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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出清还是非出清的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它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争论不休的焦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坚持瓦尔拉斯的均衡论和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而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市场无法自动出清，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下面笔者分别考察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在市场非出清问题上的理论模型，作为认识我国经济周期症结的借鉴。
一、凯恩斯的“刚性工资模型”
1929年起发生的西方世界经济大危机，使1931年至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3，失业率超过了20%。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体系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此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很高而同时出现了大量非自愿性失业。这意味着市场出清理论的破产。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市场出清问题作了探索，提出了“非自愿性失业”的概念，认为名义工资刚性是市场非出清的根源。
图—Ⅰ
名义工资刚性的作用可由上图—Ⅰ来说明。图中短期总供给曲线SS，两条需求DD[，0]和DD[，1]都是负斜率，由于危机时期厂商和消费者都很悲观，DD[，0]向DD[，1]移动，经济势况由E[，0]滑向A点，A为DD[，1]与SS[，0]的新交点。图中说明这几种经济走势：
第一、这是由于厂商的实际固定投资下降的结果。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对30年代经济危机中货币、产量、失业、价格和工资等变量的研究[①]，就1982年的价格计算，1929年到1933年间实际固定投资从1284亿美元下降到335亿美元，下降74%；虽然1939年比1929年的货币供给增加了48%，但1939年实际固定投资只达到821亿美元，比1929年还低36%。
第二、这是“货币虚弱”现象所造成的结果。由于厂商和消费者极其悲观，货币供给增加和利息率的降低并不能刺激自愿消费和计划投资的增加。就如IS—LM模型所揭示的那样，名义货币供给的任何变化都只能使LM曲线沿着垂直的IS曲线上下移动，实际GNP并不受影响。同样，任何价格水平的降低也只能提高实际货币的供给而不会影响实际GNP。所以，“货币虚弱”的结果说明，通过改变货币供给和通过降低价格水平的措施来提高产量的方法不可能，实际GNP仍然低于名义GNP，实际失业率仍然高于自然失业率。
第三、这是“流动性陷阱”所导致的结果。凯恩斯认为，由于厂商的预期非常悲观，不愿意购买债券，因为他们害怕过高的债券价格以后会下跌。这种黯淡心理致使债券价格难以提高和利息率难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实际货币供给便不能使LM曲线下移，而是呈水平状态，货币刺激和通货紧缩政策同样都将失败。这样，实际GNP就会停滞不前。
凯恩斯还认为，“货币虚弱”和通货紧缩失效的现象会同时产生，由此而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信条，即迷信通货紧缩的万能，认为通货紧缩可以治疗周期性经济衰退或危机。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实际GNP与自然GNP吻合时，价格水平就可持续下降。但是，如图中所示，如果名义工资有完全刚性，名义工资率不容易下降（不会象左图那样从W[，0]／P[，2]降到W[，0]／P[，0]），那么供给曲线就固定在SS[，0]上面，使经济恢复到Q[N]和通货紧缩的努力便会宣告无效（不会象右图中那样从A点移到E[，1]点）。所以，凯恩斯的观点是，Q[N]水平的经济运行相应要求N[，0]的就业水平；若要厂商雇佣N[，0]工人数量，其实际工资率应保持在W[，0]／P[，0]均衡水平上。当经济萧条来临时，由于总需求的减少，经济降到右图A点的水平，在左图中A点就是就业水平N[，2]和实际工资W[，0]／P[，2]交点，比均衡的实际工资W[，0]／P[，0]更高，这时就会有趋向均衡的压力，使工人的工资和就业量增加；否则小于N[，0]的就业量，即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成为凯恩斯型市场非出清的原因。
二、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
196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作为主持人的发言报告中提出了他的“愚弄模型”（Fooling Model），其主要特征是信息的不完善和市场出清的有条件性。弗理德曼认为，如果厂商和工人都不会离开劳动需求和供给曲线，这种模型常被叫做“古典的均衡”或“市场出清”的模型；否则，如果工人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准确地察觉到当前的价格水平，陷入所谓的“愚弄模型”，经济周期将要发生。
如图Ⅱ所示，左图仍然是劳动供给和需求曲线，右图是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
图Ⅱ
弗里德曼对劳动需求曲线的处理同凯恩斯相似，他也假设劳动需求曲线（N[d]）取决于准确的实际工资（W／P），因此也出现了实际工资的周期运动。但是弗里德曼对工资的解释加上了新的因素，即劳动供给曲线取决于“预期”的实际工资，它等于名义工资和工人预期价格水平（P[e]）的商（W／P[e]）。
根据图示，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右图中总需求曲线DD[，0]向DD[，1]移动，经济的均衡点从E[，0]移到C，实际GNP从Q[，N]提高到Q[，1]，价格水平随着由P[，0]升到P[，1]；与此相适应，左图中，由于价格水平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就业工人就从N[，0]增到N[，1]。然而，只有厂商知道价格水平提高了，工人却不知道，后者认为目前价格仍是预期的P[e][，0]，因此，如果厂商把名义工资从W[，0]／P[，e]提高到W[，1]／P[e]0，也就可以使工人继续增加劳动供给到D。当工人察觉到被欺骗后，那么会怎样呢？工人会要求更高的预期水平，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促使实际工资保持原来的水平，供给曲线推向左上方，产量由Q[，1]到Q[，N]，偏离自然实际GNP又回到原来水平，即E[，1]点，这时错误的预期被修正，工人获得准确的预期，因此形成图中QQ直线，也被称为“自然率模型”。
弗里德曼的“愚弄模型”较之凯恩斯的“工资刚性”模型有进步，他并不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物价轮番上涨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相反，由于工人所处的被动地位，由于工人受到错误信息的愚弄，其实际工资的提高总是处于滞后地步，从错误预期到准确预期之间工人要蒙受巨大的收入损失，反之，厂商由于“信息优势”，一直注视着价格水平的变化，因而可以在工资决定上占便宜。所以，弗里德曼学说的自由主义倾向，对工人的经济地位要稍稍偏袒些。
但是，弗里德曼模型从假设到实际意义都显得有些勉为其难，因而备受责难。弗里德曼模型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工人及其家庭成员不可能对价格水平上涨不会察觉。日常消费品价格一提高，工人最多一星期就可发现，不可能“滞后”很长。第二、如果工人在极短时间内发现总价格水平变化，就会迅速改变其错误的预期，这种短期行为显然不足以证明长期性总产量的变化，更难以说明经济周期变动的原因。第三、如果实际GNP很高，总是伴随着总价格水平的提高，工人找到工作的机会也会增多，这就难以解释市场非出清的现实了。
总之，这三个疑问动摇了弗里德曼关于工人蒙受欺骗的假设。假如工人不易受骗，那么每一次价格水平的上升就将引起工人要求相应提高名义工资，而实际工资没有变化，产量和失业率也保持不变，这就难以说明产量和就业周期的产生。因此，弗里德曼以此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是靠不住的。
三、卢卡斯的“合理预期”假定
尽管弗里德曼模型有很多缺陷，但它还是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尤其是信息不充分引起预期的说法，对罗伯特·E·卢卡斯颇有启发。卢卡斯改进了预期价格的方法，从而弥补了弗里德曼模型的一大缺陷。卢卡斯属于新古典学派，其模型包含三个基本前提：市场出清、信息不充分和合理预期，他的学说又被称为合理预期理论。
卢卡斯认为，弗里德曼把工人看作总是被愚弄是不合理的。过去的历史资料或经济现实都已显示，就业的增加总伴随着实际工资下降到预期的实际工资之下，于是工人就会拒绝这种就业机会以保持更高的工资，除非实际工资上升到高于W[，0]／P[，0]，否则工人不会周期地犯错误而增加劳动供给。卢卡斯的模型如下：
图Ⅲ
图Ⅳ
与弗里德曼模型不同，卢卡斯在SS[，0]（P[e][，0]）（表明SS曲线随工人的预期价格水平变化而变化）之上作了一个更高的SS[，1]（P[e][，1]）（表明更高的预期价格水平推动SS曲线上升），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表示：
Q＝Q[N]+h（P—P[e]）说明实际GNP（Q）等于自然实际GNP（Q[N]）加上参数h乘以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之差的积。例如，若P＝1.1，P[e]＝1.0，Q[N]＝4000，h＝2000，则可算出Q＝4200。由于上述等式综合了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设想，故又称为“弗里德曼——卢卡斯供给函数”。
从卢卡斯的合理预期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货币虚弱，或称为政策主张失效（Policy Ineffectivenes Proposition，缩写为PIP）。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卢卡斯于1970年提出这个反潮流的观点，说明合理预期将抵消货币的作用，这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卢卡斯关于PIP的理解是这样：只有当P变动而P[，e]不作相应变动时，联储（中央银行）增加货币的刺激措施才能使实际GNP增加，达到所谓的“货币权威”，否则，经济产量不会改变，即是“货币虚弱”。如上图—Ⅳ：货币刺激（M[S][，0]→M[S][，1]）使总需求曲线从DD[，0]移到DD[，1]，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刺激政策可以预期，总供给曲线也将上升，经济从E[，0]移到E[，1]，但产量Q仍处于Q[N]直线，表明政府的措施对实际GNP不能产生作用。
尽管卢卡斯的“合理预期”及PIP在70年代末引起了一场革命，导致了当时宏观经济学的激烈争论，但它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问题不在于居民能否合理预期，而在于市场出清和信息不充分这两个假定。来自批评方面的指责说，工人很容易获得总价格的信息（现代新闻媒介如报纸、电视、广播、电脑网络提供了这种可能），既然如此，厂商和工人为什么还要采取偏离均衡的行动呢？否则又该怎样来说明经济周期的存在呢？新古典学派回答不了这些批评和挑战。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固定合同”模型
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曾都为凯恩斯的模型所困惑，即前面图—Ⅰ中所指出的，由于总需求的降低而使经济从E[，0]移到A，工人的劳动供给曲线也随之下移。由此而产生一个问题，工人为什么愿意提供比劳动供给曲线所显示的更多或更少的劳动投入呢？70年代以后崛起的新凯恩斯主义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即长期劳动合同使名义工资固定化的说法。
例如耶鲁撒冷的哈布鲁大学帕廷金教授最早对凯恩斯模型的难点提出解决方案。帕廷金的模型可由下图—Ⅴ来表示：
图—Ⅴ
帕廷金模型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模型中的劳动需求曲线并不一致，前者是厂商在每一实际工资水平上“自愿”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为名义劳动需求曲线。当总需求减少，DD[，0]移向DD[，1]时，假定这时工资率不变，原材料成本不变，因而价格水平不变，实际工资率便固定在W[，0]／P[，0]的水平。但由于总需求减少，厂商不能保持产量的固定，只能把就业水平降低到N[，2]，形成下移的劳动需求曲线，相交于K点。从T到S至N[，2]这两条线段组成，“有效”的劳动需求曲线，从T到S“有效”劳动需求与“名义”的劳动需求曲线重合，而S至N[，2]垂直线则构成一个“竖墙”，阻止厂商增加愿望的销售，在实际工资为W[，0]／P[，0]时，厂商在E[，0]经济水平可相应雇佣N[，0]的工人数量，但他们却不能销售工人数量为N[，0]时的产品规模，其原因不在于工资过高，而在于总需求曲线的收缩，因此而产生产品的供给过剩，也就是帕廷金式的市场非出清模型的结果。
帕廷金的市场非出清模型得到新凯恩斯主义阵营的赞同，来自加州大学的罗伯特·克洛沃、罗彻斯特大学的罗伯特·J·保罗和布朗大学的赫·埃·格罗斯曼都给予首肯。帕廷金的市场非出清模型与以往市场非出清模型的重大区别是：第一、其假定前提是工资、价格合同的契约化。在美国20%以上的工人是通过工会签订劳动合同，行业分布上有汽车、电器、橡胶、钢铁、建筑、航空、铁路、卡车运输等主要的制造业。工会与企业主签订雇佣合同时经常要包括“生活成本协定”，以保证工人能维持其实际工资。劳动合同往往一签就是3年，若3年间通货膨胀10%，再加增薪3%，那末3年后再签合同则要自动使名义工资上升13%，这就使美国的工资具有较大的刚性，不易随着需求及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日本则不同，日本工人的工资合同一般为1年，那么当年的工资协议就决定当年的工资变动及劳动力供给，其名义工资率可及时地反映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然而，在美国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工资“协议期”，3年工资合同就使一个行业“协议期”与其余行业的“协议期”按不同年份相重叠，这样，名义工资率的调整相对滞后和不统一，难以与总需求的变动相吻合，就为市场的非出清留下契机。第二、其模型的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存在着溢出效应，劳动力市场非出清导致商品市场的非出清。长期劳动合同引起名义工资的固定化，有些原材料的供求双方也存在着契约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投入方面缺乏应有的灵活性，结果，厂商不能销售他们所愿望销售的产品规模，劳动市场的供给过剩导致商品市场的供给过剩。第三、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这类模型中，合理预期并不起很大的作用。由于工资和价格的长期契约存在，名义工资率变动的缓慢，这可能使经济衰退时距延长，最终降低工资率到W[，0]以下，把价格水平降到P[，0]以下，如图—Ⅴ右图所示，允许SS直线把DD[，1]从K推向E[，1]，在这一点上产出量与原本的E[，0]相等。经济的这种周期波动，工人能否合理预期都对其行为调整不起作用，只有政府的政策才有所影响；即使有所预期，也得等待3年合同期满才有所作为。第四、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市场非出清模型中，政府干预倾向十分明显。总需求曲线（DD）的任何变化都将引起产量和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变化，直到所有的工资合同被重新商定。因此，如果产出太低，可以通过政府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来提高名义货币的供给（M[S][，0]），从而达到增加产出的目的。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通货紧缩失效的观点不再存在，并且DD曲线也被假定为有一个正常的负斜率，可以通过政府的刺激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和提高实际GNP。
最后，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也不完美，其政策主张也没有被普遍接受。它把长期劳动合同看得过于重要，也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真正原因。在早年，工会组织并没有推广，但经济周期照样发生了。在现今，有些行业工人并没有联合起来，但生产过剩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过来说，在一些工会力量很弱的行业，那里的名义工资率照样很固定，有些行业一旦发生经济衰退，厂商就可能破坏与工会达成的协议条款，解雇工人或降低底薪。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偏颇，实践上也不公允，具有明显的阶级偏见。
五、“市场非出清”模型的几点启示
关于市场非出清问题，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和帕廷金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虽然他们所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但对于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1、必须建立合理的市场运行信号系统
凯恩斯、弗里德曼、卢卡斯和帕廷金分别以“名义工资刚性”、“愚弄信息”、“合理预期”和“长期劳动合同”作为市场非出清的前提，受到西方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时，不仅应考察各个模型理论成果与政策选择，同时应严格考察其模型的先行条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运行信号的选择显然不能照搬上述模型的假定前提，而应该对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加以深入而审慎地考察，从而发现市场非出清的典型和有代表性的信号指标系统。
2、“市场非出清”是市场经济自身所因有的缺陷。中国17年的市场取向改革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进行，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交错纠缠，使得市场非出清的原因与信号更加复杂。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各个经济周期的诱因、方式、进程及结果都不尽相同。有些人把市场非出清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市场的不发育、不健全、不规范，这种从市场到市场的分析思路显然与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非出清的实证分析相一致。然而，中国市场经济的缺陷仅靠实证分析是不够的。譬如，多次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市场交易的不规范，虽然这种不规范行为也能够导致一定程度的物价过快上涨，但这只是一种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是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各项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给货币的过度供给留下巨大空间，使通货膨胀的龙头一直难以套住。
3、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非出清的原因与表现时，把就业、工资、收入作为一方，把经济运行、实际GNP、价格水平作为另一方，由此而构筑经济模型，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这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中国市场经济问题均可以集中归纳为就业收入和物价及经济增长的序列问题。目前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已就效率与公平的理解达成了共识，但在就业与物价稳定的位置排列上，还存在明显的分歧。笔者认为，通货膨胀固然是改革与发展的大敌，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将反通货膨胀放在第一位；在一般通货膨胀时期，可通过收入指数化、存款指数化来抵消其负影响，但应把就业与收入作为宏观政策干预的重点。就业与收入问题的解决，就是中国最基本问题的解决。目前最令人焦虑的农业问题、国有企业搞活问题，深究起来无非也是就业与收入问题。当然，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没有形成，就业机制僵化、收入非市场化还十分严重，解决的途径不能象西方那样仅从实际GNP的增长着手（因为那仅是解决经济周期引起的萧条性失业），而应该同时考虑解决由于政策性原因所引起的结构性失业、由于制度性原因所引起的隐蔽性失业，这三种失业所寻求解决的途径分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体制变革。因此，以就业与收入问题为切入点，建立本国市场非出清的研究模型，将是一项复杂而富有意义的任务。可以预见，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加快，就业与收入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首要关注问题。
注释：
[①]参见James Tobin主编的《Macroeconomics,Prices,an Quantities》，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Table 1,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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