诺族人才。
5.努力缩小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达到对待少数民族的真正平等。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是基诺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体现了“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达到对待少数民族的平等。列宁在1922年曾经指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处理民族问题“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4](P868，863，867～868)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扶持基诺族发展的。
二、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把民族自身的发展纳入民族问题的内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理论的重要突破，即民族问题不仅是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包括民族内部的发展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5](P167)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2](P246)。1987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也是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但民族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正如金炳镐指出的：“民族的发展必然是民族的民族发展(或民族性的发展)、民族的社会发展(或社会性的发展)和民族人的发展(或人口的发展)的统一。”[6](P71)
1.发展路径的选择和扶贫开发的重大举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诺山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毅然放弃了“以粮为纲”的经济建设方针，制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方针。1982年落实“林业三定”(指稳定山权、林权，确定社员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1983年落实“两山一地”(在“林业三定”的基础上，把责任山、自留山、轮歇地承包到户)，1984年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重心的转移、发展方针的调整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82年基诺山被列为热带山区科技开发试验示范区后，各科研院所和有关单位随即组成了科技普查队，对基诺山的土地、山林、气候、水源等自然资源状况进行了系统普查，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发展橡胶、砂仁、茶叶的详细规划。这一规划成为基诺山后来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科学依据，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粮食、橡胶、茶叶、砂仁、水果五大支柱产业，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000年，基诺山被列为“两山”(基诺山和布朗山)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实施地和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扶贫综合开发试点乡，国家共投资2883万元，完成了包括基础设施、社会公益、综合示范村建设、基本农田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培训、产业开发等7大建设项目91件子项目。
2.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历史上，刀耕火种、狩猎采集是基诺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
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基诺山生产工具的进步，突出表现在交通运输方面，已由传统的人背马驮发展到使用摩托车、拖拉机和卡车，运量加大，速度加快，许多产品都能及时被运往市场出售，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同时，也有一些现代农业机械被逐步推广使用。由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水田耕种和畜禽养殖，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教育的发展和科技培训使基诺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实用技术水平大大提高，50％以上的劳动者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基本上人人都掌握了一定的种殖养殖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科学技术为基诺族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改革开放以来基诺山生产方式的转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营方式的转变、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中国成立前以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为主要谋生方式，没有1亩水田的基诺族，现已有6000多亩水田。砂仁、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成为主要支柱产业，西番莲、美国湿地松等的引种使基诺族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蔬菜种植使基诺族群众摆脱了对“采集狩猎”的依赖。小耳猪、美国落地王鸽、蜜蜂等的养殖逐渐成为基诺族群众致富的一条新路子。其次是经营方式的转变。由劳动密集型的刀耕火种粗放经营为主，转变成以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再次是发展模式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基诺族因地制宜、科学决策、科技领先、示范开路、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外力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被有关专家概括为低起点高速度发展的“基诺模式”。最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解放前基诺族羞于经商，没有商业，没有商人。现在，主要支柱产业砂仁、橡胶、茶叶、水果等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出售，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越来越浓，外出经商的人越来越多，搭乘便车、建造房屋等都要付钱。
3.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社会事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基诺山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扶贫综合开发，使基诺山村村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电视、通电话电信，全乡100％的基诺族群众受益，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都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路不通、电不明、信息不灵的情况根本改变。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现在，全乡拥有卫生院1所，乡村卫生(计生)室7个，医护人员20多人，乡卫生院还配备了许多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基诺山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使一些历史上流行的恶性疾病都已绝迹，疟疾等多发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常见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
4.经济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基诺族群众的经济收入快速增加，1986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05年3月国家民委宣布基诺族基本实现“整体脱贫”。1978年基诺族人均纯收入不足100元，1988年超过全州的平均水平，2004年达1614元，2006年达到2191元。有些家庭的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例如，胡锦涛总书记看望过的扎吕村民小组周自家，2006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500元，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村里还仅属中上水平[8]。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表现在衣、食、住、行条件改善，与“外界”的差别越来越小。坐汽车、穿西装、住“洋房”不再是梦想，小别墅、卫生间、太阳能热水器的出现是基诺族居住方面的“革命”，“电炊”、液化气和沼气的使用是食物加工的“革命”。二是现代家具和家用电器日益普遍。除了摩托车、拖拉机、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外，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各种家用电器也走进了基诺山寻常百姓家。电灯、电话、手机、电脑等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三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娱乐方式也更加多样化，“火塘”不再是家庭生活的中心，看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
5.人口数量的增长与人口素质的提高。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基诺族人口的数量，各种资料和论著的记载存在一定出入。1979年基诺族被确认以前，一般以“攸乐人”为代表。据云南省统计局资料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基诺族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见下表)。截至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诺族总人口增长近6倍，改革开放30年来增长近1倍。仅从基诺山来看，新中国成立至2006年增长近3倍。
历次人口普查中基诺族人口数表
年度
195319641982
19902000
人数(单位：人)3860617711966 18021
20899
人口素质的提高，突出表现在现代教育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1953年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在基诺山兴办学校，1956年创建第一所小学，1957年建立中心小学，1969年创办附设初中班，1982年建立基诺乡初级中学，1984年正式挂牌，1987年基诺族乡成为西双版纳州最早普及初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乡，1996年通过普及六年义务教育验收，2000年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2006年通过省级“普实”验收。解放前没有成功创办过一所学校的基诺山，现在已有初级中学1所，省定民族小学1所，教学点20多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诺山已实现村村有学校，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率，后逐渐收缩了办学点)。解放前没有一个读书人的基诺族(1人顶替其他民族充当学差外)，新中国成立以来仅基诺山就培养了初中毕业生6000多人，并向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高中生和中专生，不仅有大学生上百人，而且还有了研究生，全乡50％以上的社会成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近几年来，义务教育“三免费”、初中学生计算机课程的开设、远程教育的开通及鼓励升学措施等进一步促进了基诺族教育的发展。根据目前基诺乡正在实施的人才战略发展计划，到2010年，全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9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0％，每个农民掌握两门实用技术。与此同时，基诺乡政府还举办各种培训班，进行优质粮食作物品种和砂仁、橡胶、茶叶、水果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及各种畜禽养殖技术培训。改革开放以来，仅有1万多人口的基诺乡，各种培训累计超过上万人次。
6.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民族意识的增强。科学技术在帮助基诺族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培养了人们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精神，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现代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历史上，在“强大”的自然面前，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庄稼丰欠等等都只能“听天由命”，人们的“头脑”和生活都在“超自然”力量的统治之下，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不再“靠天吃饭”，而是靠党和政府、靠科学技术、靠自己的勤劳双手，于是，人们不再相信鬼神，不再崇拜自然和祖先鬼魂，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越来越“科学”。笔者作田野调查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很多人都说“基诺族没有什么信仰”、“和你们汉族没有什么两样”。随着自然的“祛魅”和“世界观”的改变，人们对人生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转变，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人生礼仪文化也随之淡出人们生活的舞台。外部世界的价值观念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民族意识、私有观念、聚财观念等等不断增强。
7.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启发。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其传统文化消失的趋势有增无减，杜玉亭先生于1989年和1995年援引基诺族代表人物的看法所作的“两次预言”列出了基诺族语言、服饰、民居、歌舞等等消失的时间表。说明了基诺族民族文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但同时，党和政府、专家学者、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为基诺族文化保护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努力，主要包括基诺族文化的“文本化”、基诺族文化瑰宝的识别和重建、民族文化生态村和基诺族博物馆的建设、基诺族文化的旅游开发、基诺族传统节日的保护、“民族文化扶贫工程”、民族民间艺人的命名和文化遗产的确定等。基诺族民间艺人白腊先被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舞蹈艺人、资木拉被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音乐师、依白被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音乐艺人，基诺族大鼓舞则被列入云南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还有基诺语地名的保护、用国际音标标注基诺语、青年民兵和妇女活动之家建设、基诺族纺织刺绣大赛、民族服饰的继承与改进、民族歌舞的传承等。种种保护措施，对基诺族文化的发掘、整理、保存和传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培养和民族文化自觉的启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基诺族全国人大代表包布鲁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一个民族应该具备一个民族本身独有的建筑风格和语言文化，这些都应该得到保留。如果全部消失了，那这个民族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对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9]
三、共同繁荣发展
曾任西双版纳州人大主任等职务的基诺族干部何贵在其回忆录《党指引我走向革命》中写道：“我的这篇回忆录，就是为了叙述党是怎样把我和我们这个弱小民族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使我和我们这个民族在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享受着平等的待遇，共同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和我们自己的家园。”[10](P327)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云南省地税局副局长、基诺族干部张美琼也指出：“这些年基诺山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党和政府的帮助，也是基诺人民自己不断努力的结果”，“无论是自己的发展还是家乡的变化，都与党的民族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分不开”[11]。
1.党和政府的扶持。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十分重视基诺族的生存发展。1989年11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到基诺山看望基诺族群众并作出重要指示：“一定要使基诺族兄弟尽快富裕起来！”2006年5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专程来到基诺山，语重心长地对基诺族群众说：“你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12](P4～5)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基诺族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30年来，党和政府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基诺山较大的倾斜和支持，“一族一策”、“一山一策”的执行适应了基诺山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了基诺山的快速发展。在资金投入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年内在基诺山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就达100多万元，新世纪初的扶贫综合开发计划又投入了2883万元。人才支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陆续派来了大批兄弟民族的工作队、科技人员、医生和教师。而专家、学者制定了基诺山的发展规划。省、州、县三级派出8个科研单位的20多名科技人员住在基诺山，手把手教给当地群众科学技术。基诺山的第一批教师就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现在，全乡20％以上的中小学教师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
2.社会各界的关注。2007年4月9日在22个人口较少民族代表与首都媒体近距离交流活动中，基诺乡乡长罗建宁指出：“国家、省政府的资金支持肯定是有限的，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关心、支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共同来帮助较少人口的扶贫致富，这体现了团结、平等、互助的民族关系。”[13]综合扶贫开发中的许多项目，就是依靠多种渠道引进资金，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完成的。巴飘扶贫搬迁建设的117万元资金中，就有香港红十字会赞助的50多万元。基诺族博物馆的建设，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日本友人的资助。
3.专家学者的支招。基诺族的发展，也倾注了无数专家学者的心血。据笔者几年来的搜集整理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版基诺族研究的专著和普及读物30多部，以基诺族为研究对象发表的论文已有400多篇。其涉及面十分广泛，许多研究为基诺山发展方针、规划、计划的制定及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对于解放前没有文字、没有成文历史的基诺族来说，正是这些研究，让世界认识了基诺族，让基诺族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由基诺族的发展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当今国外的保留地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等等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民族政策相比也有所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点和实践特征。这也许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中岿然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放眼世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特色更加鲜明，这一点，原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他们(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保留地政策也很难评价，我们的同志到某国去参观民族村，那里的男女老少全都没穿衣服，他们的保留地政策搞得跟动物园差不多，这是什么民族政策？这里有什么文明？有什么发展？这就是所谓发达国家对民族文化采取的保护政策。现在开始搞多元文化，确实有的发达国家的多元政策搞得不错，各有千秋，也各有利弊。但是我认为表面上是多元文化，实际上完全是自己的理念。”[14](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