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态学智慧吸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生态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重构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6)06-0005-08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学术界的政治系统论和政治生态理论自提出以来即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净化、营造和重构政治生态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战略目标和现实要求，也是助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的政治环境保障。净化、营造和重构政治生态既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又是推进廉政建设理论创新的迫切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将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引入国内，在借鉴西方政治系统论、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不同研究视角以生态政治观及其方法论探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近30年来，国内生态政治和政治生态研究历程的各个阶段呈现出哪些特点？当前中国推进净化、营造和重构政治生态的过程中需要吸纳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学智慧？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为推进政治生态和廉政生态的学术研究提供理论前提，也能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一、国内政治生态学的学术研究进程逐渐聚焦于廉政生态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学理论大致经历了生态政治化——政治生态化——生态学与政治学融合的趋势演进。[1]相应地产生了生态政治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生态理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问题日趋凸显，国内学者借鉴西方生态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研究中国生态政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逐步将生态政治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生态理论引入国内政治学研究视域。这些理论在实现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呈现出一个层层递进、逐步探究深化的过程。以“政治生态”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资源总库，自1992年至2016年共有14 095条结果。简要分类国内关于生态政治和政治生态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对象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等各个方面；研究论著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研究、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主义研究、政治生态研究、廉政生态研究几个方面，见表1。就研究进程而言，有的学者主攻一个领域的研究，但也有学者的研究领域涵盖各个方面。可以说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交叉融合进行，并不是泾渭分明、割裂分开的。 第一阶段，侧重于以解决自然生态问题为中心的生态政治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自然生态环境危机日益明显。国内学者引入西方生态政治学理论和方法来探析国内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问题，国内生态政治研究由此开始。自然生态危机向政治层面诉求的研究，产生了许多与生态政治相似的概念，例如：环境生态、环境政治、绿色政治、绿党政治等。这些概念往往界限模糊，交互混杂使用。
此处的生态政治研究指的是以解决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以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为研究内容的生态政治问题的探讨。在生态政治研究方面，国内主要代表性学者有周穗明、郇庆治、佘正荣等。他们的著作摆脱传统环境思维模式，将解决自然环境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运用生态学理论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视为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在现有的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从生态建设、绿色政治、政府决策、政治措施等层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由此探索生态环境与政治发展协调的一体化策略。 第二阶段，侧重于发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来探讨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加之倡导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战略思想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些著作开始对生态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生态社会主义派别、对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一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在分析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并对其进行解释性、评述性分析；二是寻找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经验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突破口。[2] 第三阶段，侧重以解决政治系统问题为中心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政治生态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它始于生态政治学的启发，是生态政治学发展的必然延伸，是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由自然科学领域的运用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国内最早运用生态学方法探讨政治系统问题的著作，当数王沪宁的《行政生态分析》和王邦佐等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就政治生态系统范畴而言，这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生态”的概念，但行政生态是囊括在政治生态系统内的子系统。2007年，刘京希在《政治生态论》中明确提出“政治生态”的概念，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政治体系与自然环境、政治体系与子系统间的实然互动关系及其生态化发展的应然关系。[3]这本著作被认为是国内政治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梳理国内政治生态学研究著作，可以发现研究内容集中在辨析什么是政治生态，它和生态政治有哪些差别，政治生态体系包括哪些内容，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现状和问题是什么等。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关于政治生态的概念界定不一，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是否等同，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中国政治生态的整体现状把握和研究不够全面，等等。 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以正风反腐为特征的重构政治生态问题的探索。党的十八大以前，国内政治生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宏观性的纯理论演绎研究，而实证性的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行动暴露出官员从政环境中的诸多问题。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如果任由政治生态污染蔓延，党就会失去执政根基。因此，中共中央提出重构政治生态的任务。重构政治生态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清除产生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的环境条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的智慧选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重构政治生态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二是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三是严惩腐败分子，做到有腐必反；四是建立一套便利管用、约束力强的制度机制，做好制度保障。[4]重构政治生态任务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的广泛讨论。中共党内有的高级干部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5]。从现实层面来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着力重构政治生态，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洁、务实肯干的良好从政环境，实际上是对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系统性思考。 综合来看，国内学者对政治生态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如何对政治生态学进行学科定位未达成一致。本文认为，从宏观层面讲，政治生态是指一国政治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与社会系统、自然系统之间，与他国系统之间及在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生态关系及相互影响。从微观层面讲，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与人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政治生态学是在生态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关于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国内学者用政治生态学理论探讨优化政治生态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当前对重构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首先，学界对重塑政治生态的内涵、外延和体系等基础性概念的研究，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政治生态体系概念；对政治生态与从政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还没有具体展开。其次，对当前中国优化政治生态研究偏于宏观层面，没有具体实证分析；对优化政治生态的路径分析，研究范式比较单一，没有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普遍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国内学术界对优化乃至重构政治生态问题仍需进一步加强系统化和整体化的研究工作。 简要梳理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探索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学应用到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其理论研究成果对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那么，如何实现研究成果的理论转化，将政治生态学智慧真正运用到中国重构政治生态的现实实践中？重构政治生态应吸纳政治生态学中的哪些生态理论智慧？众所周知，在实践中重塑清明政治生态绝非易事。而运用生态学智慧研究政治生态建构问题的优势就在于，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态、生态圈、生态链、生态平衡等理论，可以更形象地阐释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也更立体地描述出政治体系运动的规律。而从政治系统理论角度出发，政治生态的重塑必须是全社会各个系统的改进和重塑，应全方位思考和分析各种影响政治生态的因素，并持续改进和完善。有学者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不单是维护公共权力廉洁，还是重塑政治生态的突破口和基本点。重塑与建设政治生态应与全面深化改革统一起来思考，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政治生态重塑的系统工程来理解，并使之成为高压反腐成果维系和提升的基础。[6]运用政治生态学智慧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生态重塑问题，首要且必须回答的便是重塑政治生态外延问题。重塑政治生态，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塑，也包括国家机关政治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三个层面应协同进化和改进，缺少任何一方都构不成动态完整有机的生态链。以党风带政风促民风，这三个层面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以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带动以廉洁政治建设净化国家机关政治生态，促进风清气正社会政治生态的形成。 二、国内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为重构政治生态、建设廉政生态提供理论思维原则 国内政治生态学研究坚持生态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指导思想，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及能量控制转换等方面分析，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结构功能论等研究方法，力求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中准确分析和把握政治生态的结构关系。 (一)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 唯物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哲学方法，要求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和历史，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以及内部各要素、各环节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中。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不例外，要考虑与周围事物的横向联系，也要考虑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纵向联系。从方法论角度而言，国内政治生态研究把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生态学方法论结合起来，研究政治系统的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特点和规律。研究内容涵盖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等政治向度，把政治系统视为一个开放系统，既研究政治系统的“内生态”，也考察政治系统的“外生态”，及政治系统内外生态之间的互动转换。 (二)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 在政治学领域，系统论与控制论往往结合使用，从宏观角度对政治过程，尤其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进行分析。而系统控制论作为在接受系统论和控制论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引入并应用到政治生态研究中。 系统理论，最初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基于生物机体论的基础上提出。到了20世纪50年代，系统理论被引入政治学领域，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特定分析概念。系统分析模式是对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进行可行性的经验主义的研究[7]，把政治系统运作看作一个“输入—输出”不断进行的“箱子”流程。“生态系统理论”是对政治系统的生态化理解。它把政治系统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政治生态系统动态地不断协调环境对其影响，形成影响(输入)—转换(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生存和发展，对输入做出反应)—输出(政治系统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公共政策，伴随公共政策实施，政治系统反馈于环境)的动力循环模式。而政治系统运作是一个复杂过程，掺杂了各式各样的矛盾，就需要借用控制理论进行纠偏，及时调整处理。所谓控制，就是操作与调节。系统控制是对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及产生效果的有效控制，使政治系统的运行结果与最初设定的目标相一致，使系统始终能够保持协调平稳的状态。 (三)结构—功能理论和方法 结构功能论(结构功能主义)主张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结构是连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框架，政治生态结构便是连接政治系统与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网络结构，是具有稳定性的政治框架。政治框架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成，其中政治功能结构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且政治功能结构的变迁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连。从结构功能角度分析政治生态系统，起点还是从系统概念出发，以宏观、整体的角度，在政治生态系统实现最优化过程中，找出政治生态系统存在的结构性或体制性缺陷。在结构功能论者看来，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及物质现象，都具有一定的“正功能与反功能”“显功能与潜功能”，因此需要在多种功能中进行“功能选择”。国内学者运用结构功能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生态问题，尽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不相同，但都是在客观分析中国政治结构功能现状的基础上，切实遵循生态学、政治学等基本原理，探索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或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政治系统的“正功能”，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健康良性发展。 (四)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分析政治生态与生态政治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自2003年，国内政治学者开始阐述二者概念，至今关于二者的异同，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另一方面，比较研究方法还往往用于做国内外政治生态学比较分析，探讨国内外政治生态理论研究、现实应用研究的理论、特点、规律、手段及技巧等，为本国政治生态学应用获得经验借鉴。 总的来说，国内政治生态学研究论著关注政治发展的不同问题，主要运用以上四种理论方法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政治学的分析视野，加深了对政治生态的认识。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加强研究优化政治生态的对策和措施，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把中国视角与世界视角统一起来，促进政治生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当前重塑政治生态应吸纳政治生态学中哪些方法论智慧？从方法论角度而言，政治生态学糅合了生态学方法和政治学系统分析方法。生态学方法强调平衡性、有机性、动态性、关联性等方法论原则，而政治学强调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平衡性、动态性、有机性等方法论原则，通过两种学科方法论的对接和融合来深化政治生态建构途径研究。从政治生态方法论角度看政治生态建构问题，其建构的方法过程有：首先，要考虑到对政治生态建构造成影响的所有因素的全部外部环境要素，政治生态由各系统的生态环境组成，每一生态环境要素都可称为“生态因子”；其次，政治生态学的方法论强调各系统关联性，各生态因子综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相互链接的有机的政治生态；再次，政治生态学方法论强调生态平衡性，各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在不断协调不和谐不平衡状态中发展的，体现为各生态系统在结构上的有机关联和互动，不断实现政治信息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上处于均衡、平衡状态。 三、国内政治生态学研究成果具有科学价值和历史、现实价值 国内学者虽然在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方面存在各不相同看法，但是在政治生态研究对于政治学科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意义，呈现出普遍共识。 (一)科学价值层面 政治生态理论改变了以往政治学研究者们拘泥于传统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引入生态学原理和方法，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实现了生态学与政治学的对接和融合，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视域，实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对接和整合。同时，政治生态学研究深化了对政治发展的认识，细化了政治生态系统研究，跳出政治体制死板框架之外，将政治学研究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动态性地、整体性地、系统地观察和研究政治发展问题，探求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深层规律。 (二)历史价值层面 无论是生态政治学，或是政治生态学，都是在人们反思政治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就历史作用而言，生态政治学引发了人们对自身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意识到人与生态环境和谐的重要性。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出现，生态组织、生态运动也蓬勃发展，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重视生态保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内政治生态学研究改变了政治决策者以往观察和思考政治问题的角度，将政治系统看成一个开放体系，从政治系统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出发，要求政治建设必须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协调，保障改革既不超前，也不滞后。 (三)现实价值层面 中国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坚持稳定渐进性改革，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状态。尤其当前重构政治生态任务艰巨繁重，关系到党的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进程。净化政治生态，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当前腐败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从而为有效有序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可行性理论借鉴。 重塑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应以国内政治生态学的前期研究成果为思想理论资源。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中，各种政治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这就使得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有别于西方国家政治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建设与西方国家反腐倡廉建设相比，虽具有共性规律，但更具有特殊性。因此，中国重塑政治生态不能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应当吸收目前国内学界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国内前期研究成果的最大优势是基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以解决中国政治生态问题为导向的针对性研究。如果将其束之高阁，那就没有实现研究价值的转化。因此，有必要促进政治生态研究成果的转化，注重研究成果的推介传播和有效运用。 四、当代中国重构政治生态的实践逻辑 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至关重要。但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治生态出现了不少问题，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讨巧之风等一些负面因素的存在，扭曲了政治系统内部生态。生态清，政治兴。重塑政治生态的任务迫在眉睫，当前任务是要把失衡的政治生态经过调整重新实现各个系统间的协调平衡状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所谓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清则民风淳。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机关政治生态和社会政治生态，三个层面应是协同进化和改进，在“破”与“立”中不断地实现平衡循环。 第一，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正党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建构政治生态过程中，执政党及其官员是主体，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出政治生态问题，反复强调从严治党对改善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从落实八项规定，下大力反“四风”；到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到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到“两项法规”出台，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再到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这些都是着眼于改善党的作风，通过改善党的作风，改良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第二，以清正党风带政风，建设廉洁政府，净化国家机关政治生态。政治生态作为政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系统，包括了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与政治活动的环境、氛围和条件，也囊括了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等多种要素。特定政治系统内政治行为人(政党与官员)的政治行为，既受其所处的政治生态的影响，同时也直接反映政治生态的良莠和优劣。[8]“潜规则”“关系学”“官商勾连圈”等“腐败亚文化”严重污染和破坏了政治生态。近年来，中央加大从严治吏力度，从重塑政治信仰为精神补“钙”；到“‘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腐败“零容忍、零懈怠”，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对干部用权的从严管理监督；再到强化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纯洁选人用人风气；以“组合拳”形式落实严管干部的刚性规定，将高压反腐有机融入全面深化改革之中，推动政治系统内各主体充分发挥功能并协调彼此之间的有机衔接和平衡，全面推动国家机关政治生态的重塑。 第三，以党风正、政风清促民风淳，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社会政治生态是人们从政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类似；正气弘扬、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社会生态才是人民期望和适合从政的社会环境。崇廉尚廉、遵纪守法、诚信做人，既是人们做人行事的操守准则，也是需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予以营造的文化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都是通过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效应，以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引领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小气候带动大气候，以小生态优化大生态，全方位地净化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坏了，人心也就散了。社会风气搞好了，精神力量会转化为物质力量，文化“软实力”会提高发展的竞争力，全国上下才能拧成一股绳，改革发展各项事业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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